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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坚草书代表作《诸上座帖》

司马光在洛阳修建的私家园林“独乐园”，亦是他编纂史学巨著《资治通鉴》之地。

《苏轼留带图》，取材于苏轼与佛印以玉带相互调侃的轶事，苏轼性喜戏谑，图中左侧身着白袍、头戴黑帽、端坐于椅上的文人形象，即为苏轼本人。

人与人相处交流，玩笑戏谑在所难免。可玩笑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宋朝时期，社会环境相对清明，文化风气亦显开放，这无疑为人们日常的调侃戏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那时候的谦谦君子们，是经常互相戏谑、彼此调侃的。

古人云：“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彼时文人的谑浪笑傲，也许能为如今的我们，带来关于玩笑边界的些许启发。

文人雅谑

宋代的士子阶层，绝大多数都富有幽默细胞。其中的代表人物如苏东坡，开起玩笑来常常不拘小节，不过也有人认为，苏轼其实挺讲原则，他虽然开遍了所有人的玩笑，“独于司马温公不敢有所重轻”，意思是说唯独不敢调侃司马光。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关于他“不敢调侃司马光”的记述出自《铁围山丛谈》，可该书紧接着就揭了底，苏轼转眼就在背地里给司马光起了外号——“司马牛”。不仅如此，苏轼还曾当面奚落过司马光。后人编集苏东坡趣闻轶事的《调谑编》中记载，某次两人议事时意见偶有不合，东坡便当面送了他一个“鳖厮踢”（意即乱蹬腿的乌龟）的绰号。无论是“司马牛”还是“鳖厮踢”，这两个外号本质上都是在吐槽司马光为人过于固执、脾气太轴。

不止于此，苏轼还曾撺掇司马光的仆人去故意戏弄自家主人。明代张岱《夜航船》里写道，司马光身边曾有一个跟随了他整整三十年的忠仆，多年来一直谨守旧习，称呼司马光为“君实秀才”（司马光字君实）。苏轼不知用了什么法子“教坏”了这位老仆，某日苏轼前去拜访司马光，结果到了隔天，这位仆人竟无比恭敬地改口，称司马光为“大参相公”（即宰相大人）。

史料记载中的司马光“忠厚正直，出于天性，终始一节”，他平日里的言行忠直严谨，外界有很多人拿他打趣，他大多默然置之、不予计较。众所周知，司马光主持编纂了名垂千古的《资治通鉴》，在他的编纂团队中，有一位举足轻重的“副主编”，那便是著名学者刘攽。

《宋史》曾高度评价刘攽：“攽所著书百卷，尤邃史学。”然而，这样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却被他的挚友王安石打趣评价为“一分文也不值”。王安石其实是将“攽”字拆解开来（拆为“分”与“文”），故意戏弄刘攽。但刘攽又是何许人也，岂能吃这哑巴亏？宋代学者王铚记述说，刘攽专门给王安石回了一首诗，其中的前两句写道：“失女便成宕，无宀真是妬（dù）。”

刘攽这分明是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说假如将王安石名字里的“安”字去掉“女”字，再与“石”拼合，便成了行事放荡的“宕”；若去掉宝盖头（宀），剩余的“女”字与“石”拼接，就成了嫉妒之“妬”。总而言之，要么是举止荒诞放宕，要么是生性褊狭嫉妒，反正都不是什么好词儿。

朋友之间开玩笑本就无可厚非，调侃到这个程度，倒也可以一笑置之。但怕就怕在，凡事皆有一个“度”，而东坡时代的文人们，却常常忽略了这层界限。据《事文类聚》记载，当时有个叫顾子敦的人，身材魁梧肥胖。或许是宋人普遍尚瘦的缘故，顾子敦便频频沦为朋友们戏弄的对象。黄庭坚就总喜欢趁他熟睡时，在其胸腹间挥毫写字。顾子敦不堪其扰，最后索性趴着休息，没想到黄庭坚“技高一筹”，竟又在他宽大坚实的后背上题起诗来。

等到回家后，还是顾子敦的妻子发现了丈夫背上的墨迹。顾子敦脱下衣服使劲瞧，这才发现背上写的竟是一首送别诗。顾子敦只有在转身与黄庭坚真正离别之后，才能读到这首“送别诗”，这倒也称得上是黄庭坚另类的“巧思”，或者说表达真挚情感的一种独特方式吧。

戏语伤人

然而，黄庭坚的老师苏轼开起顾子敦的玩笑来，就显得有点“外貌羞辱”的意味了。和黄庭坚一样，苏轼同样是趁着顾子敦睡着时搞小动作。他在体态肥胖的顾子敦身旁，故意大书四字：“顾屠肉案”。

古人常将东坡的调侃称为“雅谑”，如果说这种程度的嬉笑打闹尚能让人一笑置之，那么当两位好友依依惜别时，一方好心求诗留念，另一方却借机讽刺挖苦，可就实在让人笑不出来了。

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名叫吴处厚的诗人。在他本人撰写的《青箱杂记》里提到，某次他与好友王安国即将道别时，王安国主动向他求取赠诗。吴处厚落笔挥毫，写下了这样两句：“只知外貌乏粉泽，谁料满腹填珠玑。”这两句诗乍看之下像是欲扬先抑，是为了夸赞王安国满腹经纶、才华横溢。但据笔记记载，王安国本就“貌陋黑肥”，吴处厚此举无异于“当着矬人说矮话”，不免让人难堪。因此笔记中也明确记载：“安国由此不悦。”

这位王安国乃是王安石的弟弟，可他也曾用极其刻薄的语言讽刺过自己的哥哥。有一次，王安石的儿子突发重病，焦急万分的王安石病急乱投医，竟靠焚烧纸钱来祈福求神。王安国听说此事后，不仅没有关心侄子的病情，反而冷嘲热讽道：“天曹也行仓法。”——彼时王安石刚刚推行新法，以此提高基层胥吏的待遇。王安国这是在借题发挥，肆意嘲讽王安石自大狂妄，竟想向天庭推行新法、给上天的神仙发工资。

以上故事出自《孙公谈圃》，书名中的“孙公”，是和王安石同时期的人物。可见，王安石在朝中推行变法，招致了无数人的攻击与嘲讽。譬如前文提到的刘攽，他那首拆字回击诗还有后半段，而这两句则涉及人身攻击：“下交乱真如，上交误当宁。”

这两句诗同样需要结合拆字的逻辑去剖析。“下交”与“上交”，指的是将“安”与“石”两个字的下半部或上半部分进行重新组合。“安”与“石”的下半部分分别是“女”与“口”，这两个偏旁组合起来便是“如”字；而“安”字的上半部分是宝盖头“宀”，“石”字的前两笔形态酷似“丁”，这两个偏旁重新组合便构成了“宁”字。

如果撇开拆字的巧思，直接将这两句诗进行直译，尤其是结合当时王安石正在倾力主持变法的背景——刘攽的言辞甚至已经显得有些恶毒了。这两句诗的字面含义大概是说：你王安石与下属结党营私，扰乱了清明纯正的朝政秩序；而你与皇帝交好往来，则误导了当今圣上与朝廷的最高决策。

据说，刘攽与王安石原本是情谊最深厚的老朋友，正因为这首诗，“荆公大叹，而心衔之”，王安石从此对刘攽心生怨恨。这也难怪《宋史》对刘攽评价道：“数用以招怨悔，终不能改。”（多次因语言戏谑而招致别人的怨恨，自己也随之悔憾，却始终改不掉这个坏习惯。）

文人笔记中评价刘攽“滑稽辨捷，为近世之冠”，经他毒舌讽刺过的人简直不计其数，至于他与东坡孰强孰弱，在不同的记载中，两人互有胜负。但若论“利用毒舌伤人”所造成的后果与影响，东坡先生似乎“更胜一筹”。

微言酿祸

司马光去世时，朝廷任命程颐主持丧事。南宋朱熹编纂的、记录程颢和程颐言行的《二程外书》记载，苏轼为此特意四处打量，发现程颐在礼仪安排上极其严苛、毫无疏漏，便故意跑去问程颐：“我苏轼听说，只有父母刚去世而尚未安葬的人，才会如此认真地研读丧礼。如今令尊大人身体康健，你为何如此精通葬礼细节呢？”

司马光生前曾高度评价程颐是“言必忠信，动遵礼义”。面对苏轼这种近乎挑衅的戏谑，程颐同样和司马光当年一样，选择一言不发，隐忍不回应。不过程颐似乎真的缺乏处理丧事的实际经验，据《寓简》卷十，他完全凭着自己对古礼的理解来安排入殓环节，最后竟将司马光遗体捆束包裹得一如文书的封角。苏轼看后再次出言讽刺道：“此岂信物一角附上阎罗大王耶？”（这难不成是一封封角信封，准备寄给阎罗王吗？）

诚然，程颐难免泥古不化，性格也确实不太好相处（如史载“伊川严重，人不敢近也”）。但东坡这样不分场合、不分情境、近乎无理取闹般的挑刺式调侃，坦率地说，实在有些做得过分了。以至于当时有的朝廷臣僚将苏轼斥为轻薄之徒，并在奏折中严厉批评其“量狭识暗，喜怒任情”。

其实东坡绝非气量狭小之辈，他曾坦言自己有个毛病是“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所以他“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可正是这份从不设防的赤诚与无所顾忌，反而害了他。要知道，东坡与程颐之间本身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怨，无非是口舌之争，时任侍御史的王觌（dí）就曾指出：“苏轼、程颐向缘小恶，浸结仇怨。于是颐、轼素相亲善之人，亦为之更相诋讦，以求胜，势若决不两立者。”

而让两人矛盾彻底公开化的事件，也颇让人啼笑皆非。后来有一次的国忌日，百官到相国寺行礼。程颐以“居丧不饮酒食肉”为由，要求大家吃素。照理说这个要求其实不算过分，可苏轼偏偏公开质疑他：“你程正叔又不好佛，吃哪门子素？”言毕，他又大声喊了一句玩笑话：“为刘氏者左袒。”

东坡的这句话出自《史记》，汉朝初年，刘邦死后吕后曾一度把持朝政，等吕后也去世，周勃夺取北军，号召群臣站队时给出的口号便是：“为吕氏右襢，为刘氏左襢。”东坡之举，无非是拿这个著名典故当一句起哄的戏语，号召大家当场选边：到底选择吃肉还是吃素。自然，他的学生们纷纷选择吃肉，而这些人恰恰也是后来“蜀党”的骨干成员。

如果说刘攽与王安石的玩笑，只是造成了双方不和，那么谁又能想到，东坡与程颐两位大儒之间，起初仅仅是因为口舌争锋，竟在推波助澜之下，最终演变成了“蜀党”与“洛党”的党争。

古人常说：“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在传统观念里，日常的调侃与玩笑自然属于“小节”的范畴，在小节上偶尔有些出入与过火，是可以被理解和原谅的。然而，玩笑与幽默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到了何种程度就会从“小节”演变为关乎人格的“大节”？这是任何一个时代都应当被严肃思考的议题。

昔日的苏东坡、刘攽与王安石们，已经用切身的关系破裂乃至政治悲剧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站在这面历史的镜子面前，今天的我们在与人相处、开口戏谑之时，无疑也应当进行深刻而严肃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