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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武进路 图源：虹口区档案馆

上世纪30年代武进路地图 图源：虹口区档案馆

武进路东起九龙路、西至河南北路，全长约1000米。

这条不长的百年马路，每一处街角都藏着独特的岁月叙事：扆虹园、唐宅、公益坊、三民照相馆、沈家湾救火会……一众老建筑镌刻着沪上百年风云。

前不久，鲁迅文学奖在沪颁奖。加之位于武进路455号的上海文学馆建成开放，让武进路再度备受关注。

据史料记载，1893年后，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租界最北端边缘外侧开辟一处东西走向的靶子场，作为上海万国商团与巡捕的专业训练靶场，同时供万国赛枪会的外籍侨民使用，靶场北侧筑有土制靶山。久而久之，上海人以洋泾浜英语将其俗称为“老虎山”。

因靶子场地处市区核心，存在极大安全隐患。1895年，工部局正式向上海道台提请征地，计划在远离市区的区域新建靶子场与公园。获批后，工部局购置宝山县土地500亩，重建靶子场与配套公园，后世称之为虹口公园，即今鲁迅公园。

1900年前后，废弃的旧靶场靶道被平整改建为马路，定名靶子路，上海市民多称其为老靶子路。1943年，老靶子路正式更名为武进路，这条路的人文与红色传奇，自此正式续写新篇。

创造社与“上海珈琲店”

1927年8月，为躲避当局审查与暗探盯梢，新文化核心团体创造社将出版部从宝山路三德里迁至北四川路、老靶子路，设立门市发行部，并于门市部楼上开设别具一格的“上海珈琲店”。创造社核心成员郭沫若、田汉、郁达夫、成仿吾等均有留日经历，沿用日语中咖啡的传统写法“珈琲”，由此定名。1928年7月，《新闻报》《申报》均刊登过“上海珈琲”的商业广告，足见其当时的知名度。

上海珈琲店内为方正通透的大空间，陈设简约雅致、桌椅规整。店铺主营咖啡与酒类饮品，若食客需要正餐，店员可代为接洽周边菜馆送餐。店内聘用的女招待脚穿西式皮鞋，留着当时新潮的刘海发型，风貌新颖。凭借精致新潮的装修格调、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之周边影剧院林立，上海珈琲店开业后迅速走红，成为沪上文艺青年的聚集地。店外装设的霓虹灯招牌，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上海商铺中实属罕见，堪称引领沪上新风尚。田汉、张若谷、张资平等创造社文人常在此相聚，鲁迅也曾撰文《革命咖啡店》，对这种场景发表过评论。

1928年1月15日，创造社核心刊物《文化批判》正式创刊。成仿吾在创刊号中明确提出，刊物的使命是“从事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的批判”。这一进步的思想主张引发当局严密的出版审查，刊物屡遭打压，最终被迫停刊。

1929年2月5日，《申报》刊登《大学教员与女招待冲突》一文，事件发生地正是上海珈琲店。此次纠纷引发沪上多家报纸的负面报道，店铺口碑受损，经营受挫，不久后便宣告歇业。

水沫书店的文人雅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武进路所属的四川北路片区，是上海现代文学的核心阵地，文风鼎盛，文人云集。彼时，武进路、北四川路一带，长衫文士与西装学者往来不绝，鲁迅、郭沫若、沈雁冰、丁玲、巴金、施蛰存等一众名家在此办刊出书，聚而论道。鲁迅旅居上海的最后十年，时常到访武进路旁的水沫书店、天马书店。

1928年，刘呐鸥、施蛰存、戴望舒于北四川路东宝兴路口创办第一线书店。1929年，由刘呐鸥出资，戴望舒任经理，施蛰存主持编辑工作，众人租赁北四川路海宁路路口的公益坊16号二楼，创办新式文艺书店——水沫书店。书店深藏市井弄堂，仅悬挂小型门牌，位置隐蔽，鲜少有人知晓。

书店创办后，迅速成为上海左翼文艺的重要据点，吸引了大批进步作家会聚于此。鲁迅常莅临书店，与左翼文人交流研讨，还亲自推荐柔石的小说交由水沫书店出版。此后，书店诚挚邀请鲁迅主编一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鲁迅虽婉拒主编一职，却全程亲自策划，拟定12种丛书书目，并主动承担其中4部著作的翻译工作。后因时局动荡，丛书未能全部出齐，但由鲁迅翻译、冯雪峰协助校勘的《文艺与批评》，顺利由水沫书店刊行传世。

水沫书店深耕新兴文艺出版，推出了大量经典作品，包括施蛰存的《追》《上元灯》、戴望舒的《我底记忆》、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等，为现代都市文学与左翼文艺发展注入鲜活力量。施蛰存晚年曾写道：“在1929和1930两年间，我们的出版事业办得很热闹，因而也结识了许多前辈或同辈作家。当时常到我们店里来闲谈和联系稿件的有徐霞村、钱君匋、谢旦如等等，胡也频和丁玲也来过。最常来的是冯雪峰。”

1931年，在当局的政治高压与文艺查禁之下，加之出资人刘呐鸥经济状况恶化、无力持续注资，水沫书店资金链断裂，无奈宣告停业。虽存续仅有数年，水沫书店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20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蓬勃兴起的重要见证。

“劳工万岁”响彻会场

武进路不仅承载着沪上文艺风华，更镌刻着上海工人运动的红色印记。这里见证了上海工人阶级首次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壮阔场景。

1920年4月18日，陈独秀牵头联合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上海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药业友谊联合会七大上海工界团体，在中华工业协会事务所召开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大会筹备会议。4月26日，七团体再度会商敲定，于5月1日下午在上海公共体育场（又称西门体育场）举办“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团体广泛散发传单，通告各界，号召除电灯、电车、自来水、电话、电报等城市公共事业外，各业工人停工一日，并通电全国呼应。

此次工人纪念活动引发当局忌惮，4月底，官方接连发布严禁工人集会游行的布告，将西门体育场全域划为戒严区域，层层设防、严加管控。

5月1日中午，工友不畏禁令，从四面八方奔赴会场。因遭军警持续干涉、层层阻挠，大会组织者被迫数次更换场地，先后转战精武会体育场、青年会体育场等多处地点，均被强行禁阻。最终，众人辗转至老靶子路（今武进路）一处空旷荒地，以小推车搭建临时讲坛，如期召开纪念大会。

当日下午3时，大会正式启幕，数百名工人齐聚现场，高举“劳工神圣”“互助万岁”等旗帜，高声呐喊口号，齐唱劳动歌曲，现场氛围热烈高涨。

救火会里的外国面孔

20世纪初，武进路口设立虹口救火会，俗称沈家湾救火会。1917年，此处建成三层砖木结构建筑，楼顶架设36米高瞭望塔，可俯瞰辖区全境，院内配套建有专业训练场。

1927年初春，一名年轻的新西兰人踏上老靶子路。他便是日后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工合运动核心发起人、毕生助力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路易·艾黎。经面试录用，他入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火政处，前往老靶子路吴淞路口的虹口救火会报到，这也是他在中国的第一个职业。

路易·艾黎在回忆录中写道：“上尉与我谈了一会儿，让我到外面的小房间里等着，我听见这位处长在副处长的办公室里谈论我的去向。”副处长评价：“我相信这个人很有用处，我们应该高兴地接受他。”处长虽随口嘟囔一句“年轻的愣小子”，最终还是应允录用。随后副处长通知他：“今天下午，你就到虹口救火会向队长报到，领取装备，明日正式上岗。”自此，路易·艾黎正式入职虹口救火会。

彼时的虹口救火会，全权负责上海公共租界北区全域消防事务。入职后，路易·艾黎担任救火会小队长，每日午后巡查辖区工厂消防安全，夜间值守，出警救火。他曾回忆，入职首个夜班便遭遇5起火警，1起发生在闸北，4起位于租界。他曾感慨：“我刚脱下衣服，跨入浴缸，另一起火警的钟声又响起。我心想：天哪，要是永远这样，可真够呛！”任职期间，他主要负责2号救火车，随车配有10名消防人员。因履职尽责，表现突出，入职约10个月后，路易·艾黎晋升为工部局火政处队长级督察。

在沪供职的十余年间，路易·艾黎深入市井街巷，真切体察底层百姓与产业工人的苦难境遇，坚定了扎根中国、帮扶民众的信念。在此期间，他结识宋庆龄等进步人士，研读《资本论》等进步著作，暗中参与掩护中共地下党员的革命工作。此后，他加入上海首个国际性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正式与中国共产党建立紧密联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路易·艾黎辞去火政处职务，与埃德加·斯诺、佩格·斯诺等中外友人共同发起工合运动。他倾尽全力助力中国发展，始终坚守初心，无私奉献，深受中国人民的爱戴与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