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永明：手抄本塑造了我最早的现代诗歌品位
翟永明，著名诗人
中华读书报：您在《少年杂读记》中回忆，小学三年级转学到红庙子街小学后，接管了父母的两张图书馆借书证，从此开始看“字书”。能回忆下童年阅读吗？
翟永明：小学三年级，我们家搬到了北京鼓楼北三街，离红庙子小学仅一条街。街口就是西城区图书馆。我的命运与那座图书馆大有渊源。当时，我父母分别各有一张图书馆借书证，但他们无暇借书。两张借书证就被我接管了。记得第一次迈进图书馆大门，就被它别有洞天的清雅震住了：那是一个小小的四合院，红漆木柱，网格窗棂。一个高高的条案，横在门侧，图书管理员高高坐在上头。两侧有一橱柜，有许多抽屉，里面都是卡片，分门别类地列着图书馆的所有书目。那时，我识字不多，一二年级都是看连环画，从西城区图书馆始，我开始看“字书”了。
西城区图书馆设有少儿阅读部。当然，我那时看的“字书”，也仅限于少儿：“童话”和“民间故事”。我那时阅读很快，以一天两本的速度，很快就把“童话”书目里的书借完了，然后开始读“民间故事”。原来中国56个民族，几乎都有各自的民间故事。混沌开天地的传说，每个民族都有；虽然大同小异，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史诗和仪式，还有神通广大的祖先。到小学四年级，我就开始读古典小说了。不求甚解，只求认识更多的生字。
中华读书报：在《旧酷年华》中，您提到“把我拖下水的第一本武侠书，是《三侠五义》”，比起后来金庸、古龙的“新武侠”，“那可是原汁原味啊”——您理解的“原汁原味”是什么？
翟永明：《三侠五义》是我读的第一本武侠书，之后便是《小五义》《续小五义》，还有《施公案》《彭公案》等公案小说。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包公案》，这是明代人根据元杂剧等民间包公故事整理的短篇小说集，每篇，独写一则包公断案的故事。包公故事也因《三侠五义》而再次被广为流传。我理解的“原汁原味”是从明清小说中延续下来的正宗的武侠小说模式。金庸、古龙的“新武侠”也许是从还珠楼主一脉承传下来的、带有今天的奇幻特点的武侠小说。二者我都喜欢，但不太一样。
中华读书报：在“文革”期间，图书馆关闭，“封资修”书籍被烧，但您对文字求知若渴，甚至连母亲的西医教科书《妇科大全》也读了一遍又一遍。极度匮乏中的阅读与今天信息过剩时代的阅读，在您看来，分别塑造了怎样不同的阅读者？
翟永明：我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极度匮乏中的阅读，不管旧书烂书，能抓到手上的，就是好书。不拘什么小说、话本、评书、弹词、剧本，只要能拿到，我都会从头读到尾，养成了读杂书的习惯。从民间找到的书里，很多是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大多是描写才子佳人的古典作品，或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爱情小说。至于现代文学的扫盲，是在我大学毕业之后。这让我的阅读史没有体系，但广博繁杂，也养成了我读书不考虑有用无用的习惯。今天信息过剩时代的阅读，除了少数读者，可能多数人读书既不深入，更没耐心，很难从书中获得更多知识。获得的最多的只是一些信息。当然，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不同的读者，是时代造就了他们的阅读习惯。
中华读书报：您提到手抄本完整地记录了自己的诗歌接受路径。能概括谈谈您的“诗歌接受路径”吗？同时也请概括一下您的阅读习惯吧？您说自己读书很快“不求甚解”，也是自谦吧？
翟永明：我的手抄本每一本都记录了我在不同时期能够读到的诗歌，因为那个时候很少能读到诗集。我总是在一些其他的书中读到一些零碎的诗歌，这时我会手抄下来，以便反复阅读，中学时期我有过好几个笔记本。一本用来抄录当时极其珍贵的古典诗词，一本用来抄录同学中流传的外国诗选，比如普希金诗选、雪莱诗选、雨果诗选等。这些外国诗选，大多是民国时期出版的。不过，与别人不一样的是，我曾经有一本亲手抄录的《红楼梦》里的全部诗词歌赋，那是一本我的心爱之物。在匮乏时期，能找到一本书不容易，借阅的书总是有时间限制。所以常常阅读时都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力争读完更重要。
中华读书报：由《红楼梦》，您还阅读了大量的古典书籍。受时代的影响，作家中很大一部分都缺乏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但是您这方面的阅读恰恰是丰富的，您从21世纪初开始融入文言、旧体诗词和古代文化元素，在旧与新、古与今之间穿梭交汇。是否也与早年的阅读有关？
翟永明：当然有关，我一直受早年阅读的古典文学影响。事实上，我在80年代就开始在写作中部分地融入古典文学的元素，比如《我策马扬鞭》和90年代的《祖母的时光》《脸谱生涯》。此后，这样的融和、交汇就一直伴随我的左右。直到2004年的《在古代》和2012年开始写作的《随黄公望游富春山》，我就把我对旧与新、古与今的思考汇集进了这首长诗。
中华读书报：您下乡时随身携带的几本旧书，包括《牛虻》《三侠五义》《简·爱》和《再生缘》。这些阅读与您后来写作是否存在某种隐秘的精神传承？
翟永明：《牛虻》塑造了我的理想主义和最初的爱情观；《三侠五义》这类书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间思想和侠义精神有了了解；《简·爱》和《再生缘》这些阅读把早期中外朴素的女性意识灌输给了我，造就了我一生对性别意识的兴趣、书写和探索。
中华读书报：您回忆在西南技术物理所工作时首次读到杜拉斯的《琴声如诉》（王道乾译本），提到小说中像诗歌一样留白的语言和交叉剪辑手法，对您当年的写作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一篇小说而非诗歌，如何教会了一个诗人关于节奏和留白的技艺？
翟永明：并非只有诗歌才能教会诗人怎样写诗，所有别的艺术领域都可能触类旁通，对你产生影响。杜拉斯的《琴声如诉》正可以说明诗歌是怎样教会小说家关于节奏和留白的技艺。而电影的交叉剪辑手法影响了杜拉斯的小说，同时也影响到了我的诗歌。
中华读书报：您说“如果只从诗歌中汲取营养，写作的路会越走越窄”，因此您阅读了大量小说与戏剧以及电影。您的兴趣也很广泛，摄影、画画……在您看来，好诗人应该是怎样的？
翟永明：我觉得好诗人应该是不拘一格的、自由的，而且能够不断更新自己的创造力。
中华读书报：您手抄本最后一页抄的是狄兰·托马斯的《我看见夏天的男孩》，您说“以狄兰·托马斯的作品结束我的手抄本历史，想来也是很有意义的”。从古典诗词到外国诗选，再到现代诗歌，您说“这几大本笔记就是我的大学教材”。如果没有进入中文系，这些手抄本如何替代了“文学史”教育？
翟永明：我想，从最早的古典诗词到后来的现代诗歌，再到外国诗选；我抄写的过程也是选择的过程，手抄本塑造了我最早的现代诗歌品味。除此之外，我没有接受过正宗的大学文学教育，但是，这些我亲手抄写的诗词，因为反复抄写和阅读，因为不受学校教材的局限，因而让我得以更广泛地去开发我的文学意识。比如除了抄写著名诗人的诗作，手抄本上，还记录着我当年抄过的、少之又少的女诗人的诗。其中，智利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诗我印象很深。那时候，诺贝尔奖得主中，女作家寥寥无几，女诗人就更少了。所以，米斯特拉尔让我很感兴趣。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有多重身份：诗人、外交官、教育家、拉丁美洲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也是最早的女权主义者。
还有一位被我抄录并背诵过的，是被称为“第十位缪斯”的乌拉圭女诗人胡安娜·德伊巴博罗的诗。她的诗翻译过来的很少，当年我是在朋友的笔记本上读到的，然后，我又从朋友的笔记本上抄录过来。是朋友自己翻译的、还是朋友抄的？我已记不太清楚；毕竟，当年最重要的是诗歌文本本身。那时许多手抄本中抄录的诗歌，都是业余爱好者自己翻译的，并未在报刊上发表过。这些女诗人的诗歌，在那时不会出现在大学教材上，但是，它们出现在了我的手抄本上，深深地影响了我的女性意识。
中华读书报：重读80年代的《外国文艺》和《世界文学》，发现1980年第二期就已经预告了卡尔维诺的《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但您“直到90年代才读到”。“重读，正是经典文学可以不断被重新‘发现’的证明”——您经常重读吗？
翟永明：是的，在漫长的阅读史中，我会反复阅读某些书。我也意识到：重新阅读经典，会让我们理解何为经典。经典就是即便在若干年之后，你只要拂去蒙在它上面的岁月的灰尘，它就会灿烂地映照当下。比如重新阅读荒诞派文学，会让我们意识到当下世界的混乱，失序，个体的孤独，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也让我们意识到：不仅仅是人生，生死在循环，不仅仅是时间在循环，也不仅仅是历史在循环；而是包括我们读的文学经典，哲学基础，也一直在历史和时间，时代和语境的大循环中，进行着日复一日的小循环。
中华读书报：如果有机会去无人岛，只允许带三本，您会选择哪三本书？
翟永明：这个很难回答，因为喜欢的书太多了，会有选择困难症。如果只选三本，如果去的是无人岛，那肯定是选择可以反复阅读，反复咀嚼的文本。所以我会选择引我入文学之境的《红楼梦》，和平时很难读完的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以及带有破译通关性质的、乔伊斯号称“让评论家忙上三百年”的《芬尼根的守灵夜》。
这样也许能在无人岛上有事可干。
中华读书报：如果有机会组织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古今中外的客人，您最想邀请谁？
翟永明：李清照、鱼玄机、柳如是、薛涛。
（栏目主持人：宋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