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哥伦比亚作家埃克托·阿巴德·法乔林塞创作的回忆录《我们终将成为遗忘》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中文版，被列入“新拉丁美洲文学丛书”当代书目之一。8月，埃克托·阿巴德·法乔林塞到访上海书展和北京塞万提斯学院，CGTN就记忆与写作等话题采访了作家。

[哥伦比亚]埃克托·阿巴德·法乔林塞 著，王晋炜 译，作家出版社2026年7月

埃克托

万戴：父亲是您在写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您作品中他的形象是怎样的？

埃克托·阿巴德·法乔林塞（以下简称埃克托）：在文学中，至少在我所了解的文学中，父亲的形象通常都相当矛盾、复杂。很多时候，人们对父亲的描述非常负面，关于父亲的书常常是对专横、严苛、缺席的父亲的报复；或者即便父亲没有缺席，也是以一种非常暴力的方式存在，比如他可能是一位阻碍孩子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父亲。

对我来说，父亲的形象很重要。在哥伦比亚，父亲在许多家庭中是缺席的。超过一半的哥伦比亚家庭由单亲母亲组成。他们或是单身母亲，或是被父亲遗弃、连孩子也一并被遗弃的母亲。我个人的经历非常不同，我有一位始终陪伴着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也有一位始终陪伴着他的父亲——我的祖父。父亲这一形象在不同的家庭中可能差别很大，很幸运，在我的家庭中，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相当积极正面的形象。

也许我的家庭观有点天真，有点偏离主流，这来源于我慈爱的父亲。他无论是在私下，还是在公开场合，都是如此。有的父亲给公众留下的印象是光鲜的、开朗的，但在家里却是阴暗的、严厉的。但在我们家，无论是作为医生、老师、杰出人士，还是作为父亲，他都是一个非常慈爱、专业、温和的人。所以，这也许使得父亲这一形象在我的书中变得非常重要。

万戴：为了准备这次访谈，我也读了不少关于您父亲的故事，可以说，他的人生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传奇，所以我也能理解为什么您写了这么多关于他的故事。您的书也反映了您国家的历史，我想问的是，您在作品中是如何把握社会现实、人物情感和文学创作这三者之间的关系的？

埃克托：其实，我写作时并没有刻意关注哥伦比亚或者是南美洲的大历史。但奇怪的是，我家族里发生的那些小故事，却自然而然地把大历史也带了进来。我父亲的确很了不起，也很特别。他在我的城市创办了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学院，现在这所学院以他的名字命名。所以，他在哥伦比亚深受尊敬和爱戴。

他进行的斗争绝非易事。起初，他为了生活必需品而斗争：饮用水、疫苗、卫生的住房、空气......他总是用字母a来念叨这些基本需求——水（agua）、空气（aire）、食物（alimento）、御寒衣物（abrigo）和关爱（afecto）。小时候，他总带我和姐姐们去居民区、医院、大学，他也会带他的学生到监狱、街区、水渠、丛林中去，这就是他的直观教学法。而这也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与政治有关的麻烦。虽然他是一个温和的人，但也是一个坚定的人，有些政客认为他是一个危险的左派煽动者。但他并不讨任何一方喜欢：对共产主义者来说，他是个自由派资产阶级；对保守派来说，他是个危险的共产主义者，实则他两者都不是。

他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非常关心生命，尤其是那些受苦的人。他总是在与流行病作斗争，与各种死因作斗争。他卷入最深、也是最后的一场“流行病”，是哥伦比亚的暴力瘟疫，这使得麦德林在8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暴力的城市之一。正是在与那场暴力瘟疫的斗争中，他遇害了。我等了很多年，才让那个故事在我心中沉淀下来；在他遇害二十年后，我才能够把它写下来。我在创作时，本意并不是讲述哥伦比亚的历史，但某种程度上，那段历史进入了我的家——政治史、社会史、普通人的历史。所以，在讲述一个人的故事时，某种程度上也能读出我国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历史。

万戴：在讲述您父亲的故事时，您用到了一个词：堂吉诃德式的英雄主义。我们该如何理解您的作品《我们终将成为遗忘》？它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吗？还是属于另一种形式？这部作品向中国读者展示了哥伦比亚文学传统的另一面，与我们之前了解到的一些不同。

埃克托：我父亲有一个非常堂吉诃德的例子。在一次以抗议杀害、绑架师生为主题的人权游行中，他要求参加的所有人完全保持沉默。在游行最后，他要讲几句话。堂吉诃德式的一幕来了：当他正走上前，一辆防暴警车向他靠近。他却以为那是一辆垃圾车，所以他丝毫不害怕，继续向前走。突然间，那辆“垃圾车”变成了一辆装满警察的车，警察过来把他抓走了。这就像堂吉诃德把绵羊误认为士兵、把风车误认为巨人一样。面对疾病、尸体、健康时，他本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但在那一刻，他突然感知不到现实中的恶了，把一辆警车当成了垃圾车。他就是这样天真可爱，后来他讲起这件事时总是哈哈大笑。

万戴：您父亲走的是公共卫生的科研道路，之后您却走上了截然不同、却又很哥伦比亚的文学道路。您是如何开始并坚持走这条路的？

埃克托：实际上，我当时并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也不知道我该学什么。其实我一直都想当作家，但我觉得还得学一门别的专业来谋生。年轻时，我尝试过不同的专业，哲学、医学、新闻，都没能学下去。这也能看出，我父亲非常宽容、有耐心。尽管我换专业，他也会说：没关系，换吧换吧。哪怕你一门专业都没读完也没关系，重要的要做一个好人，而你就是一个好人。

我再怎么换专业，他都对我很满意，总是盲目地信任我，比我自己还信任我。他觉得我写得很好，觉得我是一名作家，当时我并不认为我是作家。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选择了我们父辈的命运。我的祖父出身农家，是家里第一位读大学的人。他学了医，但没能继续，因为他父亲去世了，他不得不回去经营祖父留下的咖啡庄园。后来我的父亲学了医，因为那是他父亲没能学成的。而我父亲一直希望成为一名作家，所以，我认为我最终成为作家，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接过了他的命运——他想成为作家。

我本来想成为电影导演，但我没机会学，而我女儿学了电影，现在是电影导演。所以我们像是落后了一代。我认为，我女儿她是真的想成为电影导演。

万戴：在中国家庭的代际之间，也有很相似的情况，但也有非常不同的地方：每一代人都有自己要完成的使命。比如，我们的祖辈奋斗一生，为了给子女提供更好的机会和物质条件。另一方面，我认为哥伦比亚人和中国人之间存在文化差异，我们中国人的梦想似乎更实际一些。

埃克托：在我们家，更现实、更实际的部分是由我母亲负责的。她的父亲在一次事故中去世了，她度过了一个困苦而艰难的童年。她因为贫穷吃了很多苦，她说她再也不想经历贫穷了。所以她总是保持着务实的头脑。而我父亲对钱不感兴趣，喜欢把钱给别人用，如果他看到一个学生经济困难，他会立马帮助他。我母亲则必须负责维持家计，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工作了。

所以我们家有一个很有趣的混合：我父亲负责捍卫理想，我母亲则负责守护现实。她会对他说：“好吧，是得追求梦想，但也得想办法谋生，给孩子们更好的生活，如果可能的话，留点小小的遗产给孩子们，一套房子或一些积蓄，能让他们能过得更好。”他们互补得很好。政治上，我父亲是社会主义者，我母亲更倾向资本主义；我父亲是无神论者，我母亲则是基教徒，但表现得更慷慨、更像基督徒的是我父亲，我母亲则对慷慨更谨慎一些，因为她说，你不能给太多，以至于你老了以后，不得不去乞讨；不要给太多，以至于最终你必须求别人帮忙。所以对我母亲来说，老年时不依赖子女非常重要。我也想这样：我想为我的孩子们付出，但我不想向他们索取。

万戴：这是另一种母亲和孩子之间的亲密关系。我也想问问：您现在认为文学在哥伦比亚社会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有些中国人在去了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国际诗歌节后告诉我，他们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只是为了诗歌聚集在一起。

埃克托：西班牙语世界的文化遗产是非常人文主义的。我们关心人文学科，关心诗歌、小说、哲学、思想、辩论，这些事物都很美妙。一位重要的西班牙哲学家米格尔·德·乌纳穆诺说：“让他们发明去吧。”意思是让其他人去操心技术性的东西，去当工程师、数学家、发明家。我认为，我们经济落后的部分原因，是我们对人文学科，对那些像我父亲的梦想一样的东西给予了太多重视，而对那些像我母亲所看重的、务实的东西重视太少。

21年前我也来过一次中国，那时的中国跟现在很不一样。中国变得更年轻、更强大、更富裕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看到你们是生活在未来，而我们是生活在过去。但也许，一定程度上，人文学科对社会来说也很重要，我觉得使用手机和使用纸笔是不一样的。当你在动笔写的时候，你只需要安静地处理与自己的关系，记下自己的所思所想。但如果用手机写，它会一直干扰你，会纠正你，会给你提建议，告诉你应该写什么。

最近我读到，那些骑车送货的年轻人，他们不与人联系，而是与机器联系，机器告诉他们去哪里、几点去、是否返回。但他们要是摔倒了、出了事故，他们没有人可以诉说，因为回应他们的总是机器。所以我对未来着迷，也对未来怀疑。我认为所有国家都在朝着与人工智能建立亲密联系的方向发展，但那时候，我们人类会不会变得不再重要？比如，之前给我做开胸手术的是医生，我不知道一年、十年、二十年后，这台手术会不会是由人工智能来完成。可能你的医生会问你：你想让我给你做手术，还是想让AI给你做手术？你想让我在AI辅助下做，还是想让AI在我的监督下做？这个话题很有趣：我们是否会把一切都交给AI？还是仍然会有两个人，通过微笑或者严肃的目光进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