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德里，寻找“竺震旦”
1924年，一位白发银须的诗人渡海来到中国。
在上海、杭州、南京、北京等城市，他与中国知识界人士见面、交流。在一场为他举行的祝寿会上，梁启超送给他一个特别的中文名字——“竺震旦”。
“竺”，取自中国古代对印度的称呼“天竺”。“震旦”，则与古代印度对中国的称呼有关。
这位老人就是泰戈尔。
在他一生的游历和写作中，不同文明如何跨越隔阂、彼此理解，一直是一个重要命题。他曾在诗中写道，世界不应“被狭小的家国的墙隔成片段”。
一个多世纪以后，金砖新德里峰会再次汇聚起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人们。峰会期间，本报记者走进泰戈尔的家乡，探寻这位文化交流使者留下的身影。
走近泰戈尔的世界
9月的新德里，暑热未消。在鸟鸣虫吟中，我们走进尼赫鲁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拜访一位学者。
邵葆丽（Sabaree Mitra），是尼赫鲁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教授。2024年，泰戈尔访华一百周年之际，她作为学术召集人，组织纪念学术研讨会，邀请印度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学者参加，共同回望泰戈尔百年前的中国之行。
邵葆丽接受记者采访。 人民日报记者 林子涵摄
走进邵葆丽的办公室，一面墙上挂着徐悲鸿画给泰戈尔的画像，另一侧的墙上，还挂有徐悲鸿奔马图的剪纸。
作为资深的中国语言与文学研究者，邵葆丽的中文地道且流利。她告诉记者，自己与中国语言与文学结缘已有42年。
1982年，20岁的邵葆丽从德里大学生物学专业毕业后，转而学习中文。在尼赫鲁大学中文系读了为期5年的本硕连续学位，又读了一年的副博士学位。1988年至1990年，她来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中国近现代历史和现当代中国文学，此后回到尼赫鲁大学任教，长期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文化研究。她还通过翻译，把中国文学介绍给更多印度读者。
邵葆丽的母语是孟加拉语，这也是泰戈尔最主要的创作语言。从8岁左右开始，她就接触泰戈尔的戏剧、文学作品。“家里人希望我不仅会唱他的歌，也能理解他的文学、文化和世界观。”她说。
学习中文后，她开始更加关注泰戈尔与中国的关系。她的老师谭中教授，是著名学者谭云山之子。上世纪20年代，谭云山与泰戈尔相识，并在泰戈尔邀请下赴印度从事中国文化研究和教育工作。
在邵葆丽看来，泰戈尔访问中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
1913年，泰戈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后，这位来自亚洲的诗人受到中国知识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彼时，中国知识分子正在了解西方，也在重新思考自身文明的价值。泰戈尔来自东方，又长期与西方知识界交往，他的思想因此受到不少中国学者关注。
1924年，泰戈尔应邀访问中国，先后到访多个城市，与梁启超、徐志摩、胡适等中国知识界、文化界人士交流。5月，在北京举行的祝寿活动上，梁启超赠给他“竺震旦”这一中文名字，成为此次访华之行的一段佳话。
不同文明应展开对话
邵葆丽办公室挂着的泰戈尔画像。 人民日报记者 林子涵摄
泰戈尔来到中国，并不只是一次文学家的访问。访问期间，他围绕东西方文明、亚洲文化和人类共同未来等问题阐述自己的思考。
泰戈尔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谈到，今天，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把其他国家排除在外的情况下独自进步，应当以善意、理解和相互尊重的精神去面对其他文明。
采访中，邵葆丽拿出诗集，为我们朗诵了泰戈尔《吉檀迦利》第35首中的诗句：“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国的墙隔成片段。”
“泰戈尔的诗展示了他的世界观。”邵葆丽说，“他把全世界各个文化、文明看作一个团体。不同文明之间有差异，也各有自身特点。交流并不是消除差异，而是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了解彼此。”
2024年，泰戈尔访华100周年。邵葆丽把纪念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定为“一次难忘的相遇：当代世界文明对话的意义”。
“不管文化多么不同，总有可以对话的地方，也总有可以相互学习的东西。”她说，“他知道，西方没有人类发展的所有答案。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吸收有价值的东西，思考人类未来应该走什么样的路。”
让更多人了解彼此
来到新德里，正值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举行。
谈到金砖国家之间的交流与交往时，邵葆丽期待，国与国能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用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
“除了政府间的交往，民众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学者、青年、游客的交流，同样影响着我们如何相互认识。”她表示，期待金砖加强青年交流，让不同行业的普通民众更多参与其中。金砖国家也可以通过纪录片等方式，介绍各国的文学、节日、文化和社会生活。
百余年后的今天，为什么人们依然讨论“竺震旦”的中国之行？在尼赫鲁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几名年轻的印度学子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博士生肖瑞婷从小便熟悉泰戈尔。在她看来，泰戈尔把世界看作一个大家庭，不同国家和文明即使存在差异，也能够找到彼此之间的联结。“他期待世界上有更多合作，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博士生苏迪本科和硕士均就读于泰戈尔创办的印度国际大学，现在是尼赫鲁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博士生。“学习中文后，我进一步了解到泰戈尔访华的历史，发现泰戈尔的世界观与中国哲学有美妙的呼应。”
从泰戈尔当年的中国之行，到今天不断拓展的“大金砖合作”，坚持开放包容、倡导交流互鉴，也是中国不变的答案。
百余年前，梁启超将“竺”与“震旦”放进同一个名字，赠与远道而来的泰戈尔。百余年后，在新德里，“竺震旦”的故事还在被讲述。不同文明如何跨越隔阂、增进理解，这个问题仍在等待一代代人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