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一月》：中国记者的“西行漫记”
1944年5月17日，赵超构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从战时的陪都重庆出发，于6月9日到达延安，开始了一个月的参观考察。6月12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中外记者。在延安期间，赵超构除了访问中共领导人、文艺界人士等，还参观考察了报社、工厂、学校、医院、儿童保育院等，对延安的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返回重庆后，赵超构根据此次参观考察的见闻，写成了10余万字的新闻通讯《延安一月》，客观记录了延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让国统区人民了解到真实的延安、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这篇通讯于1944年7月30日开始在《新民报》连载，11月结集出版。《延安一月》甫一问世，即成为读者争相购买的畅销书，5个月内接连重印了3次，销量达数万册。
务实而行之有效的民主政治
延安的民主政治，集中体现在制度建设、工作作风和民众的政治参与上。
在延安推行的“三三制”是民主政治的核心体现。“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实际操作中，这一原则得到了贯彻。例如，在某14个县乡参议员中，“共产党籍的占百分之二十四，党外人占百分之七十六”。在边区政府层面，副主席李鼎铭、建设厅厅长霍子乐等均为声望卓著的党外人士。这种制度设计，通过争取和团结党外人士，增强政策的推行力，而非简单的权力包办。赵超构对此有着肯定的认识，在他看来，外界对于共产党推行三三制是否出于诚意的怀疑是错的，“共产党施行三三制，并非假的，因为依它的力量，它本来可以包办，而今确然有不少党外人士参加行政工作……这不能不算是共产党对于自己的约束”。
赵超构在考察中发现，延安的政风呈现出以下特点——“实事求是，不谈空话，不唱高调，不迷信洋教条”“业务的专注与机关人员的精简”“检讨的认真与批评的严肃”，整个边区的工作作风也形成了新的气象，这些新气象体现在多个层面：在生产教育工作中尊重群众意愿和客观实际；在军政民组织中体现出有效的领导和管控能力；干部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在工作上严谨认真，在学习上虚心求索。在赵超构看来，“共产党员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人身加上百分之九十的党性，再加上百分之十的个性。他们不是了不起的英雄，却是结实的细胞。”
民主的实践离不开民众的参与。在乡一级政权中，因为农民不识字的居多，选举方式就用种种通俗的办法代替写票，“有的地方叫选举做‘烧香窟窿’，那就是用香在被选人的名字上烧一个窟窿；有些地方的习惯，候选人各有一个木箱，选举人在他所要选举的人的箱子里投一颗黑豆，也就算选举；有些地方，则由一个人背一只箱子，巡回到选民家里去请他们投票，这叫做背箱。”乡政府的重大事务，会通过“一揽子会”的形式，将乡长、文书、自卫军连长、劳动英雄、变工队长等各方代表聚在一起共商共议，这种形式被证明行之有效。
此外，赵超构还观察到延安赋予民众控告失职干部的权利，对于干部犯错，不仅要将惩戒结果告知群众，必要时还邀请群众参与惩戒决定，并要求犯错者道歉或赔偿损失，这些规定反映了务实的政治生态。
与群众紧密结合、充满生命力的文化气息
延安的文化，是一种与群众紧密结合的、充满生命力的文化，其最鲜明的特点是“为工农兵服务”“从普及中求提高”。
以秧歌为例，这种民间艺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得到爆发式发展，成为延安文艺界备受欢迎的文艺形式。赵超构认为，秧歌之所以深受民众喜爱，正因为“它的喜笑怒骂，尽是和民众共鸣的”，它将共产党的政策化为故事，如《牛永贵受伤》表演了前方民众救护伤兵的故事；《张治国》表现了一位部队劳动英雄努力挖甘草的情形；《兄妹开荒》表现了劳动者的愉快与幽默等，从而成为一种真正的群众性艺术。
赵超构观察到，延安对待传统民间艺术，采取了“旧瓶装新酒”的改良方法，利用传统形式来承载新的内容，同时，创作新的剧目。以平剧（即京剧）为例，虽然它源自民间却经宫廷化改造，但可以用来“表演历史故事，给民众一种新的历史观点”，《逼上梁山》在内容上作了革新，表演形式却仍遵循平剧传统。比这个更大胆的尝试，则是《上天堂》《难民曲》，这两部作品完全打破了平剧原有的程式，在唱腔中融合了多种歌谣元素，探索创造出一种新歌剧形态。
赵超构还记录了延安的阅读和学习氛围。延安的书店有两家，分别是新华书店和华北书店，“各种书籍的销售数量似乎很可观”，“就他们今年发行的百分比来看，以通俗读物为最多(占百分之三十多)，政治书次之(百分之廿六)”；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通讯稿的来源完全靠群众”，报社还专门设立通讯部门处理稿件，对于不成熟的来稿会修改后寄回指导，在帮助民众获取知识、参与社会讨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面貌
延安的社会生活，呈现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面貌。
延安的物质生活虽然贫乏，但在标准化的供给制度下，却呈现出平等与温情，“一个人基本生活，如衣食住日常用品，以及医药问题，文化娱乐，大体上都有了保障”。在这种背景下，劳动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光荣，劳动英雄引领着新的风尚。打盐英雄李文焕、工业英雄赵占魁、部队英雄张治国、合作社英雄刘建章等，受到毛泽东、朱德的接见和宴请，成为“群众学习的模范”，他们不仅是生产能手，更成为“共产党和民众之间的桥梁”。人们纷纷向他们看齐，整个社会弥漫着热火朝天的生产竞赛氛围。这种对劳动的推崇，也伴随着对“二流子”（好吃懒做的无业游民）的改造运动，通过改造，将他们转变为生产者，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劳动光荣的社会共识。
女性的社会角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赵超构对延安新女性的印象是“她们那样泰然活跃的精神，确是配和男性做同样的工作”，延安的新女性从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投身于机关、学校、工厂和农村。男女的结婚手续简化为向政府登记，领取结婚证，离婚手续亦复如是，权利男女平等。而对于农村妇女，政策则更为务实，通过组织妇纺小组，鼓励她们在承担家庭责任的同时，通过纺织增加收入，实现“新型的良妻贤母主义”。
在延安，儿童得到了很好的关爱。陕甘宁边区第一儿童保育院里的儿童，“多是活泼肥壮”。延安人生活虽然节俭，但对儿童却十分大方。儿童穿着时髦的服装，与成人土布衣服形成鲜明对比，他们有充分的娱乐时间，保育院里充满了跑跳的欢声笑语。赵超构在和保育院院长凌莎的交谈中得知，院方为孩子们制定了充足的营养标准，还配备了专门的诊所和儿科医生。
赵超构以新闻记者的良知，细腻的笔触，将延安这一“新社会的试验区”的民主气象、干部作风，以及军民同心的蓬勃生机，呈现在世人面前。正是这种不偏不倚的客观叙事与直击人心的真实力量，赋予了《延安一月》超越时代的生命力，使其成为记录那段峥嵘岁月的宝贵资料。
（作者为民革中央团结报社专题部主编、主任编辑。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研究”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