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二〇二〇年，讲台上的陈日亮老师

陈日亮是我的中学语文老师，我有幸亲承教泽长达六年。2024年10月20日，老师遽归道山，我在当天的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纪念文字：“我与老师，情同父女；老师于我，恩同再造。”这不是虚言。我想，我的福州一中初中和高中同学有这样感受的，也不在少数。后来我断续写作回忆老师的文字，也常常忖度：老师希望看到怎样的纪念呢？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高中课堂上，日亮老师不止一次吟诵鲁迅《野草·题辞》——他后来也成为中学语文教育界研究、讲授鲁迅的卓然一家。其时我根本不知其意，只因老师十分陶醉于这“否定的辩证法”，而有所记忆。四十多年后，我多少理解了“沉默”之“充实”：沉默意味着写作尚有无限可能；一旦落于文字，情感便被固定下来。当然，我不是“空虚”，而是“心虚”，害怕辜负了自己的记忆。但还是写吧。小而言之，为自己；大而言之，也为同代人勉力。

老师离世时，已有许多耀眼的身份：中国著名语文教育家、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曾任福州一中副校长、学术委员会主任，连续四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领衔提出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的议案。2007年出版《我即语文》，成为“闽派语文”的代表人物；2010年获全国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终身成就奖”；2007年和2020年福州两次举办全国性的“陈日亮语文思想研讨会”。

从1980年9月入读福州一中，到2024年10月老师离世，我对老师的认识也在变化。早年的他严谨，甚至有些拘谨；晚年则渐渐放开胸怀，有了几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气象。以他一向的谨慎、勤勉和自惕，2007年突然宣示“我即语文”，连我这个“老学生”初见书名都吃了一惊。读过之后才明白，这并非自负，而是他对语文教师职业的一种自惜、反省和自律：教师不能只做知识的传递者，自己首先要“体验语文”，再以自身去“体现语文”。

我们有幸成为他1980年开始的语文教改的受益者。但最初我们并未觉察老师的“非凡”。

“畸形儿”

1980年9月某个初秋的上午，教室里走进一位中年男士，戴玳瑁眼镜，头发微卷。半新不旧的中山装洗得干干净净，风纪扣紧扣着，一看就是严谨的人。老师面庞清瘦微长，深度近视镜片后的眼睛微微眯着；一开口，“地瓜腔”便弥漫在教室里。普通话并不标准，相貌也不俊朗，丝毫不具备所谓“卡里斯玛”的魅力。如果说有什么“轰动”，那就是漂亮的板书。老师自我介绍：“我是陈日亮。”随即回身，在黑板上竖排写下三个字，一手潇洒的行楷，教室里顿时嗡起一片羡慕的惊叹声。潇洒的板书与朴素的外表，是中年陈日亮给我的最初印象，而后者尤其让我心安。

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当时他刚从北戴河参加全国语文教改会议归来，坚信语文学习在提升学生的情感素质和文化品格方面负有特殊的使命；而通过教改将学生引入高尚和丰富的智力生活之中，则是他的雄心。

而彼时的我，刚从福州西峰小学考入福州一中。今天，西峰小学已是福州著名的“百年名校”，其前身“西峰草堂”是福州文化名人曹学佺晚年卜居之地。1975年至1980年我在那读书时，它的辉煌“前传”鲜有人知，周边则是米店、钢锉厂、纺织厂和大杂院，居民以工人子弟、城市贫民子弟居多。

福州一中所在的东街校区则是另一番景象。附近有当时的名校实验小学，还有邮电大楼、百货大楼、人民剧场、新华书店、省立医院等城市地标，改革开放初期的繁华已经显现。那一年西峰小学只有我一人考入福州一中，另有四名女篮运动员特招入学。看到来自实验小学、一附小、二附小的同学成群结队、呼啸来去，我多少有些落寞，而日亮老师的朴素让我感到亲切。

开学大约一个月后的一次语文课，老师抱着一沓作文兴冲冲地进教室，说：“上周我们一起观看了马戏团表演，同学们都写了作文。有一位同学的作文写得特别好。”然后不点名地开始朗读。我一听就知道是自己的“拙作”。那篇习作比较细致地描写了马戏团演员的动作——因为童年住在福州西湖附近，不时看到户外演出，我对曲腿下腰、反身衔花、空中飞人牵手换位之类的功夫早有领略，所以写起来比较流利。文章开头，我老老实实地写自己看完这场演出“觉得实在好”。老师评道：“写作文就是要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实在好’就说得很实在，很好。”

这句绕口令式的表扬，我至今记得，也成了打在骨子里的行文“潜规则”。数十年后，我经过北大中文系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的学习，也做了教师乃至博导。有一次，我批评博士生写鲁迅论文写得“摇曳多姿”，忽然猛醒：自己对于语言清简的要求，可能就缘起于1980年的福州。后来再读《我即语文》，看到日亮老师强调作文应当“真实地抒写，朴素地表达”，才知道老师的想法也是一以贯之的。

1981年春季学期结束前，老师说：“暑假不布置太多作业，希望大家多阅读，多思考。开学时交给我一篇自由命题的作文。”讲台下的我顿时蠢蠢欲动，因为正有一事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经过一个暑假的酝酿，我写了《畸形儿》。

主人公是我小学的一名男同学，他本来很优秀，五年级时可能因为青春期逆反，在班里做过一些出格的事，比如往教室后排的洒水壶里尿尿。一位严厉的数学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扯下他的红领巾，把书包从教室里扔出去，也把他赶了出去。我看见他的脸抽搐着。他原本是大队长，此后在班里一蹶不振，成绩也一落千丈。我质疑的是：一个教育者是否一定要用如此粗暴的方式对待做错事的学生？

交作文时，我很忐忑，不知道同为教育者的日亮老师会作何想。几天后，他走到我身边问：“那个‘畸形儿’现在在哪里？”我说：“在三中。”老师原本焦灼的表情随即舒展了——福州三中是仅次于福州一中的名校。老师点名表扬了我，作文很快被推荐到当时全国中学生梦寐以求的《作文通讯》发表。

《畸形儿》的写作，也与当时突然打开的课外阅读世界有关。日亮老师很早就强调“得法于课内，收益于课外”，初一入学不久便让我们集体订阅《文汇月刊》《少年文艺》《人物》《我们爱科学》《奥秘》等文史、科普刊物，后来甚至又推荐了《读书》杂志。回头读自己当年的作文，作为文学史研究者的我才意识到，它似乎隐约地呼应着刘心武《班主任》、王安忆《谁是未来的中队长》等作品所引发的教育反思。甚至“畸形儿”这个词，在《班主任》中就使用过。但我的作文把视角倒了过来：不是由老师判断学生，而是由学生质疑老师；题目看似在命名一个“问题学生”，最后指向的却是教育者可能造成的伤害。

2000年的一天，我在福州东街口百货大楼一层的电信柜台偶然见到那位同学。他在那里做店员，热情、开朗。少年时代的“伤痕”似乎没有留下我想象中的深重烙印。写到这里我忽然意识到，也许当年目睹那一幕的我，受到的冲击并不亚于他本人。同样处在青春期的我，敏感、多思，代入性地体验了他的羞辱，并用作文呈现了自己的不安。

日亮老师可贵的地方，是他承接了一个十三四岁孩子的“控诉”，保护了其中微弱又灼灼的思考火苗，这是我铭感一生的。那时我有心事常在午饭时跟父亲说，但刚从部队复员的父亲要在新单位从头做起，自顾不暇，有时会以不耐烦的讥讽回应，使我失望。因此，日亮老师成了我精神上的父辈。

红楼《铸剑》

1981年一个夏日的下午，老师把我和另外几个“三牧文社”的同学带到名为“红楼”的教学楼。下午三点，一间僻静的教室。屋外榕树浓荫斑驳，叶影打在窗上，房间里氤氲着暑气。老师没有多说什么，掏出一本月白色的鲁迅选集，封面绿字“故事新编”，说：“今天我给你们读鲁迅的小说《铸剑》。”朗读文学作品并讨论，是这个文学“兴趣小组”的例行活动。

随即，老师用他的“福普”读开了。模模糊糊地，先是一个怯懦的孩子，磨磨叽叽，想打老鼠又不敢打；随后各种意象接踵而来：炽热的铁水、铸成的黑剑、悄然而至的黑色的人。我们听不懂，老师也不讲解，只是声调高低起伏地念下去，我们跌跌撞撞地跟着。后来又出现稍微能懂的故事：皇宫里，三个头在一口锅里打起来，煮着，还唱歌。

老师念完，我几乎不能言。语词带来的画面、高密度的动作、铁水和锅中水的高热，形成一种“乱”的氛围，让我呆若木鸡。屋内是压抑的暑热，窗外知了尖叫，暴雨后尘土的腥味，一起轰击着我们有限的阅读经验。我们几个人被鲁迅的“审美”冲击得不知道该谈什么，印象里老师也没做分析，大家一脸懵地散了，既压抑又兴奋。岂料这一课竟成了永恒，四十多年后，我和另一个同学仍能带着“声音的烙印”想起来。

老师为什么选择《铸剑》，我至今不能确定。后来读他的文章，知道他少年时曾听自己的语文老师诵读《故乡》，作家的文字经由声音直达心灵，由此爱上鲁迅——也许三十多年后，他只是把同样的方法用在我们身上：先不急着解释，就让学生以耳朵、身体和想象去撞击文字。然而，日亮老师看起来温厚、稳健，审美似乎也该平和中正，《铸剑》却奇诡、严峻、冷峭，情感激越，画面甚至华丽而血腥，两者其实很不相同。通常我们把“身教”理解为道德传承，其实审美同样可以身教——老师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喜欢什么，只是用自己的声音，把一个陌生世界突然推到几个孩子面前。

陈老师以“己身”来摆渡，引领我们体验语文之美与思想之芒。一位同学后来回忆，在热烈讨论的语文课堂，“一切的一切，使得他的四周弥漫着一种《侍坐章》式的‘雅’的氛围，他幸福得透不过气来”。

2016年，日亮老师总结多年“讲鲁迅”的经验时，仍特别强调鲁迅独异的语言形式、语体风格和用词的力量。那时距离我的“红楼冲击波”已经三十五年。他想必又接触了更多相关研究，表述也更加完备，但初心并未改变。

我当然不会想到，多年以后，鲁迅还会成为我与另一位老师之间的重要联系，并最终把我的两位老师连接起来。日亮老师和钱理群老师都出生于1939年，同属兔，也都是我的恩师。1995年由我牵线，日亮老师到海淀燕北园拜访钱老师。那时我正跟钱老师读硕士，后来又读博士。两只兔子一见如故，此后近三十年惺惺相惜。他们都深读鲁迅，也都把语文看作生命成长的重要部分；两人的个性不同，语文观也并不完全一致，但其中的差异并没有妨碍他们“以心契心”。

2007年，日亮老师把几十年关于语文教学的思考结集为《我即语文》，明明知道中学语文界有些“上层”精英对钱理群老师的反感和抵触，他仍然与我商量请其写序。他坚信钱老师能够理解他的语文观，能将他基于经验形成的语文观提升到理论层面。而钱老师也没有辜负这份信任，写出了一篇充满情感的长序，将日亮老师的语文思想做了深入的理论概括。这两只兔子实现了他们生命的大拥抱。长序《“以心契心”的交流，弥足珍贵的“个案”》将陈日亮的语文教学思想概括为三点。第一，以“语文学家”的眼光看语文，既不把语文变成语言知识的传授，也不等同于文学欣赏，而是兼顾知识、能力与人文。第二，语文是“行为的学科”，重在语言的学习、训练和运用，使学生形成阅读写作的能力与习惯。第三，语文也是“心灵的学科”，语言训练不是单纯的技艺训练，而要“接通思想，直诉心灵”。语文教育因此成为技能经验与心智成长相互贯通的过程。

从于山到“俯仰斋”

四十多年的交往中，老师总是在鼓励我。

1982年春天，学校组织初二学生爬于山。几个同学兴高采烈地跟着日亮老师聊天，顺脚走上了野道。有一处三五米高的土坡，其他同学都灵活地爬上去了，我落在最后——穿着过年时母亲新做的花外套，在同学面前又羞于手脚并用，只好尴尬地站在坡底。一个男生小干部嘀咕“真笨”，一个机灵的女同学在上面微笑着招手。老师果断解下自己的腰带，对我说：“别害怕，我拉你上来。”我拽住老师的腰带，三步两步爬了上去。

这件小事在回望中几乎成了一个隐喻。后来四十多年的人生里，我还常常觉得自己站在某个“坡底”：有人自鸣得意地鄙视，有人笑眯眯看着你的尴尬和无助；也总有人伸出一条“腰带”，把你拉上去。日亮老师对弱者的扶助并非只给了我一人。后来读到许多怀念他的文章，作者中有福州郊县的语文教师、往届的一中学生，都讲述过类似的鼓励与帮助。对老师的纪念，也因此成了对那些有扶助之心、自己又有力量的谦谦君子的致敬。

成年以后，我们的师生关系也慢慢有了一点变化。我仍然是他的学生，但有些时候，也开始能替老师做一点事情。1993年底，我在中国文联办公厅工作。忽然接到日亮老师来信，请我帮忙查找汪曾祺先生的联系方式，说最近读了《蒲桥集》，很感兴趣。我虽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对汪先生的散文当时也没有特别留意。反倒是经由日亮老师，我才逐渐亲近汪曾祺其人其文。

1994年春，日亮老师来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按照我从中国作协创联部找到的地址，我们一起去蒲黄榆。路上，老师谈起与汪曾祺的结缘：“有一天李帆神神秘秘地跟我说，他发现了一个好作家，名叫汪曾祺。艺风堂书店里有他的《蒲桥集》。我买了一本，没想到出差看了一路。”李帆是我们高中文科班的才子，此时已经大学中文系毕业。一个昔日学生向老师推荐作家，老师就认真去找来读，而且立即喜欢上了，这也很像日亮老师的作风。

我顺口问：您之前不是特别推崇某位文化散文家的作品吗？那汪曾祺跟他比怎么样？老师厚道，没有贬低别人，只说：“不一样，汪先生的文字朴实、干净、鲜活。”到了汪先生家，日亮老师因为喜爱和敬仰，几乎执弟子礼。我坐在一旁安静地听他们聊。这是第一次拜访。

1997年3月，我又和日亮、董琨二位老师去虎坊桥汪宅。师母施松卿已经卧床不起，人看起来还是那么平静淡雅。那时我正为关于西南联大诗人群研究的硕士论文做准备，对《蒲桥集》里的《跑警报》《泡茶馆》以及写沈从文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都很熟。那天我话多了一些，对联大那段“光辉岁月”的神往溢于言表。汪先生慷慨地让我们三人各挑一幅画，我挑了“紫葡萄”。

出门告别时，汪先生看着我，笑着说：“你今天是三白，白鞋、白裤……”他停顿了一下。日亮老师飞快接道：“白衣。”我那天确实穿了一件白色羊绒外套。可汪先生缓缓地说：“脸白。”我感到老师和自己都有一点尴尬。

现在想起来，我看到汪先生的一丝淘气，也看到日亮老师的老实。汪先生以小说家的狡黠幽了他一默，也顺便夸了夫人的小同乡——师母是福州人。后来日亮老师写《认识汪曾祺》，把汪先生那句话“翻译”成：“真羡慕你有这么一个聪明而美丽的学生。”这也许是朴拙的日亮老师后来琢磨出的汪先生“心声”。但我清楚记得的，是汪先生调皮的停顿和温暖的笑，以及日亮老师接话时那一瞬间的“老实”。在我和日亮老师几十年的交往里，他从来没有这样直接夸过我——这似乎是那一代教师的戒律。

如今他们都不在了。诙谐的汪先生和淳厚的日亮老师，是否也会为这段“三白”往事相视一笑呢？

日亮老师与汪先生的交往，此前还留下了另一段有趣的故事。由于汪师母看重同乡之谊，日亮老师又爱书法，1995年，他请汪先生为自己的书斋题了名。又是春天来北京参加人大会议，老师在京西宾馆告诉我：“汪先生给我的书斋题名‘抱膝斋’，用诸葛亮的典故。”我的古典文学修养很差，对这个典故有些不明所以，倒觉得汪先生的题款更有意思：“为日亮同志题，此屋原为杂物间，略加收拾可供吟啸，容膝易安，夫复何求。”

“容膝易安”出自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有意思的是，此后我并未见老师把书斋题为“抱膝斋”，文稿落款多是“俯仰斋”；微信兴起后，他的微信名也是“俯仰斋主”，自谦俯仰斋“狭小而孤陋”。

我没有当面问过斋名来历，但相信应该与王羲之《兰亭集序》有关。日亮老师的字有王羲之行书的风格，2018年我去老师家拜年，墙上便挂着一幅《兰亭集序》拓本。他也说过，自己喜欢《兰亭集序》，因为其中写到人生“修短随化”之不可抗拒。俯仰之间，一世已过；小小斗室虽然只能“容膝”，却仍可“仰观宇宙”“俯察品类”。老师后来在微信里自嘲：“俯读而仰不思，愧对斋名。”我想，“读”与“思”，大约就是他的“斋眼”。

父父子子

日亮老师曾说自己是“一个意志薄弱者，一个不自信者”。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老师的不自信，是在2000年春。照例来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时，他说起父亲给自己的压力：“即使我这样了，我父亲也并不为我骄傲。”我没好意思问：“‘这样了’是哪样？”更不敢追问：“那您怎样，他才会为您骄傲？”却从此记住了老师“为人子的焦虑”。

七年后，《我即语文》出版。我大为震动：老师何时变得如此“狂傲”？仔细读这本厚重的书，才像是找到了七年前那个疑惑的答案。2003年5月，老师的父亲在加拿大去世。老师因多种原因未能赴加送行，父亲出殡当天，他选择夜读，说那是“为父亲送行的最相宜的默默心旅”。他也提到父亲晚年的心愿，是属望他“将来能写出一点什么来”。看来父亲看重的是他的“立言”，而人大代表、福州一中副校长之类俗世事功，都不足以令老人满意。以老师之谦逊，晚年说出“我即语文”，或许也有向已作古的父亲展示“自我”的倔强。

老师很少和我们谈父亲。只知道老人是民国时期的大学生，在老师幼年时即出国，后来居住在加拿大。老师对祖父的感情似乎更深。《我即语文》收有祖父照片，他说祖父“甘于寂寞，困勉自惕”，“心境澄明，意态执著”，这些品格“影响了我一生”。有时我会觉得，祖父似乎更像他精神意义上的“父亲”。

师生之间也很少聊家常，我印象特别深的只有两次。一次在初中，老师开玩笑说：“我家里‘嘀嘀嘟嘟’的。”福州话“嘀嘀嘟嘟”，约似北方话“丁零当啷”，形容身上挂着一堆东西，拖累你行动的速度和风度。老师两个孩子一名涤，一名都，合念恰似福州话的“嘀嘀嘟嘟”。他就用这个谐音，自嘲家务和孩子牵扯精力。大约在2006年，老师有次说道：“都都他们特别容易疲倦，跟一般人比起来就是这一点，体弱，容易疲倦。”我当时有些没分寸，半开玩笑地说：“体力就是天才的有机组成，拿破仑能够三天三夜连续指挥作战不休息，这就是天才。”还举孟子“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说这也是对体力、意志力的考验。现在回想，老师这样说大概有一点“父的焦虑”。他的两个孩子与我们年龄相仿，我们上学时难免拿他们与福州一中的同学比较，甚至有人替老师遗憾：费心教好了那么多学生，却没有把自己的孩子“带好”。今天想来，这种判断未免轻率。我从未听过老师对儿女的生活表示不满——他们虽没有耀眼的文凭，也都是自食其力、能够安身立命的人。在我们眼里，老师对孩子甚至有些宽松、宠爱。当他说孩子只是“体弱”时，我后来才隐约听出一种替他们辩护的意味。日亮老师生前身后，也有人议论他的子女“没有出息”，甚至说他为了自己的“功名”忽略了家庭。这样的判断是否公平，很难说。至少就我所见，他承受过来自父亲的期待，也承受着外界对自己做父亲的评价。父父子子，老师就在这样的挤压中走完一生。谁又不是如此呢？

日亮老师走了近两年。作为他的“得意门生”，我很早就想写纪念文字，却常常因为聚焦不准而停笔。总觉得，既然他是“闽派语文”的代表人物，就应该写写他的语文思想。可真正落笔之后，我不断想起的，还是这些零碎的小事。

老师在世时，我并没有和他有更多深入互动，这成为后来很深的遗憾。甚至我想，即使重新来过，也未必能够改变，因为我已经习惯了我们之间的“师生模式”。即使我后来成长为一个独立学者，老师有时谦虚地向我“请教”，我也没有给予足够热情的回应。这里也许还有一点大学学者对于“语文老师”的疏慢吧，想来实在惭愧。

2024年4月，日亮老师在微信告诉我，他正在慢慢重读钱理群老师的一本旧著，问哪里可以买到下卷。我把自己手里的下卷寄给了他，却没有回应他的探讨——他说：“我一直想更深细探究钱老师写作此书的初衷。书中多处有其夫子自道，但还是不能满足我的好奇。”

老师2003年退休后一直勤奋写作，先后出版《我即语文》《如是我读》《救忘录》《语文教学归欤录》等著作。我却是在他去世后的这一年多，才把这些书通读一过。

钱理群老师曾在《我即语文》序言里说，如果陈日亮在“文革”后的历史转折中走上鲁迅研究道路，自己也许会多一位杰出的同道；但陈老师坚守中学教育，“中学语文因此有了一位深知鲁迅的、学者型的语文教师，确也是大幸”。现在读这句话，我也比过去更懂其中的分量。

今年早些时候，钱理群老师在泰康养老院接受采访。他围着围嘴，坐在一张宽大的沙发上，举着一根冰棍侃侃而谈，还说：“我是糖尿病，但我每天吃一根冰棍。”有点可爱，也有点任性。

我想，假若今天他们还有这样见面聊天的机会，以日亮老师的性格，他大约仍会端坐在书桌前，俯下白发苍苍的头，听钱老师侃侃而谈；过一会儿再仰起头，若有所思，慢慢说出自己的看法。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

信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