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涅克拉索夫的改写与批评
马文颖，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19世纪俄国文学研究。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研究”（18CWW011）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提要 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将涅克拉索夫视为思想对话者。从他的小说《地下室手记》到1877年涅克拉索夫去世后他在《作家日记》中的专章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断通过对诗人的挪用、改写和批评与之论争，在此过程中建构、明晰自己的思想。本文依托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涅克拉索夫文本的改写和评论，聚焦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涅克拉索夫作为民主派诗人的思想症结的诊断——诗人心中的“魔鬼”与对人民“直接的爱”之间存在永无休止的搏斗，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涅克拉索夫的评析如何构成了他自身的文学史观、人民性思想和俄国社会历史判断。
关键词 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作家日记》格里戈利耶夫
引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与涅克拉索夫（1821—1877）堪称真正意义上的同时代作家。两位作家的人生轨迹在平行的发展过程中有交集，也有分离：两人在早期结下深厚友谊；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西伯利亚归来后，二人疏远、决裂；晚期两人重新和解。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将涅克拉索夫视为思想对话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涅克拉索夫，图片来源：Bing
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涅克拉索夫的文学创作和理念大多持反对意见，研究者叶夫宁认为两位作家总体上处在“一种兼具友谊和敌意的关系”中。这种复杂关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创作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记：他对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多有引用与化用，对其笔下的人物与场景也时有改写，亦有对涅克拉索夫创作的直接评论。而这些引用、改写与评论大多带有论争的意味。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地下室手记》（1864）《关于湿雪》一章题词为“来源于涅克拉索夫诗歌”，学者科尔曼认为这一说法具有嘲讽性的暗示。即使到了1873年，距离涅克拉索夫去世仅剩4年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在《作家日记》（1873，1876—1877，1880—1881）中如此评价涅克拉索夫的作品：“有一些非常非常卓越的天才，他们已经显示出将有远大的前程，但是［政治］倾向坑害了他们；从头到脚给他们披上了模式的外衣。我读了涅克拉索夫最近的两首长诗——我们这位可敬的诗人现在毫无保留地穿上了模式的外衣……模式化的情节、手法的模式化、思想、问题和本能的模式化……甚至是本能自身的模式化。”“模式的外衣”指的是涅克拉索夫所遵循的意识形态规范与审美程式，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涅克拉索夫原本具有独立而鲜明的诗人气质，却在长期的社会使命感和思想压力之下，让作品沦为进步思想的说教。
然而，1877年涅克拉索夫去世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同年12月的《作家日记》中却一反常态，对涅克拉索夫做出了积极的描述和评价：“这是一生都带着创伤的心灵，这个没有愈合的伤痕就是他的全部诗歌的源泉……在我国的诗歌中，涅克拉索夫吸收了许多有自己‘新词’的诗人的成就。事实上，涅克拉索夫（抛开他的诗歌的艺术魅力和气魄不谈）确实是独具特色的，确实是有‘新词’的诗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一系列诗人（有‘新词’的诗人）之中，他的位置应该紧排在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之后。”该评论写于涅克拉索夫去世后不久，难免带有为逝者讳的成分，但其转变依然清晰可辨：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肯定了涅克拉索夫的独创性，更将其放入普希金、莱蒙托夫所代表的人民性脉络之中重新定位。本文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重新评价出发，依托作家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开始的对涅克拉索夫文本的改写、评论，将这番盖棺论定放回贯穿十余年的对话中加以考察，意在追问：一，在这场以改写与批评为主要方式的对话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立场是否一致？二，作为他长期批评所针对的靶子，涅克拉索夫又如何成为一个无可替代的参考坐标，折射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自身的文学史观念、人民性思想与社会历史判断？
一、“魔鬼”与“直接的爱”：陀思妥耶夫斯基论涅克拉索夫的“二重性”
涅克拉索夫于1877年12月27日（俄旧历）去世，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了葬礼并在墓前发表了讲话。随后在同月出版的《作家日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用了一整个章节（第二章）的篇幅对涅克拉索夫进行讨论。这一章节包含四篇文章：《涅克拉索夫之死。关于在他墓前的那次讲话》、《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涅克拉索夫》、《诗人与公民。关于涅克拉索夫为人的公论》、《有利于涅克拉索夫的见证》。
涅克拉索夫去世后，掀起了一阵评价争议浪潮，而这源于他生前公众形象和个性之间存在显著反差。一方面，作为《诗人与公民》（1855）等公民诗歌的作者、《现代人》（1847—1866）和《祖国纪事》（1868—1877）这两份进步刊物的主编，涅克拉索夫长期被视为俄国进步阵营的旗手与“公民诗人”；另一方面，他在出版经营上的精明、对金钱的执着以及热衷于赌博等行为，又与诗中所塑造的“公民诗人”形象形成尖锐反差。批评家斯卡夫特莫夫指出，读者对涅克拉索夫诗歌的信任“在一定程度上被他私生活中的某些特征所阻碍”。因此，涅克拉索夫的同时代人反复指认他具有“二重性”，这也是187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所要直面的问题。
最初宣布连载《作家日记》的《公民报》，与《作家日记》中译本封面，图片来源：Bing
面对涅克拉索夫的二重性，19世纪70年代俄国思想界提出了以“实际精神”为核心的解释。这一术语来自民粹派批评家斯卡比切夫斯基。根据斯卡比切夫斯基的观点，涅克拉索夫为了追求进步的西方理念而主动放弃农奴主身份，并想要靠近人民，但随之而来的贫困使得他改变了策略，选择先过上优渥生活再为人民发声的途径。斯卡比切夫斯基认为，“要是没有这种‘实际精神’，涅克拉索夫为公共利益也许做不了那么多的事情，比如说，创办杂志等等，如此说来，就是该以高尚的目的而为恶劣的手段开脱”。类似的解释逻辑也见于其他民粹派批评家的论述。米哈伊洛夫斯基同样指出，涅克拉索夫一生的核心矛盾，在于“发誓绝不死在阁楼上”与他对“阁楼居民”（即贫民）真诚同情之间的冲突。他认为，常年主持刊物迫使涅克拉索夫精于经营，看重金钱，习惯于权衡利弊，这些习气“必然在他个人性格上投下厚重的阴影”，正是这种逐利、务实的一面与他对贫民的同情构成了冲突。在19世纪60至70年代，激进派杂志《事业》不断提及涅克拉索夫的二重性，认为这种两面性是“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的产物，而不是什么非同寻常的例外”。
不难看出，斯卡比切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斯基及《事业》杂志等对涅克拉索夫的二重性的反复强调，意在将这种内在矛盾外化为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处境的产物，却没有看到涅克拉索夫的精神痛苦，也就消解了诗人独特的内心搏斗。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在这一点上提出了反驳。
与当时通行的看法相反，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种二重性描述为涅克拉索夫“与自己心中的魔鬼那场无疑十分痛苦、贯穿一生的内心搏斗”。与斯卡比切夫斯基等人用“实际精神”来解释涅克拉索夫的二重性甚至为他开脱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应当正视涅克拉索夫身上的这种矛盾。在他看来，涅克拉索夫的矛盾行为不是出于“实际精神”，而是“为了不依附于任何人而产生的对并无欢乐的、阴郁的、孤独的无忧无虑的生活的渴望”。为了说明这种渴望究竟是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引用了涅克拉索夫的《秘密》（1855）一诗。该诗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莫斯科老吝啬鬼临终前将子嗣召集到病榻前，向他们坦白自己一生的“秘密”——他初到彼得堡时一贫如洗，40年后囊中已有百万；他靠坑骗、盗窃、染指酒税承包等卑劣手段积聚财富，如今却体面地佩戴着安娜勋章；富翁交代完遗言、弥留之际，他的儿子们为争夺遗产钥匙而相互打斗残杀。全诗分为三部分：第一与第三部分由第三人称叙事完成场景的铺垫与收尾，第二部分则是这位垂死富翁的第一人称自白。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截取了原诗第二部分的一段，删去了原诗中用以标示这是人物话语的引号，原作中的诗行因此脱离了故事框架，成为一首独立的短诗：
没有钱，没有名分，没有门第，
身材矮小，模样可笑，
时间流逝四十年后，
我囊中装满百万。
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涅克拉索夫“阴郁和痛苦的那个方面的实质”在这首“他最初的诗里就已提到了”。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实际上将原本是涅克拉索夫诗作中富翁的独白变成了涅克拉索夫本人的话语，然后重新界定涅克拉索夫追逐“百万”的精神含义，以此与“实际精神”说针锋相对：
一百万——这就是涅克拉索夫的魔鬼！难道说他是那样贪婪金钱，喜好奢华和享乐，为了获得这一切才倾心于“实际精神”的吗？不是，这更像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魔鬼，这是最阴郁的卑微欲望。这个魔鬼就是一种高傲，他渴望无忧无虑的生活，他想用一堵坚固的墙壁把自己同人们隔离开，以便自由、安然地去观察人们的凶狠和人们的威胁。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驳同时在两个层面展开。功能上，他颠倒了“一百万”所代表的金钱的指向：在斯卡比切夫斯基那里，金钱财富是诗人得以参与公共事业的物质条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它却是涅克拉索夫隔绝他人、自我封闭的高墙。而在最根本的本体层面上，“魔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词汇中往往是栖居于灵魂深处的某种内在倾向。因此，通过“一百万——魔鬼——高傲”这一链条，“一百万”与诗人的精神状态被直接画上等号：它不是诗人为某种目的而追逐的外在之物，而是其灵魂中高傲、隔绝的精神属性本身。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这种“隔绝”并非凭空虚构，根据同时代人的回忆，涅克拉索夫的性格中确有显著的疏离气质。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解释并不停留于性格层面，而是将其重释为一种灵魂层面的精神倾向。
然而，将“魔鬼”判定为灵魂层面的精神倾向，并不意味着将其抽象化为脱离历史的普遍人性之恶。这种渴望与他人隔绝以保持自身灵魂纯洁的高傲，在涅克拉索夫那一代知识分子身上拥有一种可辨识的历史形态。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同一组文章中把这种形态描述为“以欧化而自豪”，即以欧洲现代文化自矜、俯视并疏离于人民的集体精神姿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涅克拉索夫“一生都是在有些人的影响下度过的，这些人虽然也热爱人民，关心人民的疾苦，他们也可能都是非常真诚的人，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承认过人民的真理，而且始终认为自己的欧洲教育高于人民精神的真理”。由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卡比切夫斯基等人的真正分歧也得以显现。两人的差异表面上在于把涅克拉索夫的二重性归因于不同的外部因素（一为社会条件，一为文化处境），根本上在于是否承认灵魂的独立性。斯卡比切夫斯基等人将二重性化约为社会必然性的产物，完全没有考虑除外部环境外还有精神内因；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坚持搏斗始终发生在灵魂之内，文化处境只是这一灵魂状态可辨识的历史形态。
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未将涅克拉索夫的精神图景定格于这一极。与“涅克拉索夫的魔鬼”对峙的，是他内在精神属性的另一极——对人民的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涅克拉索夫仍竭力去理解并书写人民的苦难，用心灵热爱他们：“他一生都没有摆脱某些影响，其实也无力摆脱。心灵上他有着自己的一种独特的从未离开过他的力量，这力量就是他对人民的那种赤诚、炽烈的，尤其是直接的爱。” 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特意用了“ 直接的”（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ая，该词字面解释是“非中介的”）这个词来界定涅克拉索夫对人民之爱的性质，由此将其与另一种对人民的爱区分开来。在民主派关于人民的话语中，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启蒙者与拯救者：民粹派历史学家莫尔多夫采夫在涅克拉索夫葬礼上将其伟大归结于“将弱者和穷人从匮乏、悲伤和毁灭中‘拯救’出来的理念”。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民主派都关注人民的命运，然而在他看来，民主派对人民的关注以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为前提，以社会理论为中介，并不承认“人民精神的真理”，这正是那些影响涅克拉索夫的人的共同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涅克拉索夫对人民的爱界定为“直接的”，说明这种爱不是隔靴搔痒般的同情，而是发自心灵深处、趋向人民真理的情感。其二，这段话存在一个值得细究的转折结构。涅克拉索夫“一生都没有摆脱某些影响，其实也无力摆脱”，这意味着涅克拉索夫在思想和组织层面上始终处于知识分子的认知框架之内——涅克拉索夫本人是民主阵营的核心人物，他的支持对民主派阵营在19世纪60年代掌握话语权意义重大。这里的“影响”显然来自涅克拉索夫的民主派同事们。但“心灵上”这个转折表明，涅克拉索夫身上同时存在着一种独立于这一框架的力量。因此，“直接的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述中并不意味着涅克拉索夫已经克服了与人民之间的隔膜。相反，他终其一生也“无力摆脱”知识分子同事们的影响，但他对人民真理的趋近却“是以整个身心不可抑制地、不可抗拒地接受了这一点”。
民粹派历史学家莫尔多夫采夫与《现代人》杂志标题页，图片来源：Bing
涅克拉索夫的精神世界内存在着“魔鬼”与“直接的爱”的对峙，并非陀思妥耶夫斯基1877年才形成的判断。从1866年《罪与罚》对涅克拉索夫《薄暮》（1859）的改写，到1873年《作家日记》对《弗拉斯》（1855）的批评性改写，再到1877年这次盖棺论定，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的始终是同一个问题：涅克拉索夫作为一位心灵被“魔鬼”与“直接的爱”拉扯的诗人，能在多深的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与人民产生关联？
二、《薄暮》和《罪与罚》中的观察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7年《作家日记》中对涅克拉索夫的二重性评价与他长期以来对涅克拉索夫的接受角度是高度一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涅克拉索夫作品的兴趣尤其集中于涅克拉索夫文本内的张力——既有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共情，又在叙事姿态上流露出苦难与场景的距离。其中最典型的，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对涅克拉索夫的诗作《薄暮》的改写。
在《薄暮》这首诗中，涅克拉索夫描述了一位车夫在路上不停抽打一匹马的场景。这一场景中出现的形象首先是车夫和被鞭打的马儿，在重击之下，“马儿只能深深地叹息”，诗人特别描写了鞭子所抽向的那双“哭泣而温顺的眼睛”；其次出现的是围观者，他们表现出一种麻木的娱乐心态，“闲人们被逗乐了，人人插上一句”；最后出场的则是面对这个场景的叙事者，他对正在发生的虐马行为表现出愤怒，并希望对挨打的马施以援手，但他随即放弃了这个念头：
如今同情已是时髦，
我们也不吝施援手，
可那无言的人民牺牲——
我们连自救都做不到！
由此，《薄暮》在短短数十行内已构成了一组结构清晰的图景：场景之内是施暴的车夫、被鞭打的马以及起哄的围观者，他们共同构成正在发生的人民苦难；场景之外则是具有反思意识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的知识分子叙事者。
在《罪与罚》第一部第五章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重现了《薄暮》描写的车夫鞭打马儿的场景。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为是否要杀害放高利贷的阿廖娜·伊万诺夫娜而焦灼难决，他在彼得堡近郊的小酒馆喝过几杯伏特加后，倒在草丛中沉沉睡去。睡梦中，他回到了七岁的童年，与父亲一同走在通往墓地的路上，目睹了一个名叫米科尔卡的农夫将一匹拉不动重车的老瘦马活活打死的全过程。《罪与罚》与《薄暮》主要存在三点值得讨论的相似处。首先，《罪与罚》也同样给了眼睛一个特写：“他看见他们在抽打老骒马的眼睛，一鞭鞭都打在眼睛上！”其次，在《罪与罚》中，围观者的状态被描写得更加复杂：有的人怂恿马车夫：“别心疼，哥们儿，都拿起鞭子，准备好！”“就是了，抽吧！”甚至有两个小伙子成了车夫的帮凶，他们“各找来一条鞭子，跑来抽老骒马的两肋”，而另一些人则斥责这残忍的行为，一个老头对车夫说：“怎么，你没有良心哪，鬼东西！”“会折腾死的！”与《薄暮》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周围群众形象的刻画更丰富，突出了人民中残酷和怜悯的不同方面。最后，两个文本中都出现了一个观察者的形象。然而，与《薄暮》中保持距离的叙事者不同，《罪与罚》中小拉斯柯尔尼科夫目睹车夫鞭打老骒马，心急如焚，“他哭了。他提心吊胆，眼泪哗哗直流”，他急切地想要阻止，“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他叫喊着穿过人群，跑到老骒马跟前，搂住那一动不动的、血糊糊的马头吻起来，又吻眼睛，又吻嘴唇”。通过小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孩童视角，我们得以真切地体验到做梦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内心冲突。在对这一场景的传统解读中，残暴的鞭笞者农夫米科尔卡和被打得奄奄一息的温顺老马不仅是这一梦境中对立的两种形象，也是成年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心理投射，他们共为拉斯柯尔尼科夫的一体两面，残暴的一面预示拉斯柯尔尼科夫即将实施的杀戮，而温顺的一面预示拉斯柯尔尼科夫即将因施暴而丧失其精神世界的生命。原本作为外部社会场景被观察的人民苦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成为成年拉斯柯尔尼科夫无法逃避的内心问题。
米哈伊尔·舍米亚金创作的《罪与罚》情节插画组图（1964-1969），图片来源：yandex
不难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薄暮》的改写一方面保留并放大了涅克拉索夫诗中那双“温顺的眼睛”所引发的共情，童年拉斯柯尔尼科夫扑救老马、亲吻其头颅这一行动，正是诗作关注人民苦难的一面的延伸；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把原诗中的麻木人群分成残酷与怜悯两种声音，把成熟的叙事者替换为冲向马的孩子，从而消除了叙事者刻意保持的与场景的距离。涅克拉索夫笔下叙事者的退缩，在该诗的结尾也有所体现。在农民家庭被强征兵役而骨肉分离的时刻，叙事者的反应更加直接：“我冻得发抖，跑回了家。”在整个组诗里，对残酷场景的回避几乎构成一个反复书写的姿态。在《晨曦漫步》中，当穷苦小公务员的棺材被抬进教堂时，叙事者写道：“那里成批地为他们做着安息祈祷，/太挤了——呼吸困难。/我便离开，去墓地散步了。”在《有人冷，有人热！》中，叙事者更明白地承认：“阴暗的场景开始上演。/但我们不会去郊区。/在冬天，我们觉得首都更惬意……”；严寒的冬夜，彼得堡发生了七次火灾，“但我们已经无力去看”。这些场景累积起来，呈现出涅克拉索夫诗中反复出现的姿态——观察者总能为自己找到一处可以转身回避的地方。叙事者既是这种退缩的诉说者，也是被诉说的对象；他对自身的怯懦怀有清醒的自觉，并把这种反讽式的自觉本身写进了诗里。然而，反讽并不等于已经走出被反讽的位置。“如今同情已是时髦”这样的诗句，恰恰让叙事者在承认怯懦无力的同时保留了自身的位置：他承认自己救不了任何人，以此免去自己去救人的义务。在这个意义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改写所针对的正是涅克拉索夫诗中虽已看清却无法在作品内解决的东西。他去除了反讽的叙事者，由完全投入到残酷场景中的人物（即童年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承担观察者的角色。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离经叛道》一章中，伊万·卡拉马佐夫复述并评论了涅克拉索夫的诗歌：
有一种历史的、直接的、十分痛快淋漓的情趣。涅克拉索夫有一首诗，说的是一个农民怎样用鞭子抽马的眼睛，抽它的“温顺的眼睛”。这情景谁没见过呢，这是典型的俄国现象。他描写一匹瘦弱的马，因为拉车过重，陷进了泥坑，怎么也拉不出来。农民打它，发狂般打它，打到后来他都不明白他在干什么了，他陶醉在鞭挞中，只知道狠狠地打，难以数计地打：“即使你拉不动也要拉，即使你死也得给我拉！”那匹驽马拼命地拉呀拉呀，而他就开始抽它，抽这匹无人保护的瘦马，抽它的噙满眼泪的“温顺的眼睛”。它发狂般拼命一拉，终于把车拉出了泥坑，它浑身发抖，上气不接下气，有点歪着身子，跌跌撞撞地向前走去，样子很不自然，受尽了耻辱——这在涅克拉索夫笔下实在太可怕了。
伊万对涅克拉索夫诗句的直接引用，将诗人与叙事者明确地联系在了一起。然而，伊万的叙述方式本身就暗含矛盾。一方面，他以沉浸其中不可自拔的语调重述涅克拉索夫笔下的场景，细致而精确地描绘马的痛苦；另一方面，这种叙述并不导向行动或介入，而是导向拒绝——拒绝接受一个允许此类痛苦存在的世界。伊万强调，由于无辜的儿童竟然会遭受苦难，所以他拒绝这个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正如他在同一章中所强调的，“我不是不接受上帝，我只是恭恭敬敬地把门票退给他罢了”。在这一意义上，伊万与涅克拉索夫诗歌中的旁观者形象形成了深刻的呼应。他敏锐地意识到暴力的荒谬，却又无法像阿廖沙·卡拉马佐夫那样做出任何介入现实的行动。
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薄暮》的改写一方面肯定并放大了诗中“温顺的眼睛”所体现的对人民苦难的关注；另一方面又将其中观察者所处的回避位置暴露出来。后者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魔鬼”一极在涅克拉索夫文本中的显现。
三、谁来救赎罪人：《弗拉斯》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3年《作家日记》第四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弗拉斯》的文章。这篇文章的体裁不好界定，可以说是对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弗拉斯》（1855）进行了一种批评性的改写。文章的前半部分以批评家身份解读、质疑该诗，后半部分则以散文笔法塑造了两个全新的“弗拉斯”。前半部分的重点在于指出涅克拉索夫看见了什么、漏掉了什么，后半部分则通过重述把涅克拉索夫忽视的问题展示出来。涅克拉索夫的《弗拉斯》是一首带有民间宗教传说与道德寓言性质的诗，讲述了一个罪人皈依的故事：弗拉斯原本过着恶魔般的生活，丝毫不在乎上帝。后来他因病在谵妄中看到一系列的幻象，给他的精神造成了强烈的震撼，他对自己的罪孽幡然觉悟，于是立下誓言，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他离开旧日的生活环境，开始忏悔和苦修：
弗拉斯散尽了自己的家产，
自身却落得赤足衣衫褴褛，
为了筹建上帝的圣殿，
他踏上了乞募之路。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弗拉斯》的前半部分，他捕捉到了面对弗拉斯时涅克拉索夫的诗人直觉与知识分子认知框架之间的矛盾。一方面，涅克拉索夫作为诗人，不可能不被弗拉斯身上的力量所折服：“虽然弗拉斯由于自己的‘愚昧’才背起行囊到处奔走，但是您毕竟理解他的痛苦是实实在在的；他那庄重的身影总还是使您为之惊叹不已。”另一方面，这种赞叹中不由自主地掺入了嘲讽，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之为“自由主义的恐惧”，因为弗拉斯身上那种“可怕的、甚至令人惊惧的谦卑的力量，那种自我拯救的需求，那种对苦难的狂热渴望”，震撼了涅克拉索夫这个“普遍人和俄罗斯绅士”，迫使他“从高度自由主义的心灵里发出赞叹和敬意”。不难看出，这种“自由主义的赞叹”与《薄暮》中叙事者的退缩是同一“魔鬼”的不同表现。在《薄暮》中，它表现为对残酷场景的回避；在《弗拉斯》中，它表现为对人民精神世界的认知隔膜。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叙事者始终停留在人民世界的外部。
涅克拉索夫的叙事诗塑造的是一个社会道德类型，其罪行如守财、放贷、家庭暴力等主要通过罗列外部行为来呈现，但并没有探究该形象独特的内心世界。在涅克拉索夫笔下，弗拉斯的转变是被外部契机倒逼出来的：“雷霆轰然降临”，弗拉斯病倒在床，在病中看到了充满中世纪色彩的地狱幻象：“敏捷的恶鬼折磨着他们……黑如焦炭的埃塞俄比亚人，/眼睛像炭火一样……鳄鱼、毒蛇、蝎子/灼烤、割裂、焚烧……六翼的黑虎/在他们头顶上盘旋大笑。”他由此发出带有交易意味的誓愿，宣称从此向善：“发誓要建造一座上帝的教堂，/只要能逃脱死亡。”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追问：“当
然，在他的心中会响起审判的雷声。为什么不是自觉地、不是由于头脑和良心的猛醒而响起这种雷声呢？为什么审判似乎是由外在的、与他的灵魂全然无关的事件促成的呢？”这一追问将叙事焦点从外部幻象转向了人民灵魂的内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后半部分改写正是要跨越外部幻象的限制，进入涅克拉索夫的文本所触及却未能深入的领域。
文章的后半部分转入对“两个完全独特的、迄今从未听说过的弗拉斯”的记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用“两个弗拉斯”同时指称故事中相互对照的两个农民角色：一个是青年农民，他怂恿同村伙伴在领圣餐时不要咽下圣体，而是将其偷偷带出教堂，置于田间，再以枪射之，看看会发生什么；另一个就是这位伙伴，他接受了这一挑衅，在恐惧中举枪瞄准，却在扣动扳机时，因为“强壮的心灵还能够同恐怖进行斗争”，看到十字架而昏倒，此后他向长老乞求最严厉的苦修以赎罪，最终“走上乞求施舍的道路，要去受苦受难”。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叙述中，诱惑者以制造极端的亵渎来满足好奇；受蛊者看似屈从于挑衅，实则在巨大的恐惧中以行动逼问自己究竟相信什么。两种动机共同构成了一次对信仰底线的极限试探：这种天性“要求做得过分，要求全神贯注，如同走到悬崖边缘，探出半个身子张望无底深渊”。挑战者将圣餐挂在杆子上并瞄准，正是这种心理的极致表现：“凌辱人民的圣物，从而与整个大地决裂，永远毁灭自己，仅仅是为了以否定和高傲取得片刻的胜利。”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赌故事并非只是给涅克拉索夫的《弗拉斯》增加新情节，也是展开一段探索内心的新叙事。正是这种心理化的叙事，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得以挖掘弗拉斯们行为背后的民族心理根源。
与涅克拉索夫笔下弗拉斯突兀的、交易性的醒悟不同，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弗拉斯们的拯救力量同样来自其民族性格的深处：“一般地说，当俄罗斯人走到最后的一步，也就是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就如同整个人民一样，能以那样的力量、那样急转直下的速度和那样的自我保全与忏悔的渴望，自己拯救自己。特别突出的是逆向的推动力，向着改正和自我拯救的推动力总是比从前的冲动——否定和自我毁灭的冲动更为认真。”正如陀学研究者吉恩所指出的，“涅克拉索夫的弗拉斯在邪恶和残忍中走到了极限，被迫转向相反的方向，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弗拉斯们，则根据他们内心的动机，必须走到深渊的边缘，半个身子悬空，凝视深渊，然后才能走上正义之路。”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理解中，人民的堕落与自我救赎是同一种精神力量的两个方向。那种驱使弗拉斯们走到悬崖边缘的力量，与驱使他们在最后关头幡然悔悟的力量，出自同一个灵魂深处，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逆向的推动力”的含义。
总之，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弗拉斯》的批评性改写所揭示的，是涅克拉索夫作为知识分子诗人在认知层面的局限：他对人民的爱虽发自心灵、十分真切，但其文本却仍停留在外部的、审美化的观看，未能穿透人民灵魂内部。这一认知上的隔膜，与前文所论位置上的隔膜一样，都是那道“把自己同人们隔离开”的墙壁在涅克拉索夫创作中的体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救赎只能来自人民自身，而不可能来自知识分子。在他看来，纵使发生巨大的堕落或灾难，“那时人民必将自己拯救自己，并且拯救自己和我们，人民已经不止一次地这样做过了，人民的全部历史就是证明”。弗拉斯们的自救正是这一信念的文学印证：救赎始终发生在人民内部，而不在那个停留在墙外的观察者身上。由此，救赎的方向被颠倒过来，需要被拯救的反而是迷失于欧洲抽象理论、失去土壤的知识分子。这正是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何将涅克拉索夫这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诗人”安排在普希金与莱蒙托夫之后的关键。
四、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涅克拉索夫的文学史定位
如前文所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涅克拉索夫的改写始终围绕着后者身上的同一种精神结构——知识分子的退缩或疏离伴随着他对人民苦难的共情，这一矛盾在1877年《作家日记》中被概括为“魔鬼”与“直接的爱”的内心搏斗。但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为涅克拉索夫做出了一个文学史判断：他将涅克拉索夫列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之后，称其带来了“新词”。这一判断的依据，来自土壤派思想家格里戈利耶夫（1822—1864）的文学史理论。在格里戈利耶夫看来，俄罗斯文学的发展历程就是作家们在经历西方的影响后，逐渐发现并回归俄罗斯民族土壤的过程，因此也是逐渐回归人民性的过程。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这一文学史建构为参照，在论述过程中多次借鉴了格里戈利耶夫的论点。在《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涅克拉索夫》中，他首先确立了普希金作为人民性之典范的地位。他批驳了斯卡比切夫斯基等人将普希金贬为“拜伦主义者”的论调，认为“无论哪一个人从来都没有像普希金那样了解俄罗斯人，那样深刻地、那样广泛地领悟俄罗斯人民的使命。他以自己的全人类性和善于对欧洲人类多种多样的全部精神领域作出反应的才能，以及他那种善于通过其他人民和民族的智慧把自己表现出来的才能——以这一切证实了俄罗斯精神的全人类性及其恢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普希金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在吸纳了西欧文化之后，最终回归了俄罗斯人民的精神真理。普希金既塑造了来自西方的掠夺者唐璜、奥涅金和阿乐哥，也在创作生涯后期塑造了具有谦逊、顺从性格的别尔金。在格里戈利耶夫的论述中，普希金笔下人物从掠夺型向温顺型的转移，被视为其本人回归民族土壤的过程。这也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理解的人民性的具体展开方式，他明确将普希金的伟大归结为他对“人民性”的发现：“普希金作为启迪心灵的天才，他的伟大正在于，他置身于那些对他几乎毫不理解的人们的包围之中，那么快地就找到了正确的道路，为我们，为俄罗斯人找到了伟大的、渴望已久的出路，并且指明了这条出路。这条出路就是人民性，在俄罗斯人民的真理面前俯首。”
普希金与莱蒙托夫画像，图片来源：Bing
若以普希金确立的人民性标杆来衡量，莱蒙托夫则代表着一种未完成的人民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如果他能够摆脱被自己的欧化折磨得痛苦不堪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病态个性，那他很可能也同普希金一样，在崇拜人民的真理中找到出路，从而完成自己的使命。有很多确凿的根据可以证明这一点，然而又是死亡破坏了一切。”这与格里戈利耶夫的论调如出一辙：“他［莱蒙托夫］本人始终未曾摆脱阿乐哥、奥涅金和唐璜的一面，同时，他又不断将自己的观念与民众的观念趋于同一，愈来愈深地将根扎入民族的土壤之中——天知道，若非死亡过早夺走了这股力量，他还会在这片土地上扎根到何等程度。”格里戈利耶夫在《莱蒙托夫及其方向》一文（载于《时代》1862年第10期）结尾处指出，莱蒙托夫的作品《沙皇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年轻的近卫军和勇敢的商人卡拉什尼科夫之歌》（1837）中的“那种抗争也力图与民间的形式融为一体，而这一伟大作品本身又昭示了何等重要的潜在可能”，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借用了这一论据，为莱蒙托夫“为人民苦难而忧伤的诗人”的身份作了辩护。
在普希金与莱蒙托夫的问题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全盘接受了格里戈利耶夫的判断。然而，到了涅克拉索夫这里，两人却走向了相反的结论。格里戈利耶夫的《涅克拉索夫的诗歌》（1862）一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涅克拉索夫》《诗人与公民。关于涅克拉索夫为人的公论》都引用了涅克拉索夫的两首诗：一为《安息吧，复仇与悲伤的缪斯！》（1855），一为《寂静》（1856—1857）。格里戈利耶夫把涅克拉索夫“复仇和悲伤的缪斯”视为诗人天性在西方虚假文明刺激下的病态反应，并称涅克拉索夫是“伟大却被破坏了的民族力量”。他又引用《寂静》中“用额头叩击古老石板”这一意象，强调诗人对民族土壤的尊奉“其实没有任何奇迹。这不是忏悔，不是回归，不是普希金式的《复生》。诗人从未与土壤割裂，他始终爱着它”。这一判断正是格里戈利耶夫关于俄国文学逐渐回归民族土壤的线性史观的体现。
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样强调“复仇和悲伤的缪斯”是“拜伦主义”影响的结果，然而，分歧出现在如何理解这一西化倾向与土壤之间的关系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述道，涅克拉索夫“今天在家乡教堂的石板上叩头忏悔，号叫：‘我堕落了，我堕落了。’这就是他在当天夜里写下的不朽的美妙诗篇中说的话，可是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眼泪刚刚干，他的‘实际精神’就又故态复萌。”这就是涅克拉索夫与他心中的魔鬼的搏斗。正如前文所讨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涅克拉索夫一生都没有摆脱某些从不承认甚至鄙视人民真理的西化知识分子的影响，这使涅克拉索夫在认知上始终被挡在人民灵魂之外。然而，他又“以整个身心不可抑制地、不可抗拒地接受了……人民的真理”，这种对人民真理的趋近“不是因为要模仿什么人，甚至也不完全是出于意识，而是受着一种需要，一种不可抑制的力量的驱使”。也正因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改写涅克拉索夫的过程中，既反复引用和化用其诗作中贴近人民苦难的细节（如“温顺的眼睛”），也不断揭示出这些文本中观察者与人民之间的疏离。由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三位诗人与人民性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关系：普希金完成了向人民真理的回归，并将人民性确立为俄罗斯文学的方向；莱蒙托夫已开始这一转向，却因早逝而中断；涅克拉索夫则终生未能完成这一回归，他既被“魔鬼”挡在人民灵魂之外，又被“直接的爱”不断拉向人民，长期处于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
涅克拉索夫的这种内心搏斗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同一时期对当代问题的思考属于同一脉络。自19世纪70年代初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先后以《无神论》和《大罪人传》为题构思一类现代人物，试图以此把握他身处时代的精神。虽然《大罪人传》最终没有写成，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断将这一构思拆解，融入到后来的作品中。《群魔》（1871—1872）中的斯塔夫罗金、《少年》（1874—1875）中的韦尔西洛夫与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和卡拉马佐夫三兄弟等人物身上无不带有大罪人形象的影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大罪人的内心搏斗概括为“自我牺牲”与“狂妄的傲慢”两极的对立。这一结构与他1877年对涅克拉索夫的描述相符：涅克拉索夫“想用一堵坚固的墙壁把自己同人们隔离开”的高傲，对应大罪人“狂妄的傲慢”一极；他对人民“直接的爱”，则对应“自我牺牲”一极。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涅克拉索夫的判断与他对时代的判断彼此支撑：他依照这一过渡时代的灵魂结构来理解涅克拉索夫，把他读作这一时代的缩影，同时又借助涅克拉索夫这位民主派诗人和西化知识分子观察这一时代，从他身上看到某种回归民族土壤的希望。正因如此，他才把涅克拉索夫称为“俄罗斯的一个历史典型，一个突出的例子”，认为他表明了“在我们这个可悲的过渡时期，俄罗斯人在道德上和信念上的矛盾与分裂能够达到何等程度”。
1873版《群魔》封面与首版《卡拉马佐夫兄弟》首页，图片来源：Bing
由此，涅克拉索夫的“新词”得以被界定。涅克拉索夫至死仍是“俄罗斯知识分子诗人”，一个从未摆脱西化认知框架的诗人，但他同时被一种他自身意识无法完全把握的力量持续地拉向人民的真理，因而终其一生他都处于一种悬而未决的矛盾状态中。这种未决状态，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理解的俄罗斯“过渡时期”的具体表现。
结语
1877年《作家日记》的盖棺定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长久以来对涅克拉索夫的改写与批评的延续和深化。他始终把涅克拉索夫看作在“魔鬼”式的疏离与对人民“直接的爱”之间挣扎的诗人。1877年的文章并没有改变这一判断，只是在悼念的时刻将涅克拉索夫放置在俄国历史和文学史中做出了判定，认为他是“可悲的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精神的缩影。
如前文所述，陀思妥耶夫斯基并非唯一试图定义涅克拉索夫的人。涅克拉索夫之所以会成为各方热议的对象，根本原因在于其诗歌本身溢出了民主派的表达框架：他对人民的书写既有对社会苦难的激进控诉，也暗含对精神救赎的深切渴望。民主派看到了前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则放大了后者。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涅克拉索夫的改写实践，提供了一个考察文学批评与思想建构之关系的典型案例。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政论特征，各派批评家都倾向于对文学作品进行选择性的阐释，将其纳入各自的思想论述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批评实践正是这一传统的产物：当他挪用涅克拉索夫的文本、改写其笔下的人物、重构涅克拉索夫在文学史中的位置时，他实际上是在借助文学批评建构自己的思想，正是通过对这位民主派诗人兼西化知识分子的改写与征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得以澄清自己的人民性观念、确认人民性的文学史谱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涅克拉索夫身上捕捉到了区别于其他民主派知识分子的精神维度，看到了他身上的时代缩影，因而将其转化为民族救赎叙事的佐证。但他的改写和转化也不可避免地以牺牲涅克拉索夫作品本身的社会批判维度为代价。认清这种批评实践中洞察与挪用并存的双重性，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人民性思想的生成逻辑。在19世纪俄国文坛的论争中，文学批评既是思想生成的媒介，也是压抑和遮蔽异议的手段，当代研究重返这些论争，对此应有清醒的觉察。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6年第4期“俄国文学评论”栏目，责任编辑杜新华。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