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柔的夜给岛屿披上外套——我与俄罗斯文学近乎宿命的书缘
对于我而言，与俄罗斯文学的相遇似乎是一个宿命。
我最早读到的一首俄罗斯诗歌，来自中学时代读到的某部小说中的一段引诗。至于那部小说究竟是《野火春风斗古城》还是《战斗的青春》，或者是其他的长篇小说？有点记不清了。不过，小说中的那个情节还历历在目：在革命斗争的间隙，两个游击队员坐在滹沱河畔，一边看着东流的河水，一边谈论环境的艰苦，同时畅想着革命胜利以后的美好前景。聊到兴起的时候，女主人公情不自禁地吟诵了一首诗，那是普希金写给他的奶妈阿利娜·罗季奥洛夫娜的作品之节选。在普希金的成长史上，奶妈的作用不可忽视。她代表民间给予了诗人绵绵不绝的温柔，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他对底层人民、也就是通称的一部分“小人物”的同情，可以称得上是诗人与民间文学之间最重要的纽带。那时的我对诗歌接触还不是太多，但是，因文字分行而产生的节奏感，以及节奏承载的情感熏染，不仅引起了我内心的共鸣，也让这份记忆延续到现在。
那部小说并没有注明出自谁的译文。多年以后，在读到俄文原作之后，我也试译了一下：
神奇的往昔时光的女伴，
我忧伤而戏谑的虚构之朋友，
我在生命的春天与你相识，
那时充满最初的梦想与欢娱。
我等待你；在黄昏的寂静中，
你来了，像一名快乐的老婆婆，
穿着棉背心，戴着大眼镜，
手摇铃铛坐在我的身旁。
你一边晃动着儿童的摇篮，
一边用歌声让我的耳朵入迷，
你在我的襁褓中留下一支芦笛，
这支芦笛被你施了魔法……
我的译文肯定与当初读到的那段引诗有出入，但大致意思应该是不差的，它也可算是对自己“生命的春天”的一个纪念。
命运的重要转折出现在1981年秋，在没有填报志愿的情况下，我被杭州大学外语系俄语语言文学专业录取。从此，我就与俄罗斯这个民族和它的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八十时代初，正是朦胧诗由地下浮出地表的阶段，作为一名热爱诗歌写作的大学生，我不再满足教科书给出的坐标，不再局限于课堂上划定的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甚至伪浪漫主义的作品的阅读，开始在课外寻找那些符合自己阅读期待的作品，这也注定了我与俄罗斯象征主义诗歌的相遇。在我对俄罗斯诗歌的阅读和翻译中，不能不提的一位人物是俄罗斯白银时代最重要的象征主义诗人勃洛克。某天，我从图书馆借到了一册《勃洛克诗集》，该诗集属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科学院编辑、作家出版社推出的经典诗人文库，蓝色的封面，略有磨损，内页也有点发黄。有意思的是，在这本借书登记卡上，前面的名字居然是一片空白，而此后数年，这本书的十多次借阅记录都是我的名字，它似乎成了一本专属我的诗集，陪伴我度过了不少大学时光。可以说，正是勃洛克，把我带进了“象征的森林”，知道在表象的世界之上还有一个精神的真实，懂得了语言创造世界的可能，在必死的生命之后有一个不朽的存在。那种仅属于一个人的阅读是愉快的，它甚至刺激起了我分享和翻译的冲动，而经由自己的手笔，让俄语中那些独特的意象、词汇进入现代汉语，真的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觉：
温柔的夜给岛屿披上外套。
月亮出来。春天又回归，
忧伤多么明亮。我的灵魂欢愉。
只有那长寒的涅瓦河水
在脚下阴沉着脸晃动。
你，幸福！你，往日的欢乐！
我遥远的幻想之春天！
年复一年……黑色的痕迹更清晰，
在光明曾经照耀我的地方，
夜色更浓了……黑暗里——独自一人——
我走呀走——我的灵魂复又欢愉，
春天再一次给岛屿披上外套。
人格化的夜晚、明亮的忧伤、欢愉的灵魂、幻想的春天，这些独特的表述，奇妙的组合，令人感受到了一种神秘的真实和生命的暖意，营造了一个桃花源式的世界，同时也让我看到了在原创诗歌以外安放自己写作激情的另一个出口。到了三年级下学期，我已译出两百来首诗。当时只有极少的几首得以在刊物上发表，其余部分便被长期锁进了抽屉。不过，我却捧着这部分译稿去拜访飞白先生，得到了他的肯定和指导，随后还成为他指导的外国诗研究方向的首届硕士生。幸遇恩师，也让我由从前那种散漫、无序的阅读进入了更专业、更系统的对世界诗歌史的研读。
《死亡的舞蹈——勃洛克诗选》
作者：(俄)勃洛克
译者：汪剑钊
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8
1994年秋，我自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获得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随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成为一名专职的文学研究人员。此后，我算是进入了一个人们通称的学术圈。在以后三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我曾经主编过十几套跟外国文学有关的大小丛书，这些丛书的完成自然各有各的过程，各有各的机缘，其中情况最特殊的是《俄罗斯白银时代丛书》和《金色俄罗斯丛书》。1996年，时任云南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的潘灵先生到北京组稿，他本人是一名出色的小说家，曾获得过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青稞文学奖等各种文学奖项，现在是《边疆文学》的总编。该社此前以拉美文学丛书的出版在业内赢得了极好的口碑，当时也有拓展新领域的意向，在交谈的过程中，我向他推荐了编辑俄罗斯白银时代丛书的设想，马上引起了他的兴趣，表示回去请示社领导后即作定夺。事后，我才知道，第二天，他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程正民教授有过一个约见。程先生是国内文艺学研究的大家，尤在俄苏文论的研究上有极深的造诣，曾经担任北师大苏联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和《苏联文学》杂志的常务副主编。期间，潘灵向他咨询了白银时代丛书的价值和可行性问题。据说，程先生听了他的介绍，马上就表示，这是一个极其前沿、颇具可行性的选题，很多作品都是俄罗斯非常热门的书籍，非常有学术价值和阅读价值。如果有人能帮你组织和翻译，那真是太好了。显然，程正民先生的这番话坚定了潘灵申报这一选题的决心，他回去以后立即向社长程志方汇报并拍板敲定。在落实了编辑选题之后，我邀请了好友刘文飞共同主编这套丛书，最终在1998年推出了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它们很快便在学术圈和读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随后两三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学林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各自推出了与白银时代有关的丛书，在国内掀起了一个关于俄罗斯白银时代的阅读热潮。据说，在那段时间，读书人聚在一起，如果不曾提及或不知道白银时代，便有可能被人当作没文化似的。在这套丛书中，我本人编选和翻译《俄罗斯白银时代诗选》和别尔嘉耶夫的《自我认知》，后者关于自由和人性的认识非常契合我对存在主义的认识，尤其是他关于人生意义的看法。他认为，自由不是权利，而是义务，是人被赋予的一项追求真理的义务。生活的意义不能在生命之外去寻找，而对意义的探索本身就给出了生活的意义。阿赫玛托娃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白银的月亮照耀着白银的时代”，而今，这白银的月亮也给现代汉语带来了异域的光亮，正如贺拉斯《颂歌集》中的拉丁语“纪念碑”，来到俄罗斯，经过普希金的妙手挥点，变成了一座标准俄语的“非人工的纪念碑”。
《金色俄罗斯》是我最近十年投入不少精力主编的丛书，它的编辑缘起非常偶然。2015年，我与高兴先生被中国当代诗歌奖评委会遴选为2013-2014年度的翻译奖得主，颁奖地点在甘肃岷县，我们一行从兰州机场抵达岷县用了六个多小时。虽说旅途漫长，但一路的风景还是不错的。在一路的颠簸中，我和高兴觉得，岷县的地理位置如此偏远，极有可能是个贫困县，便约定如果需要两个人合住一个房间，我们哥俩就在一起住几天算了。记得那天抵达目的地已经很晚，在分配房间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主办方大约将我和高兴当作了获奖的文学新人，真的将我俩安排在了一个房间，而绝大部分比我俩年轻得多的“评委”和嘉宾都住上了单人间。我俩打听到宾馆尚有空房间，便另开了一个房间，同时作为一种“抗议”，没去参加欢迎宴会，而是自己出去单独吃了晚饭。主办方在了解情况后，最终重新安排，解决了两位“老同志”的居住问题。平心而论，这次活动虽然有点混乱，但还是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印象，包括其中的一些不快，而今也成了“亲切的回忆”。岷县是西北花儿的故乡，当地民间歌手日常唱吟的民歌有“活着的诗经”的美誉。那些时而忧伤、时而欢快的歌声至今还回荡在我的耳畔，令我怀想歌声背后的那些故事。
“金色俄罗斯”系列书影
这次活动最大的收获则是与四川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主任张春晓女士的结识和交流。春晓女士原是四川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调到该社以后也一直不曾放弃文学情怀，一路上，我们有了比较深入的交流，发现双方的三观和文学趣味存在很多可以认同的地方。记得我们还谈到了高兴主编的《蓝色东欧丛书》，它在当时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让读者在对东欧文学既定的红色阅读之外，发现了相当一批以往被忽视的、但或许更接近文学本位的作家和作品。在交谈过程中，春晓受此启发，向我提出了一个设想：“汪老师，我们一起来做一套‘金色俄罗斯’丛书，怎么样？”这真的是一个绝好的选题，它让我想起曼德尔施塔姆的一句诗“黄金在天空舞蹈”，而俄罗斯的文化、文学或诗歌，也十分配得上“金色”这个字眼。我欣然接受了她的建议，同意为这套丛书做一点组织和邀约的工作。春晓回到成都以后，在社长黄立新的支持下，很快就寄来了邀约主编的合同。在确定编选原则时，我与出版社商定，尽管俄罗斯文学在中国已有大量的介绍，但仍然只是“冰山的一角”，很多作家和作品尚停留在“文学史上的地图式导游”，填补空白可以说是这套丛书的首选。我们的目标就是“进一步挖掘那些依然静卧在俄罗斯文化沃土中的金锭，为中国读者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这套丛书得到了国内一大批优秀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的支持，春晓和她的团队也在个人情怀和专业素质上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截至2022年底，该丛书已出版四十种包括《彼岸书》（赫尔岑著）、《动物园·第三工厂》（什克洛夫斯基著）、《蓝色笔记本》（哈尔姆斯 著）、《怪人笔记》（安德烈·别雷著）、《苔菲回忆录》（苔菲著）、《自天堂回家》（波普拉夫斯基著）等。我本人编选和翻译的《秋天的哀歌——俄罗斯抒情诗选》也在第一辑中推出，这是一部跨度将近三百年的诗选，收录的第一位诗人是出生于1703年的瓦西里·特列嘉科夫斯基，他是俄罗斯文化的一名启蒙者，1735年，他在俄罗斯科学院的大会上倡议建立“诗歌学”，其作品带有古典主义意味；最后一位诗人是出生于1971年的达吉雅娜·丹尼丽扬茨，她的另外一个身份是导演，其诗歌极具画面感和探索性，带有一定的后现代写作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意味着我对整个俄罗斯诗歌在文学史意义上的研读与反馈。
行文至此，我发现，与俄罗斯文学这么多年来近乎宿命性的缘分，那种阅读和翻译，已完全不能再以纯粹私人化的角度来看待与界定了。诚然，它们肯定与我的个人经历和趣味有关，但最终又以其审美和伦理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转入某种公共化的叙述。这篇文章也似乎偏离了编辑与我最初的约定，由阅读转向了主要对两套丛书的编辑缘由之介绍。写作有时与人生相仿佛，并不是按照既定的计划所推进的，而旁枝逸出的信笔或许更能为过去了的“往事”带来“亲切”的回忆。
（本文为“俄苏文学书友会”专题特约稿件，作者系诗人、翻译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