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是2018年还是2019年，戴思杰自己也记不清楚了，他从巴黎回成都陪伴病中的母亲，每天看着母亲服药、睡去。在病榻旁他时常陷入思考，偶尔在本子上随手写点什么，就写下“阿爸快死了，火光在他头部的绷带上跳动闪烁”。他自称“匪夷所思”的这些文字成为长篇小说《唐卡画师》（中信出版集团2026年6月版）开篇的一句话。由此，书中展开了因唐卡这一藏地艺术形式而起的故事。男女主人公穿越不同时空相遇、分开、重逢，述及信仰、梦想、情感与生死交织。有艺术史专业背景的戴思杰以相当大的篇幅描写了唐卡的创作过程、唐卡艺术的绚丽色彩与微妙细节，触及画师在信仰与世俗、艺术追求和现实困境的交融，以及冲突中的内心世界。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南开大学读西方艺术史的戴思杰赴法国留学，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连贯的电影、小说创作状态，且颇有成就。他以法文写作的长篇小说首作《巴尔扎克与小裁缝》2000年在法国出版后获得了巨大成功，法国本土销量逾50万册，有20多个语种的译本在世界范围出版；第二部小说《狄法官的情结》则获得费米娜奖；此后他的法文作品《无月之夜》、以中文写作的《永声树》等长篇小说陆续在中国出版；他还亲自执导了根据《巴尔扎克与小裁缝》改编的同名电影。

前不久，戴思杰到北京参加《唐卡画师》分享会，与诗人欧阳江河、电影导演张杨等就文学与艺术、藏地文化和创作心得等话题深入交流。会前接受中华读书报采访时，谈起小说写作，说到电影拍摄，年过七旬的他依然有旺盛的表达欲和饱满的热情。他告诉记者，根据此书改编的电影已进入筹备阶段，由他本人执导，还邀请作家阿来担任顾问。

旅法中国作家和导演戴思杰。中信出版集团供图

《唐卡画师》（中信出版集团2026年6月版）

创作也是一种修行

中华读书报：《唐卡画师》后记中，您说这部长篇缘起于照顾母亲时偶然写下的一句话，书中也写到画师为病重者作画以求康复甚至死而复生的情节，这也是面对病重的母亲时的一种愿望或某种内心力量的反映吧？

戴思杰：肯定是有这个成分。我很早就离开家了。70年代当知青，80年代去法国读书，整个八九十年代，我都很少回国，这几年回国还比较频繁。所以这本书写出来，第一不是为了赚钱，也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文学野心，就是希望能用写作为母亲做点事。从母亲生病到最后，我觉得写作过程就像唐卡画师在作画。真正的画师画一幅唐卡就是修行，而不是为了表现自己。在我这个年龄，写这本书，也是一种修行。之后还要拍成电影，是继续修行的过程。

中华读书报：您对藏文化感兴趣是始于唐卡吗？

戴思杰：是的。70年代我在四川雅安的一个县当知青，那里解放前属于西康省，是藏汉混居的地方。我在那里接触到很多藏族人，当时感觉藏族文化很神秘、很浪漫，像是另外一个世界。我看到唐卡，看到他们有信仰，生了病会祈祷，男女交往也很自由……这些对当时还是年轻人的我们是巨大的冲击，很有吸引力。

我大学毕业后考了研究生要出国去读书，现在想想，如果当时没有出国，我很可能就去西藏了，因为我那时觉得搞艺术创作、写小说的话，去西藏是很好的选择。你看陈丹青当年去西藏，《西藏组画》让他一举成名。西藏文化的那种神秘、浪漫、自由、粗犷，深深吸引着我。

《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在法国

中华读书报：无论评论还是市场反响，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在法国乃至更大的范围取得了成功，你想过当时法国读者为什么那么喜欢这部作品吗？

戴思杰：法国人喜欢这部小说，可能是因为书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是在写文学、写阅读，特别是写到特殊年代下中国读者对法国文学的热情。这本书的内容还曾选入法国的教科书，我想也不是说我写得就比其他作家好，还是因为书中在歌颂文学，而法国是如此崇尚文学的国度。

中华读书报：说说《巴尔扎克与小裁缝》那部电影吧？

戴思杰：我曾经以为这是个不适合用电影来表现的故事。《巴尔扎克与小裁缝》出版的时候，我已经在法国执导过三部电影了，都是自己写剧本，可以说我当时是有条件拍电影的。但我当时觉得这本书的内容是文学化的，书中人物在看小说，谈论的也是小说，不太容易电影化。后来有制片人找我，有法国的也有美国的，我想，还是在法国拍吧。

那部电影的效果还可以，不算差。拍摄过程中，我提醒自己要忘记那是我写的小说，而且小说和电影要表现的重点是不一样的，电影要让更多人能接受，就强调了爱情的部分。

至今没有放弃中国护照

中华读书报：以您这些年的电影和小说数量计，可以说不算高产，但你一直没有中断地在拍电影或写小说，电影导演和小说家这两重身份在你身上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戴思杰：我比较多的时间还是放在文学创作上，毕竟写小说不需要找投资。我在法国很久了，我的有些小说销售得也不错，如果有新作要出版，基本没什么问题。我自己完全能够决定在哪个阶段可以写什么题材，以及为什么要写这样的故事。

拍电影就没那么容易，要自己去找投资。而且我一直是只拍文艺片，又是文艺片中比较侧重文化、文学那一类，商业上就比较难。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我也喜欢看，看导演怎么把丑陋的世界一点点拍出来，但我自己不太会去拍这样的电影，也不想拍。

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是最好把握的。写小说，尤其是写长篇小说，像上班一样。每天早上七点开始写，写多久，就事先把自己调整到合适的写作状态，几个小时后，又走出小说中虚幻的世界。

可是，写小说的过程中我没有太大的兴奋，而拍电影会带给我创作上的兴奋感，因为拍电影包含着不可预测的部分——明天要拍什么、天气会不会有变化、演员的状态如何，等等。这个时候，人就会高度紧张、高度兴奋，拍完一部电影后，有时候会想要再回到那种状态。

当然了，如果只能写小说，不再拍电影，也谈不上多么遗憾，但阴差阳错地，《唐卡画师》这个故事挺适合拍成电影。唐卡是一种艺术形式，有画面，蕴含藏族人的精神世界，这些如果能拍出来还是挺震撼的。几十年前我最初接触到唐卡时的震撼，到现在还会有。

中华读书报：记得2007年我采访您的时候，您曾谈到身份认同与创作的关系，“我早就可以加入法国籍，但始终觉得那不仅仅是一张纸，或是一种身份的改变，它更大的影响恐怕会渗透到我的创作中。所以我仍然保留着中国人的身份”。近20年过去，现在如何看待这个话题？

戴思杰：我现在还是拿着中国护照，在法国的生活其实是有些麻烦的，但我不愿意改变我的身份。在法国有一批我的读者，他们从心里还是比较尊重我的，觉得我这个中国人可以用他们的语言写小说，而且不是玩票。他们读我的小说，不只是在读我的作品，也是通过我的写作和中国产生某种连接。

像昆德拉这样分量的作家，也有身份认同的问题。他是捷克人，但在法国生活很多年，相当一部分作品是用法文写的。他和我同属加利马尔出版社的作者，有些情况我还是了解的。他的个性很强，是个内心很骄傲的人。他有几部作品是用法文写的，但被法国的评论家抨击，他就宣布，会继续用法文写作，但不是非得给法国人看。他就去西班牙出版新作，然后，加利马尔社的老板找到他进行劝说，他才回到法国出版，法国的评论家对他的抨击才渐弱一些。

没想到AI的评价这么准确

中华读书报：面对今天这个时代互联网、社交网络、人工智能的发展，您是与时俱进地接受、使用，还是持观望和保留态度？

戴思杰：我还不是这些新兴事物的使用者。直到现在我写东西还是手写，觉得电脑键盘敲出来的文字是不一样的。或者说，有的文章也可以用电脑写，但写小说还是要手写。

说到人工智能，在动笔写《唐卡画师》之前，我就想过，这篇小说中我会用很多篇幅来描写唐卡的绘制过程、描述唐卡画面的色彩。书出版后，有一天我在网上想买几本书送朋友，当页面上让我评价一下这本书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我是作者啊），我还没等评价，就跳出来一个AI提示，说可以帮我评价。我就输入“你评吧”，看看到底能评价这本书哪里好。结果，AI的评价是，“这本书好在很会描述色彩，描述得你都会闻到那个色彩的气味”，简直吓了我一跳，因为这就是我当时写作这本书时的想法，就是希望对色彩的描写能让读者感受到色彩的气味，没想到AI的评价这么准确。就这一点来说，我确实达到了动笔之前的目标。

这次的经历彻底改变了我对AI的印象，AI肯定在很多方面比人类效率高。对于AI的发展，希望人类最终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吧。

中华读书报：接下来一段时间的工作重心是与电影有关吧？

戴思杰：对，这部电影的主要内容都是要在藏区拍摄的，在藏区拍电影很艰苦，海拔高，天气也不稳定。现在勘景在进行，投资也到位了，但今年不能开拍。过了九月份，我就不太敢带摄制组进藏区了，要考虑到高原反应、气候因素，大家要是状态不好，效率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