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文学、期刊与科学：马克·S. 莫里森访谈录
马克·S. 莫里森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英文系教授、现代主义研究协会创始人和前主席、刊物《现代期刊研究》创始人和编委。作为英美学界“新现代主义研究”热潮的领军人物，他在现代主义文学、期刊与科学的跨学科研究领域著述颇丰。本访谈涉及现代主义研究的跨学科转向与趋势、现代主义文学的期刊文化、科学文化以及数字人文方法。莫里森首先指出，1990 年代以来的“新现代主义研究”不再仅仅聚焦作家与作品，而是以跨学科视野考察现代主义文学的文化关联。莫里森将杂志作为一种数字媒体，运用数据库与主题建模技术分析其科学修辞，从而例证定量分析可以辅助文本细读。最后，他主张“新现代主义研究”将“现代主义”从文学术语拓展为文化术语，即研究时期不限于 20 世纪上半叶，考察其与“后现代主义”的重合语境；研究视野从西方扩大至全球，探索科技进步、中西文化交流等现代性内涵。
关键词
跨学科；“新现代主义研究”；现代主义文学；期刊；科学
基金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委“建设高水平大学博士联合培养项目”（202306190261）；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科伦·麦凯恩小说的跨文化想象与建构研究”（KYCX23_0044）
作者简介
池慧仪，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当代英语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马克·S. 莫里森，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英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书籍史与文本研究，现代主义与当代英语文学研究。
池慧仪（以下简称“池”）：莫里森教授，我们这次访谈就先从现代主义研究的最新进展谈起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美学术界转向了“新现代主义研究”（New Modernist Studies），这一转向源于“妇女研究、种族研究、大众文化研究、后殖民研究”等“跨学科研究的兴起”（Friedman, “Afterword” 260）。您参与创立了现代主义研究协会（MSA），这个协会现在是北美规模最大的学术论坛之一，致力于推动现代主义学者之间的跨学科交流。您能给我们讲讲，新现代主义研究的“新”主要体现在哪里？我们又该如何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研究的跨学科转向？
马克·S.莫里森（以下简称“莫里森”）： 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现代主义研究走到了十字路口。20世纪40、50年代曾主导学界的新批评派，到了80年代已被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等文本理论取代；而整个20世纪90年代，英国伯明翰学派开创的文化研究也逐渐在美国人文学科和学术体制中占据一席之地。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常常充斥着大量大众文化指涉，并带有明显的拼贴风格。大家都在思考更广泛的文化对象，可许多现代主义学者却仍停留在单一作家研究的老路上。
1999年10月，现代主义研究协会（MSA）成立，并在宾州州立大学召开了首届“新现代主义”年会。“新现代主义研究”这一术语随即流行开来。当时，我和迈克尔·科伊尔（Michael Coyle）、卡桑德拉·莱蒂（Cassandra Laity）、盖尔·麦克唐纳（Gail McDonald）、桑福德·施瓦茨（Sanford Schwartz）和伯顿·哈特伦（Burton Hatlen）一同商讨创立现代主义研究协会时，主要目的便是让不同领域的现代主义学者跨越各自学科边界进行对话。在筹办首届年会时，我们邀请了艺术史学家、音乐学家、社会学家以及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的文学学者，共同担任主旨发言人和研讨会主持人。
池：道格拉斯·毛（Douglas Mao）与丽贝卡·L.沃科维茨（Rebecca L. Walkowitz）曾指出，新现代主义研究倡导“理论立场的融合，同时更加关注……艺术作品个体与其所诞生的更大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2）。我们不难发现，近五年来MSA年会的主题，如“移民”“大街”“制造现代主义”“剧变与重建”以及“图像现代主义”，都不再聚焦于某个现代主义作家，而是延伸到现代文化的方方面面。为什么学者们会转向在更广阔的现代文化语境中去研究现代主义文本？新现代主义研究又如何重新定义了“现代主义”这个词？
莫里森：“现代主义”一词最初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罗马天主教会的神学论争之中。在那种语境下，现代主义乃是一种反传统主义的努力，旨在重新阐释天主教关于宗教权威集中于教皇的教义，并主张基督教本身历经数世纪的演变，应结合当下心理学、科学、历史与哲学的思潮加以理解。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ălinescu）认为，神学现代主义与美学现代主义的兴起有关（10）。但后来新批评派只关注现代主义文本的复杂性和反讽，就连后结构主义这类更晚近的理论，也几乎完全抽离了历史和语境。而传记批评乃至某些接受理论，也只盯着极其狭窄的语境来理解意义的生产。结果，现代主义文学的物质基础及其更广阔的文化背景，很大程度上都丢失了。
池：您提到了“生产”一词，这让我想到现代主义在形式、媒介与意义上的流变，以及塑造其发展的诸多力量。在《现代期刊研究》（Journal of Modern Periodical Studies）的创刊致辞中，您指出，杂志与现代主义文学在20世纪初兴起的期刊产业中紧密交织，学者需要考察“杂志如何以……很大程度上未经探索的方式塑造了现代性”（Latham and Morrisson iii）。那么，期刊研究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现代主义文学的“生产”？期刊研究又如何更新我们对现代文化的认识？
莫里森：20世纪30年代以来，新闻系对“大众杂志”与报纸的研究蓬勃发展。弗兰克·卢瑟·莫特（Frank Luther Mott）的《美国期刊史》（A History of American Magazines，五卷本）标志着美国期刊研究的发端，但是其讨论的是那些在商业上占主导地位的报纸、期刊和杂志，而非“小众杂志”（little magazines）。英语系则紧抓“小众杂志”不放，因为它们与文学人物直接相关。霍夫曼（Hoffman）、艾伦（Allen）与乌尔里希（Ulrich）合著的《小众杂志：历史与书目》（The Little Magazine: A History and Bibliography，1946年）正体现了英语系的学科范式，坚信“小众杂志”基本上是文学圈子的刊物。他们推崇关于“小众杂志”的英雄神话，允许现代主义作家直抒胸臆，充分发挥艺术潜能，而不用操心发表渠道与读者群体。
此外，杰尔姆·麦根（Jerome McGann）与乔治·伯恩斯坦（George Bornstein）等编辑理论家强调，解读文本时，“语言代码”（文本的词语）与“文献代码”（包括版式、周边文本、插图、排版及出版体裁等）都同样重要（Bornstein 1）。选集或后来的再版单行本，会强行将作品从其原始的发表语境中剥离。因此，秉持文献学的研究思路，我尝试将杂志本身当做解读对象，而不是去挖掘那些被遗忘的现代主义作品并加以论述。那么杂志的出版周期如何？页面如何设计？谁是杂志的出版者？这些杂志采用了何种物质形态？这些形态与当时的推广业务有何关系？这类问题挑战了我们对现代主义文学与杂志关系的既有假设。
池：在这些假设中，安德烈亚斯·胡伊森（Andreas Huyssen）认为，现代主义通过在高雅艺术与大众消费之间划下一道“大分野”，来彰显其与后现代主义的区别（viii-ix）。但是，您的第一部专著《现代主义的公众面孔：小众杂志、受众与接受，1905—1920》（The Public Face of Modernism: Little Magazines, Audiences, and Reception, 1905-1920，2001）驳斥了这一论点，主张现代主义文学将在“小众杂志”上发表作为吸引读者的一种策略（Morrisson, Public Face 96）。您能否为我们简要界定一下“小众杂志”？现代主义文学又是如何通过“小众杂志”，策略性地扩大其读者群的？
莫里森：胡伊森只关注那些已被选入文集的现代主义作品，却忽略了杂志本身。“小众杂志”的初衷是“刊载那些因商业原因而不被唯利是图的期刊或出版社接纳的艺术创作””（Hoffman et al. 2）。这类杂志往往印量大但读者少，而且很多现代主义作品在被收进选集之前就已经在上面发表了。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小众杂志”研究开始备受瞩目，出现了不少专著，例如乔伊·格兰特（Joy Grant）的《哈罗德·门罗与诗歌书店》（Harold Monro and the Poetry Bookshop，1967）、尼古拉斯·乔斯特（Nicholas Joost）的《斯科菲尔德·塞耶与〈日晷〉：一部图说史》（Scofield Thayer and the Dial: An Illustrated History，1964）和《转型年代：〈日晷〉，1912—1920》（Years of Transition: The Dial, 1912-1920，1967），以及华莱士·马丁（Wallace Martin）的《奥拉奇时代的<新纪元>：英国文化史诸章》（The New Age Under Orage: Chapters in English Cultural History，1967）。不过，这些著作大多拘泥于出版史之类的史实细节，并没有把“小众杂志”本身当作一个有意义的阐释对象来考察。
“小众杂志”也可以看作现代主义期刊文化的“物质实践与体裁标志”（Morrisson, Public Face 10）。我认为，我们需要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现代主义的销售史。英美两国之所以能走出19世纪末的经济萧条，靠的就是创办《芒西》（Munseys）《麦克卢尔》（McClures）《好管家》（Good Housekeeping）和《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这类细分市场的杂志。这些杂志刊登肥皂等日用品的广告，目标读者是那些通过消费来定义自己的中产阶级女性。19世纪末兴起的一些“大众杂志”有着可观的广告收入，于是制作水准得以提升，连彩色照片也更容易印出来了。而这一切发生的背景，是英美中产阶级壮大，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也日益增多——他们可不想读太艰深的内容，只想通过阅读获取信息，提升自我。
“小众杂志”的兴起，其实是另一种市场细分策略。玛格丽特·安德森（Margaret Anderson）为《小评论》（The Little Review）定下的格言——“绝不向大众品位妥协”——听起来好像该杂志和在上面发文的现代主义作家并不在乎公众或受众怎么想，只在乎文学价值。然而，现代主义作家不仅通过这些杂志与大众读者建立联系，还围绕这些联系来塑造他们的创作；或者说，以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在《小评论》上连载《尤利西斯》（Ulysses）各章为例，他们见证了作品的解读方式其实会受到发表平台的影响。
池：您在2020年提出，尽管“小众杂志”自现代主义文学兴起以来，便一直参与文学的市场活动，不过“大众杂志”更能在商业上开拓现代主义文学的大众读者群，标志着现代主义文学成为美国文化的主流（“Beyond Little Magazines” 12）。能否请您详细阐述一下“大众杂志”？通过考察这些“大众杂志”，我们如何理解塑造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的期刊文化？
莫里森：不同于那些宣称抵制商业市场的“小众杂志”，“大众杂志”一边“维持商业成功和大量读者”，一边“尝试期刊的各种可能形式”（Harris 7）。新闻学与语言文学之间的学科分野，使得人们以为“小众杂志”与“大众杂志”水火不容，“大众杂志”兴起就意味着现代主义走向式微，乃至终结。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在20世纪40至50年代，美国现代主义文学实际上正是通过“大众杂志”成为主流的。例如，海明威（Hemingway）就曾在《时尚先生》（Esquire）《斯克里布纳》（Scribner’s）和《大都会》（Cosmopolitan）上发表作品。此外，“大众杂志”不是通过内容，而是通过其文本风格与视觉风格，有意识地扩大读者群。正如哈里斯（Harris）所言，19世纪的许多“大众杂志”通过确立“我们今天视之为‘风格基调’的刊物标准——即一种在20世纪上半叶逐渐发展的美学统一观念”来吸引读者（7）。因此，关注现代主义衰落的人，或许更应该将其理解为发生在一个不同时刻的现象——即现代主义风格与文学已经变得主流之时。我们要是只关注“小众杂志”，就很难挑战“大众文化使现代主义走向式微”这一叙事。
池：您指出，新现代主义研究除了研究期刊，另一趋势在于“学界对科学与技术重新燃起了强烈兴趣”（Morrisson, Modernis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新现代主义研究通过“深度探索现代主义与科学技术的历史关系”（Yang 195），来分析科学文化的各种成分。例如，您的第二部专著《现代炼金术：神秘主义与原子理论的兴起》（Modern Alchemy: Occult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Atomic Theory，2007）探讨了现代主义文学与20世纪初原子物理学的科学对话。是什么促使您关注科学与现代主义文学这一跨学科领域？
莫里森：直到20世纪70年代，英语学术界涉及科学与技术的现代主义研究要么拘泥于梳理并注解文学文本中的科学指涉，要么围绕科学文化的主题展开。F·T·马里内蒂（F. T. Marinetti）的意大利未来主义曾被视为一种技术崇拜（techno-philia）。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主义研究中的主导修辞已从C·P·斯诺（C. P. Snow）的“两种文化”范式转向了乔治·莱文（George Levine）的“一种文化”范式。正如莱文所言，科学与文学是相互塑造的，二者“共同参与文化整体——即那些既生成它们，又为其所塑造的知识、道德、审美、社会、经济与政治共同体”（5-6）。我受到英国诗人伊迪丝·西特韦尔（Edith Sitwell）的笔记档案启发，开始了《现代炼金术》的相关研究，其中包含她的“献给原子时代的诗三首”（“Three Poems for an Atomic Age”）。她用炼金术来为核物理学重新确立道德中心，因为核物理学在二战后导致了这些恐怖后果。于是我开始阅读化学家弗雷德里克·索迪（Frederick Soddy）和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关于放射性的科普文章。我接着意识到，炼金术语言本身就是放射性及原子结构研究中的一种引导性隐喻（而非西特韦尔后来才激活的）。当时该领域倾向将现代主义时期的科学范式视为文学中关于“新”的修辞。。
池：如您所述，新现代主义研究主张，“关注特定技术发展阶段中的现代性”，能够“重塑我们对‘现代主义’的理解”（Morrisson, “Beyond Little Magazines” 11）。但您在《现代炼金术》中敏锐地指出，在神秘主义复兴时期，炼金术修辞重新出现在现代主义文学与20世纪之交原子物理学的理论框架之中（Morrisson, Modern Alchemy 5）。您能否简要说明现代主义文学中的炼金术修辞？它们又是如何更新了当时的科学文化？
莫里森：在18世纪至19世纪初，科学家将炼金术归为启蒙运动之前的遗存与迷信。但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英美神秘主义复兴时期，唯灵论、神智学、赫尔墨斯主义与科学话语紧密交织。因此，神秘主义复兴并没有将现代科学视为错误或非精神的事物，而是转向将炼金术视为精神乃至科学智慧的深层源泉。
放射性的发现挑战了化学家约翰·道尔顿（John Dalton）关于“化学元素由不可变、不可分的原子构成，且不同元素各属其类”的学说（Morrisson, Modern Alchemy 110），并复兴了炼金术关于元素可以嬗变为另一种元素的修辞。现代主义小说常常与核物理有着交集，围绕镭等放射性物质，或将以太回溯至炼金术等古代科学，乃至亚特兰蒂斯和古代神秘学等更古老的虚构学说。阿莱斯特·克劳利（Aleister Crowley）的《月之子》（Moonchild）与塔尔博特·芒迪（Talbot Mundy）的《奥姆》（OM）都能很好例证这一点。在两部作品中，科学为超自然现象提供一种现代阐释——本质上是一种理性阐释——但现代自我必须在这种阐释中，对抗现代化加速进程中的碎片化、去中心化力量，建构自身。
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看来，科学理性已使我们逐渐远离一个赋魅的宇宙。但是，炼金术修辞与科学实践在整个20世纪却始终保持着文化上的交融。这种关系远非一条线性发展脉络所能概括。不能简单地认为科学思想催生技术，技术又进而塑造社会行动。
池：您在第四部专著《玄道之光：秘传小说视域下的神秘主义演变，1880—1940》（Light on the Path: Advancing Occultism Through Esoteric Fiction, 1880-1940，即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继续探索神秘主义。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该书的主要观点？
莫里森：这本书基本上是关于神秘学的，把它作为一种由印刷文化驱动的文学现象来研究，时间跨度是1880年到1940年。当时一些神秘学领袖认为，类型小说不仅能传播神秘学的思维方式，还能让大众市场的读者更容易接受他们那一套灵性模式。像梅布尔·柯林斯（Mabel Collins）的《白莲花牧歌》（Idyll of the White Lotus）、克劳利的《月之子》、迪翁·福琼（Dion Fortune）的《羊脚神》（The Goat Foot God）、肯尼思·莫里斯（Kenneth Morris）的《德维德王子们的命运》（The Fates of the Princes of Dyfed）以及芒迪的《奥姆》等秘传小说，并不是普通的哥特式或超自然恐怖故事，而是一种全新的、具有鲜明现代性的东西。那个时期，现代主义在探索“自我”这个概念，认为自我不一定是固定的，而是可调整、可改变的。
我们通常把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理解为对现代性体验的审美回应，也是对19世纪现实主义的反叛。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其实它是和新型类型小说，在同一个文学市场里诞生的。乔伊斯在《尤利西斯》里会用大众类型小说，包括情色爱情小说来探索现代心理；而科幻小说、奇幻小说、秘传小说这些新兴类型，则完全不受现实主义条条框框的约束，要么以大胆的创作实验探索技术现代性，要么在风格上彻底拒绝它。
池：关于新现代主义研究的跨学科方法，您鼓励学者运用主题建模和数字数据库等数字人文方法来考察杂志的“现代主义本质”（Morrisson, “Beyond Little Magazines” 19）。您认为，“我们通过与现代主义时代的媒介进行更深度的接触，可以丰富我们对当前数字文化的理解”（Morrisson, Modernis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2）。既然现代主义既影响期刊文化又受其塑造，您能否阐明杂志的“现代主义本质”？数字技术又如何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杂志的媒介特征？
莫里森：很高兴你提到这一点。这些数字方法向我们展示了杂志作为那时候的新媒体为何如此重要。数字方法恰恰揭示了杂志作为当时新媒体的重要性。翻阅杂志的方式，其实很像浏览数字媒体。你并不会从头到尾看完整个网站，而是跳来跳去，点开各种链接，再回头看看，又被引向别的内容。软件设计和数字媒体里有个概念叫做“可供性”，指的是数字媒体设计中的“行动可能性”，这个概念能帮我们理解期刊体裁及其阅读体验（Latham 1）。就像在《爆炸》（Blast）或《小评论》等现代主义“小众杂志”中能看到广告的互动痕迹一样，在大众市场杂志的阅读方式里，也能看到广告嵌入和其他期刊文化形式如何体现现代主义。它们的内容编排提供了一种完全非线性的阅读体验。这个道理跟当代数字媒体的“可供性”概念作类比，就容易理解得多。但是，数字工具和数据库也为我们分析杂志或其他大量现代主义文本提供了许多新可能。
此外，将文本进行数字化只是第一步。关键的问题在于：数字化文本的阅读与分析模式与印刷文本并不完全相同，需要充分利用数字媒介的优势。主题建模在处理海量发行的单一杂志、不同类型的杂志以及小说文本时，极具实用价值。细读通常需要依据物理上邻近的词语关系，MALLET（机器学习语言工具包）运用定量分析方法，则是寻找统计层面的文本关系。它恰恰与细读相反。
池：您提到定量文本分析“恰恰与细读相反”。众所周知，20世纪30至40年代的新批评派将细读——即对某篇作品进行形式的、精细的分析——视为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数字人文为现代主义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方法，但是定量文本分析是否必须与细读势不两立？在“新现代主义研究”中，这些文本分析方法又是如何得到整合的？
莫里森：2010年代初，现代语言协会里有些学者似乎想把数字人文学科简化成纯粹的定量文本分析，当时还有一种论调，觉得传统细读已经过时了（Grusin 84-85）。那种激烈争论的氛围差点模糊了两个事实：不仅是细读仍然重要，而且定量文本分析对传统学者也确实有用。作为人文学者，文学研究者通过细读来更精确地捕捉文本中蕴含的意义，对人类的想象力与生存境况有了更复杂的理解。可以说，这不过是两种不相容的语言分析模式，一种能够发现大规模的模式和变化，另一种则关注微观层面的文本。在大型语料库中发现重要的语义模式，可以为细读的学者提供一个不同的解读起点。
这正是关键所在：主题建模是一种用于阐释的工具。在我关于《哲学杂志》（Philosophical Magazine）的主题建模项目中，我关注的是科学刊物中特定的隐喻、意象和其他修辞手法，这些刊物基本上是科学家写给彼此看的，而非面向大众读者。如果不使用定量文本分析，我们或许能在个别知名物理学家的科普文章或演讲中，发现一些有启发性的比喻或语言。但我们无法判断这些个别文本是特例，还是说它们反映了科学家在面向科学读者的科学文章中进行交流，所发生的更大转变。不过，回到细读的问题上，一旦我们从定量文本分析中获得这些洞见，它们将指导我们如何通过细读去理解从科普物理文章或书籍到当时科幻小说的一切文本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定量文本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推进一个项目，探讨科学的修辞和隐喻如何影响研究计划和范式。
池：新现代主义研究打破学科界限，从现代主义文学的美学转向现代文化的自我更新机制——这一转变呼应了庞德“日日新”的格言。现在让我们展望未来吧，您认为现代主义研究最有前景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能否为我们介绍其中的一些趋势？
莫里森：现代主义研究在未来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是“现代主义”是否已变成一个分期术语，而不再特指一套文本实践、实验手法和对心智图景的探索。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马尔科姆·布拉德伯里（Malcom Bradbury）和詹姆斯·麦克法兰（James McFarlane）自信地将其明确定位在1890年至1930年之间，但同时也从文本实践和主题——碎片化、异化、并置等——来理解现代主义（52）。多年来，随着现代主义文学经典得到极大扩充，那一套依据固定的文本特征和主题的定义方式已然变得大而无当，很难再有什么实际效力了。放眼全球，时间框架更是不一样。然而，即便我们把目光局限在英美现代主义短暂的区间，如果大幅跳出那套极其有限的、百年来一直被英美读者视为现代主义正典的文本，又会看到怎样的图景呢？我们该如何去理解比海明威、福克纳所代表范围更广的美国文化中的现代主义？现代期刊研究提供了一个犀利的透镜，可以通过研究大量杂志来洞察这些问题。如果“现代主义”已经不足以作为我们理解20世纪早期的主导原则，我们既可以重新思考现代主义的含义，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超越它。帕特里克·科利尔（Patrick Collier）就曾不无挑衅地质问：“无论是采用旧范式还是新范式，现代主义研究在哪些方面还未能回应二十世纪早期的诉求？”（235）
另一个问题则探讨现代主义与当前全球问题的关系。以马里内蒂为例，他对机器和人机混合体很着迷。他显然没用过“赛博格”这个说法，但确实探讨了在科技世界中，人的能力被大大拓展之后，人的本质是什么。现代主义可以审视自身与我们理解人工智能的方式的关系，也可以触及环境人文学科的批评方法。人工智能在发现模式方面愈发强大和高效——它比主题建模快得多——但它无法解释自己是如何得出结果的。从这个意义来说，它目前似乎不太可靠，而且更容易受来源和提示词的偏见影响。
池：在您看来，新现代主义研究将“现代主义”视为文化术语而非文学术语，通过挑战其时间边界来考察一系列文化运动、文本实践与意识形态构型。然而，后现代主义通常被视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现代主义理念与价值的一系列反拨。新现代主义研究学者如何处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分期传统？当这种分期遭到质疑时，您又如何理解这两个概念在文化上的关联？
莫里森：新现代主义研究特别重视语境，更容易拆解文学与文化史的宏大叙事，而不是提出那种能精准回答时代大问题的新叙事——这大概不是什么坏事。我们固然重视语境，但往往要面对跨越时间的多重语境。比如，1939年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开始谈论“我们自己的后现代时代”（43）时，詹姆斯·乔伊斯在经历了约16年的连载和部分出版后，终于以书籍形式出版了《芬尼根的守灵夜》（Finnegans Wake）。几十年后，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称《芬尼根的守灵夜》是后现代主义起源中“毋庸置疑的关键文本”（11）。但如果我们回到20世纪20年代乔伊斯在巴黎开始连载“正在进行的作品”、尤金·约拉斯（Eugene Jolas）的《过渡》（Transition）把该小说奉为所谓“词语革命”典范的那个语境，那么《芬尼根的守灵夜》就不是第一部后现代小说，而是现代主义的巅峰之作。而在“后现代主义”在学术界和文化界逐渐流行起来的语境中，当哈桑1971年在《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上发表《后现代主义：一个准批评书目》（“Postmodernism: A Paracritical Bibliography”）时，该小说对“高峰现代主义”宏大统一架构的戏谑、多产和无政府式的撕裂，就特别具有后现代主义风格。试图判定《芬尼根的守灵夜》到底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几乎毫无意义。它完全取决于你如何定义两者，而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你是在什么语境中提出这个问题的。
就连那些塑造我们理解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和20世纪20年代现代主义/先锋派差异的大背景——比如媒介、科技、企业政治的变化，甚至更广泛意义上的晚期资本主义——也都有各自的微观语境。总之一句话，虽然不想过度简化，新现代主义研究倾向于进行一种“深描”，而这种“深描”很大程度上与那种试图清晰划定时期界限的努力是不兼容的（Geertz 3）。
池：这样看来，新现代主义研究对现代主义分期提出质疑，其目的并非要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等概念不加辨析地混为一谈，而是着意于“微观语境”，去考察两者之间流动的时间边界。除了重置分期，您还主张现代主义学者应当将这一研究领域与当下紧迫的全球议题相勾连，从而跳出“英美现代主义短暂的区间”向外看。那么，面向未来，英美现代主义研究要如何突破西方中心的框架，以全球性的术语重新构想现代主义呢？
莫里森：我之前说过，“所谓的新现代主义研究，源于对现代主义之母体或孪生体——看你怎么理解——即‘现代性’的重新聚焦”（Morrisson, “Beyond Little Magazines” 10-11）。那么，如果我们把现代主义文学最宽泛地理解为对现代性的文学回应，那么重新思考现代性又怎么会不促使我们重新思考现代主义呢？当我们放眼全球，便可发现英美的许多现代主义学者曾“幸福地”没有意识到，现代性其实遍及世界各地。西方现代性始于16世纪，彼时马丁·路德挑战天主教会霸权，资本主义也日益占据历史主导地位。之后启蒙运动与殖民主义又共同推动了现代性工程。我们可以超越现代主义在西方现代性中的传统锚点来重新思考它。倘若我们认为，现代性在世界不同文明中沿着各自不同的时间线展开，那又将如何？
池：新现代主义研究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展现了现代社会如何从全球联结中产生，并以多样形式呈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常常被简化为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之后，效仿西方工业机制与技术以融入西方主导之现代世界的过程（Sheldon 213）。您主张“现代性在世界不同文明中沿着各自不同的时间线展开”，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国的现代性及其在全球历史中的角色？
莫里森：中国现代性与所谓的西方现代性有着不同的发展道路。我的现代主义研究以印刷文化为主要视角。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早在15世纪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前很久，就已经拥有了印刷技术。扬州博物馆设有中国雕版印刷的常设展览，这一印刷术已有1500余年历史；馆内展陈还追溯至11世纪，探讨了早期活字印刷的雏形! 这一历史有力地纠正了那种以西方文明为世界中心的理解模式。这种模式在19世纪至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史学界大行其道，尚未销声匿迹。中国正在讲述自己的历史故事，我认为这将有助于世界其他地方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与文化的复杂性。
池：是的，我们可以相互借鉴。莫里森教授，非常感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参与采访，您的回答很有启发。很高兴与您交谈。
莫里森：不客气的，慧仪。谢谢你提出的精彩问题。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6年第3期
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