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忆开明——一场理想主义者的出版梦
1926年的8月2日，上海《申报》有一则很不起眼的“豆腐块”消息，也是广告：“开明书店开幕。本书店由《新女性》改组，现已筹备就绪，定于八月一日开幕。为优待读者起见，在开幕期内大廉价一个月……”姿态低调、寒微，如同街面上新开了一家小铺子。谁能想到，不出十年，这家书店居然已经能够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这些“出版大鳄”相抗衡，在民国激烈的教材市场竞争中拼得了一席之地。当然，直到1953年开明书店公私合营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它的规模也只是一个中等出版机构，比它庞大或者体量相当的出版商，在上海滩还有的是。但100年后的今天，当绝大多数民国出版机构已经隐入历史烟尘，我们却愈发怀念开明书店以及那群开明人。
“无政府主义者”的出版自由梦
当1926年章锡琛挂牌成立“开明书店”时，在他身后站着胡愈之、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王伯祥等一帮铁哥们。1925年，章锡琛主编商务印书馆旗下的《妇女杂志》，因“新性道德讨论”引发舆论事件被迫离职。胡愈之等人鼓动他成立了一家《新女性》杂志社，既出期刊也出版图书。在朋友的帮衬下，《新女性》存活下来，还有逐步壮大的趋势。于是，大家以自愿入股的方式，在1926-1927年间正式撑起了“开明书店”这块牌子，章锡琛作为老板在前台张罗，后面出力的始终是这群朋友。他们基本上都是商务印书馆的职员，也都是新文学的重要社团——文学研究会的骨干成员。
这群年轻人，当时大都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20世纪初，俄国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一种引入中国，以其主张个人自由、友爱互助和描绘至善至美的未来而引人注目，曾被很多有志青年尊崇并积极实践。无政府主义者的各种实践，在乡村社会、教育、出版等各个领域都有人尝试。
早在1923-1924年间，胡愈之、郑振铎等人曾发起成立过一个小型的出版机构“朴社”。当事人之一的顾颉刚有日记为证：“振铎发起自己出书，不受商务牵掣。约集伯祥、圣陶、（谢）六逸、予同、雁冰、（胡）愈之、达夫、燕生及我十人，每月公积十元，五个月内预备出版品。”大家一呼而应，要集资办一个自营书店，自己写书编书自己来出，赚了钱大家分还可以出更多的书。朴社的组织，一定程度是受无政府主义“互助论”启发。后来因为顾及商务，而且无人全心投入具体运营，朴社在上海勉强运行一年，于1925年迁到北京，之后主要由时任北大教授的顾颉刚经营，上海的人员逐步淡出。虽然如此，这群人依然怀揣着出版自由梦，等待更合适的机遇。直到“开明书店”的兴办，章锡琛及其兄弟章锡珊倾其所有，全力撑起了这个小铺面，大家积蓄已久的出版热情终于有了释放的平台，也催生出一种独特的人文生态。章锡琛一直坚持书店就是为朋友们开办的：“我们起初计划开办书店的时候，本来只想集2000块的资本，专印朋友们里面比较好一点的书，对于排印、纸张、装订等，都竭力考究精致，希望一方面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一方面可以有点兴趣，并且可以使读者不致失望。”
在此前后的1925年，夏丏尊与匡互生、刘薰宇、丰子恺等人在上海江湾创办了一所“立达学园”，开始招收平民子女入学。他们同样曾狂热追随“无政府主义”。夏丏尊年轻时一度想和几个朋友依照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发起的“新村运动”社会方案，组织新村，自耕自食，互帮互助。他之后专注于教育事业，先后在浙江一师、湖南一师等新式学校任教，追求自己的教育理想，也积累了广泛的教育人脉。1921年左右，他受老朋友、教育家经亨颐之邀回家乡浙江上虞白马湖畔创办一所新式学校——春晖中学。后来数年，春晖中学的教师大多由夏丏尊接引而来，相当一部分是他在浙江一师、湖南一师的同事和学生，如匡互生、刘薰宇、丰子恺、朱光潜、朱自清等人，整体师资水平非常高。他们创办春晖中学，希望不依赖政府的行政力量，不受制于权贵和财阀，创建一个新村式的模范中学，让学生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很快，春晖中学就成为国内知名的学校，有“北南开南春晖”的称誉。后因与经亨颐等人的办学理念出现分歧，这一干人等都来到上海创办“立达学园”。这所学校的创办更加符合“无政府主义”的设想，建校经费完全靠教师们自筹完成，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很多教师是半薪甚至义务授课，在教育理念上倡导自由讨论风气和身体力行的“柏拉图学园”传统。校门可自由进出，实验室可让学生自行研究，食堂中男女同桌吃饭，师生住同样的宿舍，吃同样的饭菜。受“立达”办校精神感召的人们组织了一个“立达学会”，宗旨为“修养人格、研究学术、发展教育、改造社会”，会员们不是简单挂挂名，都是为了共同的教育理想走到一起来，竭其所能志愿为“立达”的建设尽一份力。夏丏尊就是立达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一群怀揣“出版梦”和“教育梦”的人，身处同一座城市，是很容易产生共鸣的。我们很快在立达学会的会员名单上能看到胡愈之、郑振铎、章锡琛、叶圣陶、王伯祥等人的身影，他们在工作之余自发到“立达”去兼课，不取分文。而原来立达学校的开创者和教员们，也纷纷加入《新女性》杂志社和开明书店的作者队伍和编辑队伍，他们需要通过写作和出版来维持生计，同时表达自己对人生和对世界的看法。
1928年初，夏丏尊辞去了立达学园国文教师一职，专职担任了开明书店编译所长。随后数年，更多的人汇入开明这个平台上来。因为在这里，他们的出版梦和教育梦能够完美结合到一起，也能更广泛地发挥影响。
开明人与开明同人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乃至全国出版界，开明的人员规模不在第一个梯队，但开明的朋友圈却是公认最铁杆、向心力最强的。开明学者群中知名度甚高的大致有章锡琛、夏丏尊、叶圣陶、宋云彬、王伯祥、周予同、顾均正、金仲华、徐调孚、郭绍虞、王统照、丁晓先、刘薰宇、贾祖璋、傅彬然、周振甫、吕叔湘、叶至善等人，他们都或长或短供职过开明书店，称之为“开明人”是无疑的。但还有一种人，他们从未入职过开明一天，却与之有着深厚的缘分，深深认同开明的出版观和价值观，将其当作“自家人”事业鼎力扶持，是广义的“开明人”，或者“开明同人”。
胡愈之、郑振铎、吴觉农、沈雁冰是开明公认的“催生者”。尤其是胡愈之，是他以过人的胆魄和果敢的领袖气质，鼓励章锡琛创办《新女性》杂志，又帮助其改组为开明书店。1928年初，当他为躲避国民党当局迫害赴法国留学前夕，又与朋友们齐聚家乡上虞县白马湖畔，为开明的发展确定了总方向——为青年服务。用他们的话说，让当时大量失学的青年人来做开明的学生吧——也就是开明的主要读者。给他们编写自己能读懂并能引发思考的新课本；为了排挤掉那些既无益又无聊的闲书，还得编出门类众多又趣味盎然的读物供他们选择；还应该给他们特别编一种刊物，就叫《中学生》吧。这个刊物除了帮助他们联系实际学习各门课程，更要跟紧时代的步伐，给他们介绍各种新知识，跟他们讨论切身相关的新问题。此后二十多年里，即使在抗战的漫天烽火中，开明一直坚持着这样清晰的出版定位，成为民国出版机构中最受青年人信赖的“无声导师”。也正因为如此，开明“老板”章锡琛曾经对胡愈之说，“从出主意到具体工作，没有你恐怕就没有开明书店。你是开明的参谋长”。
郑振铎和沈雁冰（茅盾）因为文学研究会、商务印书馆这两层关系，与先后加入开明书店的老朋友们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互动。茅盾赖以成名的长篇小说《子夜》就是1932年由开明书店首次出版，并获得巨大影响。《子夜》也成为开明书店的看家书，多次重版重印。郑振铎在抗战期间坚持“潜伏”在沦陷中的上海等地，冒着生命危险，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和学养见识，抢救了大批有可能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支撑他的重要力量就是当时留守孤岛的开明老店，以及一群相交多年的开明同人和老朋友。
著名画家、作家丰子恺是夏丏尊任教浙江一师时的学生，也是创办春晖中学、立达学园的重要参与者。他是开明书店创始之初的坚定支持者，1929年书店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时，丰子恺以500元入股，成为书店股东之一。丰子恺虽未正式入职开明，却给开明打下了深深的“丰氏”烙印。开明早期的很多重要书籍都是丰子恺亲手装帧设计、绘制插图，比如夏丏尊的《爱的教育》，林语堂的《开明英文读本》等，他还与叶圣陶合作了著名的《开明国语课本》（初小、高小八册），四百多幅插图全系他一人完成。他最早的画集、随笔集、译著都是开明书店出版的，他一生版次最多的《音乐入门》也是由开明所出。
作家巴金，也是开明书店的铁杆作者之一。其时，巴金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信仰同道者叫索菲，是开明书店的编辑，也兼做他的作品经纪人。所以他的第一部、第二部小说以及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开明书店首发的。他对开明书店的感情很深，曾说：“没有开明，就不会有我这六十几年的文学生活”，“什么地方只要有开明分店，我就有依靠，只要找着朋友，我的工作就会得到支持，用不着为吃饭穿衣担忧，只愁自己写不出读者需要的好作品”。
开明的编辑们，基本上都是既能写也能编，本身就是作家或学者。以他们为纽带，朱自清、朱光潜、沈从文、俞平伯、冰心、丁玲等一批进步作家被紧密维系在开明周围。在特殊的岁月里，这些作者与开明的关系可以说“患难与共”。当开明的运转资本薄弱时，很多作家在书出版后都主动不支取稿费和版税，而是将其折算成股份给开明注资，使其能够在艰难的环境中存活下来。而开明开设在各地的分店、支店，也在战乱时期成为学者们逃亡途中的避难所。如丰子恺在抗战期间带领一家老小10口人，从浙江往西迁徙，一路颠沛流离、风餐露宿，但只要到了有开明分店的地方，就可以得到店员帮助，解决食宿。沈从文、朱自清、闻一多等西南联大的穷教授们，每逢家境窘迫之时，也常常得到昆明开明分店的慷慨周济。而因为各种缘由不得不滞留沦陷后的上海的不少进步学者，生计都很窘迫，夏衍曾说：“在孤岛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凡留在上海的‘开明同人’，不论有没有出过书，都经常收到丏尊、锡琛先生送来的三块、五块银币的周济。在那种大家都有困难的乱世，说相濡以沫也好，说人情、道义也好，这种出版家与著作家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太难能可贵了。”一声“开明同人”，说明许多人已经从精神上认同了开明，愿意将自己视作其中的一分子。这种以出版机构为核心构建起来的独特文人生态，百年前后似乎独此开明一份。
开明，是一种生活态度
开明既是一种工作状态，也是一种生活状态，例如在民国文化界颇有知名度的“开明酒会”。开明的很多选题灵感并不是在会议室商讨出来，而是在“开明酒会”的饭桌上一口一口“咂”出来的。其实这个酒会早在这群朋友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就基本形成了，当时是文学研究会成员之间的轮流做东聚餐会。
《王伯祥日记》1924年3月7日有记：“今日文学会聚餐，我与既澄当值……发柬后，来者尚多。夜七时在振铎所设席，计到席者有振铎、讱生、雁冰、玉诺、愈之、仲云、乃乾、志摩、予同及我十一人。”
文学研究会不少人后来都进了开明书店，这批朋友又凝聚到开明这个平台上，慢慢形成了开明酒会的格局。酒会一般逢星期六晚上举行，地点一般都选在开明书店附近的酒店，不是二马路上的“马上侯”酒店，就是四马路上的“王宝和”酒店。或者干脆就在参与酒会的某一位家里，菜式方面则没有什么山珍海味，也没有大鱼大肉，只有咸烤花生、清煮发芽豆等几样家常菜，但是酒呢，一定要是上好的绍兴黄酒。经常参加这个酒会的人有章锡琛、夏丏尊、叶圣陶、郑振铎、王伯祥、周予同、丁晓先、丰子恺、范洗人、章锡珊。当然，这个群体并不是固定的，随时有新的朋友加入。参加酒会的众人之间，不敬酒、不劝酒、不闹酒，畅饮畅聊，聊生活、聊工作、聊人生。有时，一些图书选题的策划，就在席间碰撞、谋划；有时，店里重大工作安排，就在席间商量、落实。既促进了书店的工作，也增进了同人之间的感情。
开明人还喜欢比邻而居，彼此的家眷都熟稔得像一家人，孩子们都是互相看管着长大的。叶圣陶与王伯祥本就是苏州老乡，两家在上海常年做邻居。叶家长子叶至善儿时上街，很多次是跟随王伯祥以及王家孩子同行。后来，叶家又和夏丏尊家成了近邻，后来还成为儿女亲家。叶至善娶了夏家小女儿夏满子。夏丏尊写了一首诗：“夏叶从来文字侣，三年僦屋隔楼居；两家儿女秾桃李，为系红丝顾与徐。”开明的这些著名学者大都没有什么显赫学历，很少上过大学，几乎都是自学成才。这也使得他们的成才观和教育观高度一致，他们认为学校并非接受教育的唯一场所，一个人成才与否也并不看他是否考上了大学。开明的孩子们很少被父母逼着卷分数、卷名校，基本上都是“野蛮生长”。他们自小就在开明这个大氛围中厮混、熏染，受着父辈们品行和学识的共同滋养。年龄稍长，也很自然就成为开明的一员。叶圣陶的两个儿子叶至善、叶至诚，王伯祥的几个女儿王清华、王汉华等，章锡琛的儿子章士敭等人都是中等文化程度，很年轻就进入开明书店做练习生，在这所特殊的“学校”里边工作、边学习、边成长。
抗战时期，内迁的开明书店（上海老店有少数人员留守）在艰难的环境中顽强生存，流亡中的书店员工和家眷都备尝战时生活的艰辛。大致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开明的总办事处迁至广西桂林。或许是受到生活书店（三联书店前身之一，受中共地下组织领导）职工业余生活的启发，开明内部也自发组织了一个“明社”，功能类似后来的工会或者俱乐部，但又不完全是，笼统说是一个“同人组织”。无论总店还是各地分店的开明员工甚至家属都可以入社，无论书店董事长、总经理，在明社里都是普通一员，定期选举出总干事以及理事会为大家服务。直白地说，这个组织就是方便寄身乱世的人们“抱团取暖”，为大家抢购紧俏生活物资，组织最低限度的康乐活动等。后来还兴办了一种内部刊物《明社消息》，既是业务交流刊物，也是社员分享信息、交流情感、纾解苦闷的平台，从1946年一直坚持办到1949年前后。开明重要成员之一、著名历史学家周予同曾在《明社消息》上撰文：“明社举办各种同人福利事业，这倒是有形的、表面的，虽然也是重要的。明社，在我看，却另有一种重要的秘藏的教育意味。在日常职务分配上，在日常工作进程中，我们虽然也是有机的组织者，但，就个人来说，究竟是各管各的……而现在我们的明社将我们团结起来，产生一种新的气氛，给我另一种生命的意义，我们不仅仅是同事，而是在生命历程中手拉手的朋友、伙伴啊。”叶圣陶1946年还为“明社”成立一周年撰写了社歌歌词，第一次公开回应并阐释了社会广为赞誉的“开明风”——“开明风、开明风，好处在稳重，所惜太从容，处常绰有余，应变有时穷。我们要——互助合作，加强阵容；敏捷活泼，增进事功。开明风，开明风，我们要创造新的开明风”。
抗战时的患难与共和“明社”营造出来的温暖氛围，进一步增强了开明群体的凝聚力。在战后复员的各大出版机构中，可能开明书店是最早为颠沛而归的员工及眷属统一安置住所的。最初是在上海虹口北四川路的永丰坊和祥经里出巨额保证金租下6幢弄堂房子，分租给各家作为临时安置所。随后在祥经里后面的川公路购置6亩多地，斥资建造宿舍和一幢办公楼，大约在1948年底落成，形成了集出版社、编辑部、职工宿舍、文化娱乐设施为一体的小型社区。为了纪念1946年去世的书店元老夏丏尊，办公楼就叫“怀夏楼”，社区也有一个很新颖的名字——开明新村。这不免让人想起夏丏尊先生从青年时代就向往并实践过的“新村运动”。开明新村的居住安排也体现了集体主义精神：有家属的员工分配了一间房，单身员工住“统舱”，中间是宽敞的运动场，旁边有一排公用厨房。新村里还设有阅览室、娱乐室、自修室等公共空间。集体居住为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明社”在这一时期异常活跃，下设康乐组、进修组、福利组等分支，组织歌咏队、话剧组、昆剧组、舞蹈组、读书会、补习班等多种活动。有人说，这时的开明新村既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又像一所开放的大学校。在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背景下，成为难得的一方文化净土。
当然，外界形势的变化远远超出了“开明人”这个小群体的想象。怀夏楼和开明新村启用不到一年，上海就解放了，继而新中国宣告成立，整个国家和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新政权的文化和教育领域，开明同人不少被委以重任、身居高位。胡愈之、叶圣陶分别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和副署长，沈雁冰成为首任文化部部长，郑振铎成为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受如火如荼的建设热潮感召，很多开明人也纷纷奔赴新的工作岗位。作为旧社会走过来的一家私立出版机构，开明书店面临着何去何从的艰难抉择。在胡愈之、叶圣陶等人的热切关注下，开明总办事处最终于1951年举店迁至北京，并在1953年与直属团中央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合并，成为第一家响应公私合营的民营出版社。
百年之后忆开明，不禁为这群曾经的纯粹理想主义者肃然起敬。开明人曾在乱世中苦苦追求的出版梦和教育梦，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征程中早已变成了现实，这是足以告慰他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