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历史叙述往往受制于文献，那些不见于文献记载的人与事，往往就是叙述的盲点。少为人知的陈曼宜，因为诗人穆旦的一些文字，也就有了些许勾描的空间。

陈曼宜为穆旦留学美国时期的友人，回国后曾任教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其舅父为穆旦在南开中学和西南联大的学弟、《未央歌》的作者吴讷孙（1919—2002）。坊间关于陈曼宜的文献极少，穆旦与她的来往也不见于公开的文献，但穆旦的档案类自述文字中，较早时候曾有一些零散的涉及，如《我的历史问题的交代》（1956年4月22日）在谈到吴讷孙时写道：他的甥女陈曼宜，在美国“很熟，也在芝加哥大学读书，并且也亟望返国”，因此“谈得来”，且不止一次将陈曼宜列为自己美国时期经历的证明人。后有专门谈及，为一九六九年二月七日的《关于陈曼宜》，共五页——目前所见穆旦个人交代，比这篇幅更大的有几种，外调材料则没有比这更长的了。

《关于陈曼宜》内容共分为五点。第一点是关于与陈曼宜在美国及回国后的一些交往：

陈曼宜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后，到芝加哥大学来入数学系研究院，这时我正在芝加哥大学读书，她拿着她舅父吴纳（讷）孙的介绍信到我家来找我，这大约是1951年下半年的事。这是我开始认识陈曼宜的。吴纳（讷）孙是我大学的同学，我和他是同学和朋友关系，他介绍陈曼宜给我，是因陈在芝加哥没有熟人，托我照顾的意思。以后我和陈曼宜在芝大时有来往。周末有时聚会和吃饭打扑克牌。又因她和我都是想回祖国的，有共同的话题。我和我爱人周与良于1952年底离美，她和其他友人曾在芝加哥给我们送别。我于1953年初回国，到广州就给在美国的友人共写了一信，报告祖国的令人兴奋的观感，陈曼宜以后曾复我一信。以后她为了自己回国缺乏路费，又曾给周与良来过信，商借路费，因周与良有一兄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教书。陈曼宜大约是1955或56年回国的，她在路过欧洲时，也曾给周与良来过信，提她在瑞士领事馆借钱的事。陈曼宜回国后住在北京高教部招待所时，和也是刚回国的李继尧相识，以后结了婚。她和李相识不久，即同来天津南大，找我和何国柱两家，玩了约一星期。这时他们尚未结婚，我曾对李讲了陈的脾气不好，望他们融洽相处。这是我和李继尧开始认识，以前不认识他。约1956或57年，我到北京航空学院李继尧的宿舍去找过李和陈曼宜，因我家在北京，在回家的几天中访问朋友，去看看他们，并在他们家中住了一夜。这只是普通友谊的访问，和他们没有其他关联。这以后我便没有再见他们，也没有和他们通信。约1964年他们来津到南大，那时我适去北京家中，所以未见到他们，我爱人周与良见到他们，并和他们一起玩了。这以上就是我和陈曼宜和李继尧的全部关系。

这一段，穆旦交代了从在美国时与陈曼宜相识到约一九六四年她和丈夫来天津但未见到的过程。回国后有相互往来，且对方不止一次来天津，应该说，关系算是比较近的。但对于陈曼宜的一些情况，比如上文谈及的陈曼宜入境的情况，穆旦可能并不知晓：“陈曼宜在离美前，曾给周与良（在国内）来信商量借路费，由此推想她是自筹路费回国的，而且是行经欧洲（因自欧洲有来信）。其他情况自己不知道。不知谁给她办的入境手续。”穆旦夫妇回国时获得了美国国务院救济中国学生的款项资助，陈曼宜未能获得，且回国过程曲折，很可能是通过欧洲辗转回国的。当时不少执意回国的中国学生，也是走的类似路线（侯祥麟、罗沛霖、师昌绪等口述：《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

穆旦提到离开美国的时候，陈曼宜和其他友人曾来送别，《穆旦诗文集》（第2卷）收录了一张当时在火车站的大合影，被标记的人物有蔡树德，李宗明，徐贤修、夏一仁夫妇和小女儿Jenny，钱存训、许文锦夫妇，何国柱、刘预其（应写作刘豫麒）夫妇，萧济安，黄德声，无法辨认的则有一位女同学、五位男同学。若穆旦所说无误，那唯一未被辨认出来的——站在正中间、周与良的左侧、穆旦的正前方的女同学就是陈曼宜。

1952年12月，穆旦夫妇离开芝加哥，在火车站与送行的同学和朋友们合影。

第二点是关于吴讷孙：

吴纳（讷）孙是我在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同学，比我低一班，曾和他住在宿舍的上下铺。我和他是同学和朋友关系。1943年我自印度回到昆明，没有住处，那时他和陆智周（联大同学）在外面租房子住，我就和他们同住，住了约两三个月。那时吴纳（讷）孙在昆明法国领事馆做翻译。1944年我在重庆时，又碰见吴纳（讷）孙，那时我先后在新闻学院和中国航空公司，吴纳（讷）孙大概是在美国新闻处工作，我和他先是偶然在——可能是中央图书馆碰见一次，知道他投考留学考试，以后在他出国留学以前，又在重庆他的住处去看他一次。这是我和吴纳（讷）孙在国内的交往情况。他是什么人，是不是国民党，我不知道。我记得在联大和他住同屋时，他的哥哥（叫吴×孙，名字已忘，曾来找他，是学地质的）曾来找他，据吴纳（讷）孙说他哥哥是很进步的。因此，我的印象，吴纳（讷）孙不是国民党。我知道吴纳（讷）孙最接近两个人，一是陆智周，他们是中学和大学同学。陆智周不知在何处，他的哥哥陆智常在大连工学院教数学，一问便知。另一是吴的女朋友孙丽君（名字是否如此，不太肯定），这人在吴出国留学前，我去找吴时曾见到她也在那里。现不知在何处。此外和吴较熟的，还有王佐良（现在北京外语学院），李赋宁（现在北京大学外文系）。

吴纳（讷）孙出国后，和他便没有通消息。1949年9月我到美国读书，约1950年吴纳（讷）孙路过芝加哥，曾找我，我和他玩了一天。他知道我的地址，可能是听李赋宁［当时和吴纳（讷）孙都在耶鲁大学］说的。我和吴纳（讷）孙在美国只见了这一面，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和他通信（除了陈曼宜找我时拿的那封介绍信）。

我在芝加哥和吴纳（讷）孙相见时，曾问他回国不回国，他说要是给他做故宫博物院院长，他就回来（他在美是学艺术史的）。因此我知道他是不想回国的。

吴讷孙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就读于南开中学，其作品《那一本故事书》与穆旦的《梦》——第一次也是当时唯一一次署名“穆旦”的作品——同时刊载于《南开高中学生》第一卷第四、五期合刊（1934年1月5日）；一九三七年，吴讷孙进入长沙临大（西南联大），一九四二年毕业，曾留校任教；一九五四年在耶鲁大学获得美术史博士学位，有以西南联大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未央歌》行世，笔名鹿桥（英文名Nelson Ikon Wu）。穆旦的自述材料多次提及他——多写作“吴纳孙”。比较多的内容，则还是见于关于其外甥女陈曼宜的外调。

李赋宁（1917—2004）与穆旦在南开中学曾是同学，在清华大学为同级同系同学，且毕业后都曾留校任教。加之老师吴宓与李赋宁同乡的缘故，两人交集不少。穆旦日后的自述称李赋宁为“切近的朋友”；任教南开大学之后，“仍保持接触，并几次请他在业务上帮忙”（《履历表》，1955年10月）。穆旦与李赋宁在美国相见事，见于李赋宁的回忆：一九五〇年四五月间的归国途中，经过芝加哥时，曾到芝加哥拜访穆旦、参观大学。（李赋宁：《我的英语人生：从清华到北大》，商务印书馆，2022年）可见穆旦所说不虚。

吴讷孙（1919—2002），著名华裔作家、学者，著有小说《未央歌》《人子》等，陈曼宜为其外甥女

第三点是关于穆旦在美国芝加哥的最后一年多时间（1951—1952）里的情况：

知道有了一个美国老太婆Stadley（斯泰得利）经常请中国学生到她住处去茶会。我和我爱人周与良被邀去茶会，是在我和陈明生发生一次辩论以后（我和陈明生在住处的厨房里，由闲谈而涉及政治问题，谈到祖国，陈持反动态度，因而和他辩得面红耳赤），在接到这请帖时，我对周与良说，你去应付一下吧，我不想去。结果周去了，回来告诉我，Stadley问她为什么我不去，说要见见我。因此，下一次我就和周与良一起去了。记得当时有约七八人，都是中国同学，大家吃吃茶点，社交闲谈。Stadley并没有特别和我谈什么，约呆（待）一个小时即离去。以后我和周与良在被批准回国后，Stadley又找我们去茶会一次，作为告别。仍是有几个中国同学在那里，记得曾看了一会电视，闲谈一会，就离去了。但在我离开芝加哥启程前一两天，陈明生忽然拿给我一件东西，是一根塑料绳，还附一短简，说是Stadley送给我的。我打开一看，短简内有一两句话，大意是“希望你能获得你所追求的东西”。这是对我的恶意嘲讽，我看后一气把信撕掉，绳子则带了回来。以上我和Stadley的来往经过。在中国学生的新年联欢会（1952年），那是陈明生主办的，Stadley也去了。记得曾见她和一些人谈话，我未找她谈。

周与良与Stadley的来往，已如上述。陈曼宜和何国柱，我想他们都到过Stadley家的茶会，但我未见到过。

Stadley的门上钉着名片，记得她的职务头衔是“美国中西部中国学生安慰者”，我认为她就是监视中国学生的。我和她除了上述来往外，没有任何其他关联。

陈民生（按，应该就是陈明生）在芝加哥读哲学，是基督教徒，是Stadley的助手，替她跑腿的。我在1951年下半年租房住，有四间屋，我和周与良用两间，尚余两间，便找了一个小陈（学经济，已忘其名）和一姓戴的来住。以后小陈要搬走，他找一个人来顶替他住，这人便是陈明生，这是我开始认识陈明生，以前不认识他。陈曼宜、何国柱去找我时，也见到陈明生的。我只知他们有一般认识，没有特别熟的关系。我想Stadley知道我的政治态度，就是陈明生给告密的。

这里用较大篇幅提到的美国人Stadley，在《回国留学生分配工作登记表》（1953年2月21日）和《历史思想自传》（1955年10月）均有谈到。十多年之后的描述跟当时也大同小异。曾合租在一起的陈姓同学、戴姓同学及陈明（民）生，则未见于其他自述文字。这里并没有出现陈曼宜的信息，料想是外调者在询问Stadley及陈明（民）生与陈曼宜的来往关系。而穆旦也得交代自己和妻子与他们的往来——虽是关于他人的外调，受访者也有义务交代自己。

第四点是办理回国手续的情形。穆旦的多种交代材料都曾谈及这个话题，这里所叙也都大同小异：

因周与良学生物，已知当时美国移民局不准学理工的中国学生回国，曾有一时期周与良写信向东南亚等国家的学校找职业，想转道回国，但未找到职业。以后我得知芝加哥有一犹太律师事务所，其中一犹太律师帮忙（忘其名）因替犹太人办理移民手续，和美国移民局的人较熟，便去找他，请他向移民局去做侧面了解，像周与良这样学植物分类的人能否回国。通过他的帮助，并有周与良从教授得来的证明信（证明她所学的与国防无关），我和周便得到了移民局的回国许可，而回国了。移民局没有在回国许可问题对我们提出任何条件和要求。它的许可信是寄给我们的。

陈曼宜和移民局有何关系，我不知道。也未听她说过。

对照《回国留学生分配工作登记表》（1953年2月21日），其中描述的情形——“好容易得知一位犹太律师，和他们很熟，通过他得知如有学校证明信，证明她所学的无实际用途而且美国不需要的，便有希望。以前教授是不肯写这种信的，因为他根本不同情我们返国。以后看到我们归意坚决，便写了信”，艰难程度更甚。

为回国事找犹太律师帮忙，也见于当时的其他中国学生的回忆。比如，当时在火车站送别穆旦夫妇、一九五五年与钱学森等人同船回国、与穆旦夫妇同任教于南开大学的何国柱（1922—2017）即曾谈道：“当时犹太人在美国创办了一个犹太律师事务所，专门打抱不平，免费服务。无论什么民族纠纷，只要没有钱打官司，都可以去找他们。”（何国柱口述：《给联合国秘书长写公开信》，载《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第296页）若此，何国柱回忆中关于在美国的经历、争取回国的遭遇以及回国的经历，也有助于理解穆旦夫妇当时的境况。

而“未找到职业”之说，与周与良后来回忆的情形不尽相同。周与良提到了去中国台湾、印度及美国南方的一些大学工作的可能性：“有朋友邀请我们去台湾任教，良铮的二哥在印度，欢迎我们去印度工作，印度德里大学并聘请我们二人去任教。”（周与良：《怀念良铮》，载杜运燮、袁可嘉、周与良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1页）在后来的回忆中，措辞有所改变，“良铮的二哥良钊为我们安排去印度德里大学教书”，而且还谈道：“美国南部一些州的大学经常去芝大聘请教授，如果我们想去南方一些大学教书，很容易。”（周与良：《永恒的思念》，载杜运燮、周与良、李方等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6页）“欢迎”与“安排”，也还是有差异的。从目前的情形来看，学界所采信的多是周与良的回忆。若此，则可说明穆旦在交代时有意回避了危险的海外关联；反之，则是周与良有意凸显了海外的因素——通过凸显、比照，进而突出了穆旦当初一心回国的坚定信念。

1954年11月8日，穆旦一家合影于天津

上述四点之外，还有一段“补第三大题”的内容，交代在美期间与邹谠、卢懿庄夫妇交往的情况。

一个来往情形不见于公开文献、仅见于穆旦自述文字的人物，原本用比较小的篇幅来描述即可，但因为外调材料篇幅大，且涉及的内容或此前未见叙述，或有可议之处，所以做了较多展开。

关于陈曼宜，除了穆旦的叙述之外，能够查到的信息寥寥可数。一九五三年春在布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一九五五年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的王仁（1921—2001）提及：一九五四年九月至一九五五年二月，王仁在芝加哥伊利诺伊理工学院力学系任助理教授，其间，“有一位在芝加哥大学的研究生陈曼宜打听回国事”，且表示陈曼宜回国后，在北京有见面。（王仁：《回国经过回忆》，载全国政协暨北京、上海、天津、福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建国初期留学生归国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244页）而在新近出版的相关名录中则有简略的记载：“陈曼宜（ — ）陈民耿与吴语亭（民国女诗人、散文家）之女。1954年或1955年回国。”（王德禄主编：《归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归国北美留学生名录》，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年，第440页）篇幅较之于其他人物要小，且没有生平和留学学校的信息，回国时间也不确定，可见其事迹少为人知。

饶是如此，既能确定父母的信息，也就有了更多的线索。陈民耿与吴语亭均为福建福州人，两人于一九二四年结婚。吴讷孙为吴语亭的叔叔吴蔼宸（1891—1965）的次子。陈曼宜于一九二八年生，有一弟名曼生，但不幸于三岁时夭折。陈民耿早年毕业于伦敦大学经济系，一九四六年出任联合国华文翻译组组长，举家迁纽约，一九四八年到台湾，吴语亭的母亲及两位弟弟亦到台。未见陈曼宜早年受教育的材料，是否一九四六年到美国亦不可知；而从上述情形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段，陈曼宜是只身一人回到大陆的，而没有去台湾和父母团聚。一九九〇年陈民耿去世后，年事已高、只身在台的吴语亭被女儿接到美国马里兰州居住，直至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六日逝世。而陈曼宜以个人名义出版了《吴语亭女史著作述评》（杨南孙编，1992年）、《陈民耿教授纪念集》（杨南孙、高啸云，1992年）及《吴语亭画集》（吴语亭著作编辑组，1998年），且再版了《语亭吟草》（2000年，初版时间为1963年）等著作，很显然是有将父母的事业发扬光大之意，希望世人记住他们的名字。

顺着这个再版的《语亭吟草》的线索，又可见二〇〇六年五月十六日陈曼宜给汪东（1890—1963）之孙汪尧昌的信，称其为“尧昌表弟”，内有“很久未跟你通电话，很想念！”“现托友人寄一本《语亭吟草》及杨敏如著《唐宋词选读百首》。并附寄全家福像（相）片一张。你是也可以寄一张给我”等语。信息很简略，仅寥寥数笔，但看起来还有线索可以继续查询，不过这已经是很晚近的事情了，暂且不表。

再说“北京航空学院李继尧”，相关信息也很少，前述留学归国名录有记：“李继尧（ — ） 北京人，留学耶鲁大学。回国后到北航任教。后出国，在美国加州定居。夫人陈曼，福建人，北大数学系教授。”（王德禄主编：《归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归国北美留学生名录》，第456页）篇幅小、信息少，夫人的名字弄错，可见其事迹也少为人知。也有简略的信息见于从美国耶鲁大学留学归来的材料科学家、金属物理学专家颜鸣皋（1920—2014）的口述：李继尧去耶鲁大学稍晚，毕业后，他的同学刘有照到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工作，李继尧则回国了，“李继尧学的专业理论性比较强，回国后到北京航空学院教书。北航对李继尧不重视，改革开放后他又回美国了”（颜鸣皋口述：《因留美科协活动被关押的“红色分子”》，载《1950年代归国留美科学家访谈录》，第105页）。

陈曼宜呢？没有谁提到她回国之后的情形——关于李继尧这一段是在更早时候读到的，当时第一感觉是她没能度过那段不算短暂的岁月，不然怎么只提李继尧呢？

一个家境可能一般、努力求学（先后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辗转回到国内、任教于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可能“脾气不好”的女子，似乎没有穆旦的这则不算短的外调材料，将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