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赛》如何到中国
“风雨声中异境开，读书人在授经台。何如赫涕吾良友，击柝相闻负笈来。”
1900年，英国传教士李思（1862—1947）在《万国通史前编》中表示“《奥瑇犀》（今通译《奥德赛》）诗，古今传诵”，并称其中“有一绝句”，即本文前引之诗，这可能是用汉诗体译荷马史诗的最早尝试，或经广学会中华人译员润色。李思承认，此乃“以意构”“未知《奥瑇犀》之音节如何”。
诗中“授经台”指终南山的一座山峰，传说老子曾在此讲经；“赫涕”即赫梯，前17世纪至12世纪统治小亚细亚（今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古帝国，李思误将其当成古希腊（《荷马史诗》成书于公元前八世纪，所述史实可能在公元前15世纪至16世纪，李思因而误判），称它是“吾良友”；“击柝”指巡夜时敲打木梆子，代指战争；“负笈来”指读书人背着书箱来求学。
李思认为“泰西（即欧洲）最重诗教”，荷马史诗堪为有“诗教传统”的中国提供参考，他把荷马译为“好佅（通昧）儿”。但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国人对荷马史诗了解仍不太多，仅周作人、吴宓推介甚力。
百年匆匆而过，如今大片《奥德赛》引起广泛关注，引人好奇：荷马史诗史是如何从来自异乡的“陌生人”，变成人人尽知的“经典”的？“舶来”中，我们究竟理解了多少，又误会了多少？该片导演诺兰的解读，真的准确吗？
本文主要依据学者李奭学、李以清的《五四运动以前的荷马》，试予介绍。
清代《畴人传四编》介绍了荷马
“荷马”之名是梁启超定的
据李奭学、李以清钩沉，早在明清之交，西洋传教士已用中文介绍荷马，称“阿嘿汝”（有时误写成阿哩汝）或“何默乐”。
1837年，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在主编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以“爱汉者”为笔名，称：“盖欧罗巴民讲异话，其诗书异类。诸诗之魁为希腊国和马之诗词……论列国围征服城也，细讲性情之正曲，哀乐之原由，所以人事浃下天道，和马可谓诗中之魁。”从“和马”派生出何马、荷麦、河满、贺麻等。
后传教士艾约瑟指出，“马”应是长音，不如译成“和美耳”，由此派生出“侯美尔”“贺梅尔”“合墨耳”“何满得”“胡迈卢”等。
严复译为“鄂谟”或“鄂谟尔”，得王国维、鲁迅、周作人等认同。
1925年，周作人提出异议：“荷马”来自英语，应“名从主人”，按古希腊语译成“诃美洛思”。周作人一生译古希腊文学超百万字，晚年译成《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后写道：“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诃美洛思”未能替代“荷马”，后者是梁启超定的译名。
梁启超说“今欧洲各国文学祖希腊，武事祖斯巴达”，称荷马为“古代第一文豪”“每篇率数万言”“今日考据希腊史者独一无二之秘本”，荷马史诗“气魄，固已夺人矣”，其实他承认自己“未能读，不敢妄下笔骘（音如志，意为评定）”。
清末民初文人常望文生义，清末黄钟骏写《畴人传四编》，竟称荷马是“畴人”（历算学家），因“其所著书屡言天星”，比如《奥德赛》中奥德修斯曾“论昂璧觜参及青龙七宿，北斗七星，太阳长行不息，月之望诸恒星若晃旒”。
直到19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林纾、陈家麟合译《秋灯谭屑》，其中《织锦拒婚》《木马灵蛇》两篇才略见荷马史诗片段，原书是美国作家鲍德温写的儿童故事集，且《木马灵蛇》与《伊利亚特》关联不多。
10年后，才有谢六逸“译述”的《俄德西冒险记》（商务印书馆，1926年）、《伊利亚特的故事》（上海开明书店，1929年）出版。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传奇翻译家傅东华的《奥德赛》全译本，虽是英文转译，但采用诗体。这是国人首次读到相对完整的荷马史诗。
从明清之交，到1929年，传教士、学者大力推介荷马，国人却兴趣不足。除文化差异外，荷马在西方争议也多，可能只是传说，并无其人。直到公元前7世纪，才现“荷马”一名，希腊文中，荷马意为“人质”。《伊利亚特》《奥德赛》的结构、内涵差异大，作者是否同一人，亦争论不休。
周作人认为，荷马史诗是“收散片之诗，联集而吟咏之。又递相口授，多有变意，后乃辑录，成为今状”，带来理解困难。
奥德修斯直通“赛先生”
既然荷马史诗只是古希腊民间传说合集，为何终被中国读者接受？这与几代学者推动有关。吴宓说：“吾人欲研究人生问题或探求哲学文艺之根本，若不从希腊文化入手，决不能彻底了解。”
一方面，荷马史诗是西方文学之祖，后来学人必以此为始。周作人在《欧洲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18年）中，首设专章介绍荷马史诗。
另一方面，荷马史诗含启蒙价值，即“古代诸文明的总汇，又是现代诸文明的来源，无论科学哲学文学美术，推究上去无一不与他有重大的关系”。特别是《奥德赛》，呈现了“逻各斯”（逻辑）对“秘索思”（神话）的超越。
在神话中，人必须无条件服从神，他的自我由神塑造，命运由神决定。如《伊利亚特》中，阿喀琉斯明知必死，仍赴特洛伊参战，因命运无法抗拒，英雄必须光荣地接受悲剧性结局。可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得罪了海神波塞冬，波塞冬却无可奈何，靠智慧、毅力与决心，凡人历尽艰难，打败了神。
在奥德修斯艰难的回家之路上，他战胜了种种困难。
喀耳刻的魔酒：它把奥德修斯的手下变成猪，满足于“活着”本身，放弃了人之为人的追问、怀疑、自苦与思考，只有坚持后者，才能走向逻各斯。
塞壬的歌声：呈现了感官世界的丰富美好，却引诱人走向自毁，奥德修斯用蜂蜡塞住手下的耳朵，并将自己捆在船上，既享受了歌声，又成功地活下来，象征着理性通过自我约束，战胜了感性的诱惑。
卡吕普索的仙岛：卡吕普索象征永恒，她让奥德修斯丧失记忆，进而丧失自我，以实现二人永远相守的目的，但经7年暗中摸索，奥德修斯选择离开，因记忆是人绝不可让渡之物，不论多么苦痛，有记忆才有“我”。即令永恒如此美好、安逸与幸福，一旦没有“我”，便不值得追寻。
瑙西卡娅的情感：美丽公主瑙西卡娅爱上奥德修斯，奥德修斯还是踏上回家之路，象征理性对情感的超越。
奥德修斯回到故乡伊萨卡，王宫已被求婚者们占据，无人认识他，他只好展示伤疤，与老女仆等相认，并在他们帮助下，消灭了对手。隐喻着逻各斯需证据指引，而非天启，理性与实证应替代信仰。
作为对人类理性精神的赞歌，《奥德赛》直通“五四运动”倡导的“赛先生”，这使它能在中国落地生根，影响力不断扩大。
别把电影当正解
中国读者接受荷马史诗，还有一大原因，即有文化相通处。吴宓说：“知希腊哲学，重德而轻利，乐道而忘忧，知命而无鬼。多合我先儒之旨，异近世西方学说，盖不可以道里计矣。”
古代中国也强调人文关怀，赞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但更多从集体看个体，荷马则从个体看集体。在《伊利亚特》中，英雄们常顶撞领导、我行我素，参战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保家卫国，而是为了扬名立万、实现自我。一旦取胜，他们便屠戮平民、抢掠妇女，觉得理所当然。
相比之下，古代中国英雄更重“为万世开太平”，《西游记》中孙悟空在车迟国灭妖后，叮嘱国王：“望你把三教归一，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才，我保你江山永固。”
为群与为己，各有擅场。周作人指出“希腊文明，很有点与中国古代的文明相似”，都“现世”“中和”，但荷马史诗中的人物有“热烈的求生的欲望”“对生活的热情”，体现出“自由、明达、热爱生命、自然和艺术的日常生活方式”，传统儒家则“未免有流于俗恶的地方”。
当时的学者们认为，荷马史诗还体现出了“爱美”精神，值得传统儒家学习，所以蔡元培先生主张“以美育代宗教”“以美育人”，以避免“现世”之后，走向过度功利；乃至避免“平和”之后，变得“没有力气”“像个病人一样”。
培育“爱美”精神，离不开“为己”，可过度“为己”，也会出现自私、虚伪、残暴等问题，电影《奥德赛》中对此有所反省。
在片中，奥德修斯对特洛伊屠城感到自责，对封神的“木马计”予以批评；嘲讽“第一美人海伦引发战争”的说法，认为是阿伽门农为抢掠异邦财富，编出的糟糕借口；所谓“海上入侵者”，其实是急于回家的奥德修斯；反复闪现的智慧女神雅典娜，是被希腊人杀死的特洛伊女祭祀，“智慧指引”只是受创后的应激反应……
导演诺兰试图用“宙斯法则”超越过度“为己”的困境。即主人应无条件善待客人，客人不得滥用主人善意。
在《奥德赛》结尾，108名求婚者盘踞奥德修斯宫殿3年多，挥霍其财富、虐待其仆人，奥德修斯生死未明，却逼其夫人珀涅罗珀再嫁，显然违背了“宙斯法则”，这就给了奥德修斯大开杀戒的借口，可这么处理，实在是把亚里士多德称赞的“处处有发现”、呈现了“从不知到知的转变”的、充满思想性的经典，变成血腥、刺激的庸俗故事。
显然，诺兰未能挣脱绝对“为己”观的桎梏，这使电影《奥德赛》成了基督教式自我反省、英雄主义、女权主义、身份政治、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的大杂烩，不同流派似乎都能从中看到自己，找到“历史依据”，为各种时尚观念抢夺历史解释权打开了方便之门。
相比之下，《奥德赛》原著多元、含混、丰富，连亚里士多德都称它是“复杂的诗史”。著名学者陈中梅认为，《奥德赛》留下两份重要遗产：“一份是壮怀激烈的豪迈诗情，另一份是推崇严谨求知的实证自觉。”要完全收获这两份遗产，只看电影可能不行，还要读读原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