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遗篇忆故人——怀念蔡义江先生
蔡义江先生 摄于2017年
2017年夏，爱人陪我到杭州看望蔡义江先生和他的夫人李月玲老师。
蔡先生和李老师早早就在餐厅等候。远远看去，侧坐的蔡先生微微驼背，枯木朽株一般。几年不见，他的变化让我有些吃惊，待走近，我率先发问：“我是谁？”蔡先生转过头，表情变得活泛，眼神变得调皮，答道：“好像不认识。”我和李老师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天，到蔡先生家翻看相册，一张“男神”的照片吸引了我的目光。拿着那张照片，反复与眼前的慈祥老人比对，我得出结论：“您的变化太大了！”蔡先生羞赧地笑笑……回首往事，唏嘘不已，蔡义江、李希凡、胡文彬、杜春耕等老先生，总是包容我的任性和直率。
照片上的蔡先生风华正茂，脸庞棱角分明，高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孤傲、深邃又些许迷离的眼神尤其感人。当时，他刚从浙江师范学院（后更名为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毕业，确定留校任教，又新婚燕尔，本应踌躇满志，为何迷离？我想，那是他骨子里的诗人气质在涌动。他师从词学大家夏承焘先生，精研唐宋诗词，在辛弃疾的相关研究上造诣深厚。讲授唐宋诗词时，他全程脱稿，侃侃而谈，风度翩翩，颇受师生喜爱，被奉为一代古典文学名师。
1978年，蔡先生借调入京，参与创办《红楼梦学刊》和中国红楼梦学会，是当代红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此外，他还是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宣传部部长，团结出版社首任社长、总编辑。2003年认识蔡先生时，他六十九岁，已远离喧嚣的名利场，“顶级红学家”的光环反而越发光芒四射。那本1979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累计印行超百万册，被公认为红学普及的“第一经典”。初读《红楼梦》，诗词曲赋最难理解，我也是左手《红楼梦》、右手《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只不过“先读其书，后识其人”。
那次到杭州看望他，是想写一篇报告文学，访谈两天，我“知难而退”——从对蔡先生负责，也对自己负责的角度考虑，这篇报告文学不是短时间的采访就能写好的。何况蔡先生居于杭州，跟他聊天时常因听不懂宁波普通话要反复问好几遍，电话采访也不大现实。
提起蔡先生的宁波普通话，印象最深的是他“黄”“王”不分；在曹雪芹纪念馆做讲座时，很多听众都把“黄叶村”听成了“王爷村”。我乐道此事，蔡先生说杭州的朋友都夸他“普通话讲得好好呀”。这成了一个“梗”，听不懂他的话时，我就来一句：“您的普通话讲得好好呀。”
和红学界的老先生们一样，蔡先生并不认同国家植物园内的曹雪芹纪念馆是曹雪芹故居，但他们很支持我在曹雪芹纪念馆为弘扬《红楼梦》、弘扬曹雪芹所做的工作。一天，李少红、曾念平、叶锦添为拍摄《红楼梦》到曹雪芹纪念馆选景，蔡先生恰好也在馆里，他对少红导演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里跟《红楼梦》无关”，少红导演愣住了，转过脸直勾勾地看着我。我忙解释道这是学术问题，与拍摄电视剧没关系；蔡先生也为自己的直率感到不安，悄悄问我：“是不是坏了你的好事？”我半开玩笑打圆场：“那倒没有，这回您的普通话说得真是好。”
红学界的老先生们都很有个性，彼此的关系也很有意思。一次，被我们称为“长老”的几位老先生聚在黄叶村吃饭，胡文彬先生和蔡义江先生喜欢喝点酒，几杯黄酒下肚，胡先生对蔡先生说：“老蔡，你在红楼梦诗词研究上很厉害，除了《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影响大，别的研究不行。”蔡先生笑了，他喝了一杯黄酒，说：“你怎么知道我别的研究不行？还是有很多人接受的呀。”彼时，蔡先生的《蔡义江解读红楼梦》刚刚出版，这本书回答了曹雪芹何时写的《红楼梦》、依托什么家世素材、初稿是什么形态、为何书稿残缺、脂评是什么性质、后四十回是谁所作等一系列红学基本问题，很受读者欢迎，他是有底气的。
他认为《红楼梦》后四十回的绝大部分并非曹雪芹遗稿，属于后人续书；在承认续书有功、让《红楼梦》广泛传播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文学思想和文笔与前八十回差距明显，不可与原著等同看待。我赞成这个观点，但对他和周汝昌先生主张的曹雪芹只活了四十岁这一观点，持保留意见。
言归正传。在座的其他几位老先生听后乐得不行，他们知道胡先生的本意是说出道时“影响最大”的著作是《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结果一开口说的却是别的研究不行。蔡先生则鞭打侧锋，以问代答。好玩儿的场景太多，翻阅那十几年的工作日记，真是有趣！
2017年10月，蔡先生和李老师来北京办事，我主动提出开车接他们去看望李希凡先生。老先生们见一面少一面，何况希凡先生住在北京，蔡先生住在杭州。老友见面，相当高兴，他们嘴上不说，心里都很明白，极珍视这次晤面，而我也趁此机会，请两位老先生在红楼梦主题的邮品上签名。那不仅是蔡先生和希凡先生见的最后一面，也是我和蔡先生见的最后一面。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在我五十多岁的时候，蔡先生曾认真地对我说：“你要保重身体，因为你的现在，决定你六七十岁时的生命状态。”我记住了，也把这个经验告知很多正在经历更年期的女性朋友。不止蔡先生，红学界的老先生们都不乏曹雪芹的女性关怀思想。记得一年跟胡文彬先生去陕西，赶火车时，七十多岁的胡先生一把接过我的书包，背在肩上，而同行的作家朋友，无人有此意识。
2025年，蔡先生的学生到杭州出差。他给我打电话，说第二天要去看望蔡先生，我请他帮忙，让我跟蔡先生通个视频电话。没想到视频电话里的蔡先生已经不认识我，看着瘦得脱相的他，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
2026年6月6日，蔡先生在杭州逝世，享年九十二岁。我做了一个小视频，特地用了那张帅气的“男神”照片，配的音乐是“谁还不是来人间走个过场，不管你背着什么行囊”。怀念蔡先生时，一种深深的宿命感由心而发，真是“昔日风姿多俊逸，平生学问自渊深。乘风鹤去山河静，一卷遗篇忆故人”。
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杜春耕、蔡义江……我熟悉的红学界老先生已经走了好几位，我自己也到了初识蔡先生时他的年龄。山高路远，不知还剩多少岁月可以惆怅，唯有在心底怀念这些为当代红学研究作出巨大贡献的老先生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