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与《史学周刊》
1951年6月9日，郑天挺在中断日记写作多年后重新提笔。此时距《进步日报·史学周刊》创刊近五个月，这份新中国成立之初颇具影响力的史学副刊，已与郑天挺的学术生命产生深刻交集。《郑天挺北大日记》（中华书局2026年版）保存了不少郑天挺参与《史学周刊》编刊活动的原始记录，为还原这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进步日报》由天津《大公报》改组而来，于1951年1月12日开设《史学周刊》专栏，与《历史教学》《新史学通讯》同为新中国最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史学刊物。《史学周刊》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清华大学历史系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三家合编，每期约一万五千字，同时在上海《大公报》转载。至1952年底《进步日报》与上海《大公报》合并迁京，两年间共出一百期，刊载史学论著232篇，其发文数量、文章质量与影响力均颇为不凡。
作为史学系主任的郑天挺虽未出任《史学周刊》主编，却是北大方面参与编刊事务的核心负责人。1951年7月15日，《史学周刊》便在东来顺饭庄举行过一次重要的编辑会议。这次会议由郑天挺主持，到会者有翦伯赞、尚钺、叶丁易、柴德赓、邓广铭、白寿彝、孙毓棠、丁则良、张政烺、荣孟源、张汉清、金毓黻、谢兴尧、萧离诸人，范文澜、郑振铎、陶大镛、邵循正、胡华等人因故未到。会上郑天挺首先对《周刊》创刊半年来的工作作了介绍与检讨，指出三个主要问题：一是“近代史旧民主一段稿件多，古代史少，新民主一段更少”；二是“史料较多，一般读者不感兴趣”；三是“计划性不够，不能与时事配合”。与会学者纷纷提出改进建议。翦伯赞建议《周刊》内容应分为四类，“社会阶段划分稿、人物批判稿、近代史稿、珍贵史料，各占四分之一”。孙毓棠建议“加强书评及史学界消息”。白寿彝与丁则良共同建议作者不用笔名。叶丁易则就如何征稿提出了具体意见。饭后继续召开编辑会，决定分期制定编辑重点，近代史研究所负责建军、建国三期，清华大学负责教会、辛丑、和约四期，北京大学负责综合四期。这次会议为《史学周刊》的后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同年9月16日召开的《史学周刊》扩大编辑会，是《周刊》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这次会议借史学会地方举行，先聚餐后开会，仍由郑天挺担任主席。会上先由沈自敏提出编辑计划问题，汪筏提出方针任务问题，讨论尚属平和。忽然间，陈庆华提出主编人问题，言辞颇为尖锐。他说“从前不明不白由向先生编，向先生竟又不明不白由荣先生编”，又指责“编辑不能照顾群众意见，本社同人稿向外处投，又有用笔名钞《夷务始末》投稿亦登载之类”，甚至牵连到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说“范老年纪大精神照顾不到，最好让大家管管”。陈庆华发言后，丁名楠随即附和，声称“清华人力充沛，可由清华主编”。沈自敏则表示三家单位分编征稿不易，不如由一处来编。语多失态，会场气氛骤然紧张，几致三家合作破裂。郑天挺此时尚不清楚事件原委，只能解释“惟事出仓卒，一无准备，不免遗漏”。
9月19日，荣孟源专程来到北大史学系，向郑天挺谈及日前开会之事，称“有几位所谈甚不得体，幸北大不以为怪”，又表示“近代史研究所为政府机关，有组织，有领导，与大学情形不同，且非个人参加而系机关参加，则一切应由所长主张，故主张近代史所不再编稿，免致批评，至于集体编辑在所中制度不易作到也”。同日下午，张汉清也向郑天挺透露了事件的内幕，他说：“此系清华事前有计划之布置，沈、丁皆清华学生在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者，陈发难指摘已往，沈、丁和之，主交清华。”张汉清还解释了双方矛盾的具体由来。所谓用笔名钞《夷务始末》投稿，指的正是荣孟源。所谓本社社员之稿外投，指的是牟安世一篇稿件荣孟源不肯登，后在《学术》发表。张汉清特别指出，邵循正不在预谋之列，许多人对清华方面的做法都感到不平，“尤其丁名楠所言清华人力充沛一语，未免轻视北大”。
面对僵局，郑天挺以大局为重，多方斡旋，于9月23日主持召开后续编辑会议。到会者有邓广铭、汪述彭、丁则良、孙毓棠、范文澜、荣孟源、张汉清、张寄谦等人，仍推郑天挺为主席。会议达成四项重要决议：“一、与《史学月刊》分工办法，长稿、太专门稿、不加说明之史料送《月刊》，《周刊》则登短稿、通俗稿、加说明之史料；二、自本周起八期由北大编，其后八期由清华编，再后八期由近代史研究所编；三、最近八期以三分之二登近代史稿，三分之一登古代史与西洋史，其比例古代史五、西洋史三；四、稿费改为每千字六万。”
这次会议虽以合作为号召，而各方心中仍未释然。荣孟源谈及“外人不知近代史所情况，以为范老年老不能全面考虑问题”，丁则良提出“编辑原则必须发挥集体力量，与每八期开一次扩大编委会”的建议，张寄谦直言“编辑之水平应高于作者，否则不能审定稿件”。郑天挺在《日记》中评论道，“平心而论，荣孟源所编二十二期虽未征询旁人意见，但确甚负责，每稿均详细改过，而近代史所情况又确与两校不同，不应苛求，其去取或有主观之处，宜具体提出劝勉，不应冷语诮让”。他还提到，北大同人中杨人梗不满于丁名楠“清华人力充沛”之言，颇怪郑天挺不能反唇相讥，“谓北大人力亦充沛”。而邓广铭不满于荣孟源此前未登其稿，又怪郑天挺完全站在荣氏一边，郑天挺则表示“余但求团结不计较于此”，在各方分歧之间居中调和，既保障了刊物的正常运转，也维持了编刊队伍的团结。
10月，因中央决定组织高校师生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北大史学系三、四年级学生获准参加，郑天挺出任团长一职，其《周刊》编辑工作因此暂停。在编刊《周刊》期间，郑天挺投入了大量精力，不仅组织全系同人撰稿，还亲自审阅稿件、协调发排，甚至在版面空缺时紧急补写文章。比如10月5日，因原定发稿计划落空，同人公推郑天挺赶写《宋景诗起义史实初探》一文救急。他连续数日挑灯夜战，至10月8日完稿，与金毓黻、张汉清商订修改后当日送出，保证了《周刊》按时出版。
《进步日报·史学周刊》作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阵地，在普及历史知识、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推动史学界思想改造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郑天挺北大日记》中的这些琐碎记录，披露了这段该刊物编刊史之一隅，为我们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史学刊物发展史提供了一份鲜活生动的个人侧记，更由此可见一代史学大家顾全大局、包容务实的责任担当与处事智慧，令人思之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