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鲁迅的日记大约属于最简略的那一种，太大的事、太小的事一概不记，用他自己半当真半开玩笑的话来说，其内容以备忘性质的“信札往来，银钱支付”（《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豫序》）为主；但他每年日记之末却有一份非常详细的书账：什么书，什么时候买的，什么价钱，一一记录在案，还有相关的统计数据。一切从略而专详于此，最能看出读书人的英雄本色。

今本《鲁迅日记》始于1912年5月5日，更早的事情只能从他本人和亲友的回忆录中知道一点，其中最好玩的，我以为是鲁迅在自己的译本《小约翰》（未名社1928年1月初版，后收入二十卷本《鲁迅全集》之第十四册，又《鲁迅译文集》第四册）之引言中讲他是如何得到翻译之底本的：

留学的时候，除了听讲教科书，及抄写和教科书同种的讲义之外，也自有些乐趣，在我，其一是看看神田区一带的旧书坊。日本大地震后，想必很是两样了罢，那时是这一带书店颇不少，每当夏晚，常常猬集着一群破衣旧帽的学生。店的左右两壁和中央的大床上都是书，里面深处大抵跪坐着一个精明的掌柜，双目炯炯，从我看去很像一个静踞网上的大蜘蛛，在等候自投罗网者的有限的学费。但我总不免也如别人一样，不觉逡巡而入，去看一通，到底是买几本，弄得很觉得怀里有些空虚。但那破旧的半月刊《文学的反响》，却也从这样的处所得到的。

我记得那时买它的目标是很可笑的，不过想看看他们每半月所出版的书名和各国文坛的消息，总算过屠门而大嚼，比不过屠门而空咽者好一些，至于进而购读群书的野心，却连梦中也未尝有。但偶然看见其中所载《小约翰》译本的标本，即本书的第五章，却使我非常神往了。几天以后，便跑到南江堂去买，没有这书，又跑到丸善书店，也没有，只好就托他向德国去定购。大约三个月以后，这书居然在我手里了……

“蜘蛛”的比喻极妙，它专吃穷学生很有限的几个钱。数十年前笔者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常常到海淀旧书店去，偶或也进城到琉璃厂、东安市场去淘旧书；海淀旧书店面积最小，人流最旺，挤在相当密集的人群中乱翻，反复挑选衡量，往往弄得满手灰尘；这时忽然想起鲁迅的妙喻来，不觉失笑，于是很高兴地去向“蜘蛛”交款，得胜而回。那时通常是花几毛钱，买三五本很有用的旧书。

如果以为这样太寒酸那就大错特错了，须知看一场电影是五分钱，安排几毛钱专款来买书，自当反复掂量，精心挑选。当年入藏的旧书，大部分现在还有用。

却说德文本《小约翰》到手以后，鲁迅固然认真读过，却没有翻译。荷兰作家望·蔼覃在《小约翰》里忧心忡忡地说起人类文明的进步以及由此而来的生态危机，他形容人类种种自以为聪明的胡作非为道：“他们常常狂躁和胡闹，凡有美丽和华贵的，便毁灭它。他们砍倒树木，在他们的地方造起笨重的四角的房子来。他们任性踏坏花朵们，还为了他们的高兴，杀戮那凡有在他们的范围之内的各动物。他们一同盘据着的城市里，是全都污秽和乌黑，空气是浑浊的，且被尘埃和烟气毒掉了。他们是太疏远了天然和他们的同类，所以一回到天然这里，他们便做出这样的疯癫和凄惨的模样来。”这究竟是得还是失，乃是一个难以回答的老大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在望·蔼覃写书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其实并不严重，不过才露出了一点点苗头，而敏感的作者已经觉得问题非常之大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在一百多年前，尤其是在那时的中国，应当说都不算是什么当务之急，鲁迅没有立即动手翻译《小约翰》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到1926年顷，他到底还是把这本书译出来并出版了。鲁迅不仅是战士，也是一位思想家，看问题一向富于前瞻性。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中国北方“沙漠之逐渐南徙”，忧心忡忡地说起“林木伐尽，水泽湮枯，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等价”（《二心集·〈进化和退化〉小引》），至今读去，仍觉发人深省。

买一本书，藏一本书，读一本书，有的关系不大，有的却大有影响，尽管其表现有时会迟至很多年之后。

周作人也有一件类似的事情。他翻译日本作家文泉子的《如梦记》，也是原书得之于数十年前，而译本完成于数十年之后。1935年周作人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最初还是在日本书中见到描画儿童生活的诗文……维新以后有坂本文泉子的《如梦》一卷，用了子规派的写生文纪述儿时情景，共九章，明治四十二年（1909）印成单行本，现在却早绝板了。二十多年前在三田小店买来的红布面小本至今常放在案头，读了总觉得喜欢，可是还不敢动笔译述”（《苦竹杂记·儿时的回忆》）。到1940年他又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介绍《如梦记》，并回忆往事道：“庚戌年（按即宣统二年，1910）秋日从本乡移居麻布赤羽桥左近，与芝区邻接，芝公园增上寺为往来经由之路，买杂物则往三田，庆应义塾所在地也。《如梦记》即在三田所购得，而此书店又特卑陋，似只以小学儿童为主顾者，于其小书架上乃不意得见此册，殊出意外，以此至今不忘，店头状况犹恍忽如见”（《药堂语录·如梦记》）；1943年9月至次年6月，周作人终于译出了《如梦记》的全文，稍后在《艺文杂志》（第1卷第6期至第2卷第9期）上连载，其第一章的译者附记提到，原书在自己手头已历三十三四年之久，又道：

我们在明治时代留学日本的人，对于那时自然更多有怀念，文泉子此书写儿童生活与明治风俗，至为可喜，又与我有不少情分，因此总想译述出来，虽然自己深知这是很不易的事。语学与文才俱优的可以委托的人，找起来未必没有，只是他们所知的大抵是近今更西洋化了的日本，对于明治时代恐怕有点隔膜，有如请西装的青年陪了穿茧绸夹袍的老人谈话，这其间有三四十年的空气间隔着，难得谈的投机的。我之所以不顾能力不足，或闲暇不多，终于决定自己来动手者，其原因即在于此……假如我在文学上有野心的话，这就是其一，此外是想把希腊神话的注释做成……

周作人把翻译此书的意义看得如此之大，颇可玩味。青年时代读过而又大感兴趣的书，往往会非常强烈地影响此后的工作，其程度之深，有如此者。

现在的读者往往喜欢看电子本的书，时代不同了，情形自然会有些改变。但纸本书尤便于收藏，容易引出回忆，有些好书虽经几十年仍然很有用，二周兄弟的故事至今还能给我们令人神往的启发。

（作者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