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单人舞”：一位自由战士的激情与抗争
鲁迅大抵给人一种严正、刚毅、冷峻的感觉。民国通俗小说家张恨水在其文言小品中所描画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风貌。《鲁迅之单人舞》（桑农编《张恨水文言小品合集》）一则记云：
章士钊改女师为女大时，女师大一部学生离校。由数教授率领之继续上课于皮库胡同，□□苦撑，经费悉由师生自筹，鲁迅先生其一也。先生授课，指斥章氏，间杂以谐语，一座哄堂。一日，值校庆，师生毕集以示不弱。会后作余兴，先生任一节目。先生固不善任何游艺，苦辞不获，乃宣传作单人舞。郎当登台，手抱其一腿而跃，音乐不张，漫无节奏，全场为之笑不可抑。先生于笑声中兴骤豪，跃益猛，笑声历半小时不绝。此为当年与会学生所言，殆为先生仅有一次之狂欢，不可不记。
女师大事件开始不久，鲁迅即已深度介入。他代表女师大学生草拟呈教育部文，要求撤换校长杨荫榆；起草《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联袂其他教员签名发表；在教育总长章士钊强令停办女师大，并出动军警强行接收的情况下，支持学生租赁临时校舍，动员教员义务授课，与教育部分庭抗礼。此外，还主动承担来自政府及社会舆论的压力，首次与陈源、徐志摩等偏袒学校及政府当局的“现代评论派”人物展开笔战，甚至公开抨击章士钊，以致被撤除教育部佥事一职。
张恨水所述跳舞一节，正值女师大校庆、复课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刻。而且，也是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许广平热恋的时刻。于是，便有了张恨水文中所说的“仅有一次之狂欢”。
鲁迅曾经说过：“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在这里，鲁迅作单人舞是战斗期间的一种娱乐、休息，是进入新的战斗之前的准备，其实也未尝不可以看作另一种斗争形式，或一种战斗精神的象征。
鲁迅的单人舞，是酣畅的战斗激情的外溢，是灵魂的高扬，是自由意志获得形体上的解放。这种即兴表演的非设计、不规范的独舞，用舞蹈学的说法，大概算是“现代舞”了。现代舞的先驱邓肯说她唯一能够拥有的“舞蹈大师”，便是尼采。而尼采，正是青年鲁迅所推崇的哲人。他在一九〇七年系列论文中反复提到尼采，称其为“个人主义之至雄桀者”，“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他所提出的纲领性的“立人”主张，就是以尼采式的个人主义作为思想基础的。“五四”时，他固然把尼采看作破坏“旧轨道”的代表人物，即便后来批评尼采的过于高蹈，所谓“超人的渺茫”，也没有放弃其核心思想，即个人作为生存主体的独立与自由。
鲁迅的狂舞是“性格舞”，源自生命状态的自发性。在他的性格中，原本具有热烈、亢奋、富于激情的方面。年少时自号“戛剑生”，社戏中志愿扮演手持钢叉相拥上马的“义勇鬼”，在江南陆师学堂的校园里纵马驰骤。虽然他从家乡绍兴到南京到日本，先后经受过种种打击，但从他不走“正路”，一再寻找“异类”的情形来看，生活从来不曾挫败他不驯的反抗意志。辛亥革命后，他确实经历过一场精神幻灭的危机，然而，黑暗与虚无仍然不能窒灭生命的火焰。对他来说，生存即反抗。绝望的反抗，可以说是他作为启蒙战斗者一生的主调。
“五四”前夕，在中国这个“铁屋子”急需大量战士的时刻，鲁迅从蛰伏中站了起来，最先在《新青年》找到战斗的位置。如果借用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的“文字的舞蹈”的话来说，那么，鲁迅此刻便用了自己的文字加入了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群舞。
运动很快退潮，新文化营垒出现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他自称成了“游勇”，开始执戟作单人舞，由“呐喊”而“彷徨”。他抽烟，喝酒，甚至有自杀的传闻，战斗的意志似乎冷却不少；论战绩，却不见得比“五四”时稍减。
及至参加女师大斗争，战斗的意兴更酣。鲁迅首次以文字进行私人论战。他与陈源、徐志摩一来一往，可谓三人轮舞；陈、徐二人最后无力“跳踉”，单方面宣布休战，说要“带住”。这时，鲁迅回应说“我还不能‘带住’”，于是剩下了单人舞。斗争中，鲁迅还曾与“老虎总长”章士钊跳过“双人舞”。章士钊倚恃权势，将鲁迅开除出教育部；他错看了对手，岂知鲁迅利用官方的法律与之周旋，终究告倒了他，最后又剩下单人舞了。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上了政府的黑名单，于是出走南方，用他的话说是“被‘正人君子’杀退，逃到海边”，从此作别了北京的舞台。
值得注意的是，半年后，鲁迅写成一个既庄严又荒诞的小说《铸剑》。小说中，一个黑衣人神秘出现，唱着古怪不可解的歌，要替眉间尺报父仇。他向眉间尺要了宝剑和头，提入王宫，诱使仇人国王靠近大金鼎旁边，先后把眉间尺的头、王的头和自己的头投落鼎内，在沸水中作“神奇的团圆舞”，也即复仇之舞。从黑衣人的样貌和口气，隐约可以窥见作者的影子。
一九二六年九月初至厦门，鲁迅并未久留，放了把火便直下“革命策源地”广州。在中山大学，他与不同党派诸多人物相周旋。次年四月，国民党发动“清党”，捕杀了大批共产党人，其中包括学生。鲁迅营救无效，愤而辞职。他说从来不曾见过这样杀人的。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他以特有的方式表达反抗。《〈野草〉题辞》写道：“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如此跳宕、激越的旋律，是“三一八”时期所没有的。
在一个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里，鲁迅被教育当局拉去做讲演。他不曾拒绝，给出一道近于纯学术的题目：《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开场便绕了一个大圈子，实际上所谈仍然是政治。他利用官方提供的公共场合，抨击当时的司马氏政权。全场一气“狂言”，锋芒毕现，却无懈可击，堪称“刀尖上的舞蹈”。
鲁迅自谓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梦境放逐而去。一九二七年九月，他偕同许广平离开广州，同居上海。从此，他专一从事写作，与新兴的庞大的“党国”相对抗。
刚到上海，鲁迅立刻成了一群年轻人——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联合太阳社“围剿”的对象。他们撰文攻击他，称他为“落伍者”“支配阶级的走狗”“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不得志的法西斯蒂”等，扬言要“算总账”。鲁迅独战群雄，严格说只写了一篇文章，便戳穿了这班号称“革命文学家”的“才子加流氓”的嘴脸。偃旗息鼓一段短时间，又是这班人，把鲁迅拉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但他并非如当时的御用文人所攻击的那样当什么盟主，而是甘当“人梯”，为进步的文学青年所利用。即便如此，从左联成立的头一天起，他便明白表示了对他们的不信任态度。
左联成立后不久，柔石等五位青年作家即为南京当局集体秘密杀害。为此，鲁迅再度离寓避难。他义无反顾地迅即加入集体性抗争，著文向世界控诉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第一次打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宣布自己为中国左联之一员。不过，他好像天生不适合群舞的角色，很快地又恢复到单人舞了。
对于左联发起的论争或讨论，鲁迅有选择地参与。他的斗争的主要对象是反动专制政府，及其高压的政治文化政策。有意思的是，胡适等人发起“人权运动”，出版《人权论集》，鲁迅不但不支持，反而给予讽刺性批评；然而，他自己却先后加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争取的仍然是自由和人权。为什么呢？就因为胡适等“新月社诸君子”是焦大式人物，其骂贾府“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对于党国虽然有一点“微词”，但没有“丝毫不利于党国的恶意”。而鲁迅不同，他是反抗到底，与党国完全对立的。
鲁迅指出：“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作为“观念人”、知识者，他深知言论出版自由的重要性。因此，自国民党政府成立专门的机构，实行严厉的书报审查制度以后，他不遗余力地予以揭露，称为“文学暗杀政策”，同时施以猛烈的抨击。斗争的方式多种多样，或者变换笔名，或者借谈风月而谈风云，或者加写“附记”，或者剪报粘贴文集后记，或者在文集中恢复被“检查官们”删去的文字，下面加粗线或黑点，着意留下“党老爷的蹄痕”。此外，还“挖祖坟”，找出明清时代禁毁图书的故实成文，暴露传统文化中专制主义的基因；又横向把极权主义国家迫害知识分子和焚毁图书的史实或新闻拉过来，同眼前的禁锢政策相映照。他把所有这些反抗性写作，称作“带了锁链的跳舞”“上了镣铐的跳舞”，又称是“带了镣铐的进军”。
然而，令鲁迅想不到的是，在这艰难的战斗时刻，“同一营垒”中竟然有所谓“同人”“战友”从背后射来“暗箭”，甚至“化了装”给他一刀。他感慨道：“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给鲁迅的伤害最早来自田汉和林默（廖沫沙），他们著文攻击他有种族歧视，又或洋奴买办的嫌疑。在《译文》的编辑事务上，茅盾、郑振铎为生活书店总经理邹韬奋说话，赞成临时撤换编辑并以停刊相要挟，也使他极为愤慨，以致谈判时中途离席。在致萧军的信中，说到《译文》事，甚至使用了“资本家及其走狗”的措辞，可见所受刺激之深。当然，最大的伤害还是在一九三三年周扬接任左联党团书记之后。从这时开始，他的日记和书信，不断留有“独战”和“受伤”的记录。他称周扬为“元帅”“工头”“奴隶总管”，说总是使“小兵”“喽啰”出面活动，散布他“懒”“不做事”，直至“破坏统一战线”的谣言，在集会上宣布他的“罪状”等等，总之“不绝的来打击”。他有信给曹聚仁（1933.6.18），说：
……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只是现在却因为年纪渐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渐在回避了。
然而，鲁迅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一九三六年八月初，在接到徐懋庸的来信之后，他终于以公开信的形式，答以万字长文，直斥徐懋庸及包括周扬在内的“四条汉子”，批评左联领导层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恶劣的倾向”。这是公开的彻底的决裂。令人想起他紧接着写成的关于鬼魂报仇的《女吊》，以及近于遗嘱的《死》中的“一个都不宽恕”的决绝之辞，真可谓“天鹅绝唱”！
鲁迅早就告诉过许广平，加入“团体”是要付出牺牲个人自由的代价的，信中说：“这种团体，一定有范围……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作为一名自由战士，他必须首先忠实于内心的指示，即如《过客》中那个“前面的声音”；即使身处某种“团体”之内，也将按照个人的意志独立行动。况且，他认为德国腓立大帝式的“密集突击”是过时的战术，不适宜于现时代。所以，他坚持采取“散兵战”，也即单兵战。他确信这一战术的先锋性和有效性。他说中国“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而他，正是这样一位武人，“不克厥敌，战则不止”。如林语堂所称誉的：“一个受了满身的疮痍的灵魂，但是一个光荣的胜利的‘武夫’的作家（Soldier-Writer）”。
可是，有不少研究者总是极力把鲁迅往集体、往“组织”拉拽，使之靠拢“主流”和“中心”，仿佛非此不足以言“高大上”。其实并无确证。
瞿秋白最早提出鲁迅思想“转变”说，即从进化论走到阶级论，从个人主义进到集体主义。事实是，鲁迅后来接受阶级论，却并不曾因此放弃或取代早期信仰的进化论，不过纠正其中的“偏颇”而已！至于集体主义，对鲁迅来说，其实也是有“集体”而无“主义”。所谓“集体”，多是耦合的产物，即便维持时间最长的左联也如此。个人主义不同，它是鲁迅早在青年时代践行的人生信条，是他建造理想国——“人国”的基石，是作为自由战士的一生的压舱物，那是无可替代的。
鲁迅坦言，个人思想“本含有许多矛盾”。如果让他自己说，就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稍后还进一步补充说，已“渐渐倾向个人主义”。他从来未曾说到“集体主义”。其实，人道主义本身就是以人类社会作为思想背景的，正如他在《“这也是生活”……》中所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此间的个人天地，无疑地要比许多团体（集体）加起来还要广大得多。瞿秋白在文中把个人主义称为“一般的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性的幻想”，显然把此词意识形态化了。个人主义，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凸显人类个体生命的本体论意义；用在政治学上，强调的是个人固有的权利，以及自由行使这一权利的正常性和合理性。鲁迅在《两地书》中，同时提到“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认同前者而否定后者；可见在他那里，两个词的思想内涵有着本质的不同。
鲁迅是一个战斗的个人主义者。鲁迅的成就是独战的成就。他的独战，有如单人舞，即他曾经称颂过的神话中刑天的“执干戚而舞”，断头之舞，复仇之舞。舞与敌人同在，不屈不挠，周旋到底。像这样的舞者，在中国，固然前无古人，后来者又谁人可以追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