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79年9月，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举办第一届“中国周末”文会，《人民日报》即时报道，称其是“台湾海峡两岸同太平洋两岸的中国作家首次相聚”(1)。中国作协委派毕朔望、萧乾参会，萧乾在会上作英文报告《中国文学的前途》，详细介绍了三年来文艺界“拨乱反正”所取得的成绩，并从赓续中华文脉的高度强调了文会的意义。尽管此后在作家赴美及会后报道等环节中都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2)，因经费所限“中国周末”活动也仅举办三届，诚如丁玲感慨，聂华苓夫妇想以纯粹的文学性交流为世界各地作家提供一个中间地带，“事实上，自然并不那么简单，在充满了政治斗争气氛的世界上，一尘不染是很困难的”(3)；但与会者每每在合唱民歌与抗日歌曲时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又彰显求同存异的底色。借用毕朔望的诗句，正是因为“名江历落千秋会，故垒参差一迳缘”，这一时期海内外交流视域中的中国文学经验才独具研究价值。

1979年9月“中国周末”，聂华苓致开场白，左一为萧乾，右起：李培德，李怡，高准，陈若曦，周策纵

近年来关于IWP及“中国周末”文会的史料整理越发详尽(4)，但研究者或侧重于从汉语写作的海外传播与接受角度总结其运作机制与文化策略，或聚焦于域外体验对作家创作的影响研究，既缺乏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走向世界”这一“常识”的问题化与历史化，也容易简化不同作家在革命反思、世界视野、现代化追求等方面的差异性认识。结合两岸文学互动研究以及文化冷战视角下北美创意写作系科的发展史，或可尝试另一种研究思路。

爱荷华大学校园内的“国际写作计划”路牌

首先，爱荷华国际写作中心，尤其是三届“中国周末”活动构成了新时期初期如伤痕文学论争、朦胧诗论争的海外现场，20世纪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等不仅直接成为其批评资源与参照视野，更凸显了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实践何以是冷战末期世界范围内文化政治斗争的重要一环。另外，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批访美的大陆作家，先后参与了1980年、1981年“中国周末”的王蒙、艾青、丁玲，在域外交流及创作表达中埋下了构想“新时期文学”的不同线索。考察他们与海外台港、旅美作家的文学互动，意味着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关于文学的新时期想象中，进一步串联起中国人错综复杂的情感经验与文化记忆，而其中的“视差之见”，也提示了统合海内外语境、重返80年代文学的意义。作为“短20世纪”的尾声，中国作家围绕革命话语重构、文学公共性及人道主义等问题的讨论，不仅关乎中国文学的未来，也由“中国视界”出发，回应着世纪之交文学如何认识世界并参与社会变革的普遍性难题。

一、“向前看”：伤痕文学论争的内外交响

虽然聂华苓在首次“中国周末”开场白中就说道，“我们不是来交‘锋’，而是来交‘流’”(5)，但与会者基于不同的历史经验与政治意识，还是在讨论中呈现出相互冲突的文学观。尤其是第二次“中国周末”（1980年9月13—15日），由于在时长、议题安排上有充分准备、讨论全用中文，再加之“1980年是一个在文艺方针和观念上出现较大分歧的年份”(6)，实际构成了大陆新时期初期文学论争的海外现场。

13日下午举办诗歌朗诵会，14日上午按小说组和诗歌组分别讨论，15日再全体召开“中国文学近况讨论会”(7)。主办方在会前约半月就向与会者提供了近期出版的《中国新写实主义文艺作品选》（后文简称《作品选》）(8)，会前十分钟又收到续编，小说组也就主要围绕两个选本所展示的大陆文艺状况展开讨论。

参加这一届文会的艾青、王蒙回国后，在中国作协内部刊物《作家通讯》发表的汇报文章中写道：“会上对李怡写的所谓《新写实主义文学作品选》序言展开了争论，我们阐明了我们的观点，并且对李的一些错误观点进行了坦率和适度的批驳，一般反映较好。”(9)。选本之所以使用“新写实主义”一词，如编者序所述，是为了突出当前创作“以干部特权和官僚主义作为故事冲突的焦点”(10)，因而格外重视如《飞天》《在社会的档案里》《女贼》等在国内文艺批评中引起较大争议的作品，并认为由于1980年政治形势变化，这股创作潮流已由绚烂归于平淡。编者主张作家应敢于“暴露”，这一观点虽呼应了新时期初期现实主义复归的文艺思潮，但又高度简化了文艺反映现实的中间环节，因此直接从文艺作品中推导出一些极端认识。会上王蒙就暗讽李怡的观点是“政治挂帅，立竿见影”“我们过去太窄了，但是，李怡选的集子比我们写得还要窄”(11)。对政治的关心大于文艺，的确代表了海外关注大陆文学时的一种典型视角，如木令耆发言时所说，“海外人因为太关心国内，像买股票的人听股票行情一样，变成神经质了”(12)。王蒙在讨论会上提及国外把大陆小说当政治情报来研究，并举例英国Times出版公司把他的小说选入题为《铁幕后知识分子的起义》作品集，更挑明了此类“关心”易与冷战意识形态同构的问题。

1980年，王蒙在爱荷华聂华苓家中

国内就“新写实主义”一说的“商榷”可谓迅速。《文艺报》1980年第10期(13)刊发杨井《评一个选本》，指出，选本序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看法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同期《不必怀疑春天已经到来》，是香港大公报副总编辑、新晚报总编辑罗承旭于9月12日参加中国文联招待会发言后所作，文中反驳某种“文艺学台北”的论调，更是针对选本序中认为三十年来台湾文学成就高于大陆的判断。《文艺研究》1981年第1期先刊发《作品选》代序，再有的放矢地发表了两篇批评文章(14)。《作品与争鸣》1981年第4期再次以专题形式转载上述评论(15)。而《七十年代》杂志在连续三期刊载“中国周末”讨论实录后，也转发了商榷文及李怡的专文回应。从胡乔木1980年致胡耀邦的一封信中，可以感受到此番文学交锋“可大可小”的背景，“现在党内围绕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问题逐渐形成一股思潮”“这股思潮可能传到党外或与某种党外的思潮相结合，香港的《七十年代》等刊物和国内地下刊物都可能成为传播的媒介。”(16)已有研究指出，香港文艺期刊在改革开放初期起到对内提供海外文情、对外即时报道大陆文迅的中介作用(17)。海外同步的文艺观察自然也会成为国内意识形态工作需要考虑的问题。1981年9月6日张光年在日记中提到黄秋耘旧金山来信，“信上说海外华侨听说又要批《苦恋》，怕发展为反右运动，十分忧虑”(18)。从此一例也可看出新时期初期文艺论争往往同时关联着海内外语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周末”的小说组讨论以其独特视角论及新时期初期创作主潮隐含着的问题与动向，并拓展了国内伤痕文学论争中已触及的关节点。

首先，会上也有数位海外华裔作家从文学标准而非政治立场上质疑《作品选》。如陈幼石敏锐地指出，《飞天》的女主角像是鸳蝴派言情小说中人物的“借尸还魂”；於梨华说“《飞天》写得太吓人、太戏剧化了，可信度不大”；李黎指出《飞天》《在社会的档案里》都没有对压迫主人公的封建贞操观念加以正面反击，“尤其像《女贼》这样在艺术价值上一无可取的作品，李怡是否因它sensational，因而controversial，而把它收进集子里”；陈鼓应指出，选本中人的关系被缩小到一点上，“人的生活园地应该更宽阔”(19)。国内围绕这些作品的批评争鸣主要聚焦于真实性和典型性，在某种程度上仍延续了以作者为中心的倾向与立场之争。而海外作家“因为对背景不很了解”(20)，着眼于写法，则更多考虑到读者接受方面的问题。如言情小说的文类传统或感伤主义的抒情风格虽然容易调动起有别于工农兵文学的阅读趣味，但也可能在对读者趣味的不自觉迎合与程式化的艺术构思中，弱化其反思深度。王蒙在《文艺报》1979年末组织的两次座谈会上发表过类似观点：“不要向刺激性方面发展。不要你写强奸，我来写轮奸。写得越惨越好。这没有意思。这不是设禁区”(21)，作家的力量“不在炫耀大胆”，不能停留于靠政论性语言去获得掌声。这就是为什么王蒙在“中国周末”讨论中主张用“疗救文学”替代“伤痕文学”，强调要超越新闻式写作阶段，“更耐咀嚼一些”“更有长久的艺术生命力”(22)。当伤痕文学论争在海外更易被简化为文艺与政治、官方与民间、主流与异端间的持续冲突时，上述讨论恰恰从形式即内容的层面，说明主流批评在范导叙述边界时也内含着的艺术考量：伤痕文学论争的关键不仅仅是“松绑”的问题，而是如何在伤痕文学准确接合了“文革”后时代情绪并获得轰动效应之后，进一步重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探索文学介入现实的恰切方式。

李怡、璧华编《中国新写实主义文艺作品选 续编》（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80年版）

而“中国周末”相关讨论更为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引入了台湾文学这一参照系。多位与会者都提到，台湾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以陈映真、黄春明、杨青矗、王拓、宋泽莱等为代表的写实主义新生代。李黎详细介绍了这股创作潮流兴起的背景，即70年代初期的民族主义思潮、乡土文学论战及对日据时代民族文学的再认识。李黎肯定大陆作家在“写大时代”方面的价值，而大陆文学“没有台湾作品中反外力外资、乡愁、民族主义情绪这一系列的强调。这正是两个社会的不同处，大陆目前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因而也没有这种主题，希望以后也不会有”。(23)许达然概括了陈映真创作中的四个主题(24)。陈映真的“左眼台湾”无疑能为理解大陆新时期文学的意义和方向，提供与“新写实主义”论截然不同的视域。

李黎

陈映真在1982年的一次访谈中指出，大陆伤痕文学、台湾当前文学与第三世界近世文学共享着一种“现实主义的、干涉生活的精神”，他提及李欧梵的观点，强调其中的“黑暗与绝望”与西方世纪末文学根本不同，“有强烈的‘人是中心（刘宾雁）这样一个人本思想’”(25)。有趣的是，作为“新写实主义”论的支持者，李欧梵在“中国周末”讨论的发言中也谈到刘宾雁。但是，李欧梵的着眼点是“人性和中国这个民族的民族性”，“王守信事实上反映出中国人性中相当丑恶的一面……更进一步再追问一下，是这样的制度造成这样的人，还是这样的人造成这样的制度？”(26)如果说李欧梵是在他熟稔的现代性理论与夏志清式人文主义思想传统中，提倡大陆作家应当发扬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势必要做一个全盘性的内心上的深思(soul-searching)”；那么，陈映真对大陆新时期文学中人道主义思潮的关注，则是在更大范围内思考——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即“大众消费社会”跨国界地全面铺开、人异化为“消费人（homo consumen）”之后，两岸文学要如何致力于“人间解放”的事业。正是在这样的问题关切里，陈映真虽然也批评大陆的创作，但他更强调的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评价，是一个巨大的复杂的问题”(27)，尽管这不是作家的责任和义务，但“要读书，要研究”，当左翼政治文化传统遭遇挫折之时，恰恰意味着“革新理论再建设的时代”的到来。这也就是为什么陈映真认为伤痕文学还缺乏冷静、更有深度的省思，因为它不仅仅关涉着某一历史时期的创伤书写，还是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的文学实验，事关文学作用于未来的能力；大陆新时期文学不可再走“只讨论个人内心的葛藤”的老路。

陈映真

在“新写实主义”论中，有研究者担忧国内类似“向后看”与“向前看”的争鸣会稀释文学的力量，关于“向前看”的方向已有其明确的价值标准。而陈映真关联台湾文学经验的“伤痕文学论”，则跳出了暴露与歌颂的思维惯性，将论争关节点锚定在对“向前看”之“前”的认识与实践中，希望大陆作家能开展出中国的现代性经验。有研究者在回望与反思20世纪80年代思想空间时指出，“某种意义上讲，‘向前看’的‘前’最终落实到‘钱’和作为现代官僚行政体系的国家自身的‘理性化’。这种双重的‘非政治化’给我们认识和思考问题都带来很多困难”(28)。由此看来，基于对两岸社会发展阶段及文学经验存在“时差”的认识，陈映真以及“中国周末”中李黎等人的思考，在80年代初就已提示了观察新时期初期文学变革时的另一重视角：无论是由“伤痕”到“反思”的创作深化，还是改革文学的兴起，都内蕴了面向开放搞活中新旧经验冲突时多样的现代化想象，有必要跳出思潮演进的批评史视野被重读与重评。

自觉比较两岸文学差异的意识，在诗歌组讨论中同样表现突出。与会者围绕“懂与不懂”的问题讨论，俨然是对大陆朦胧诗论争及如何评价新诗传统等问题的海外参与，台湾现代诗运动则成为大陆之外与会者共享的前提性知识。若比较艾青、袁可嘉等人的会后记录，更凸显与会者在引入海外视野后对新时期文学如何应对“时代之需”的不同理解。

二、“时差”与“时宜”：域外“归来”的诗思重构

1980年8月24日，艾青、高瑛夫妇应IWP邀请开始为期四个月的访美之旅(29)。一个月前，刚从法国回京的艾青，在当月创刊的《诗探索》编者问中，就多次以中外比较视野谈到他对年轻人“学外国看不懂的诗”这一倾向的观察，认为“外国可能是因为分工精密，有的是人可以专门去抽象地思考问题。中国不同……我们的时代，人民要求诗人为人民说话。”(30)7月23日，艾青在《诗刊》社举办的“青年诗作者创作学习会”上，批评了北岛的诗《生活》——被认为是他“正式‘参与’或曰‘卷入’朦胧诗论争的开端”(31)。

1980年，艾青（左二）与聂华苓（中）

一个月后，在爱荷华，艾青再次发表意见：

郑愁予：“懂不懂的问题”可以展开讨论。

周策纵：“为什么叫做诗？最好的诗是很难说明的。”

艾青：“可以意会，不可言传。”

周策纵：“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艾青：“现在是动乱的年代，谁有那种闲情逸致？”(32)

袁可嘉赶紧打圆场，认为晦涩只是青年探索创新的实验之一；周策纵说要“不拘一格写新诗”；郑愁予马上呼应：“现代主义就是主张要用各种方式写……一切都可以归为现代主义。”(33)从艾青访美归来后再论朦胧诗的报告中，可以看到他部分吸收了爱荷华讨论的观点，比如也引用陶渊明《饮酒》来说明“深刻的含蓄”有助于突破“假大空”，并以舒婷诗为例，指出朦胧诗不全是难懂的坏诗；但他还是反对“思想不明确”“洋迷信”的诗风(34)，并在谈到抽象派绘画雕塑等海外见闻时，继续表达他有关“现代艺术已经走到绝路了，只好标新立异”的一贯认识(35)。

有意思的是，在艾青对“中国周末”由朗诵会篇目到专题研讨都极尽详细的记录稿中，他只全文摘录了一首诗——台湾诗人吴晟的《阿爸偶尔写的诗》。个中缘由可参见与会诗人张错所作《艾青的独白与共鸣》。张错赞扬吴晟是“从现代主义语言的死巷走出来，用写实的态度去反映出时代社会的现象”，“纵观今日大陆诗坛的发展，则颇像台湾早年现代诗兴起的现象，在座众诗人提出的讨论的问题亦是现代诗发展所不可避免的问题。而台湾三十多年的诗坛论战与混乱，以及今天的尘埃落定，自有借镜之处，所以如果袁可嘉提出多吸收外国作品的经验，自应该包括中国台湾现代诗史的经验”(36)。

台湾诗人吴晟

然而，袁可嘉在“加州通讯”与“访美书简”中都未提及台湾现代诗这一参照作用。国内朦胧诗论争逐渐激化的态势显然让新时期初期致力于西方现代派译介工作的袁可嘉担忧，他才会在爱荷华诗会结束两个月内，不满于仅仅介绍诗会基调是“民族血缘的联系”(37)，而是另外撰文专谈“新诗与晦涩及新诗的传统问题”。如果说袁可嘉的第一篇文章还只是略微提及海外侨胞中接近英美意象派的尝试；那么第二篇则借题发挥，明确表示晦涩问题不能归因于学习外国现代诗，新诗也有“非现实主义的传统”(38)。

袁可嘉夫妇在美国

在后来的文学史叙述中，朦胧诗上续“20年代的象征诗派，30年代的现代诗派，40年代的九叶诗派，50、60年代的台湾现代诗”被纳入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39)，艾青当年的姿态更加显得“不合时宜”。但若从“中国周末”这一朦胧诗论争的海外现场去关照艾青的出访活动及其域外诗创作，可以进一步探究他与朦胧诗同中有异的诗思重构。

1983年《域外集》出版，收入九十首艾青在国外写的或写外国的诗，从20世纪30年代留法至爱荷华之行几乎涵盖艾青诗歌生涯的每个阶段。艾青自序中特别提到1950年苏联行后专门出版的诗集《宝石的红星》，因“大都是肤浅的颂歌，收入这个集中的就只有五六首”；他欣喜于1954年智利行的诗歌收获，所以“大都收入这个集子”(40)。从选与不选的考虑中可以感受到艾青对十七年诗歌创作的批评，但他又不是另起炉灶。在艾青复出后所作的域外诗中，仍有呼告、设问等典型的政治抒情诗句式。追求社会平等、世界和平、对凌驾于人之上的物欲与权力的批判，也是他一以贯之的立场。只是他更加注重如何以形象思维而非逻辑思维的方式把观念具象化。《域外集》里也有用纤细笔触描绘风景画的小诗，但更多是如《古罗马的大斗技场》《罗马在沉思》等探究民族命运及人类的境遇作品。与同期出访欧美的作家一样，艾青也强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物质富裕中的精神危机，但相较于由素材到观点都越来越公式化的域外游记(41)，艾青又尝试在域外诗的形式经营中，提供一种有别于说教的感性经验。例如艾青在多首诗中巧妙并置场景以达到反讽效果，“再也看不见印第安人/——谁知道他们到哪儿去了/只有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里/还保留了他们的文化遗迹//而被释放了的/从非洲来的黑色奴隶/却繁殖得很快/他们的后裔/成群结队地喧闹着/参观科学馆”（《芝加哥》）；“一个塑料和人造大理石的时代/正在崛起”“在报亭里/达芬·奇的画集/正和美国的《花花公子》摆在一起；/《艺术家的生涯》/就不得不从可口可乐中/去寻找抒情的构思”（《欧罗巴圆舞曲》）。艾青还持续探索自由体诗歌的内在韵律，如“本能的/肉欲的/歪扭着身肢的/狂乱的/猥亵的/疯狂的动作/伴随着/热烈的掌声/连表演者自己都惊愕的/狂热的掌声……”（《百老汇舞蹈》），不是直接告知读者诗人对这种表演的态度，而是先在同义反复的修辞中模仿感觉的扩张，再在由观众到演员的突转中引入理性思考。这些尝试尚显稚嫩，但都试图跳出审美与政治、个人抒情与主题写作的二元对立，让政治抒情诗传统继续葆有活力。与《在浪尖上》不同，诗歌的公共性不再直接体现在对时事的配合和对读者的情感动员上，而是要使诗成为培育读者形成政治认识与文化参与能力的一项思想操练。

艾青《域外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然而域外诗的题材特殊性也放大了这种尝试的难度。新时期初期大陆作家出访本身就兼具文化名片、外交使者、第一批出国考察者的复合型身份，既要顾及政治影响，注意红线底线，又要思考以怎样的域外书写参与中国人世界感与自我感的重构。如在谈到《香港》一诗在《人民日报》发表时根据报社意见“把骂香港的有些句子删掉了”(42)，但艾青坚称，作为被殖民的香港的繁荣是恶性和畸形的。对比艾青与王蒙先后以柏林墙为题材完成的诗(43)，艾青的情绪激动而单纯——“又怎能阻挡/千百万人的/比风更自由的思想？/比土地更深厚的意志？/比时间更漫长的愿望？”相较而言，王蒙诗中如“滚石乐咀嚼了/松动的牙齿”，则蕴含了更为复杂的历史意识，“是孤独与矜持的混合。是来自尚不算成功的社会主义世界面对灯红酒绿的资本主义时候的辛酸与叹息”(44)。域外诗的写作说明，诗人已置身于改革开放以来主导意识形态变动调整的现实之中，不仅要避免政治立场与道德态度的直接表露，以形象思维调动读者的认识能力；人也需要在诗歌经验中不断检视自己有关现实与政治的观念感觉。或许，一种可能的政治抒情诗方向是，不在既定的认识和框架中给出答案，但也拒绝从政治和公共生活中退场以及思想上的含混不清，这显然对诗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由上述视角再看朦胧诗论争，艾青与青年一代诗人的追求并无根本冲突，都是要重建一种有活力的诗与政治、与时代之间的能动关系。但人事纠葛与激烈的情绪表达不仅将论争推向了政治规训，更使双方的诗学主张越来越被限定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之中。当徐敬亚将“三十年来”诗歌艺术的“窄路”归结为“沉溺在‘古典+民歌’的小生产歌吟者的汪洋大海”，新诗的未来主流应是“‘五四’新诗的传统（主要指40年代以前的）加现代表现手法，并注重与外国现代诗歌的交流”(45)——艾青恢复革命诗学传统的意图自然会被认为是舍近求远、墨守成规。而艾青也在“被冒犯”中更放大了他眼中新诗潮自我陶醉、背离人民、迷信外国的危险倾向，也就进一步限制了艾青对形式即政治的持续经营。

时隔一年后，艾青在《迷幻药》中再次提及爱荷华诗会上与周策纵的争论。起因是《北方文学》1981年11期发表《名家诗人谈诗》，署名“亚丁”，看似是周策纵、冯至等人某次座谈会的记录，其实是摘编观点捏成的“对话”。艾青认为此文有意挑选附和周策纵的观点，倾向性明显。在逐一反驳后，艾青特意引用了1979年“中国周末”上台湾诗人高准的发言。高准谈到台湾现代主义诗歌潮流的三个特征：一是“横的移植”，“就是一种主张全盘西化、排斥民族精神与民族风格而盲目反对传统的心态”；二是“主智的倾向”，“排斥诗的抒情的本质，排斥健康的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三是强调“诗的纯粹性”，“排斥现实主义的精神而进入一种所谓超现实的晦涩虚无状态”(46)。艾青显然从中读到了朦胧诗的问题，但他又止步于表象相似，忽略了高准发言中指出台湾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处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即现代派之所以繁荣的社会现实基础。也就是说，艾青仍是在朦胧诗论争的既定逻辑中认识台湾现代诗经验，也就不可能更深入了解台湾自70年代初展开现代诗批判以来为何以及如何在政治意识上回溯反帝、反殖、大众化的左翼传统。而辨析美学风格中的政治无意识，并始终扎根于变动的现实经验去理解政治、重构政治，或许才是从台湾现代诗论战中最应当汲取的资源，也是朦胧诗论争双方都应当合力之处。

两岸“时差”所内蕴的文学与思想资源，虽然只是被片段式征引，未能深入参与大陆新时期文学变革，但它的确构成了理解新时期之“时”的一个外部视角，帮助我们重识艾青式“不合时宜”之于反思20世纪80年代文学走向的启示。而此期大陆作家出访还涉及另一个“时差”问题，即在一种由“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主导的世界想象中，中国必须加速赶上与这个“世界”的时间差。这可能是参加爱荷华“中国周末”的海内外作家共同的时代焦虑。而“中国周末”的意义也在于此——由于作家间的代际、地域差异，错综复杂的现代化经验合起来就是一部20世纪中国史，作家间的文学互动也就播撒开了由“中国”视界出发的另一重现代想象。

三、“20世纪人”：文学互动中的“人”论与“人民”论

“向昨天飞行”，是丁玲《访美散记》第一篇的标题。从字面上看是时差的意思；从隐喻层面看，有别于追赶时间差的现代化焦虑，这个题目又暗含了丁玲在回望中前行的姿态。丁玲非常清楚这种“不合时宜”可能招致的误解，在《中国周末》中，丁玲提到舞蹈家许淑英专门打电话提醒她“讲话被认为太官气了”，但即使明知“结果不大受欢迎”，丁玲还是在之后的报告会专讲“作为作家的我和人民的联系”。丁玲说，“这不是应景，这是完成了预定的一项节目，我感到愉快”(47)。丁玲提到许淑英令人惊叹不已的舞蹈表演，并引用许淑英自述20世纪50年代初到各民族地区采风的经历，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对于艺术家培养的重要性与优越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周末》并非写于爱荷华，而是补记于1982年9月10日十二大会议期间。选择于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标志性时刻，以美国视野回溯毛泽东时代，无疑更彰显了丁玲新时期意识的锚点。

丁玲《访美散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已有研究者指出丁玲新时期初从“人民文艺观”出发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思考(48)。但若以“中国周末”活动为参照，此类判断则还需要在两方面有所推进。

首先，从1981年“关于中国文学艺术的座谈会”发言记录稿(49)中可见，萧军、吴组缃都一再强调人民文艺观。如萧军回顾其创作生涯时说，中国作家的使命就是“民族的解放、祖国的独立、人民的翻身，以至于将来出现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的制度”，“所以他们是政治是第一的，艺术是第二的，我个人就是这样的”。吴组缃也说，“教书也好，写评论文章也好，必须熟悉人民的生活，要同人民的感情打成一片”。会上一个台湾学生质问萧军，作家如何知道个人的想法代表人民的利益？与丁玲一样，几位大陆作家在海外种种质疑声中都未曾掉入“受政治压迫的知识分子受难史”这一意识形态陷阱，也没有以新启蒙话语的反封建论述置换革命史观中的人民主体性。但在群众运动及知识分子改造问题被重新审视的“后文革”语境中，“为人民”又如何不停留于政治立场或道德层面的语义重复？

另外，观察人、写人，是丁玲访美随笔中的重要线索。丁玲既不像萧乾那样“步步设防”(50)——尽量避开美国行本身、多谈海内外交流；又不似吴祖光那样“一分为二”——认为美国处处干净、精神世界上却有许多肮脏的东西。丁玲将美国青年的精神危机归结为竞争逻辑主导下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后果，但她也喜欢在五月花公寓与她擦肩而过的“天真的洒落的容貌”，并提醒读者不能凭一知半解下结论，美国的物质生活“难道不是美国人民、美国的青年人的劳动创造而全是掠夺与剥削得来的吗？”(51)她不懂橄榄球，却细致记录下赛场上的欢腾与狂热，认为“表现了美国人民的精力充沛，勇猛如雄狮，执着如苍鹰”，“他们乐观和健康，他们很会生活”(52)。参观约翰·迪尔农业机械公司的车间，丁玲写道，“你在这里不容易立刻感受到劳动的伟力，你也很难为那种热烈的惊人的劳动场面所激动。这里只显示出磐石的坚实和深谷的幽静，引起参观者的思索”(53)。从这些片段中可以看到，丁玲并没有简单从资社之争的视角观察美国，就像她主张新时期文学应当“着重抒写有朝气的，健康的，充实的人”(54)，她相当关心人的身心状况与生命活力。但这是否完全等同于20世纪80年代渐成主导的人道主义话语呢？

1981年秋，丁玲（左排前起第十人）与各国作家合影于爱荷华约翰·迪尔农业机械公司大楼前

在1981年“中国周末”座谈会中，蒋勋与丁玲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蒋勋认为每个作家都有乌托邦情结，“可是我有时候非常害怕，因为在历史上我们看到了有些作家为了去把他的理想的社会推给别人而产生非常非常惨痛的经验”。蒋勋说自己始终在矛盾中，“一边是托尔斯泰，一边是波德莱尔。波德莱尔，他努力去发掘人性，人性里面也许是肮脏的、黑暗的、罪恶的，他都让你去了解。因为那是真的人性。在托尔斯泰里面，他努力地让你去看人生最完全、最光明、最善良的一面”。丁玲对蒋勋的发言很有兴趣，“我的讲话是希望补充他的”：

这个世界总是充满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斗争，没有黑暗就没有光明（……）作家总是有理想的。为了他的理想的实现，他就不惜一切什么都可以去探讨探索去研究，什么都可以拿来，不管是好的是坏的，都要拿来为达到我的目的。这个目的不是大家强加于我的，而是我自己在这个社会里面，在这个矛盾里面，我自己体验我自己的体会，我自己从那里面得来的一些东西。那么这里面我们也不否认，我们也要从书本子上，从古代的历史上，从整个的社会发展上，从很多的社会的比较上，很多的方面来得出一个结论来。大家总是在痛苦当中，又在幸福当中战斗下去生活下去。（……）

丁玲首先是被蒋勋所描述的矛盾中的挣扎所触动，认为很有必要谈一谈如何在社会中持续获得支撑主体“战斗下去生活下去”的目的和动力。而丁玲没有直接用社会主义理想去给历史发展进程许一个“结论”，又是因为她敏锐地觉察到构成蒋勋认识来源的历史感具有普遍性。这种历史感包含了两个层次，第一层是莎菲式的苦闷，丁玲很熟悉这种内在自我分裂的现代性体验(55)；但还有一层，则事关对20世纪的不同理解。在听完聂华苓自述她的半生漂泊之后，蒋勋说，“我想在座的所有的中国人，心里面大概都有一部非常非常痛苦的中国近代史。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不相信任何政权，我只相信人。人对待人的一些最基本的尊严、条件、待遇，应当被维持住”。当革命中国的视野缺位甚至被隐没于战争的20世纪整体印象中时，蒋勋的喟叹自然流露出某种历史终结论的气息。而这种与政治剥离的抽象的人道主义，在丁玲看来既无法让现代人走出存在的困境，也无助于克服20世纪时代动荡给个体带来的创痛，甚至因为“只相信人”，恰恰更易滑向对“人”的不信。

1981年冬，丁玲在聂华苓家阳台上，身后是爱荷华河

聂华苓曾这样总结20世纪：“是流放人的世纪。广义的流放：隔离社会，或是家园，或是故土，或是政治主流，都是流放。还有被迫的流放，自我流放。”(56)IWP于1967年正式启动以来邀请的作家多来自东亚、东欧、南美、南非等第三世界国家，即所谓有时代创痛体验的作家。尽管IWP从来不是政治的真空地带，其机构运作也始绕夹缠在美国的文化冷战策略中，但聂华苓仍意在为20世纪人的创伤、人与人之间的撕裂求解。聂华苓自述正是因为在IWP和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作家交往，对人类处境的看法才比从前宽阔；因为发现“中国人的命运，就是20世纪的人的命运”“在20世纪里做中国人，经历战争、革命、家庭悲剧，可是，中国人毕竟活下来了。活下来的理由当然有很多，不过，我想，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民原始的生命力”“1978年回中国大陆时，我就感受到这种原始的生命力，沈从文笔下的原始的生命力”(57)。和丁玲一样，聂华苓没有停留于蒋勋式的历史伤怀，并且在如毛泽东诗词翻译、中国文学译介、20世纪80年代三次大陆行及文学创作等具体实践中不断加深她对中国人历史感的经验与认识；但聂华苓眼中“丁玲对共产党的使命感”(58)，又意味着丁玲对中国“人”或说“人民”的生命力有着与聂华苓别样的理解。

从这个角度再看丁玲此期反复讲述北大荒经历的“锤炼”及其对《杜晚香》的重视，正呼应了她与蒋勋对话中的思考——“大家总是在痛苦当中，又在幸福当中战斗下去生活下去”——回答“她/杜晚香”为何可以这样，也就是基于革命中国的历史感，加入到蒋勋、聂华苓由“20世纪人”生发的疑问与思索中。

以往研究，无论是否定晚年丁玲还是肯定，往往更偏重于直接把握丁玲的政治姿态，反而容易忽略一般经验描述中的意识活动。例如早在丁玲访美前与於梨华谈话时，就讲到自己在北大荒养鸡的经历。与访美散记中《养鸡与养狗》篇从“趣味”角度冷峻分辨两种制度下人的理想追求不同，面对於梨华的心疼与不解，丁玲极其细致地讲她如何救活本来为了生产率要被埋掉的虚弱的小鸡，并因此受到队长和队员们的肯定。养鸡其实是“养人”，政治上被划定为右派，与群众隔绝，却可以在劳动中重建一种与“自己人”的关系。听到丁玲说起关牛棚，於梨华哭了，丁玲赶忙说“也有好人嘛！”(59)丁玲后来在很多场合讲过几则“好人的故事”。丁玲不是抽象地谈论人性善恶，她之所以能在极端情境下洞察人情世故、发现人的善意，一方面是因为在集体生活中建立起了人与人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源于知识分子改造的主体意识，才不容易被直观的个人情感经验所困。这些“受难”经历实际上使丁玲更进一步去思考革命政治所倡导的“群众路线”与“深入生活”的意义：正是当政治出了问题，甚至自己成为阶级斗争的对象时，革命的知识分子不再能直接以政策为依据，才需要基于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去创造既定政治观念以外的另一种连带关系。是这种能动的认识与实践方式，而非抽象的信仰，支撑丁玲“活”下去，也让她看到人如何可以突破自我经验与意识的局限，如何可以在不理想的现实环境中持续主动地去创造理想的人人关系。即便如《杜晚香》，仿佛只是革命信念道成肉身，观念化地塑造了一个社会主义道德楷模，小说中大量对话场景、对杜晚香遇到困难时心理活动的描写等，也呼应着丁玲自述经历时的心得体会。因为杜晚香总是先去了解社会各单元，如家庭、婚姻、工作中不同人的情感意识状态及其缘由，所以才不着眼于一时冲突，“只是悄悄地为这个人、为那个人做些她认为应该做的小事”(60)。晚年丁玲多次讲到要学《红楼梦》，要懂中国人的人情世故。这些思考都已触及新时期不再以政治运动为中心后，道德实践如何展开的难题。以社会中“人”为媒介去认识革命话语对中国社会及人的影响，同时又因此调焦、校准革命话语，如此往复互动，才是晚年丁玲关于新时期立人方向及共同体重建的认识论与实践论。

1981年7月，丁玲与陈明重返北大荒

访美两年后，丁玲在《光明日报》发表《读〈蒋勋诗集〉》，遗憾在爱荷华未能与蒋勋深谈。她欣赏蒋勋诗中的古典传统，但也再次指出他“总不能免去些许哀愁痛苦，令人茫然”，并借陈映真评蒋勋的观点，表达了自己对现代主义及极端个人主义的批评。丁玲呼唤两岸有志之士为国家兴亡共同奋斗，因为“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目标明确，充满了乐观和信心”。丁玲的人民论终究还是更多表现为一种信仰，在理论性与现实性方面尚缺乏配合改革时代政治经济学视野的重构。但正如她极喜欢的蒋勋的话：“我只是要走进去（指生活——丁注），热烈而积极地泅泳其间，有时候是跟漩涡奋战，有时候是随波逐流，有时候风和而日丽，有时候是狂风暴雨……我都不在乎，只是不要在生活的高峰上冷眼旁观，好像躲避过了一切危险与灾难，其实什么也没有得着，是最最失败的人生。”(61)丁玲以自画像的方式注释了这句话中的“深入生活”，“主体不能以抽象的人性方式获得，而必须在一个具体集体的实践活动中才能与世界发生深切的关联”(62)，这是同样身为“20世纪人”的丁玲给出的“人论”。

蒋勋（左）与丁玲（中）

余 论

正如萧乾称“四方座谈”实为“两方”，“中国周末”开启了两岸文学互动。到访过“中国周末”的作家如艾青为《台湾诗选》作序，萧乾先后发表了对聂华苓、陈若曦、叶维廉等人作品的读后感，等等，都在积极联合海内外文学界力量推动中国统一。

参加第二次“中国周末”的王蒙，曾回忆在爱荷华期间大量阅读港台作家作品，并特意谈到陈映真的《云》：“他总是充分探求人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即使在悲哀和失望之中仍然让你抓住一点善，一点安慰，一点暖意。虽然也许在‘帅’和巧之中他回避了更严肃、更深沉、更有分量的冲刺和解剖……”(63)《云》发表于1980年8月，是陈映真华盛顿大楼系列中的第三篇。诚如研究者指出，陈映真不仅是借工会抗争故事批判依附于跨国资本主义的台湾经济与人的异化，而且是在警惕到分离主义思想抬头的背景下革命遭遇危机作出审慎的回应。身处大陆，如何协调“民主与羊腿”以推进改革的认识脉络中，王蒙隔膜于陈映真对第三世界左翼知识分子如何反抗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思考；但正如赵刚概之以“低调理想主义”，如何在动人的文学中开展“日常生活的、人间的实践伦理学”(64)，又是陈映真引发王蒙共鸣的地方。两位作家实则都在回应社会主义文化在新的历史情势下如何重构人与社会的难题，这其实也是关乎“短20世纪”终结的世界性的难题。而王蒙20世纪80年代以降创作中“少共精神”的变体，最终还是与陈映真在《云》之后更新的左翼批判视野及民众意识的努力分道扬镳，却也以其持久旺盛的创作生命力继续为9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验赋形。正如有研究者提示：内在于两岸不同历史经验的差异视点及关系性想象，应当成为思考中国当代的资产而非包袱——“两岸所展开的世界性与当代性会是什么？”(65)

1983年，陈映真在爱荷华前排左起：安格尔、陈丽娜、聂华苓、王安忆后排左起：陈映真、茹志鹃、许世旭夫妇

大家在爱荷华合唱《松花江上》与民歌时深情激昂、热泪盈眶的场景，令人难忘。这也是令保罗·安格尔感动与不解的地方：与西方字斟句酌、引经据典的文学研讨会不同，这些中国作家太“文质彬彬”了，“或许这就是亚洲集团式的艺术家和西方个人无政府式艺术家之间深奥的文化差别”，“他们来自的土地，几度经历着内战、外战；经历革命以及戒严令。这些都是美国作家从来不会在本土上受过的痛苦。然而在残酷的往事过后，这些作家正充满希望地谈着未来。这是何等的勇气、何等的性格而又是何等的力量。在最具美国典型的一州，他们再度证明了中国人的民族性”(66)。究竟如何理解这种民族性，还需甄别各种话语表述背后历史的深层驱动。但由“中国周末”小题大做，仍可以初步统合新时期文学的内外语境，去进一步勾勒于认识历史及当下都尤为重要的“中国”视界。

注释：

(1)《一次欢乐的聚会——记中国作家参加美国衣阿华大学“中国周末”聚会》，《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2)台湾当局称王拓、杨青矗因“私人理由”不能访美，高准虽以旅游名义到会，却在当年在台出版诗文集时遭禁。会后如《中央日报》更传出“中共统战圈套”等不实报道。

(3)丁玲：《保罗·安格尔与聂华苓》，《访美散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页。

(4)大陆学界关于“中国周末”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邓如冰《爱荷华“中国周末”始末》，《新文学史料》2020年第4期；汪亚琴《作家运营文学组织的成功范例——论作为“文学活动家”的聂华苓》，《南方文坛》2022年第3期；陈玲《漫长的“中国周末”——从萧乾的三封信谈起》，《新文学史料》2022年第3期。关于大陆作家参加IWP的重要研究有：邓如冰《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IWP——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历史语境》，《文艺争鸣》2019年第10期；邓如冰《世界格局下的汉语写作——以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中的“中国声音”为例》，《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3期；邓如冰、董媛章《王安忆的“美国体验”及对其创作的影响》，《文艺争鸣》2021年第4期。笔者曾就王安忆访美及其影响提出不同观点，见杨晓帆《经验的有限性与重塑“自我”的文学性——1980年代王安忆文学观的变奏》(《当代文坛》2023年第4期)。另外，黄文倩《茹志鹃、陈映真与王安忆的渊源与文学影响考察》(《文艺争鸣》2015年第12期)一文引入两岸文学互动视角，对该领域常见研究范式有较大突破。

(5)聂华苓：《开场白》，《中国周末——爱荷华一次海内外华人作家的盛会》，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40页。

(6)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8页。从“中国周末”活动记录中也可以观察到，海外作家针对1980年1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及“全国剧本创作座谈会”后续报道，有担心大陆强调“安定团结”意味着政策“收紧”的忧虑。

(7)来自大陆的参会作家有本年度IWP邀请的艾青(访美时间为1980年8月24日—12月30日)与王蒙(访美时间为1980年8月27日—12月)，以及正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客座的袁可嘉，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邀请访美的冯亦代、卞之琳。其他参会作家有张系国、许芥昱、陈若曦、许达然、陈幼石、李黎、郑愁予、李欧梵、李怡、周策纵、吴晟、於梨华、陈鼓应、木令耆等。三届“中国周末”的完整参会名单可参见：汪亚琴《作家运营文学组织的成功范例——论作为“文学活动家”的聂华苓》，《南方文坛》2022年第3期。

(8)《中国新写实主义文艺作品选》(七十年代杂志社1980年6月初版)收录篇目有：《草原上的小路》《管饭》《清水衙门》《李顺大造屋》《乔厂长上任记》《未来在召唤》《将军，不能这样做》《悠悠寸草心》《“向前看”的故事》《飞天》《在社会的档案里》《调动》《儿女情》《人到中年》《乔厂长后传》。

(9)艾青、王蒙：《访美四个月》，《作家通讯》1981年第1期。

(10)李怡：《中国新写实主义文艺的兴起》，作于1980年4月，发表于《七十年代》1980年5月号。以《文艺新作中所反映的中国现实(代序)》为题收入《中国新写实主义文艺作品选》(七十年代杂志社1980年6月初版)，8月修改后收为《续编》(1980年9月初版)附录。李怡70年代往返港深探亲的创痛记忆及其在港办刊经历“六七暴动”后对左派文化的认识变化等，都影响了他的文学主张和办刊理念。参见李怡：《失败者回忆录》，印刻文学生活杂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版。

(11)(12)《文学与政治，小说与人生——海内外作家关于中国大陆文艺状况的一次意见交锋》，《七十年代》1980年11月号。

(13)值得注意的是，《文艺报》同期还发表了沙叶新的随笔《扯“淡”》。刘锡诚回忆：“因涉及《假如我是真的》《在社会的档案里》《女贼》三个干预生活的现实题材的剧本，被某些人指为矛头对着胡耀邦主持的‘剧本创作座谈会’，从而也成了《文艺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大罪证。”参见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4)《文艺研究》1981年第1期的两篇批评文章是：戚方《中国文学和中国现实——评李怡〈文艺新作中所反映的中国现实〉》；狄思浏《评李怡先生的大陆文艺观》。

(15)《作品与争鸣》1981年第4期转载了杨井、戚方、狄思浏的三篇批评。

(16)胡乔木：《致胡耀邦》(1980年7月30日)，《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38页。《七十年代》1970年创刊，1981年起独立经营，1984年改名《九十年代》，1998年停刊。1979年，在大陆开放两年订阅后被禁止引进。

(17)陈庆妃：《新时期(1978—1984)香港文艺期刊中的内地与港台文学互动——以〈开卷〉〈海洋文艺〉〈八方〉为考察对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4期。

(18)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海天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页。

(19)《文学与政治，小说与人生——海内外作家关于中国大陆文艺状况的一次意见交锋》，《七十年代》1980年11月号。

(20)陈鼓应的发言。出处同上。

(21)参见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2—359页。

(22)王蒙：《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七十年代》1980年10月号。

(23)李黎：《海峡两岸文学的新生代》，《七十年代》1980年10月号。

(24)许达然：《从办公室到工厂——谈陈映真的〈夜行货车〉与〈云〉》，《七十年代》1980年10月号。四个主题是：打破省籍矛盾的“社会结合social integration”、有民族历史意识的乡愁、对“死”的抗争，以及对资本工商业社会“人的物化”即“疏离(alienation)”状态的批判。

(25)(27)陈映真：《访陈映真谈伤痕文学》，《陈映真全集》(卷五)，人间出版社，2017年版，第273页，第275页。

(26)李欧梵：《刘宾雁和〈人妖之间〉》，《七十年代》1980年10月号。

(28)张旭东、徐勇：《“重返八十年代”的限度及其可能——张旭东教授访谈录》，《文艺争鸣》2012年第1期。

(29)艾青访美前，已于1979年访问德国、意大利、南斯拉夫欧洲三国，1980年访法。艾青的国际声誉使其成为复出后最早出访海外的作家之一。1978年6月16日，聂华苓、安格尔夫妇随蔡其矫拜访艾青王府仓胡同住所，同游北海公园。17日下午又在华侨大厦聚会，艾青带去了五六十年代在黑龙江、新疆写的《烧荒》《帐篷》，深谈至11点。艾青1979年12月8日致信聂华苓，“我家的门是被你给推开的，现在再也关不住了”。(《艾青全集》第4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674页。)

(30)艾青：《答〈诗探索〉编者问》，《诗探索》1980年第1期。

(31)李润霞：《以艾青与青年诗人的关系为例重评“朦胧诗论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3期。

(32)(33)艾青：《在爱荷华的“中国周末”》，《诗刊》1980年11期。

(34)艾青1981年1月8日回京；3月14日在北京图书馆的报告内容分两部分发表：《谈诗》(《星火》文学月刊1981年第6期)和《从朦胧诗谈起》(《文汇报》1981年5月12日)。

(35)艾青早在与聂华玲和安格尔的初次会面中就表达过这一观点。参见聂华苓《漪澜堂畔晤艾青》，《编译参考》1978年第10期。

(36)张错：《艾青的独白与共鸣》，《七十年代》1980年11月号。

(37)袁可嘉：《爱荷华的诗会(加州通讯)》，《诗探索》1981年第1期。

(38)袁可嘉：《关于新诗与晦涩、新诗的传统……——访美书简》，《诗刊》1981年第3期。

(39)罗振亚：《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概观》，《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40)艾青：《域外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后文所论诗歌均出自该书。

(41)此期访美游记大多会写到汽车的速度、光电钢筋的城市景观、贫民窟、黑人、印第安原住民问题、色情业、电视等娱乐文化，作者基本持一分为二的态度肯定其物质财富，批评其精神文明。

(42)艾青：《美国归来答客问》，《艾青谈诗》，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页。

(43)艾青《墙》写于1979年5月22日，波恩；王蒙《柏林墙》写于1985年。王蒙在《浮光掠影记西德》(《当代》1981年第1期)中曾叙述初次参观柏林墙时，看到了60年代写在柏林墙上的西柏林“红卫兵”的标语。

(44)王蒙：《大块文章(自传第二部修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09页。

(45)徐敬亚：《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

(46)艾青：《迷幻药》，《艾青谈诗》，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第96页。高准发言另参见《中国周末——爱荷华一次海内外华人作家的盛会》，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58页。

(47)丁玲：《中国周末》，《访美散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

(48)参见倪文婷：《反观中国主体的美国视野——重读丁玲〈访美散记〉》，《新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王碧燕：《〈杜晚香〉与晚年丁玲的时代意识》，《文学评论》2023年第4期。

(49)特别要感谢武汉轻工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汪亚琴老师提供了IWP档案藏《关于中国文学艺术的座谈会》(1981年)原始记录稿扫描件。后文涉及丁玲、蒋勋等在1981年“中国周末”活动上的发言均出自该文件。

(50)萧乾在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中以“步步设防”一节记述了自己访美回来的心境。

(51)丁玲：《五月花公寓》，《访美散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7页。

(52)丁玲：《橄榄球赛》，《访美散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页。

(53)丁玲：《约翰·迪尔》，《访美散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页。

(54)丁玲：《生活·创作·时代灵魂》，《丁玲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9页。

(55)据蒋勋回忆，在芝加哥见到咖啡馆里衣着光鲜的妇人，丁玲说了一句让他震动不已的话，“你知道吗，我以前在上海，也是这个样子”。

(56)聂华苓：《三生影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37页。

(57)《聂华苓和非洲作家的对话》，李恺玲、谌宗恕编《聂华苓研究专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3页。

(58)聂华苓：《林中，炉边，黄昏后——丁玲，1981》，《三生影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97页。

(59)参见丁玲：《与美籍华裔女作家於梨华的谈话》，《丁玲全集》第8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60)丁玲：《杜晚香》，《丁玲全集》第4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7页。

(61)丁玲：《读〈蒋勋诗集〉》，《光明日报》1983年12月22日。

(62)何浩：《1979—1984：李泽厚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重构及其与中国革命遗产的关系》，《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6期。

(63)王蒙：《别衣阿华》，《德美两国纪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62页。另参见笔者关于王蒙的专论，杨晓帆：《“时间差”与重构理想主义的难题——论王蒙20世纪80年代海外出访及其文学表达》，《文艺研究》2023年第10期。

(64)赵刚：《求索：陈映真的文学之路》，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216页。

(65)王智明：《方法论的省见：两岸与中国当代》，“两岸现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互文工作坊”(2023年6月21日)会议发言。

(66)[美]保罗·安格尔：《中国周末——中国的永恒》，《中国周末——爱荷华一次海内外华人作家的盛会》，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40页。

（转载自“保马”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