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读书使自己有了走出去的勇气
刘庆邦，中国煤矿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中华读书报：您最早的阅读是怎样的？
刘庆邦：今年国家开始施行《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举办了很多阅读活动，我觉得正当其时。全民阅读也是有条件的，至少得识字。以前文盲很多，就拿我们村来说，90%以上都不识字，怎么谈得上阅读？但是阅读的愿望一直存在。我祖父崇尚斯文，穿大衫留胡子，但是他不识字，只能向别人借了书，请我们村的识字先生读给他听，他就搂着我在那儿听。祖父借人家的书都是一些公案话本，《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刘公案》《白牡丹》《三国》之类，我不愿意听，为了哄我，就让我玩他的胡子——胡子有啥好玩的？我捋他的胡子，一会儿就睡着了，一觉醒来，老先生还在那咿咿呀呀念，祖父还在听，我只好又睡。
小时候跟着祖父听人念书，使我养成了一个不好的习惯，后来上学，老师一讲课我就打瞌睡。老师拿个粉笔头一扔，我醒过来接着听，也不影响学习成绩。这是我从小对读书的一个印象，不是阅读，是听读。
我祖父对书痴迷到什么程度？临终时，我母亲问他有什么要求，祖父让把他的书都放在他身边。我的基因里有祖父的影响，长大后一直喜欢读书。
中华读书报：后来读的书，有哪些对您的人生产生影响？
刘庆邦：我读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青春之歌》，对林道静留下了非常美好的深刻印象。
“文革”开始之后红卫兵大串联，我的同学们从来没坐过火车，更谈不上去北京，都不敢出门。但是我就很勇敢很愿意出去串联，就是受到林道静的影响。心想林道静那么漂亮的女孩子，都能带着乐器自己坐火车去北戴河，咱是15岁的小伙子，有什么不敢出去的？我就先到北京串联，接受毛主席检阅。从北京回来后，我又组织同学们成立长征队，每天走70里地，穿过大别山到了武汉，之后同学们都返回了，我一直南下，到了长沙、韶山、南昌、杭州、上海、南京，又到郑州，把沿海最发达的城市都转了，连过年都没回家。跑了一圈，把自己的心跑野了，脱离农村的想法，其实就是从那时候种下。根源在读书，读书使自己有了走出去的勇气。
中华读书报：那时还没有“万卷书”，但已经先行了“万里路”。早年还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读书记忆？
刘庆邦：我找同学借了一本《迎春花》，一到晚上躺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我就在煤油灯下给母亲和姐妹们读《迎春花》，读得她们非常感动。这是那个年代特殊的场景，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记忆。
我1970年在煤矿参加工作，一般的工友就带个铺盖卷，我在铺盖卷里包了好几本书，有《红楼梦》《茅盾文集》《福尔摩斯探案集》……
中华读书报：这些书是哪里来的？
刘庆邦：回到农村以后，我经常给县里写广播稿。我的朋友通过广播知道我的名字，就去找我。他知道我爱写东西，就把“文革”期间从学校图书馆里偷来的书送给我。这个朋友是我文学阅读和文学创作最早的启蒙人。
中华读书报：在那段时期，这些书应该给了您很大的精神慰藉吧？
刘庆邦：我觉得读书也是需要天赋的，不是光写作需要天赋。如果没有读书的天赋，他看不出是好书；如果有读书的天赋，看了好书以后一下就非常对他的脾气、心境，对他的口味，一下就让他很着迷。我读《红楼梦》就是这样。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命该享受》，我说我命里就该享受阅读《红楼梦》。有些朋友对于这么好的书看不出好，就读不下去。
我曾经和一位矿务局宣传部长交流，问他有没有看过《红楼梦》，他说没有；我说《红楼梦》你一定得看。我们一块去矿上蹲点的时候，我就把自己的《红楼梦》带给他。几天后我问他：你看了吗？他说看了，琐琐碎碎的，一点儿也不吸引人。我说你仔细看，越往后看越有意思。他说行！看了几天也没有进展，有一天他竟然把书掉到床底下去了。我问他，看得怎么样了？他赶紧就找，怎么也找不着了。我说丢了你得赔我。其实是我悄悄把书收起来了。我知道他看不下去，再让他看也没用。
中华读书报：您最喜欢《红楼梦》的什么？喜欢哪些人物？
刘庆邦：我就看《红楼梦》特别入迷。黛玉、宝钗、宝玉……我觉得他们都非常招人喜欢。后来我到宣传部工作以后，好多朋友业余时间打牌喝酒，我就在办公室里看《红楼梦》，特别喜欢书里的诗词，用毛笔小楷把《红楼梦》的诗词抄得工工整整的。评先进的时候，有人选我当先进工作者，有的就不同意，说我老看小说。我说看小说比你们打牌强，但他们不这么认为。
不管走到哪里，我都把《红楼梦》带在身边。后来河南一个朋友在家乡建了刘庆邦图书馆和刘庆邦文学研究会，我就把所有的书，连同第一套《红楼梦》都寄回老家了，后来这个朋友把图书馆搬到别处去，别的书无所谓，关键是我很挂念我的第一套《红楼梦》。后来我又买了两套《红楼梦》。
中华读书报：《红楼梦》是您读得最多的书吗？
刘庆邦：是我反复读、重读最多的书。我觉得全世界的文学名著都比不上《红楼梦》，它的超人之处是诗词，它高度的文学性、艺术性都体现在诗词上。
中华读书报：抄了那么多诗，您想过自己写诗吗？
刘庆邦：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也写诗。我和我夫人共同的爱好是读书，她喜欢我爱看书，喜欢我写东西，这一直是我几十年写作的一个持续不断的情感动力。
我写作的情感动力，第一个来自我母亲，第二个来自我夫人。一个作者的写作都是从读书开始，读出好来了，然后自己按捺不住想写，所以我说读书得有天赋，你得看出书的好来，像《红楼梦》，后来也看一些杂志，看到好的作品一下能识别出来写得好。比如说当年看到汪曾祺的《受戒》，看了觉得好还不够，又给刘恒打电话。那时他是《北京文学》的编辑。他也认同，说《受戒》当然好，你要喜欢汪曾祺的小说，你就读沈从文。当时我不知道沈从文，就问为什么？刘恒说，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得意门生。
我马上跑到王府井的新华书店，一看还真有一套沈从文的文集，当时只剩9卷，我一下都买回来了。那是我平生买的第一套文集，当时工资并不高，花那么多钱买一套文集，需要下很大的决心。
中华读书报：买回来后是怎么个读法呢？
刘庆邦：文集包括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文论，还有讲稿，比如他专门在西南联大有一个讲演谈短篇小说，我读过很多遍，等于是以研读的形式。回顾我的文学创作道路，跟谁学的最多？跟沈从文学得最多。
文学教育有直接教育，有间接教育，直接教育总是有限的，但是间接教育是最多的。读谁的书就等于在接受谁的间接教育。我们读曹雪芹的书就等于接受曹雪芹的间接教育，我们读托尔斯泰、读普希金、读契诃夫……等于都在间接地接受人家的文学教育，我接受沈从文的间接教育是最多的。
中华读书报：您具体是怎么研读的？能分享一下读书方法吗？
刘庆邦：除了反复读，再就是自己认为好的句子底下画线，有感慨了还会批上几句，有约稿的时候还会写点评。有一次《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约我推荐一个经典，我推荐的是沈从文的短篇小说《丈夫》。编辑要求写批注，看一段批注一段。更多的情况下反复读，不知不觉你就能感受到行文的一种韵味。
中华读书报：有的书读了，天然地能够感知它的韵味，但是不是也有读不下去的书？
刘庆邦：我把书分为四个层次，第一是不值得读，第二值得读，第三是值得细读，第四是值得反复读。社会上的书有些是不值得读的。比如武侠的、言情的、官场的我都不喜欢。我心里对这种书排斥，不愿意看。值得看的书应该说量比较大，但是要达到值得细看这个层次就不多了。
值得细看的书，国内比如像得茅奖的书值得细看，像王安忆的《长恨歌》、阿来的《尘埃落定》、毕飞宇的《推拿》……这些书都是值得细看的，不能略过细节，你要看细节甚至要看语言，看它的味道。有一些书值得一读，但是看一遍就行了。像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我觉得语言不太讲究，不值得细读。有一年雷达写了一篇长篇散文，我读着就感动地流泪了。
世界上的书千千万万，很少能达到值得细读的层面。值得反复读的可以说凤毛麟角。像《红楼梦》，像沈从文的《边城》，还有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把它们放在枕边，每一次读都有新的感悟。它的魅力你说不清楚，但它就让你反复读、反复读，百读不厌。所以说我们写一辈子，写的书能达到值得别人细读的层面很不容易。当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就尽量争取让人达到值得细读的程度。
中华读书报：我读您的书就读得很细，因为景物描写、心理描写必须细读，错过就是一种损失。
刘庆邦：我就希望别人能细读我的书。有的朋友说我的书太吸引人了，一夜就读完了，我不爱听。叶广芩跟我说过一次，说看到《小说月报》选了你的小说，我先看别人的，你的留到最后，舍不得一下看完，看一段放下再看一段，慢慢看。我说叶大姐你真是我的知音。
好多人作品出版了、发表了，就不再看，我完全不一样。写完我要看，校对；发表了我要看，出书以后还愿意看。我只要拿起自己的书看一篇开头，一定要把它看完才罢休。有些小说明知道这个细节会感动会流泪，有了思想准备以后，看到这儿就不会感动、不会流泪？不，每一次看，这种感动都重复，看到那里还会流泪，这就是一个小说的情感魅力所在。
中华读书报：您选书是一个什么标准？
刘庆邦：先看开头，首先接触的是语言，看语言有没有味道，看一段你就能分辨出来，能感受到作家的气，感受到他的气质，感受到它的韵味，感受到它形成了一个气场。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气场，好多小说一看那个气就不对，就是修炼不够，还不成熟，达不到一个作家应有的那种独特的味道。
我每经常收到赠阅的杂志，能让我看完开头接着看下去的不是很多。一看就比较用力，比较夸张。对语言往往用力太过，好像有一股劲儿，弦绷得特紧，不放松，不自然。其实越用劲越没有力量。最高的境界是非常平易，非常放松的自然的境界。
判断一部作品最高的标准是什么？还是自然，老子早就说过了，道法自然。人和地是实的，天和道是虚的，自然是实与虚的结合。达到自然的层面需要长期修炼。很多人认为好的作品是抓人的，设置一些悬念，让人放不下，非得一口气读完。我说不对，最好的作品不是抓人的，是放人的。
中华读书报：这个观念很新鲜。怎么理解？
刘庆邦：好小说读着读着让人走神儿，让人回想起自己的好多往事。你好像眼睛还看着书，不知不觉走神儿了。走神儿就是一种灵魂出窍，就是灵魂放飞，是忘我的状态。我认为这才是最高级的一种艺术享受。
在阅读文学作品的时候，有时候会有这种走神儿的艺术享受，看好的戏剧，看好的电影，或者听感人的音乐，有时候也会有走神儿，这是人类享受任何艺术品一种最高级的享受。这种享受很难得。现在好多作品能做到抓人，但是不放人。真正好的作品是放人的。像《边城》它是放人的。比如读大河的流水，读那种气氛，不知不觉走神儿了，就是一种灵魂放飞的感觉。
我觉得要做到放人不容易，这种境界很难达到。正因为很难达到，才需要我们追求。
中华读书报：如果把自己的阅读经历分为几个阶段，大概什么时候阅读最集中，对自己形成的冲击最大？
刘庆邦：作家肯定是写一辈子，读一辈子。阅读对象的层面也不是说逐步提高的，很难分。人到了一定的时候，阅读完全凭自己的感觉。我不硬读。自己不太喜欢还要去钻研，非要硬啃。我不愿意。有人说对于读不下去的书，你要硬着头皮啃下来——何必呢？有那么多自己喜欢的书呢！举个例子，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差不多影响了中国一大批的作家。甚至有评论家断言，如果中国作家有人说他没受过《百年孤独》的影响是不诚实的。
我说，如果有人说我受了《百年孤独》的影响，这样说是不诚实的。我光读了开头都没读完。我知道他是魔幻现实主义，被反复介绍，甚至很多人对他的开头反复模仿，我看到这种情况，心里有一些抵触和排斥，我说不一定都要受《百年孤独》的影响，就产生一种抵抗心理。干脆后来我没有再读。我听好多作家说《百年孤独》很好，那让它好吧。
有时候自己有一种执拗，有一种拧，有一种抵抗的心理。
中华读书报：您有枕边书吗？
刘庆邦：我经常放在枕边的书是《红楼梦》。百读不厌，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甚至看完一回以后我就回来记一下，哪年哪月哪日重读。别的枕边书是轮换的，《红楼梦》长期在枕边放着，天天做梦。我觉得中国人有一部《红楼梦》就够了，别的书都可以不要。
中华读书报：如果有可能请朋友聚会，古今中外都可以，你会请哪些人？
刘庆邦：我跟很多作家都是好朋友，从来没觉得哪一个作家不好。我的心里，觉得都可不容易。写作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水平，但是我觉得如果一个人能成为作家，首先他的本质就是善良的，一个人善良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作家。通过这些年和作家的交往，我觉得都特别善良，都是好哥们儿。像刚才跟你说的林老、刘恒、王安忆这些都不用说了，像莫言、贾平凹也都是骨子里特别善良，人都特别好。骨子里的自带的善意，才是成为一个作家最根本的要素。莫言最近组织作家写书法，他搞慈善活动，让我也写一幅，我说我这字根本拿不出来，我说你让我写，我就是献丑也得写，我给他写了三篇。第一篇是我说文学创作是一种心灵慈善事业，心灵慈善事业它不是物质性的，它就是一种心灵慈善。第二个我坚持认为当一个好的作家，首先要有善良的天性，然后才有高尚的道德，才有高贵的心灵，才有悲悯的情怀，才勤奋的劳动，还有艰辛的意志。
有一段王安忆在北京写作，那时候我们聚会比较多，经常参加的有史铁生、莫言、王朔、刘震云、刘恒等等，我们聚会比较多。铁生去世10周年的时候，我写了长篇的怀念文章，回忆和铁生的交往。
中华读书报：如果有可能去孤岛，只能带三本书，您会选哪三本？
刘庆邦：首先肯定是《红楼梦》，第二本是铁生的《我与地坛》，再带一本自己的书吧。我出国的时候都带一本自己的书，我带的是短篇小说集。去日本的时候，一个人找我要，我说等我看完吧。人家会觉得你自己写的还看，很可笑。我去美国参加写作计划，一个中国女士见我带的是《红围巾》，问能不能留给她，我说等临走的时候吧，我还要自己看。
（栏目主持人：宋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