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与狄青之死
北宋仁宗时期著名将领狄青含冤而死是两宋政治史、军事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现存的有关材料清楚地表明，欧阳修在狄青被贬死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代名臣迫害一代名将，并由此给北宋的政治和军政带来诸多直接、间接的负面影响，这一事实不仅为我们考察宋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经典个案，也为我们探寻两宋专制制度的运作特点及两宋历史的发展轨迹提供了新的切入点。
名将狄青死于精心策划的政治谋杀
狄青，字汉臣，宋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人，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卒于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在两宋军事史上，狄青是屈指可数的军事奇才之一。他既是一位身先士卒、智勇双全、能征惯战的骁将，也是一位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在其戎马生涯中，狄青率军西讨南征，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名将风范，为北宋王朝立下了卓越功勋。
狄青脱颖而出成为名将，始于宋仁宗宝元初年爆发的宋夏战争。史载：“宝元初，赵元昊反，诏择卫士从边，以青为三班差使、殿侍、延州指使。时偏将屡为贼败，士卒多畏怯，青行常为先锋。凡四年，前后大小二十五战，中流矢者八。破金汤城，略宥州，屠□咩、岁香、毛奴、尚罗、庆七、家口等族，燔积聚数万，收其帐二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桥子谷，筑招安、丰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贼要害。尝战安远，被创甚，闻寇至，即挺起驰赴，众争前为用。临敌被发、带铜面具，出入贼中，皆披靡莫敢当。”狄青因此威震西夏，也名动北宋朝野，被宋王朝倚为西北边陲的长城：“优负智谋，素推骁果，屡膺戎寄，久练武经。往者西师在边，外勤将略，参著幄画，助严邦威，擅贾复折冲之能，得亚夫持重之体，报功居最，腾誉浸高。”
庆历和议后，宋夏战事告一段落，但嗣后不久广源侬智高反宋，再次为狄青凸显其军事才能提供了契机。宋仁宗皇祐年间侬智高反宋后，“陷邕州，又破沿江九州，围广州，岭外骚动”，宋廷先后遣杨畋、孙沔、余靖等领兵进讨，均无胜绩。当此紧要关头，时为枢密副使的狄青上表请缨，以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事的身份率兵进剿。狄青南下后，整顿军纪，指挥若定，率兵巧取天险昆仑关，大败侬智高于归仁铺，一举平定了广南战乱，从而使北宋王朝的南疆转危为安。
因为卓越战功及表现出的忠勇品格，狄青获得了宋仁宗的高度评价和特别青睐，在仕途上一路春风，频频获得擢升。早在宋夏庆历和议后，他即徙真定路副都总管，历侍卫步军殿前都虞候、眉州防御使，迁步军副都指挥使、保大安远二军节度观察留后，迁马军副都指挥使，后又以彰化军节度使知延州，擢枢密副使，进入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狄青平定侬智高返回汴京后，“帝嘉其功，拜枢密使”。短短10余年间，行伍出身的狄青由一名普通的从边卫士成为北宋王朝的最高军政长官。
狄青洞晓边事，既有文韬又具武略，既有赫赫战功又对北宋王朝赤胆忠心，在两宋的军事史、政治史上，具备这种素质的高级将领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狄青本可以在有生之年为战争频繁且以“积弱”著称的北宋王朝有更多建树，但他却在五十岁之年含冤去世。其死因在南宋王楙《野客丛书·附录》中有非常详尽的记载，兹引述如下：
狄青为枢密使，自恃有功，骄蹇不恭……朝廷患之。时文潞公当国，建言以两镇节度使出之，青自陈无功而受两镇节旄，无罪而出典外藩，仁宗亦然之。及文公以对，上道此语，且言狄青忠臣，公曰：“太祖岂非周世宗忠臣，但得军情，所以有陈桥之变！”上默然。青未知，到中书，再以前语白文公。文公直视语之曰：“无他，朝廷疑尔！”青惊怖，却行数步。青在镇，每月两遣中使抚问。青闻中使来，即惊疑终日。不半年疾作而卒，皆文公之谋也。
前文中的“文潞公”及“文公”，即在北宋历史上有四朝元老之称的文彦博。文氏字宽夫，汾州介休人，与狄青为同乡，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闰正月拜相，皇祐三年（1051）因殿中侍御史唐介弹劾其“专权任私，挟邪为党”及“知益州日，作间金奇锦，因中人入献宫掖，缘此擢为执政”等事而罢相。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六月，文彦博再登相位。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八月，狄青罢枢密使，以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护国军节度使判陈州，次年二月狄青去世时，文彦博与富弼并为宰相。
根据这段材料所载，不难看出，一代名将狄青实际上死于一次精心策划的政治谋杀，而其同乡、当朝宰相文彦博则是设计置其于死地的主谋。文彦博使“青惊怖，却行数步”的“无他，朝廷疑尔”一语，实际上与宋太宗时监军王侁将另一名将杨业逼上死路的“得非有他志乎”一语完全相似，并成为威逼狄青就范的杀手锏。“得军情”的狄青虽被贬离开封，但在北宋最高统治集团看来，北宋王朝的心腹大患犹存，于是，在文彦博的主导下，宋廷每月两次遣宦官进行“抚问”，不停地对狄青实施心理打击和精神迫害，终于使其在“惊疑终日”中疾作而死。南宋叶适在论及隋文帝误杀史万岁时有云：“若狄青、岳飞辈，盖数十百年而一有，寥落相望，无复继者，则其为存亡安危所系，岂不大哉！悲夫！”名将狄青之死给后世有识之士留下了无尽的浩叹。
欧阳修的三次上疏决定了狄青的命运
如果说只是宰相文彦博以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篡夺后周政权比附狄青，才说服宋仁宗果断将其贬离开封，这多少有将这一事件简单化之嫌。实际上，名将狄青的悲剧从上演到落下帷幕，始终有一个文臣群体在不断推动和运作。在论奏罢免狄青、最后导致北宋一代名将之死的过程中，欧阳修、刘敞、吕景初等人表现最为踊跃，而其中翰林学士欧阳修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欧阳修，江西庐陵人，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狄青贬死陈州三年后，先后官拜枢密副使和参知政事。宋神宗熙宁五年去世后，赠太子太师，谥曰“文忠”。众所周知，在北宋的政坛、文坛及学术发展上，欧阳修在多方面均有重大建树和影响。他早年参与范仲淹、韩琦等人推行的“庆历新政”，提出过改革吏治等重要主张。在其政治生涯中，为谋求北宋王朝的长治久安，欧阳修不遗余力举荐人才，针砭时弊，拾遗补阙，可圈可点之处甚多；同时，欧阳修也是北宋重要的史家之一，他曾与宋祁等编修《新唐书》，还独力修撰《新五代史》；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欧阳修更以其卓越的成就和巨大的影响成为文坛领袖，为宋代的学术文化发展做出了不朽贡献。南宋理宗统治时期，欧阳修与胡瑗、孙复、邵雍、周敦颐等10人从祀孔子庙庭。
然而，就是这位流芳后世的北宋名臣，却以种种诬枉不实之词无所不用其极地论奏一代名将狄青，最终将其置于死地。据现有史料看，欧阳修的三次上疏对狄青的出处进退乃至身死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这三疏分别为宋仁宗至和三年（1056）所上的《上仁宗乞罢狄青枢密之任》、是年七月《上仁宗论水灾》第一状及同月《上仁宗论水灾》第二状。
在欧阳修的三篇奏疏中，《上仁宗乞罢狄青枢密之任》对狄青的论奏最为集中、最为全面，也最值得玩味，堪称宋代文臣论奏武将的代表之作，兹赘引如下：
臣闻人臣之能尽忠者，不敢避难言之事；人主之善驭下者，常欲闻难言之言。然后下无隐情，上无壅听，奸宄不作，祸乱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祸，未发之机，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独能言之，人主又能听而用之，则销患于未萌，转祸而为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独人主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唯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无贵贱相与语于亲戚朋友，下至庶民无愚智相与语于闾巷道路，而独不以告陛下，其故何也？盖其事伏而未发，言者难于指陈也。
臣切见枢密使狄青，出身行伍，号为武勇。自用兵陕右，已著名声，及捕贼广西，又薄立劳效。自其初掌机密，进列大臣，当时言事者已谓不便。今三四年间，虽未见其显过，然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推其所因，盖因军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乐其同类，见其进用，自言我辈之内出得此人，既以为荣，遂相悦慕。又加青之事艺实过于人，比其辈流又粗有见识，是以军士心共服其材能。国家从前难得将帅，经略、招讨常用文臣，或不知军情，或不闲训练。自青为将领，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训练之方，颇以恩信抚士。以臣愚见，如青所为，尚未得古之名将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惯见如此等事，便谓须是我同类中人，乃能知我军情而以恩信抚我。青之恩信，亦岂能遍及于人？但小人易为扇诱，所谓一犬吠形，百犬吠声，遂皆翕然喜共称说。且武臣掌机密而得军情，不惟于国家不便，亦于其身未必不为害。然则青之流言军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势使之然也。臣谓青不得已而为人所喜，亦将不得已而为人所祸者矣。为青计者，自宜退避事权，以止浮议。而青本武人，不知进退。近日以来，讹言益甚。或言其身应图谶，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传说以为常谈矣，而唯陛下犹未闻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叛者，仓卒之际，为军士所迫尔。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为患者多矣。泚虽自取族灭，然为德宗之患亦岂小哉？夫小人陷于大恶，未必皆其本心所为，直由渐积以至蹉跌，而时君不能制患于未萌尔。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难言者，唯愿陛下早闻而省察之尔。如臣愚见，则青一常才，未有显过，但为浮议所喧，势不能容尔。若如外人众论，则谓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决也。但武臣掌机密而为军士所喜，自于事体不便，不计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圣慈深思远虑，戒前世祸乱之迹，制于未萌。密访大臣，早决宸断，罢青机务，与一外藩，以此观青去就之际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临事制变。且二府均劳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处如一，事权既去，流议渐消，则其诚节可明，可以永保终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难于必信。若俟患之已萌，则又言无及矣。臣官为学士，职号论思，闻外议喧沸而事系安危，臣言狂计愚，不敢自默。
毫无疑问，欧阳修此疏是一篇极富煽动性和说服力的文字。不过，细考北宋王朝当时的社会状况及狄青的所作所为，我们则毋宁说，这是一篇极度危言耸听的文字。欧阳修是唐史、五代史专家，他对唐晚期武将拥兵自重，对五代时期武夫悍将擅自废立，包括对北宋王朝的建立者赵匡胤以禁军统帅篡夺后周政权的史实是了如指掌的。但要指出的是，欧阳修此疏呈上之时，北宋开国业已将近100年，北宋王朝虽因矫枉过正而致弊端丛生，却早已从制度上铲除了“黄袍加身”的土壤，赵姓江山也得到了朝野的广泛认同，其情其势，无论如何已完全不可与唐末五代及宋初相提并论，因此，所谓“销患于未萌，转祸而为福者”云云，纯系子虚乌有的捕风捉影之谈。盖宋代文臣为使一己之见引起朝廷重视，常出危诡之言耸动视听，欧氏此疏不无此迹。
同时我们还要说，欧阳修此疏也是一篇诬枉不实的文字。或有论者认为欧氏意在保护狄青，但从上引不难看出，此种看法不仅与其论事的主旨不相吻合，而且也与史实不符。欧阳修称狄青“掌机密而为军士所喜，自于事体不便，不计青之用心如何也”，又“伏望圣慈深思远虑，戒前世祸乱之迹，制于未萌。密访大臣，早决宸断，罢青机务，与一外藩，以此观青去就之际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临事制变”，这显然并非保全狄青之语，而是已将狄青视为对北宋政权构成现实威胁的乱臣贼子来看待。如果说欧阳修是刻意夸大子虚乌有的捕风捉影之谈对狄青进行刻意诬陷，这并不过分。当初宰相庞籍等人力阻宋仁宗起用狄青为枢密使，的确意在保全狄青，而观欧氏所云，其本意则绝非如此。
此外，欧阳修此疏还是一篇文臣极度蔑视、贬损武将的代表作。北宋王朝自宋太祖赵匡胤以来奉行的“重文轻武”的国策既是对文臣武将进行角色定位，同时也给文臣对武将进行伺察与钳制提供了制度保障。欧阳修作为一名不折不扣的文臣，在上引奏疏中对狄青的鄙薄与蔑视亦随处可见。狄青是为北宋王朝安邦定国建立不朽功勋的杰出将领，是靠战功荣登枢密使的最高军政长官，历史证明其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具有不可否认的地位。对于狄青在军事上的才干及忠勇品格，欧阳修是非常清楚的。早在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十月，狄青因张亢过用公使钱一案受到牵连，欧阳修即说过“国家兵兴以来，五六年所得边将，惟狄青、种世衡二人而已，其忠勇材武，不可与张亢、滕宗谅一例待之”的话，然而此时，欧阳修却以鄙薄不堪的口吻称之为“出身行伍，号为武勇”“捕贼广西，又薄立劳效”“如青所为，尚未得古之名将一二”“青本武人，不知进退”。毫无疑问，欧阳修这篇奏疏对武将群体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
有关史料表明，宋仁宗似乎并未听信欧阳修的危言耸听、诬枉不实之词，更没有按其建议立即罢免狄青。但嗣后，欧阳修则利用“近降诏书，以雨水为灾，许中外臣僚上封言事”之机，连上两疏，继续牵强附会地对狄青进行论奏。
在《上仁宗论水灾》第一疏中，欧阳修先对当时京师开封及各地所遭受的水灾进行了陈述：“至于王城京邑，浩如陂湖，冲溺奔逃，号呼昼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数。其幸免者，屋宇摧塌，无以容身，缚栈露居，上雨下水，累累老幼，狼藉于天街之中。……此外四方奏报，无日不来，或云闭塞城门，或云冲破市邑，或云河口决千百步阔，或云水头高三四丈余，道路隔绝，田苗荡尽，是则大川小水，皆出为灾，远方近畿，无不被害。”有关欧阳修浓墨重彩对水灾所作的渲染，此处未能全部引述，或许与实际情况相符合，但其行文之意十分明显，即强调“此盖天地之大变”，让所有朝臣产生共识，促使宋仁宗采纳其建议，为所谓修人事以塞天变张本。
面对如此“天地之大变”，欧阳修进一步指出，“窃以天人之际，影响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灾，亦未有已出而无应之变”，当此之时，宋王朝“必当思宗庙社稷之重，察安危祸福之机，追已往之阙失，防未萌之患害”，以塞天变。而当务之急有两件事：一是“陛下临御三十余年，而储嗣未立，此久阙之典也”，应尽快“择宗室之贤者”，建立皇储；二是果断罢免枢密使狄青：
臣又见枢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枢密。始初议者以为不可，今三四年间，外虽未见其过失，而不幸有得军情之名。且武臣掌国机密而得军情，岂是国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说甚详，具述青未是奇材，但于今世将率中稍可称耳。虽其心不为恶，不幸为军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祸，而为国家生事，欲乞且罢青枢务，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为国家消未萌之患。盖缘军中士卒及闾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间，未有不以此事为言者，惟陛下未知之耳。
实际上，欧阳修所说的两件事是富有深意、密切相关的。因为未建皇储，这为“不幸为军士所喜”的狄青取北宋王朝而代之提供了机会；只有罢免狄青，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所谓“未萌之患害”，而其议论的重心，乃在促使宋仁宗果断罢免狄青。
欧阳修《上仁宗论水灾》第二疏了无新意，其中虽增添了举荐龙图阁直学士、知池州包拯，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襄州张瓌，祠部员外郎、崇文院检讨吕公著，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以及各路赈灾事宜等内容，但核心仍是申论前说，即如其所云：“今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前所陈一二大计，既未果为，而又不思众贤以济庶务，则天变何以塞，人事何以修？”所谓“前所陈一二大计”云云，仍指建储和将狄青贬出开封二事。
欧阳修两次有关论水灾的奏疏，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为说服宋仁宗，赤裸裸地搬出了董仲舒千疮百孔的天人感应之说，并引经据典以附会其说：
凡所谓五行灾异之学，臣虽不能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见也。《五行传》曰：“简宗社则水为灾。”陛下严奉祭祀可谓至矣，惟未立储贰。《易》曰：“主器莫若长子。”殆此之警戒乎？至于水者，阴也，兵亦阴也，武臣亦阴也，此推类而易见者。天之谴告，苟不虚发，惟陛下深思而早决，庶几可以消弭灾患而转为福应也。
董仲舒所谓“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的理论，此时也居然被欧阳修奉为圭臬，直接加以援用。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十二月，时为右正言的欧阳修曾有《上仁宗论澧州瑞木》一疏，对“澧州进瑞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一事大加痛斥，认为“知州冯载，本是武人，不识事体，便为祥瑞以媚朝廷”，而此时，欧阳修为耸动宋仁宗而煞有介事地搬出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之说。这当中固然体现出欧阳修维护赵宋统治的良苦用心，但其自欺欺人也显而易见。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随着文彦博因避“牵闾里恩”嫌疑而改变对狄青的态度，欧阳修的三次上疏最终成为统治集团内部的主导意见，从而对狄青之贬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即如《宋史》所云：“狄青为枢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讹言籍籍，修请出之于外，以保其终，遂罢知陈州。”
狄青死于北宋文臣的“恐武症”
欧阳修确对一代名将狄青之贬并冤死陈州负有重大责任，这是不可否认也无须否认的历史事实。但是，如果简单地认为欧阳修是将狄青迫害至死的元凶，这就未免夸大了欧阳修的个人力量，也难以对欧阳修何以要处心积虑将狄青置于死地的原因做出合理解释。狄青之被贬逐及死于非命，应归因于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所有文臣的“恐武症”。
承五代之后，两宋历代帝王出于防止赵姓江山易手的考虑，在制度上对武将的防范可以说到了无所不至的程度，按理说来，狄青应该成为宋仁宗本人高度防范与猜忌的对象。但饶有意味的是，在罢免狄青的问题上，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却表现为皇帝不急文臣急，文臣防范武将的各种用心远远超过了最高统治者宋仁宗本人。
所有史料表明，狄青之所以屡屡被破例擢升，得到重用乃至各种保护，是因为直接得到了最高统治者宋仁宗的青睐和看重。早在宋夏关系吃紧时，“仁宗以青数有战功，欲召见问以方略，会贼寇渭州，命图形以进”；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宋廷以彰化节度使、知延州狄青为枢密副使时，遭到台谏官御史中丞王举正、左司谏贾黯、御史韩贽等人的反对，但宋廷“皆不听”，这显然是宋仁宗力主所致；又狄青平定侬智高还朝后，宋仁宗“欲用为枢密使、同平章事”，宰相庞籍坚决反对，“争之累日，上乃从之”。但时隔不久，“上忽谓籍曰：‘平南之功，前者赏之太薄。’”仍要以狄青为枢密使，且“声色俱厉”。当庞籍提出“退至中书商议时”时，“上曰：‘勿往中书，只于殿门閤内议之，朕坐于此以俟。’”最终狄青被擢升至枢密使之位。据前引王楙《野客丛书·附录》可知，宋仁宗对罢免狄青并不赞成，只是因为文彦博直接以狄青比附宋太祖赵匡胤，才“默然”。这一切无不表明，宋仁宗对狄青始终是十分信任和倚重的。
宋仁宗之所以对狄青宠信有加，至少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其一，宋仁宗统治期间，宋王朝种种专制集权的“祖宗之法”的弊端已经毕显无遗，表现在战场上，武将怯战避战的现象屡见不鲜，因而每有战事发生，宋方几乎总是处于狼狈万状的境地。而狄青则充分表现出其卓尔不群的军事才能与战争智慧，为巩固赵宋王朝立下了如前所述的卓越战功。
其二，狄青不仅功勋卓著，而且始终对北宋王朝忠心耿耿，即文彦博所说的“忠谨有素”。狄青的忠诚既表现在为保卫北宋王朝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还表现在他声名显赫之后，对北宋王朝始终忠贞不贰。比较典型的事例如：“青奋行伍，十余年而贵，是时面涅犹存。帝尝敕青傅药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问门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尔，臣愿留以劝军中，不敢奉诏。’”又晁说之《晁氏客语》载：“五代郭崇韬既贵，而祀子仪为远祖；本朝狄青，人劝尊梁公，辞曰：‘予鄙人岂可以声迹污梁公。’”再如王铚《默记》（上）记董士廉因刘沪筑水洛城系狱时，“士廉在槛车中，见青大呼曰：‘狄青你这回做也，你只是董士廉碍着你，你今日杀了我，这回做也。’青闻之大惊，不敢诛，盖青起于卒伍而贵，常有嫌疑之谤，心恶闻此语，因破槛车械送狱”。宋神宗后来说他“深沉有智略，能以畏慎保全终始”，当指此类表现而言。因而《宋史》评价狄青“为人慎密寡言，其计事必审中机会而后发”。诸如此类的事例固然表现出狄青在北宋危诡叵测的官场上的生存智慧，但毫无疑问也表明他对北宋王朝的忠诚。
其三，狄青具有文韬武略，极善治军，诚为不可多得的将领与帅才。早年狄青曾得到范仲淹的指点，“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法”，又泛读《左氏春秋》等传统经典，因此狄青虽由行伍起家，但显然并非纯系欧阳修所谓的“武人”。
狄青之善于治军，多见称于史乘。有关狄青出师平侬智高之前的一段记载即可见一斑：
狄青善用兵，多智数，为一时所伏。其出师讨侬智高也，既行，燕犒士卒于琼林苑中，将士皆列坐。酒既行，青自起巡而问之曰：“儿郎若肯随青者，任其愿同去。若有父母侍养及家私幼小，畏怯不愿去者，便请于此处自言。若大军一起之后，敢有退避者，惟有剑耳。”于是三军之士感泣自励，至岭外，无一人敢有怠惰者。
随着北宋军政的不断腐败，将士怯战惧战者甚多，亦往往有人将涉足疆场作为获取好处的捷径，这段记载不仅将狄青善于治军的大将风范彰显无遗，也充分展示了狄青每战必克的制胜之道。
狄青之所以“得军情”，受到士卒的拥戴，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在每次战斗中均能身先士卒，且有功不伐，以诚待人，具有极强的人格感召力。史称其“行师先正部伍，明赏罚，与士同饥寒劳苦”，“尤喜推功与将佐”，故“其出常有功”。王符《潜夫论》卷五《劝将》引孙子云“将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严也”，又刘安《淮南子》卷一五《兵略训》有所谓“将者必有三隧、四义、五行、十守”之说，不难看出，狄青完全具备了中国古代名将的所有重要素质。然而，正是狄青的这些重要素质招致了北宋朝廷内部文臣的莫大忌讳，也成为其必死无疑的根本原因。
或许人们会感到不解：像狄青这样一位深受宋仁宗宠信，在多灾多难的两宋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名将，为何以欧阳修为首的文臣必欲除之而后快呢？这首先是因为宋仁宗时期，宋初以来历代帝王的“恐武”痼疾已逐渐感染了所有文臣，几乎所有文臣均参透了北宋立国之策与御将之策的玄机，将高度防范武将尤其是防范那些声名显赫的武将当成了北宋王朝存亡攸关的头等大事。笔者在《从杨业、狄青看北宋武将的悲剧色彩》一文中认为，从宋太祖到宋仁宗，北宋最高统治集团的“恐武症”经历了一个微妙的发展过程。如果说宋初的“恐武”还主要表现为帝王的一种阴暗心理，但从宋太宗后期开始，随着北宋最高统治集团治国方略的改变、宋廷内部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随着宋辽、宋夏关系的演化，“恐武”以及如何防范和钳制武将逐渐为所有官僚士大夫心领神会，演变成为整个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价值观念。据时人披露，仁宗统治时期，北宋王朝居然发展到“每命将帅，必先疑贰，非近幸不信，非姻旧不委”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当宋仁宗看重狄青的忠谨与军事才干对其宠信有加，尤其是当宋仁宗长期未立皇储时，北宋最高统治集团一班文臣的“恐武”情结便与日俱增。声名显赫的狄青被欧阳修等文臣视为眼中钉，实乃势所必然。
此外，欧阳修为首的文臣之所以要置狄青于死地，还在于行伍起家的狄青在短短10余年间成为枢密使的事实与北宋重文抑武的传统国策及由此产生的价值观产生了严重冲突，从而为文臣所不能容忍。北宋王朝自宋初以来奉行的重文抑武政策固然有效地巩固了赵宋政权，但也使得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内部逐渐形成了武将不如文臣的价值观念和耻于为武将的社会风尚，下引即为最典型的一例：
真宗欲择臣僚中善弓矢、美仪彩，伴虏使射弓，时双备者惟陈康肃公尧咨可与。陈方以词职进用。时以晏元献为翰林学士、太子左庶子，事无巨细，皆咨访之。上谓晏曰：“陈某若肯换武，当授与节钺，卿可谕之。”时康肃母燕国马太夫人尚在，门范严毅。陈曰：“当白老母，不敢自辄。”既白之，燕国命杖挞之，曰：“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于阀阅，忍乎？”因而无报。
这段材料可见，在宋真宗统治时期，以从武为耻的观念即已弥漫朝野，深入人心。即令是有过戎马生涯的韩琦也持有与上述完全相同的价值观。据有关记载，狄青一部属焦用因故被韩琦捉拿，当狄青以其有军功恳请予以宽假时，韩琦声称：“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此岂得为好儿耶？”韩琦对武将的鄙薄溢于言表。
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和支配下，北宋的武将不管立下何等丰功伟绩，也始终摆脱不了朝野内外的普遍蔑视与鄙视。当狄青任职定州时，身为一介处士的刘易，居然敢呼狄青为“黥卒”，并恣意谩骂侮辱。狄青被擢升为枢密副使时，贾黯即明确加以反对：“国初武臣宿将，扶建大业，平定列国，有忠勋者，不可胜数。然未有以卒伍登帷幄者。”任职枢府期间，狄青的显要和荣耀也并未为文臣甚至是地位低下的一般僚属所认同，常被戏呼为“赤老”“赤枢”。狄青一直保留着投身行伍时的黥文，其本意据称是“要使天下贱儿，知国家有此名位待之”，更是屡为朝臣取笑。因此，欧阳修在其奏疏中频频使用鄙薄、蔑视狄青之语，这实际上是北宋王朝弥漫朝野的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
宋代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对武将无孔不入的高度防范与伺察，文官集团对武将群体的极度鄙薄与蔑视，这注定了狄青之类的杰出将领无论如何也难以摆脱悲剧命运，而任何忠谨的表现和表白也显得如此徒然和苍白无力。狄青在枢府任上时，即曾有居心叵测者造作“汉似胡儿胡似汉，改头换面总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的谶语，并企图假谏官之口对宋仁宗进行讽谏，达到除掉狄青之目的。不难看出，其手段与用心在本质上与欧阳修可谓异曲同工，完全一致。在两宋历史上，类似的情形史不乏书。如北宋的另一重要将领曹利用在真宗朝于景德元年（1004）因与契丹缔结“澶渊之盟”而名动朝野，但在宋仁宗时却以贬官除爵、死于非命的悲剧结束一生，其原因是他无视文臣集团的庞大势力，并试图与文臣集团分庭抗礼。又宋仁宗时王德用以武功升任知枢密院事，因其“状貌雄毅，面黑，颈以下白皙，人皆异之。言者论德用貌类艺祖”，御史中丞孔道辅复言“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机密”，遂遭到罢免；迨从贬所随州召还时，复有“近臣言其有反相”。宋代文臣对武将的无端构陷、防范、钳制与伺察，藉此可见一斑。不难看出，宋代的士大夫政治运作所造成的特殊文武关系实际上已成为绞杀名将的刑场和产生庸才的温床。虽然发生于两宋不同时期的民族战争各有其特点，但宋王朝基本上处于被动挨打、穷于应付的地位，上述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一代名将狄青冤死陈州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渊源，这一事件是北宋专制制度运作的必然结果；狄青的个人悲剧与“文忠公”欧阳修的三次上疏有密切关系，这是不可抹杀的事实。欧阳修为首的文臣对狄青的诬陷所产生的诸多消极影响不可低估；但归根结底，欧阳修也只不过是宋代专制制度网络上的一粒棋子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讲，狄青之死固然是其个人的悲剧，而欧阳修也只是自觉地充当了一个特殊的悲剧角色。真正值得深究与反思的，是北宋专制制度的运作所形成的文臣与武将的奇特关系。
（本文摘自罗家祥著《宋代史事与人物》，四川人民出版社，2026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