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良：在心智的风景线上漫步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傅彩，足以长才。”谈论读书的长处，人们总会想起英国人培根的《谈读书》。这篇经典随笔篇幅短小，却道尽了读书的态度、方法及其裨益。“书并不以用处告人，用书之智不在书中，而在书外”，叫人破除尽信书的桎梏。
在多个译本中，我钟爱王佐良先生的版本。译文典雅，明白晓畅；在他笔下，培根仿佛化身为一位深谙世故的过来人，孜孜不倦地劝说晚辈，教人如何读书，如何处世。
王佐良不光是翻译大家，也是英国文学研究泰斗。1949年，他从牛津学成归来，次年到北京外国语学校任教，与许国璋、周珏良等人一起投身英语学科建设。他为人温润似玉，儒雅平易，像一位横跨新旧时代的君子。学生时代，我读过王公的文字，留下最初的印象；步入社会后，重读他的散文和学术随笔，总能从旧书中读出与当下的契合。他做学问有全局观念、问题意识，写散文则真情流淌，言文并重。简练的文字承载丰盈的思想，历经岁月淘洗，仍为读者照亮一处轻盈的飞地，引人漫步于心智的风景线上。
清澈其文
散文应该给人乐趣——一种较高层次的乐趣。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曾说，散文“既是文学性的，也是思想性的、学术性的”，目的在于促使读者思考。正思忖着这番话，书架上的《心智文采》映入眼帘。伴着夜晚的微风，我再次翻开这位英国文学研究泰斗的散文集，踏上一段智识之旅。
《心智文采》出自北京大学出版社“大学者随笔书系”。同一书系中，还有顾随、潘光旦等学者的随笔。书中既有王佐良旅居英、美、法等国的见闻，也有他对文学作品的品评。游记文字简练而美，蕴含着对往昔求学时光的淡然追忆。冲和雅正的散文，收纳了他的平易、敬仰和观察世界的态度，读来仿佛与这位大学者结识多年。
最令我动容的，是王公重返母校牛津大学茂登学院的一段见闻。1947年，他入读茂登学院，师从威尔逊，回国后一直从事英国文学研究和教学。1982年再访母校时，他已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不再是当年的研究生。总务长带他参观旧日宿舍、教堂、图书馆和大厅，还有宿舍外的大梨树、教堂长窗上的彩色玻璃，以及玻璃透出的幽暗光线。在他的回忆中，到大厅吃饭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大厅四壁挂着历任院长和重要院士的油画像，师生们就是在这些历史人物的注视下吃饭。”
昔日教授和同学早已星散，“这地方充满了回忆，却没有一个熟人”。这篇《牛津、剑桥掠影记——1982年7月之游》写的不过是阔别多年后重见的校园景色，我却反复读了许多遍。细想起来，王公的文字看似平淡，实则自有分寸。学院里处处留有他的足迹，他却只择印象最深的写来：图书馆里拴着铁链的古董书，当年常坐着看书的草地。记忆会消退，他仍从细节里找回了自己的牛津：“走上大街，我的情绪起了变化。这条曾被称为欧洲最高尚的街道的牛津大街仍是老样，连那些卖纪念品的商店也仍然像以前一样古色古香。恰好来了大批外国游客，在街上东张西望，犹如昔年暑假所见。这时候我就觉得牛津又属于我了。”
在《英国散文的流变》中，王佐良概括英文散文的几大特征：应用领域广大，平易却不平淡，言之有物。作为学者，他考察数百年间的散文流变，看到散文如何回应不同时代的思潮，也看到一代代作者不断开拓散文的艺术性。
王公的学术随笔，与他推崇的英文散文颇为契合。20世纪80年代，他用随笔形式系统介绍英国诗人及其作品，其中一部分曾刊于《读书》，后来结集为《英诗的境界》。这些随笔简约而不简单，寥寥几句便能抓住最紧要的特质，既谈诗艺，也谈背后的思潮。论弥尔顿的语言，他以音乐作比：“不止善于鸣响黄钟大吕之音，他也擅长低吟、小唱、真情的吐露、绝望中的悲喊。”从蒲柏近乎武断的警句式写法中，他读出了18世纪理性主义的自信：“蒲柏所传达的自信实际上是那如日方升的理性主义的自信。”
温润其人
王佐良生于浙江上虞，童年随父亲迁居武汉。江南的温润、江城的开阔，似乎都进入了他的性情。
在生活中，王公待人坦诚，生活俭朴。据北外英语学院张耕回忆，20世纪50年代，担任北外英语系主任的王公，全家住在“清华园内一幢旧式的平房里”，一家数口并不宽敞。尽管条件不好，家具也相当破旧，寓所里的书架却令学生眼前一亮，“不少书都是从国内外旧书店淘来的”。寓所既是他的图书馆，也是伏案创作的地方。出门迎接学生的，总是夫人徐序老师，因为王公“似乎永远都在伏案读书和写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王佐良全集》多达12卷，皇皇巨著，正是由这样的点滴积累而成。
在纪念文集《永不终结的契合》中，多位经王公亲自培养的学者追忆师生交往。王公为人宽和，总替学生的前途着想。他会同新招录的博士生谈做人的道理，逢年过节邀学生到家中吃饭聊天，推荐学生赴海外深造，鼓励他们撰写莎士比亚诗评、翻译诗歌。写得多了，译得多了，师生切磋多了，学生的造诣自然日益精进，后来不少人成为国内外知名学者。
参加学术会议时，王公则带着明确的问题意识走进会场。参加国际莎士比亚研讨会，他关心“这几年西方流行的文学新理论，对莎学产生了什么影响”，细细记下与会者的发言，也就版本和演出提出自己的见解，并由此观察中外英国文学研究的差异。尤其可贵的是，他不把古今作品只当作研究材料，不让研究沦为“宣扬学院中人的宗教和社会偏见”。在他眼中，文学作品背后始终是那些“抒写人的活跃而又复杂的思想感情的作家”，而不只是等待归类的概念。
王公也是一个共情能力极强的人。这是理解文学家和文学作品的一把密钥。以他钟爱的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为例。彭斯生长于农村，写下大量乡土诗歌，其中不少后来谱成歌曲，包括我们熟悉的《友谊地久天长》。王佐良先后翻译彭斯诗作，1985年增订版《彭斯诗选》收入61首。他在序言中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引领读者感受彭斯的诗才；以诗译诗的笔法，又让这些作品在中文里保有灵巧的音乐性。
他还造访彭斯生活过的苏格兰欧文城。在当地彭斯俱乐部成员带领下，王公看到诗人曾经劳动的地方：“我过去读到过彭斯理麻之事，然而印象不深，这一次看了实物，才体会到这一劳动的艰苦。”彭斯居所的简陋，更让他体会到诗人的不易。青年彭斯的日子逼仄而辛苦，却也因此更急切地抓住生活的点滴乐趣：参加农村集市的娱乐，读一切能够借到的文学作品，也开始恋爱。王公足迹所至，常能吟出彭斯相应的诗篇，在实地寻访中体会诗人的心路。这样的读诗方式，非长于共情者不能为。
沉潜其道
王佐良的散文冲雅，为人温厚，其治学之道同样值得后人学习。
1935年，他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抗战爆发后随校南迁，进入西南联大。在那里，他遇到了英国诗人、文学批评家威廉·燕卜荪。
燕卜荪深厚的文学功底，给年轻的王佐良留下深刻印象。战火中缺少系统的外国文学教材，燕卜荪便“拿了一些复写纸，坐在他那小小的手提打字机旁，把莎士比亚的《奥赛罗》一剧硬是凭记忆，全文打了出来”。他还会大段背诵弥尔顿的《失乐园》，那架打字机则不断为学生提供英语文本。王公以其认真对待教学的态度勉励自己：“后来的年代里，每逢我自己在教学工作里遇到困难，感到疲惫，一想起他在南岳的情形，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的行为成了我衡量自己工作态度的一种尺度。”
如今我们无法亲炙王公的课堂，却能从学生的回忆中想见其风采。北外教授胡文仲回忆王公讲授英国文学史，手里只有几张卡片，偶尔看上一眼，大部分时间侃侃而谈，凭惊人的记忆力讲述历史事件和作家生平，有些引文甚至不看卡片便能朗诵。讲到最喜爱的彭斯，他常大段诵读，学生听得如醉如痴，“这样的课完全是一种精神的盛宴”。
将热爱化作志业，在几十年人生中一步步向前，为之钻研一生，实在是一大乐事。心神不宁时，我常翻阅《心智文采》，或读一读《英诗的境界》，誊抄几段心仪的文字。写着写着，便被他沉潜学术的力量鼓舞。
今年恰逢王公诞辰110周年，重读旧作，也是一种纪念。在这个阅读日益碎片化的时代，哪怕众声喧哗，风云莫测，读者仍可以借由沉静的阅读，让智识与文采在胸中激荡，在心智的风景线上从容漫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