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津锋：念“我行我素”罗孚公
今年是香港著名作家、编辑家罗孚先生诞辰105周年，也是其从事编辑工作85周年。1921年，罗孚出生在美丽的桂林。1941年，20岁的罗孚在桂林考入《大公报》，开始了其漫长的报业生涯，并做出了卓有影响的功绩。回顾一生，他认为自己是“我行我素我罗孚”。
我和罗老只见过一面，却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2011年7月1日上午，我们一行三人前往北京朝阳区一处公寓拜访先生。走进客厅，我看到一位头发花白、身穿灰色T恤、格子短裤的老先生正坐在沙发上。他个头不高，戴着一个略微有些大的眼镜，微笑着向我们打着招呼。我快步走上前，将精心准备的鲜花和果篮送到罗孚先生面前：“罗孚先生，这是中国现代文学馆送给您的鲜花，祝您身体安康！”罗老笑着与我们一一握手：“谢谢文学馆的朋友，我与文学馆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
当大家聊起罗孚先生与文学馆多年的友情时，特意讲到1993年罗孚先生把极为珍贵的《知堂回想录》手稿托友人捐赠中国现代文学馆。2023年12月，这部手稿被中国现代文学馆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聊了大概一个小时，考虑到先生的身体，我们不敢打扰太久，便准备起身告辞。这时，罗老微笑着示意：“还请各位稍等一下，我最近刚在北京出了一套《罗孚文集》，想送给三位先生每人一套，做个纪念。”先生示意阿姨去书房取。书拿来之后，罗老认真地在每一本《北京十年》的扉页上签下了赠语和名字。先生边签边说：“各位不要见笑，现在人老了，手有些抖，字写得不是太好。”
临别之际，我向罗老说道：“罗先生，我非常喜欢金庸、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谢谢您发掘了两位武侠大师，为我的少年时代带来了那么美好的记忆。回去后，我一定认真阅读您的大作。”罗孚先生看着我说：“你也看武侠？我看的其实并不多。我这套书里，也讲了一些与他们的故事。还请你多指正批评。”
回来后，我认真翻读了罗老送我的三本书，还读了许多关于他与金庸、梁羽生的文章。原来这位温文尔雅的老人曾经真的是“我行我素”，他一旦做了决定，便不容别人置疑。也正因他的“强硬”，中国文学史才出现了两位天才武侠小说家梁羽生和金庸，才出现了香港新派武侠小说流派，才有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的文坛佳话。
1954年初，在香港举行了一场极为轰动的武术比赛。太极派与白鹤派因门户之见发生争执，互不相让。此事在香港引起了很大反响，香港左派报纸《新晚报》几乎每天都有相关报道。这次比武触动了《大公报》下属《新晚报》主编罗孚，他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既然市民对比武的兴致如此高涨，何不趁热打铁，在《新晚报》推出武侠小说连载，招徕读者，扩大发行量呢？想到这，罗孚立刻将自己编辑部的编辑、记者细细梳理了一遍，他发现编辑陈文统非常合适。他知道陈文统文史功底深，而且喜欢看武侠小说，熟读《蜀山剑侠传》，对武侠小说颇有研究。但当罗孚与陈文统商谈此事时，陈文统并不愿意，可罗孚坚持己见，并且直接在比武结束第三天的1月19日，在《新晚报》的头版显著位置刊出“本报增刊武侠小说”的预告。木已成舟，被赶鸭子上架的陈文统只得被迫当天开始撰写小说，20日，署名“梁羽生”的小说《龙虎斗京华》开始在《新晚报》“天方夜谭”栏目连载，这是梁羽生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小说一共连载7个月，在香港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不仅《新晚报》销量看涨，而且梁羽生一炮走红。《龙虎斗京华》连载结束后，梁羽生本想休息一下。但看到读者反应如此强烈，罗孚不答应，“逼着”梁羽生又创作了《草莽英雄传》。1955年2月初，《草莽英雄传》连载结束后，梁羽生坚决跟罗孚表示要“请假”，自己需要调整一下，绝不妥协。眼看版面要开天窗，罗孚实在不舍得这大好局面就这样失去，他马上又想到了另一位同样爱读武侠小说的编辑——查良镛。于是，他故技重施。查良镛一听，当即拒绝，理由是自己从来没写过武侠小说，而且梁羽生已经写得太好了，自己实在不愿去做这项工作。可罗孚根本不听解释，直接告诉下属，事情就这样定了，小说定于1955年2月8日连载。为保证准时拿到稿子，罗孚2月7日专门派了编辑蹲守在查良镛家楼下，盯着查良镛准时交稿，什么时候写完什么时候下楼。就这样，在罗孚的“强迫”下，查良镛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2月8日在《新晚报》“天方夜谭”开始连载。查良镛特地为自己取了笔名“金庸”，每天一段。《书剑恩仇录》的连载，在香港又掀起一股新的武侠狂潮。自此之后，梁羽生、金庸联手为读者创作出众多经典武侠小说，并开创出一个全新的文学流派“香港新派武侠小说”。该流派摒弃了中国旧派武侠小说一味复仇与嗜杀的倾向，去掉了中国旧派武侠小说的陈腐语言，他们用全新的文艺手法构思全书，用新颖的表现技巧把武侠、历史、言情三者结合起来，使中国武侠小说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境界。他们将“侠行”建立在正义、尊严、爱民的基础上，提出“以侠胜武”的理念，对“侠”进行了全新阐释：“新武侠小说中的侠，是为社会除害的英雄；侠指的是正义行为——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行为就是侠的行为，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
1965年底，罗孚想在香港创办一本新的文学刊物《海光文艺》，为吸引读者，他找到如日中天的梁羽生，希望他写一篇评点自己和金庸武侠小说的文章，这样不愁没有观众不关注这本新刊物。梁羽生最初不愿意写，但罗孚却不答应，多次劝说，最后梁羽生以“佟硕之”为笔名在《海光文艺》1966年1月号至3月号三期连载了长文《金庸梁羽生合论》。在文中，梁羽生谈了自己的观点：首先直陈“近十年来港台东南亚各地武侠小说大兴，开风气者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而后他开始谈自己和金庸的不同：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在文中，梁羽生洋洋洒洒细致地分析了自己和金庸作品的诸多优缺点。此文一出，在当时的香港引起了极大关注。看到效果如此之好，罗孚赶忙又去找金庸，希望他尽快回应，经过一番劝说，1966年4月金庸执笔在《海光文艺》发表了一篇名为《一个“讲故事的人”的自白》的文章，作为回应。金庸认为：自己写小说的初衷是一种娱乐，先以娱己，复以娱人；小说的核心是——鲜活的人物+曲折的故事+贴合的环境，不能为了某种既定的思想而刻意让人物、故事去迁就配合；武侠小说是一门艺术形式，达到美和让人动心的目的即可，不必追求各方面的绝对统一。时至今日，这两篇文章依旧是研究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重要文献，常常被人提及。
如果没有罗孚先生的“我行我素”，读者哪里能读到这么有见地的两篇文章，哪里能读到那么多精彩的武侠小说，看到那么多精彩的武侠影视剧，郭靖、乔峰、令狐冲、金世遗、卓一航、张丹枫也许永远都不会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中。
感谢罗老，正是因为他，遍布世界的中国人才拥有了一个美丽的“江湖梦”，这个梦让中国人相信这世间虽有江湖险恶，但仍然充满着“侠义”，这“侠”与“义”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融入中华民族美丽的理想与情怀之中，它是独属于中国人的一份情怀。
谨以此文，向罗孚先生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