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大理石被子》是一部关于虚构城市“别祖斯洛夫”的中篇小说，主人公因命运安排来到此地。在他所工作的博物馆周围发生了一系列离奇事件——在市中心广场的纪念碑下面，人们发掘出一封《致后代的信》，信中除了官方文本之外，还包含用隐形的感光墨水写成的密信……

尤里·科兹洛夫，1953年出生于俄罗斯大卢基，俄罗斯作家协会共同主席，俄罗斯《小说报》总编。他的代表作有《发明自行车》《夜猎》《少年时代的沙漠》《东西的孤独》等，2026年出版文集《大理石被子》，受到俄罗斯文坛和读者的广泛关注。尤里·科兹洛夫曾多次来中国参加文学交流和学术论坛，是中俄作家俱乐部的共同创始人，他为促进中俄文学交流、增进两国作家友谊作出了卓越贡献

“去研究研究吧，您大老远跑我们这儿来不就是为了这个，”阿格里皮娜扯了扯毛衣上的线织小浆果说道，“文学研究需要的就是勇气和直觉，大胆干吧！”

需要事先说明，这本《大理石被子》是一部文集，收录了尤里·科兹洛夫的两部作品。其中一部《敌对的裁缝》早在十年前就已单独成书出版。而作为书名的中篇小说《大理石被子》（作者本人界定为“长诗”体裁）则是首次成书出版。本文要讨论的正是这部作品。

当作者突然将自己的小说称为“长诗”时，总不免让人有些失措。一方面，难免会觉得这像是作者的即兴之举、任性玩笑，或是某种营销手段。另一方面，俄罗斯文学中已经积累了一大批被标注为“长诗”的小说：读者最熟悉的是果戈理的《死魂灵》和韦涅季克特·叶罗费耶夫的《从莫斯科到佩图什基》，但远不止这些。我们还可以想起上世纪20年代的一系列“散文诗”，以及一些后苏联时期的当代文本。而对待这一现象的矛盾态度不断加深，因为关于“散文诗”的研究、文章和学术著作一直未能阐明这个问题。诚然，该作品确有“长诗”的某些形式特征，但这些特征也同样存在于那些学者或作者并不会称之为“长诗”的文本中。正如一个网络热梗所说：“我们要是知道它是什么就好了，可我们不知道。”

总之，要将某部小说确切地归入“长诗”之列很难，但大致归类还是可以的。小说式“长诗”中的情节性、史诗性篇章通常与抒情内容，即所谓的“插叙”交替出现。在这部作品中，充当“插叙”的是对作家古巴创作的追溯，以及文学家奥杰亚洛夫关于国家及其历史的思考。顺便说一句，这类插叙在小说式“长诗”中既强调了小说的史诗成分，也凸显了其中的讽刺一面。果戈理、叶罗费耶夫和科兹洛夫的作品都体现了这一点。正是在粗俗的、狂欢式的情节开端与细腻的抒情语调的交汇处，“小说式长诗”应运而生。

《大理石被子》完全契合这一传统。

有一座叫别祖斯洛夫的小城，苏联时期曾叫杰米扬斯克（以杰米扬·别德内命名）。它就像谢德林笔下的“愚人城”，处于一种奇特的叠加状态：它既是遍布基洛夫街、乌里茨基街和扬·法布里齐乌斯街的穷乡僻壤，又是俄国共济会的摇篮。这里从古至今都在用腐烂的橡果酿酒，同时又与叶若夫（叙述中被赋予了特殊角色）以及大受欢迎的苏联作家古巴的名字紧密相连。当地两位学语言文学的姑娘阿格里皮娜和加莉娅正醉心于研究古巴的文学遗产。文学家奥杰亚洛夫也因此来到别祖斯洛夫。故事最初在“外省风情随笔”和“高智商侦探小说”之间摇摆：这位外来的文学家一边应付日常生活，一边寻找古巴可能未曾出版的手稿。他找到了，而且不止一份。但揭开了这个谜底又引出新的谜题，门上的托尔金式月亮字母就是密文，在门背后，一切才刚刚开始。

《大理石被子》如同洋葱般层层叠叠，这些交织的层次使文本极为稠密，无法进行单一解读。

第一层是作家古巴这条线。文中人物研究的是这位死去的幻想家的生平和创作，可古巴本人却是文中最具生命力的人物。人们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他耍嘴皮子、蛮横无理、胡作非为，像所有机灵的骗子那样推动着情节发展。同时，他又是一个亟待解开的谜，是其他人物需要的“麦高芬”。就像乞乞科夫，周围的人赋予他最荒诞又最矛盾的特质，而在任何一位真正的作家笔下，他自身的形象都是反常矛盾、难以捉摸的。记录他生平的是骗子小说：“给他想个什么形象出来，让全国都震动一下：第二个果戈理，或者是曾在别祖斯洛夫生活和创作，但我们却对他一无所知的人！看情况而定。往苏联那边靠——就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像那个……叫什么来着……对了，柯切托夫那样的幻想家！按传统那边靠——就是欧亚主义者、反西方派和俄罗斯新道路的先知！”

第二层是文学家奥杰亚洛夫的故事。带领读者走向种种谜底的人正是他。如同所有的华生（叙述者），他刻板、严肃、乏味，最重要的是他过于热衷把一切分门别类。正因如此，真相永远不会彻底向他敞开。俄罗斯文化中那些永恒的修辞性问题——人民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个人在历史中的角色、时代变革中人的生活与命运——也都落在他的肩上。此外，奥杰亚洛夫是一位过分夸张的人文知识分子，因此他的言谈和思想都带着几分怪诞。他无法越过文学的浮标游进生活本身。他与阿格里皮娜和加莉娅之间的关系也颇有趣味：两位女性象征性地演绎着两个阵营之间永无了结的对峙，试图将“知识分子”（以奥杰亚洛夫为代表）拉到自己这边。

第三层是叙述者的视角。正是他给叙述蒙上了一层讽刺色彩，让事件失去了神圣光环。如果换一种方式讲述书中的故事，就会诞生一部彻底的阴谋论文本。而叙述者本质上并不严肃，因此这部“长诗”既不会升格为某种意识形态概念，也不会成为艺术宣言。

第四层则是作者的层面。作者用一层抒情的薄雾，巧妙地中和了叙述者暗含的讽刺性怀疑，使《大理石被子》不止于纯粹的讽刺文学。此外，作者坚持终极真理无法探明，认为“没有人知道真正的真理”（哪怕是讽刺的怀疑论者），这使他与自己的主人公——也就是前面提到的作家古巴——产生了共鸣。于是，这四个层次闭合起来，构成了艺术的整体性：“读者之所以尊重古巴，是因为他的孤独和对自由的热爱，哪怕这是流浪汉的孤独，是疯子或圣愚的对自由的热爱。奥杰亚洛夫在博物馆工作期间得出一个结论：人民喜爱古巴，是因为他是粗粝的、有时甚至是可怕的生命之诗的歌颂者——这是唯一贴近人民、为人民所理解的艺术形式。”

由此，本书的核心前提是——单一诠释是错误的。这种解读多少带有后现代色彩，但也没有办法。是的，我们常常夸大事物的意义，在复杂中寻找深度，而这种复杂有时正是我们自己夸大的。就像佩列文在他的作品中所说的那样，最后一扇门后面并没有令人震惊的东西，但这并非悲观的理由——珍贵的是通往这扇门的旅途本身。而每一床“大理石被子”都在试图给出某种单一诠释。这被子既不保暖，又可能因其万钧之重压伤他人。

但本不该如此。

（伊万·罗季奥诺夫，出生于1986年，俄罗斯文学评论家、诗人、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