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结合”与茅盾的理论批评实践
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1]的观点（在文艺界通常表述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以下简称“两结合”），由周扬阐发后引起了文艺界的广泛讨论，时任文化部部长茅盾也必然要在诸多场合对这一观点作出阐释。从这些阐释中可以读出茅盾对“两结合”特别是“革命浪漫主义”的复杂态度，亦可窥见新中国理论话语与时代脉搏间的复杂关系。
一 如何看待“全部文学历史”？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及会后都未对“两结合”作出解释，[2]于是周扬在毛泽东之后作的会议发言成为对“两结合”的最早阐释。[3]周扬的发言经过修改以《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为题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4]文章指出：“毛泽东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5]
把“两结合”视为“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和茅盾在《夜读偶记》中刚刚提出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公式[6]多少有些龃龉。茅盾明显感觉到虽然支持《夜读偶记》公式的人一度占优势，但“半年多以后，这种‘一边倒’的局面又倒过来了，从报章上我只看到反对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是文学历史发展规律这一论点的文章，而赞成这一论点的人却又沉默了”。[7]反对茅盾观点的不少文章都提出了一个相同的问题：“既然用了‘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这个‘公式’，将何以安排积极浪漫主义？”[8]由于茅盾在探讨中国文学史时通篇都是围绕“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这一公式展开，所以其对浪漫主义的相对忽视也就成了必然。可以想见，这一时期反对者的涌现与支持者的沉默和“两结合”被定义为“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不无关联。
茅盾：《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文艺报》1958年第1期
其时周扬已提出：“我们应当从我国文学艺术传统中吸取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丰富经验，并且在共产主义新思想的基础上发扬而光大之。”[9]郭沫若随后又表示：“古今来伟大的文艺作家，有时你实在是难于判定他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接下来还举例论证：“例如，我国古代伟大的诗人屈原，那看来好象是一位浪漫主义者了。……但是，他并不是为了逃避现实……他是完全由现实出发而又回归到现实……这就使得我们不能不说：他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者。……鲁迅诚然是一位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家，但未尝没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的成分，甚至于可以说是一半对一半吧。”[10]与此同时，又有任桂林举《柳荫记》《槐荫记》《白蛇传》《窦娥冤》《牡丹亭》等剧为例，称：“在我国传统的戏曲剧目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很多。”[11]安旗举《诗经》《孔雀东南飞》以及杜甫、屈原、李白等人的作品为例称：“从以上的一些例子可以看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是文学史上大量存在的事实。由于这种结合，历代诗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既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又充满了理想和激情的优秀诗篇。”[12]
郭沫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红旗》1958年第3期
尽管茅盾也曾在《夜读偶记》中称：“积极的浪漫主义，可以说是和现实主义异曲而同工。”[13]但他对上述这种在“两结合”指导下的文学史叙述颇不以为然：“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又常常在悲哀故事的结尾加一个乐观的花圈，《孔雀东南飞》是这样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也是这样（还有无数类似的故事）。看来好像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了，然而不然，这样的寄托希望于未来的结尾不过是象征的手法，它本身并不代表什么理想。”[14]“我对于历史上的大作家常常同时是浪漫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的说法，以及这两个主义从来就是结合在大作家身上的说法，都是不敢苟同的。”“我以为在高尔基以前，我们只见有基本上是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但个别作品也显现不同色彩的作家，却还没有看见体现了两个主义的结合的作家。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主义的结合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思想方法问题。”也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15]之后才有结合的可能。
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然而1960年茅盾在第三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谈到“两结合”时竟然表示“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口号科学地概括了全部文学艺术历史的经验”，并且罕见地承认了《史记》与《水浒传》等作品“也可以算是属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范畴”[16]，但根据茅盾此后的言论可知这并非他的本意。1960年10月，在杭州大学的一次座谈会上茅盾谈及他和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上的报告：“谈到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我的尺度是比较紧一点，现在报告放宽了一些。因为各省代表提出来，我与周扬的报告口径不一，因而服从大家意见放宽了一些。”[17]周扬的报告延续他在《红旗》杂志上的观点，把《离骚》《窦娥冤》《水浒传》《神曲》《浮士德》等中外古典作品都视为“两结合”的作品，[18]多数与会代表也对周扬这样的“宽尺度”表示赞成，于是茅盾只能根据大家的意见对报告进行修改。[19]但在给刘白羽的信中茅盾坦言：“既然有较多的人以为古典文学中‘两结合’很多，而报告究非个人著作，所以把尺度放宽了。”[20]由此可以判断，茅盾虽然修改了报告，但他本人对周扬等人的观点仍持保留意见。1961年，茅盾在面对“‘两结合’的作品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到底有没有？”的问题时再次表明态度：“我的固陋的见解，认为中国历史上极少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作品，而李白、杜甫这样的大作家只能说前者属于浪漫主义，而后者属于现实主义。……一部作品中‘两结合’的情况，是不存在的。”[21]由此可见，茅盾始终不赞同周扬把“两结合”视为“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的观点。
二 如何看待“革命浪漫主义”？
茅盾不重视浪漫主义在文学史特别是中国文学史中的作用，与他对浪漫主义本身的态度有关。在关于《夜读偶记·后记》的笔记中，茅盾甚至认为：“古典主义（不是指其末流）的作品比积极浪漫主义作品更值得阅读。（对青年言）积极浪漫主义的理想在当前鼓舞了人，但幻想、空想的成分到底太多（此指他们对于社会制度而言）。而且他们的个人主义又使他们幻想中的理想社会是无拘无束，绝对自由的，这在今天也要对青年起副作用。”[22]尽管茅盾在《夜读偶记》正文中称：“特别是革命浪漫主义还可以作我们的营养。”[23]但他会花更多的篇幅去论证浪漫主义与“唯心的历史观”[24]的关系，并专门强调革命浪漫主义“幻想或空想”的性质：“革命浪漫主义的英雄人物并不是现实的人，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英雄人物却是生活在我们中间的现实的人。”[25]可见在《夜读偶记》中，即使是“革命浪漫主义”也是有着重大缺陷的。
茅盾这种对“革命浪漫主义”的定义在“两结合”被周扬阐释为“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后必然面临着修正。1958年6月10日，茅盾在作家协会沈阳分会座谈会上即表示：“我们现在的革命浪漫主义和十九世纪的，实在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要发扬我们自己的革命浪漫主义，不要摹仿十九世纪西欧的革命浪漫主义。”[26]这就把过去有着重大缺陷的“革命浪漫主义”和“我们自己的革命浪漫主义”及时切割开了。过去的“革命浪漫主义”既不能模仿，那么“我们自己的革命浪漫主义”应该是怎样的面貌？
《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茅盾表示：“今天我们国家的现实生活，就是有史以来从没有过的壮丽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27]这与郭沫若在《红旗》杂志上的表述相一致：“目前的大跃进时代应该说就是革命的浪漫主义时代，也应该说就是革命的现实主义时代。”[28]既然现实本身就是“革命浪漫主义”的，那么直接描述现实是否就是“两结合”了？茅盾说，“也许有人要问：照这样说来，只要忠实地反映我们的社会现实的本质就好了，因为我们的社会是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既然问题是能不能忠实反映社会现实的本质，那就何必提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茅盾的回答斩钉截铁：“不是的。问题不能这样提。问题的焦点倒是没有结合就不会反映我们的社会现实的本质！”也就是说，作家自己首先得具备“两结合”的意识，才能“反映社会现实的本质”。茅盾接着说：“我以为结合问题是一个思想发展的问题，也就是提高我们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和培养我们的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的问题。没有前者，就不会有革命现实主义，没有后者不会有革命浪漫主义。”[29]这样，“两结合”的问题就进一步被上升到了世界观的层面，这与前文提及的“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之后才能进行“两结合”的观点如出一辙。
不过，如果只谈时代不谈作品，“我们自己的革命浪漫主义”的面貌就还是不甚清晰。和周扬一样，茅盾把毛泽东诗词视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范例”[30]，但和周扬不同的是，茅盾紧接着就告诫读者不能“从艺术形象的表面上去学习”，“而应当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来提高我们的政治思想水平，应当学习毛主席的高瞻远瞩，看到全面，抓住重点，从实际出发、从群众出发的思想方法。此外，我们还必须在火热的斗争中锻炼自己，在斗争的洪炉中把自己灵魂中的肮脏东西烧光。只有这样，才能为自己准备了条件，能够以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来反映我们这时代的天天出现到处出现的奇迹”。[31]茅盾似乎是有意让读者的目光及时从毛泽东诗词转移到毛泽东著作上来，强调“革命浪漫主义”不能停留在文学形式内部的学习和模仿，只有提高了“政治思想水平”才能拥有“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没有马列主义世界观作为指导，而就要革命浪漫主义一番，那不会有好处”。[32]这种对世界观和“政治思想水平”的重视一直贯穿在茅盾讨论“两结合”的文章中。比如有人提出“两结合”的三个特征：“（一）具有奇瑰的想象力，夸张和幻想；（二）人定胜天的思想，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三）对于未来美好生活（共产主义社会）的想象的描写。”茅盾自称“不反对这些论点”，但却要提出“问题的另一面”，认为由此带来的多数模仿之作“却不免于仅在形式上追求那三个特征，意境不深，气魄不雄壮”。据此，茅盾又一次回到了提高“政治思想水平”的论述：“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是提高问题中的重要的一课。这一课要学好，主要的应当是使自己具备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伟大的胸襟、高视远瞩的气魄、高贵的共产主义品格。”[33]还有人认为“畅想未来、人鬼同台”就是“两结合”，茅盾随即批评了既有“畅想未来”又有“人鬼同台”的电影《十三陵水库畅想曲》，称其“格调不高，是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作了庸俗的处理的”。茅盾进而举出《统计员》《一个温暖的雪夜》《延安人》《夜走灵官峡》等新民歌和小说，称它们“并不因为没有用到超现实的夸大手法而少些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由此再次得出同类型的结论：“对‘两结合’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表现的手法而是高超远大的理想和昂扬奋发的斗志，亦即共产主义风格。”[34]
杜鹏程等著，茅盾选讲：《一九六〇年短篇小说欣赏》，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
茅盾似乎总是有意避开一些公认的对“两结合”尤其是“革命浪漫主义”的形式特征的概括，或许是因为他察觉到浪漫主义携带着的“夸大”“超现实”等形式特征本身就有浮夸空泛脱离实际的风险。同时由于这类形式特征非常易于模仿，所以必然导致粗制滥造和庸俗化。因此茅盾不仅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世界观和思想水平的高度要求作家，而且故意选择《统计员》这类不具备“夸大”等形式特征的作品来提示作家：“这里也有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虽然这里都没有畅想或者夸张的描写。”[35]茅盾甚至批评“有意追求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的杜鹏程作品《飞跃》“虽有风骨崚嶒的气概而仍嫌粗疏”[36]，而“落笔时并没有意识地追求这个‘两结合’”的《欢乐的除夕》和《一点红在高空中》“正因为不是有意为之，故而效果反倒好些”[37]。可以理解茅盾希望作家们不要刻意追求“两结合”而要把精力集中在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方面的苦心，但这种“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论述方式反倒让“两结合”的面目变得模糊起来。
这种对形式特征的警惕被茅盾带入了第三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虽然在讨论古典作品时他“服从大家意见放宽了一些”[38]，但在谈及当下的“两结合”创作时，茅盾的尺度仍然显得很“紧”：“一、不能从形式上理解这个创作方法。运用了科学幻想小说的方式描绘未来的共产主义的人间乐园，那就只能归到科学幻想小说的范畴，不能称之为结合。二、必须区别方法和风格。浪漫蒂克的表现手法可以使作品具有浪漫蒂克的风格，但不因此就认为能够体现了这个创作方法，因为这个创作方法是比浪漫蒂克风格更高的境界，特别是在思想性上要高得多。三、脱离故事和人物性格的发展，而只是生硬地粘贴上去的豪言壮语、对未来的美好生活的梦想，或者让人物在对话中空泛地表白自己对于共产主义的信念和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渴望等等作法，也不能看作体现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39]或许茅盾也感觉到只讲什么不是“两结合”仍无法让听众看清“两结合”的面目，因而在写报告初稿时颇费周章地举出《关汉卿》《蔡文姬》等作品作为“两结合”的范例，[40]但“后来大家讨论，认为例子还是少提点为好”[41]。于是，茅盾对“两结合”的正面论述几乎又只剩下了与前引诸文几乎一模一样的论调：“我们一旦改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具备无产阶级世界观以后，我们就完全有可能站得高、看得远、钻得深……”[42]
这类有关“世界观”和“政治思想水平”的表述，茅盾早在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上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就已经说过了：“一个作家必须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必须有世界的和历史的胸襟，有高眺远瞩的视力，而同时又有具体的丰博的生活经验与知识，有工人阶级的英雄气概，同时又有实事求是的精神。”[43]这样的表述与茅盾对“两结合”的论述几乎没有差别。不过，单纯地责怪茅盾翻不出新意是不公允的，早在《夜读偶记》中茅盾就说过，“用我们常用的一句话，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包含着革命浪漫主义”[44]。看来这对包含关系早已为文艺界所熟知，那么在“两结合”被阐释为“方向”后究竟应该如何安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位置？
茅盾：《夜读偶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三 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周扬在《红旗》创刊号上阐释“两结合”时指出：“没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就会容易流于鼠目寸光的自然主义……当然，浪漫主义不和现实主义相结合，也会容易变成虚张声势的革命空喊或知识分子式的想入非非……我们赞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是以这样的理解做为基础的。高尔基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好的见解。”[45]在随后的一次讲演中，周扬明确揭示了高尔基的观点：“高尔基在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时，指出包含革命的浪漫主义在内。”[46]
其实对于这对包含关系，周扬早在1930年代就已非常熟悉。1933年，他借古浪斯基和吉尔波丁的表述指出：“作为苏联文学的主要口号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只是当做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并不矛盾的，而且是可以包含在‘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里面的一个要素提出来的。”[47]
既然“革命浪漫主义”已被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组成部分，那么“革命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是什么关系呢？茅盾在1949年曾解释过“革命的现实主义”一词：“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我们目前对于文艺创作的要求也是吻合的。但是，因为一般人看见社会主义一词就想到它的经济的政治的含义，而我们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阶段，所以，一般的我们都用‘革命的现实主义’一词以区别于实现实主义，——即批判的现实主义。”[48]可见在茅盾看来，“革命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只是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叫法。可是这样一来，“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结合就成了部分结合整体，在逻辑上无法说通了。
茅盾：《略谈革命的现实主义》，《文艺报》1949年第1卷第4期
在《夜读偶记》中，茅盾是这样处理相关概念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体验着理想与现实的结合，也体验着革命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49]这一表述按照茅盾此前的逻辑可以简化为“革命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即“革命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共同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组成部分，而“革命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同一个意思。[50]而在“两结合”提出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被放在了同一个层面，而“革命浪漫主义”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组成部分，那么在谈论三者的关系时，就只能得出“革命浪漫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结论。郭沫若就是这样处理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主观的东西要多些，特别是诗歌；革命的现实主义，则是仔细的观察，精细的描绘，表现宏伟的现实更真实。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51]“从文艺活动方面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浪漫主义提供了理想，对现实主义赋予了灵魂，这便成为我们今天所需要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或者这两者的适当的结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52]把“革命现实主义”缩小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组成部分虽然也可以使等式成立，但这个等式无疑是说既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可以完全覆盖“两结合”，“两结合”的理论创新意味在无形中被取消了。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表述是：“革命精神应与实际精神统一，要把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实际精神统一起来。在文学上，就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我们的革命精神不是与实践相脱离的，而是与实践相结合的。”[53]其中，“革命精神”和“实际精神”相统一的观点是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说过的——“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就是党的工作和国家工作中的列宁主义的实质”[54]。由此推导出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或许只是毛泽东对已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的阐释。可是当周扬把“两结合”阐释为一个创新观点时，如何面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样一个已经深入人心且刚刚大张旗鼓地捍卫过的概念[55]就成为理论界的共同难题。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解放社1949年版
茅盾在杭州大学提到他与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上的报告时就表达了这样的困惑：“我和周扬的报告都考虑要不要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问题？要不要与‘两结合’加以比较？开始打算不谈。我认为不大妥当。后来还是提了，也称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是不作比较。”“‘两结合’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关系，我在报告里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笼统地提到，苏联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一些权威性的阐释中，都强调指出革命浪漫主义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组成部分。”但即使进行了如此“笼统”的处理，“两结合”也还是让“苏联作家很敏感，误认为我们从创作上攻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苏尔科夫为此问题专门询问茅盾等人，如果中国认为“两结合”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是否我们落后了？”茅盾等人回答：“这是大家鸣放嘛！”即“两结合”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中苏两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表现，不存在谁先进谁落后一说。“后来我们从日丹诺夫、高尔基、法捷耶夫的看法谈起，他们才很满意。”[56]虽然此番探讨掺杂着外交因素，但即使抛开苏联的影响，我们仍能隐约感觉到茅盾的一丝犹疑——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经包含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情况下再提“两结合”究竟是否必要？
与茅盾相比，郭沫若倒是没那么犹疑，他在得知“两结合”的提法后表现出极度的兴奋：“而在我个人特别感着心情舒畅的，是毛泽东同志诗词的发表把浪漫主义精神高度地鼓舞了起来，使浪漫主义恢复了名誉。比如我自己，在目前就敢于坦白地承认：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了。这是三十多年从事文艺工作以来所没有的心情。”[57]突出“浪漫主义”的地位或许是说明“两结合”创新之处最简便的方式，此后的文学史叙述也将“浪漫主义”视为“两结合”中的主导和重点。[58]然而把“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摆在一起时，郭沫若却又显得底气不足：“在地方上住的日子短，只能感触到一股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气息，故只能产生些诗歌或短小的作品。诗歌是抒情的，它更喜欢和浪漫主义握手或者拥抱。在地方上住久了，观察更仔细，体会更深入，构思更完整，便可能产生出宏伟的巨作。这就会更多地表现出革命的现实主义的风格。”[59]作品长短本无高下之分，但“只能”一类的措辞还是比出了二者的高下——即使是郭沫若这样的浪漫主义者，还是把现实主义摆在更高更深的位置，更不用说在现实主义理论与创作实践方面深耕多年的茅盾了。
洪子诚：《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郭沫若对两个“主义”的比较在不经意间预示了“浪漫主义”在中国文坛的走向——在经历了一阵欣喜若狂的热闹乃至泛滥之后，“浪漫主义”很快就被摆在了审判席上。1962年，在有茅盾参加的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侯金镜就作出了这样的反思：“不把现实主义作基础，这几年的变化是对两结合的误解，以为浪漫主义可以离开现实主义的基础。……我觉得没有现实主义就不可能有浪漫主义，有现实主义就有可能有浪漫主义。浪漫主义应该是现实生活中的趋势，是包含在其中，而不是游离之外，不是抛弃某种落后现象，创造一种仙境。”邵荃麟也指出：“现实主义是我们创作的基础，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浪漫主义，我们的创作应该向现实生活突进一步，扎扎实实地反映出现实。”[60]这类反思与茅盾此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捍卫、对革命浪漫主义的复杂态度都不谋而合。或者可以说，大连会议的精神回归到了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原初语境——无论是斯大林讲的“俄国人的革命胆略和美国人的求实精神结合起来”[61]，还是毛泽东说的“我们的革命精神不是与实践相脱离的，而是与实践相结合的”[62]，都是更侧重实际而非空想的。结合毛泽东在各种场合中的“纠左”以及对周扬第三次文代会报告的修改[63]可以得知，文艺界把“革命浪漫主义”抽出来无限放大其意义和价值，显然已经违背了毛泽东提“两结合”的初衷。
结 语
茅盾卸任文化部部长后，“两结合”再次成为文艺创作和理论批评中的主导话语，茅盾在这一时期如何看待“两结合”已无从知晓，但他持续关注姚雪垠长篇小说《李自成》的创作，也了解到姚雪垠“努力要在这部历史小说中试图运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然而姚雪垠在《李自成》长序中对“两结合”的讨论还是让茅盾觉得“没有详尽发挥”。茅盾说自己过去谈“两结合”的文章“都不切要”，但他在1977年的文章中仍然坚持着过去的观点：“我以为，在毛主席正式提出双革结合以前，中外革命文艺作品中，就有革命现实主义或革命浪漫主义。如果光提现实主义，照恩格斯的说法，也并非是指爬行的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过去也是有的。但是两者完满的结合，却不多见。作家如果没有真正弄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能从纷纭复杂的社会现实中透过表象而认识其本质。不能看到社会发展的方向；同时，作家如果不能全面看问题，不能从比较长的历史阶段看问题，那么，即使他的作品有革命乐观主义的豪言壮语，却未必有大气磅礴，感人极深，指出方向，坚定必胜信心，立足于革命现实而又比现实提高一步的革命浪漫主义。”[64]在对文学史的观照中，茅盾仍然坚持只有“革命文艺作品”中才有“革命现实主义”或“革命浪漫主义”，而真正做到“两结合”的作品不多；要想做到“两结合”，仍然要靠“世界观”的改造和“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而不能仅仅依靠“豪言壮语”；“革命浪漫主义”可以提倡，但必须以“革命现实”作为基础。茅盾始终坚持捍卫现实主义，不仅是对自身历史观点与文学理想的笃定，更是对革命和建设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自觉警惕。茅盾自进入社会以来形成的遇事“停下来思考”“不愿意随声附和”[65]的习惯，注定了他无法成为时代的弄潮儿，但这些在观察与等待中形成的思考成果恰恰为文学，也为革命和建设提出了一条稳健可行的参考路径。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46页。
[2]周扬在一次讲演中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到这个问题，但没有作解释。”参见周扬《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问题》，朱耀军编选《周扬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7页。
[3]周扬作为中宣部副部长，常能迅速对毛泽东讲话作出响应和阐释。据林默涵写于1966年的检讨书交代：“同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周扬就立刻向文汇报记者发表讲话，大谈二百方针，好像他是最领会毛主席思想的。”参见洪子诚《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5页。
[4]参见黎之《回忆与思考——在“大跃进”的年代（上）》，《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2期。
[5][9]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第1期。
[6]茅盾：《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文艺报》1958年第1期。
[7]茅盾：《〈夜读偶记〉的后记》，《茅盾全集第二十五卷·中国文论八集》，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335页。
[8]茅盾：《〈夜读偶记〉的后记》，《茅盾全集第二十五卷·中国文论八集》，第343页。如郭志今就引用了周扬把“两结合”视为“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的观点，随后指出：“积极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在文学史上有着光辉的地位，假如我们把文学史归结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就必然会以现实主义来代替积极浪漫主义，从而贬低浪漫主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参见郭志今《对〈夜读偶记〉的一个质疑》，《读书》1959年第14期。
[10]郭沫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红旗》1958年第3期。
[11]任桂林：《现实与理想》，《文艺报》1958年第12期。
[12]安旗：《从现实出发而又高于现实——试谈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文艺报》1958年第13期。
[13]茅盾：《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文艺报》1958年第1期。
[14]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四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中国文论九集》，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101页。
[15]茅盾：《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茅盾全集第二十五卷·中国文论八集》，第590～591页。
[16]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四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中国文论九集》，第94、104页。
[17]茅盾：《在杭州大学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中国文论九集》，第134页。
[18]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朱耀军编选：《周扬文论选》，第445页。
[19]茅盾1960年8月2日日记明确提及：“下午复校改在文代大会所作报告，盖分组讨论提的意见须采纳也。”8月6日日记明确提及：“阅各小组发言摘要（对我的报告所提的意见）、日报、《参资》等。并吸收了各组所提应当采纳的意见，就报告原文作了补充和修改，约三、五处，各二、三百字。从下午二时到四时办完，即送出。”参见《茅盾全集第四十卷·日记一集》，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124、126页。
[20]茅盾：《致刘白羽（1960年8月6日）》，《茅盾全集第三十八卷·书信二集》，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39页。
[21]茅盾：《五个问题——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日在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中国文论九集》，第330页。
[22]茅盾：《关于〈夜读偶记·后记〉之笔记》，《茅盾全集第二十五卷·中国文论八集》，第382页。
[23][24]茅盾：《夜读偶记（四）——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文艺报》1958年第9期。
[25]茅盾：《夜读偶记（续完）——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文艺报》1958年第10期。此句中的“革命浪漫主义”在《夜读偶记》单行本（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和《茅盾评论文集》（上、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中被改为“积极浪漫主义”。
[26]茅盾：《关于革命浪漫主义——六月十日在作家协会沈阳分会座谈会上的发言》，《茅盾全集第二十五卷·中国文论八集》，第455页。1958年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一书，但却发现“在这本书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批判反动的浪漫主义”。于是在对“进步”的与“反动”的浪漫主义作家作出区分后，编辑部又在《前言》中特别强调：“现在，我国文学界正在广泛而深入地展开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学的讨论。当然，我们今天所提倡的革命浪漫主义不仅在内容上，甚至就是在方法上也与过去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浪漫主义不同。”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论浪漫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3页。
[27]茅盾：《关于革命浪漫主义——六月十日在作家协会沈阳分会座谈会上的发言》，《茅盾全集第二十五卷·中国文论八集》，第454页。
[28]郭沫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红旗》1958年第3期。
[29]茅盾：《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茅盾全集第二十五卷·中国文论八集》，第589页。
[30]茅盾：《关于革命浪漫主义——六月十日在作家协会沈阳分会座谈会上的发言》，《茅盾全集第二十五卷·中国文论八集》，第456页。周扬在《红旗》杂志上曾表示：“毛泽东同志本人所作的许多诗词，向我们提供了最好的范本。”参见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第1期。
[31][32]茅盾：《关于革命浪漫主义——六月十日在作家协会沈阳分会座谈会上的发言》，《茅盾全集第二十五卷·中国文论八集》，第456、454页。
[33]茅盾：《文艺大普及中的提高问题——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一日在文化部部务会议的报告》，《茅盾全集第二十五卷·中国文论八集》，第507～508页。
[34]茅盾：《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茅盾全集第二十五卷·中国文论八集》，第580～588页。
[35]茅盾：《短篇小说的丰收和创作上的几个问题》，《茅盾全集第二十五卷·中国文论八集》，第551页。
[36]茅盾：《一九六〇年短篇小说漫评》，《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中国文论九集》，第146页。茅盾另在《六〇年短篇小说读书笔记》中批评《飞跃》“作者的笔力不够”“着墨虽多，却空泛无力”“架子大而内容单薄”“虽有风骨崚嶒之气概而实见斧凿之痕”……参见茅盾《六〇年短篇小说读书笔记》，《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中国文论九集》，第214～216页。
[37]茅盾：《一九六〇年短篇小说漫评》，《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中国文论九集》，第176页。
[38]茅盾：《在杭州大学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中国文论九集》，第134页。
[39]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四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中国文论九集》，第110～111页。
[40]茅盾1950年5月5日日记载：“又续写报告第四部分（‘两结合’在茅盾报告初稿中为第四部分，正式稿中移至第三部分——引者注）。……最费时者，仍是举例，往往两例相权，筹思推敲，至再至三，始能概括写成十数至三、五十字，而耗时则将近半小时。”参见《茅盾全集第四十卷·日记一集》，第84～85页。
[41]茅盾：《在杭州大学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中国文论九集》，第134页。
[42]茅盾：《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四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中国文论九集》，第110页。
[43]茅盾：《新的现实和新的任务——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在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茅盾全集第二十四卷·中国文论七集》，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315～316页。
[44]茅盾：《夜读偶记（续完）——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文艺报》1958年第10期。此句在《夜读偶记》单行本（百花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和《茅盾评论文集》（上、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中被删除。
[45]周扬：《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红旗》1958年第1期。
[46]周扬：《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问题》，朱耀军编选：《周扬文论选》，第57页。
[47]周扬：《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之否定》，朱耀军编选：《周扬文论选》，第27页。
[48]茅盾：《略谈革命的现实主义（文艺信箱）》，《文艺报》1949年第1卷第4期。此处“实现实主义”原文如此，据上下文及《茅盾全集》推测，应为“旧现实主义”。
[49]茅盾：《夜读偶记（续完）——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文艺报》1958年第10期。
[50]在《夜读偶记》中，茅盾说高尔基的《母亲》“开创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参见茅盾《夜读偶记（续完）——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文艺报》1958年第10期）在1960年杭州大学座谈会上，茅盾又表示：“苏联现在有些作品浪漫主义是很强的，另外有些现实主义也很浓，但是像高尔基《母亲》那样相结合的作品却很少。”（参见茅盾《在杭州大学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中国文论九集》，第136页）这类表述均可印证茅盾对相关概念关系的认定。
[51]郭沫若：《关于红专问题及其他》，原载《河北日报》1958年6月9日，转引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6页。
[52]郭沫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红旗》1958年第3期。
[5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46页。
[54]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5页。
[55]周扬署名的长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一个重要目的即是捍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参见周扬《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1～58页）从《夜读偶记》的副标题“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它”亦可得知，茅盾写作《夜读偶记》的主要目的之一也是捍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58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文集》（新文艺出版社）和《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出版社）等论文集也有着同样的目的。相关论述可参考洪子诚《1950年代的现实主义“大辩论”——以两部论文资料集为中心》，《文艺争鸣》2021年第1期。
[56]茅盾：《在杭州大学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茅盾全集第二十六卷·中国文论九集》，第135～136页。茅盾1960年7月21日日记载：“遵中央指示，仍在报告中提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不与‘两结合’作比较。”参见《茅盾全集第四十卷·日记一集》，第120页。
[57]郭沫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红旗》1958年第3期。
[58]如洪子诚认为：“这种文艺，在创作思想和艺术方法上，突出了本来包含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命题中的‘浪漫主义’。在把‘浪漫主义’阐释为‘革命热情’、‘远大理想’，写出‘所愿望、所可能想象’的东西之后，把它置于显著、主导性的位置上，从而为从观念、从乌托邦目标和政治浪漫激情出发来‘虚构’现实提供理论依据。”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
[59]郭沫若：《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红旗》1958年第3期。
[60]参见洪子诚《1962年大连会议》，《材料与注释》，第93、82页。
[61]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75页。
[6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346页。1959年，茅盾在全国人大的发言中也有类似的表述：“我们的这种干劲，必须同高度的科学精神和务实精神相结合。”参见茅盾《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茅盾全集第二十五卷·中国文论八集》，第664～665页。
[63]如毛泽东把周扬原稿中的“以最快的速度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改为“以客观上许可尽可能快的速度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将“社会主义建设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持续跃进”中的“前所未有的”删去，将“中国人民正在迅速改变着自己国家的贫弱落后的面貌”中的“迅速”改为“一步一步地”，等等。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32～433页。
[64]茅盾：《老兵的希望》，《茅盾全集第二十七卷·中国文论十集》，黄山书社2014年版，第280～281页。
[65]茅盾：《创作生涯的开始——回忆录（十）》，《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