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随着社会观念的多元化发展，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越来越具有包容性，原来不太受重视的作家开始引人注意，并形成新的热点。此类作家除了沈从文、张爱玲、汪曾祺，还有林语堂。不过，目前的林语堂研究还主要停留在文学家身份，对其语言学家的身份重视不够，更缺乏从文学与语言的关系角度进行考量，这直接影响研究的广度、维度、深度。本文主要将林语堂的语言作为考察对象，以探讨其独特个性、理论价值、现实意义。

一、语言学家的底色与风骨

如果说，林语堂以散文、小说创作闻名于世，其文学成就被推向前台；那么，语言学则是林语堂的本行与志业，其专家学者的身份则常被隐于身后，往往不为人了解和重视。更重要的是，对林语堂的语言学家身份的忽略，会直接导致对其文学成就的贬低。因此，从语言学家的角度看林语堂，不只是还原其完整的“这一个”，还有助于加深对林语堂的文学思想的理解。

以语言研究为高起点，这在林语堂具有超前性。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学是以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为开端的，于是，倡导白话，改良文言，打倒死文学，创造新文学，成为一时风气。但较少有人知道，林语堂早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就发表过多篇关于语言的英文学术论文。有研究显示，1912年12月，林语堂在《我们为何学习中文》中表示：如不掌握中文，能理解我们的国人恐怕不会超过30人。他还说，再过一个世纪，我们必将在更广泛的范围使用中文，并大量用中文表达更精妙的理念。在此，林语堂高扬“中文”的价值，并对它寄予厚望。1913年4月，林语堂在《汉语拼音》中说，由于汉语难学，有必要通过字母进行汉语写作与古籍阅读转换。1914年4月至6月，林语堂在为理查德《西游记》译本所写的评论《天国求经记》中提出，在诸如宗教教义等微妙问题的翻译上，字面类比几乎不可信。在一种语言系统中，一个词所表达和隐含的意思可能与另一种语言系统中与该词相关联的观念大为不同。于是，他认为，应权衡宗教之间的异同，而不是简单举例，就会得出不同结论。1914年底，林语堂在《中国文学语言》中指出，汉语具有最高的艺术性，它具有紧切、简练、呼应、辞韵四个特征，只有在文章里才能以最清晰的方式找到中国文学语言的意境。1 陈智淦：《圣约翰大学时期林语堂的语言文学研究》，《外语教育研究》2024年第2期。在此，林语堂虽然没提出“以白话代文言”的观点，但对中国汉语语言给予足够的关注和褒贬评价，尤其看到古文经典阅读的繁难，希望用汉语拼音改写与转换，这一思路和导向具有启发性，至少暗含了胡适倡导白话文学革命的新声。从这方面说，在1917年前几年，不到20岁的林语堂就有了某种朦胧意识，即从语言入手改变传统文学与文化，这是难能可贵的。

以语言学前沿问题为研究对象，这是林语堂的进入新文学阵营的独特方式。1916年大学毕业后，林语堂进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开始在《科学》《新青年》等杂志发表语言学论文，这是他以另一方式投身“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革命。1917年，林语堂在《科学》杂志发表《创设汉字索引制议》，提出自创的首笔检字法。写于1917年12月3日，于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的《汉字索引制说明》，是一篇关于检字新法的说明文章。他针对旧式检字法的迂缓不便，不适今用，坦承：“当此普及教育之世，检字必有一简便捷速之新法，使学者尽知字典之用，而后自修有道，且检字不至于费时也。”林语堂还提炼出新检字法的几个优点，这包括：一是旧检字法，须详全字画数；新法则一见可知字之首笔。二是检算画数，常属难定；首笔则皆于表中有一定位置以规一之。三是旧法部首次序，至难记忆，必赖目录之助；新法惟须记忆“横”“直”“撇”“点”“勾”位次而已。四是旧法分部，绝无纯一之例以贯通之，学者无所根据，游移莫决；新法惟以字之起先首笔为部首，明白了当，绝无疑义。五是旧例同部同画字中，及辞书之同首字者，绝无所准以为先后；新法即无一字不有一定逻辑之位置。……八是由实验言之，新制检字，较于旧制，可速三倍至五倍不等，而其最高速率，五分时检三十七字，乃旧法所不能达到之点。这是具有语言学前沿问题的研究，也是以“新”取“旧”，符合新文化教育发展趋势的创新之举。对此，蔡元培称之为“以西文字母之例，应用于华文之点画，而有‘汉字索引’之创制”，“遂与西文之用字母相等，而检阅之速，亦与西文相等”，当然，“其功效何可量耶”。2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9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54–258、286页。同年，林语堂还在《清华季刊》发表《分类成语辞书编纂法》一文，其主旨即为“按意思之种类而分部首，使检阅者有一意思，即可得一适当之语以表述之也”，这当然是因“学术日进，则翻检参考之字书辞书亦日繁且备”，有“陈陈相因”，“鲜创作之精神，而日即于腐旧”之故。3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9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54–258、286页。正值白话文运动兴盛之时，林语堂在重要刊物发表汉字索引与成语辞书编纂的创新见解，以此奠定了他在语言学研究上的地位。

以语言学博士攻坚克难，这是林语堂的高光时刻。1919年，林语堂赴美留学，后经法国、德国，于1923年在德国莱比锡大学获得语言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古代汉语音韵学》。众所周知，语言学是学术研究的难点，语音学又是语言学研究的难点，中国古代语音学更是难上加难，这就决定了林语堂的博士论文选题是个巨大挑战，这既是学术研究的，更是自我超越的，特别是在短期内，以自己并不擅长的德语写作，对林语堂将意味着什么。有研究者称，林语堂提交博士论文的时间是1923年2月5日，通过考试时间为2月16日，获得博士学位时间是2月28日，所取得成绩为2分，其“评价是‘好’”的，由此可见林语堂的博士论文是高质量的。回国后的林语堂，在1924年之后发表不少语言学研究论文，主要收录在1933年出版的《语言学论丛》一书。据高永安的研究，这些文章各自为战、相距甚远，其实均与林语堂的博士论文相关，显示出林语堂古音学研究的完整体系。《前汉方音区域考》是利用《方言》的地名游戏，《燕齐鲁卫阳声转变考》《陈宋淮楚歌寒对转考》是对“对转的名词解释，《左传真伪考》只是文献辨伪的应用之作”。4 高永安：《“林语堂之谜”及其博士学位论文平议》，《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年第2期。不过，林语堂写于1923年的《读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书后》与《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观察点》值得注意。前文在赞赏汪荣宝研究价值的同时，也指出其不足，即“以科学准绳，于引证上不敢谓已成定案，于发音上也不敢谓既详且尽”。在林语堂看来，“西方学者之重声音训诂不亚于中国人，而条理缜密则过之。我们处此西洋学术输入时代，能把我们规模已备的古音学据科学方法而演进之，推密之，将必有空前的结果。”后者强调“研究方言应有语言学的见地与眼光”，“这几个人有了语言学的知识，对于方言现象能发生深长的趣味，然后各类方言可望得一个透彻的有系统的研究，而研究的结果才能处处发出科学的兴味”。5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9卷，第137、224–225页。显然，这与林语堂的博士论文研究理念与方法一脉相承。可以说，承“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势，林语堂在20世纪20年代以语言学博士论文为契机，一发而不可收，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也成为他学术研究的辉煌期。1924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发起方言调查会，在30多位著名国语运动的学人中，林语堂被推举为主席。他直言，这是一项科学的工作，需要洞察现今之语势，但更要穷其原委，探其变迁，明其系统，得其历史上之解释。这也是作为语言学博士的林语堂所具有的学术影响力之明证。

以语言学研究推进社会实践创新，这是林语堂的突出贡献。不少语言学研究往往重在学科建设发展，其创新也多在学科内进行。林语堂的语言学研究除了解决学科难题，还注重向其他社会领域拓展，在创新中充分发挥语言学的价值优势。最典型的例子是，1933年林语堂发表《提倡俗字》，反对“别字”，而赞成“俗字”，因为二者有别。他说：“俗字简字是应该提倡的。”“别字应当反对。”林语堂举例说，“留学生回国之后，作文章就没人懂了，过了几天连自己也认为得了”这句话，如用“别”字写成“流学生迴郭之厚，做文张就没人董了，过了己天莲自己也忍不德了”，别人是没办法认的。至于“如何使笔画减少，书写省便，乃一刻不容缓问题”，于是林语堂“本想拟一个三百字俗体方案，做研究的起点”，但已到发稿时间，来不及做，也只有从不同角度列出现行俗体省体之简便者。6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7卷，第169–172页。在1935年，林语堂在《论语》刊登启事：“本刊自第五十五期起，由时代公司制备简笔铅字，实行排印，每月添二十五字左右，至三百左右而止。兹将第一批及本期所添简笔字开列于下，望投稿诸君注意，在写稿时即用此俗体。”7 林语堂：《论语实行简笔字启示》，《论语》，1935年1月16日，第57期。这不只是文字改革，更是办刊行文之变，也关乎社会发展与教育改革等大事。林语堂创办《论语》杂志，通俗易懂，发行量大，影响广泛，显然与其语言文字改革是分不开的。早在1931年，林语堂就有个关于打字机的备忘录，其中有四步发明，通过缩小体积，左右旁汉字拼写，强调谐音字，并以首笔与末笔归类，如此则千余字皆可以三十余键纽调动之。到四十年代，林语堂全力投身于发明中文打字机，他根据“部首在右在下者，概不认为部首，以确立检字之绝对性”，以上下形检字法，取字之左旁最高笔形及右旁最低笔形原则，这样无论字分左右旁与否，既无例外，又放弃笔顺，只看几何学的高低，不受笔顺困扰，达到事半功倍之效。林语堂发明的这个明快中文打字机，备有七千字，而七千以上以罕用字可拼印左右旁而成，拼印字可造九万。这部打字机有64键，人们可不受训即能打字，每字按三键，每分钟能打50字。最常用的四千字都占第一字位，打字员熟悉键盘后，靠触摸键盘就可以打字。对于这个“明快中文打字机”，语言学家赵元任在信中说：“语堂兄，日前在府上得用你的打字机打字，我非常兴奋。只要打两键便看见同类上下形的八个字在窗格出现，再选打所要打的字，这是个了不起的发明。还有个好处是这个键盘不用学便可打。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打字机了。”后来，林语堂的明快中文打字机不断地被改良，到1985年，神通公司将林语堂的“中文上下形检字法”用于电脑，形成“简易输入法”，林语堂女儿林太乙认为它在当时是最好的输入法。8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29卷，第68–69、203–211、219页。其实，今天我们的电脑五笔字型输入法与林语堂的“明快中文打字机”不无干系，在此可找到直接源头和内在关联。

以整理汉字推进国语改革，这是林语堂的晚年余晖。不少人认为，林语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语言学转入文学后，基本放弃了语言学研究。如从大势上说是可以这么理解的，毕竟林语堂终其一生以散文、小说创作为主；不过，事实远非这么简单，林语堂的学术研究、翻译工作也占据着重要位置，语言学及其相关研究也一直没有间断。最突出的是，直到晚年，林语堂重新以中文写作时仍念兹在兹于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并发表大量相关文章。较有代表性的有《整理汉字草案》《整理汉字的宗旨与范围》《再论整理汉字的重要》《汉字有整理统一及限制之必要》《论汉字中之变音变义》《国语的宝藏》《中国语辞的研究》《论部首改良》《上下形检字法缘起》《国语的将来》《国语文法的建设》《论“他、她、它”及“他（她、它）们”的怪物》《论言文一致》《论今日台湾的国语读音之误》《台湾话中的代名词》等，这些文章虽无古代语音学研究的专业性难度，更重视通俗语言的普及，但也是林语堂的语言学研究的一部分。林语堂表示：“文字是思想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象征。整理汉字及部定简体字，不是保存国粹问题，而就是科学现代化的一种表现。”“一国的文字，关于文化普及极大，我们只要问，文字是少数文人的所有品呢，还是一般社会所共有的传达思想的工具？其余都是废话。”“清顺自然，如苏东坡所说的行云流水。只要我们目标认清楚，我们一定可以发展出一种雅健的国语。”9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6卷，第156、161、202页。晚年的林语堂仍致力于国语改革，希望用他的语言学知识、思想、智慧照亮前行之路，这是一般语言学专业研究者难以望其项背的。

总之，林语堂一生所从事的职业甚多、专业也广，志业不可谓不宏大，但有一条前后贯通的线索，那就是“语言学家”的底色和风骨，它像一条金线在矿脉里时隐时现，也像一道生命曲线展现出独特的美。事实上，林语堂与钱玄同、刘半农、赵元任等语言学家一样，在语言学界占一席之地，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为他的学术人生打下了坚实基础。忽略了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林语堂的完整性、严谨性、内在性，也会让林语堂这个人变得飘浮甚至虚幻起来。

二、语言之树开出的文学花朵

从学科的角度看，语言学与文学有明显的区别，前者偏于理性与科学，后者偏于感性与艺术。有趣的是，林语堂能将语言学与文学较好地衔接起来，并进行有机的融合，这是非常难得的。换言之，林语堂没有将自己固定在语言学领域，而是不断越界，突破自身限度并进行大胆的探索与创新，在文学的天地纵横驰骋，于是他的语言之树上才能开出文学的花朵。

语言学家与文学家。目前，研究者对林语堂的语言学与文学双重身份多做分化理解，即前期是语言学家，后期是文学家。其实，作为语言学家的林语堂是贯穿其一生的，同理，文学家的林语堂也是自始至终的，并非从语言学家之后才开始的。就文学生涯而言，一般人倾向于认为，林语堂是从加入了鲁迅、周作人等人的《语丝》杂志开始，写作激烈的杂文，到20世纪30年代创办《论语》杂志和创作小品文，再到后来写出《京华烟云》等长篇小说，从而完成了一个文学家的成长历程。这样的理解固然不错，其实却并不完整，也是比较片面的，因为早在中学时代甚至更早的童年，林语堂就开始了文学创作。在《八十自叙》中，林语堂有言：“我最早就有想当作家的愿望，八岁时我写了一本教科书。一页是课文，接着一页是插图，是我秘密中作的，很细心不使别人看到。”其文句是：人自高，终必败。持战甲，靠弓矢。而不知，他人强。他人力，千百倍。林语堂还说：“以所用的词汇论，写的算不坏。”10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0卷，第258–259页。此时，小林语堂就有当“作家”的梦，且能写出含有道家意味的诗句，不能不说让人惊奇。有学者称，自1911—1916年五年间，林语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发表过十几篇体裁、风格各异的中英文作品，其中包括散文和小说。11 凤媛：《林语堂圣约翰时期的语言文学观考论（1911—1916）》，《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由此可见，林语堂的文学家身份不是从语言学家转向的，而是与语言学一起，甚至在更早时间就埋下了种子，然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换言之，语言学家与文学家之于林语堂，是一而二和二而一的存在，是一物之双面，八岁时小林语堂的诗句已显示了其语言天赋。

语言与文学。林语堂很少孤立地谈论语言或文学，而是在论语言时有文学考量，在论文学时又有语言维度，这就与那些纯语言学家或文学家区别开来。比如，林语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发表的作品，除了关注语言学，还有谈论中国小说，在语言与文学上是并重的。1920年6月22日，留学国外的林语堂给胡适的信中，表达了这一观点：“白话一件，我自揣正在胎期在雏形时代。”“我想白话文学运动惟一的正义只是白话能生出一等文学来，文学革命而不能生一等文学出来，那就白话不白话，革命不革命都不相干，尔想对不对。以普及教育为白话文学唯一的目的我想是一句亵渎白话文的话。”12 参见陈欣欣：《论林语堂的白话文语言观与文学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5期。当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学革命全力倡导白话的时候，林语堂能看到白话还处于胎期，是个雏形时代，需要不断提高和改进，特别是要通过白话达成一等的真正的文学发展，否则，白话文学革命就失去了意义。因此，在白话这棵树上要让文学之花绽放，这既是对语言的要求，也是对文学的热切呼唤。另一面，文学对语言也有影响，通过为文可改变文字存在的局限与问题。在《怎样洗炼白话入文》中，林语堂强调：“须知流行白话之可憎，乃白话作家之罪。”“故欲纠正今日文字之失，仍是大家先学做好白话文。须知今日白话之病，不在白话自身，而在文人之白话不白而已。此症不除，换一名目，亦不能除。文人之病在好填塞，用烂调。”林语堂还说：“故今日文字问题有二要点：一，洗炼白话使之入文；二，利用小品文使此种成语同时侵入论说境界。如此中国文字便可活将起来。”13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8卷，第62、58、73页。显然，欲克服白话之弊，白话文功不可没，作家不可或缺，而通过“洗炼白话入文”是一条有效途径。正因为有了这样辩证的态度，林语堂对“语言”与“文学”的理解才能获得增值的效果，突破单一的思维和固定的看法。

语言中的文学。林语堂从事语言学研究，以严密的逻辑、深刻的理性、从容的态度、惊人的耐心攀上高峰。其中，西方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不过，与一般意义上的语言学研究有所不同，林语堂又能超出语言学研究的刻板，注入新鲜的生命活力，特别是文学性因素，这使其文本有了别样的魅力与风采。除了在文本中加入有趣的人与事，林语堂还会用“副文本”进行扩容，形成一种文学的气质。在《语言学论丛》一书的“弁言”中，林语堂写道：“这三十余篇论文，是十余年来零零碎碎断断续续随时发表的，仿佛讲学的文字，五年前因穷卖与开明书店。随后偶有关于古音的著作，也收入集中，其中有几篇是不曾发表过的。开明排装如发寒疟，有五日一发的，有数月一发的，也有每春复发的。而我校对也差不多以四季气候为转移，五年于兹。有志者事竟成，今日果然校完，可见人不可无恒心。”他又说：“这些论文，有几篇是民十二三年初回国时所作，脱离不了哈佛架子，俗气十足，文也不好，看了十分讨厌。其时文调每每太高，这是一切留学生刚回国时之通病。后来受语丝诸子的影响，才渐渐知书识礼，受了教育，脱离哈佛腐儒的俗气。所以现在看见哈佛留学生专家架子十足，开口评人短长，以为非哈佛藏书楼之书不是书，非读过哈佛之人不是人，知有世俗之俗，而不知有读书人之俗，也只莞尔而笑，笑我从前像他。”短短的弁言，被这样的文学性表达占去十分之八篇幅，真正谈语言学的只有文末数行，此虽非语言学研究，但放在语言学研究之前也是奇观！说明林语堂从事语言学研究的文学心境。在《新韵杂话》中，林语堂也有这样的文学表达：“分韵纯以京音为主，盖现所谓国音只读音统一会暂定之音，该会恐尚不免自翻成案，即使不翻成案，而此等东拉西凑四川领子南京袖子之标准音，实际上抵不过京音之魔力，不但将来永无实现希望，即目前已不适用翻检。”他又说：“若就学理而论，北京土音中之‘车’字且常作圆唇势，然此等话与国语大家言之，必无人相信也。其实此等若有若无若存若亡之过渡音，生于辅音元音之间，为便利实用检查起见，简直置之不理可也。”14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9卷，第284–285页。可见，在林语堂的语言学研究中是有“文学”的，它像风帆一样牵引着语言学这艘沉重的大船勇往前行。当然，更多时候，林语堂是在文论、文学的语言中升腾起文学性，一种心灵花开的语言在飞翔。在《论年老——人生自然的节奏》中，林语堂写道：“自然的节奏之中有一条规律，就是由童年，青年，老年，衰颓，以至死亡，一直控制着我们的身体。在安然轻松的进入老年之时，也有一种美。”“我爱春天，但是他太年轻。我爱夏天，但是她太气傲。所以我最爱秋天，因为秋天的叶子的颜色金黄，成熟，丰富，但是略带忧伤与死亡的预兆。”15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0卷，第310–311页；第121页。在此，一些普通言辞被林语堂赋予了文学的魅力与艺术的光彩，它们像晨曦般将天地照亮。这是一种点石成金的语言表达，林语堂无疑就是那个语言的魔术师。

文学中的语言。作为文学家的林语堂，在其作品中又常会闪现语言的光彩。换言之，在他充满文学性的文学表达中，语言、词语、文字不是固化和死气的，而是充满灵光的，它们像吉光片羽般既坚实有力又随风飘散，给人一种丰富的想象力与生命活力。在《道山的高峰》中，林语堂写道：“读爱默生有点像站在一个大雕刻家之前，看他在花岗石上凿他的字，溅出火星。读孟达尼则像看一个犁田的人在远处工作，因为他永不会伤到你。但你若太接近爱默生，有时会有一块碎片飞到你的面上，使你尖叫起来——你有一种参与创造程序本身之感。”16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0卷，第310–311页；第121页。这是一篇论说文，但其中是有文学性的，也有“语词”，这是有生命质感的“语言”在跳动与闪亮，也是林语堂超出一般文学家与学者的地方。在散文《小品文之遗绪》中，林语堂写过这样一段话：“小品文笔调，言情笔调，言志笔调，闲适笔调，闲谈笔调，娓语笔调，名词上都不必争执，但确有此种笔调，正实明畅为主，首尾相顾，脉络分明，即有个人论断，亦多以客观事实为主。言情者以抒怀为主，意思常缠绵，笔锋带情感，亦无所谓起合排比，只循思想自然之序，曲折回环，自成佳境而已。换句话说，说理文如奉旨出巡，声势煊赫，言情文如野老散游，即景行乐，时或不免惹了野草闲花，逢场作戏。”17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8卷，第93页。其间的“语言”丰富多样、摇曳生姿、气韵生动，仿佛踏上了划板和祥云有一种异样的美，这是林语堂的文学中的语言的动人之处。林语堂还有一种文学中的语言表达法，即文字变得非常的自由放逸，仿佛是醉拳、草书一样令人感到眼花缭乱，情不能已。在《狂论》中林语堂写道：“实则周颠米颠，是否真颠，皆有问题。吾恐周颠米颠正笑世人皆颠耳。惟笑人以周颠米颠为颠，而以口诵孔佛之言，身行盗跖之行，造洋楼，买汽车，醉生梦死啖饭遗矢卖友事仇显祖荣宗者为不颠，而全国乃似颠人国，似颠人院，颠之倒之，伊于胡底。”在《思孔子》中，林语堂有这样的句子：“噫，孔子何其幽默哉！吾将拜倒其席下矣！”“呜呼，孔子穷矣而不滥。”“未知有何画家能画出此匪兕匪虎匪牛匪马不三不四之师弟流浪于旷野之神情乎？呜呼！吾焉得不思孔子乎？呜呼！吾焉得不思孔子乎？”18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7卷，第225、263–267页。这两段文字不论是用词遣句、标点符号（有的地方是去标点符号的）、文脉气势、神情意态都是“语言”的特殊表达形式，它如同节日在文学文本中显得熠熠生辉和光彩照人。我们很难想象，这是研究古代语音学的语言学家林语堂写出来的散文作品，其间的“语言”如天女散花般丰富多样、天真烂漫、自然天成。

如无语言学家作为前理解，我们读林语堂的一些文学作品，特别是散文，常有过于放逸之感，也会担心他的语言、句子是不是有问题。然而，当从语言学家的角度理解林语堂的文学创作，就会有一种坚实的信任感，即他不会没有原则、随心所欲地进行自我表达。这就形成一个巨大的张力空间，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谜语”，即林语堂在语言与文学之间是如何调适和平衡二者的张力关系的？也就是说，作为一种语言，它有其语法规则和表达限度；但进入文学创作后，语言如何在遵守规范的基础上，又能跳出其拘囿，获得一种自由与解放，具有文学性和产生艺术魅力？这在不少人是很难做到的，然而，林语堂却能让“语言”之树开出美丽的文学之花，这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当然，除了林语堂，著名的语言学家王力也写过散文集《龙虫并雕斋琐语》，是将语言学与文学进行了美好的嫁接，这说明语言学与文学确是有着亲缘关系的。

三、林语堂语言的独特价值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比较忽略林语堂的语言，即便论及也多是孤立地加以对待，或从语言学的角度作技术性理解，或从文学的角度给予艺术特色的把握，难以从整体性、学理性、精神性等方面进行阐释，这势必带来表面化的认知和机械式的定论。如果站在语言学和文学的双向融通中进行审视，林语堂的语言特别是文学语言颇有价值，这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恐怕是难以代替的。

一是丰富性与兼容性。不少中国现代作家都是多面手，有的还精通外语，多有翻译作品，像鲁迅、周作人、冰心、许地山等颇有代表性。不过，作为语言的天才，林语堂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恐怕少有人能出其右者，特别是在丰富性与兼容性方面更是如此。林语堂精研古文，特别是古代音韵学，写过多篇关于方言的文章，还是积极推广白话的大家，又是著名的翻译家，精通多国文字，尤以英文、德文为最，他的英文好得让英语国家的作家都自叹弗如。早在“五四”时期，“玉堂（林语堂原名，笔者注）在一份英文报上发表了几篇关于通俗英文和意大利文演进的经过，引起胡适的注意”。19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29卷，第30页。可见，林语堂还曾涉猎意大利文，这是不易被研究者注意的。最重要的是，林语堂在各种“语言”面前，有一颗兼收并蓄之心，并达到了较好的融合。在《论言文一致》中，林语堂认为，长期以来，“白话与文言之间，立了一条鸿沟，不能相通”，其实，“要写得出来，也念得出来。这样才可以算是理想的白话文学。要念得出，听得懂，这才是文学的国语”。林语堂还说：“文学的国语应以语言为主体，而在这白话当中，可以容纳凡需要的文言成语的部分。要这样才能演成文人的国语，而渐达到语文一致的地步。也要这样我们才能有善于传情达意的国语。”“总而言之，这样把我们语言文字中几千年锻炼出来的辞语，融会于文人的口语中，而以语言为主体，语文一致是可以办到的。”20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6卷，第233–236页。这就将白话与文言，以桥梁和纽带的方式联系起来，并对二者进行了融通与发展。还有翻译过程中的不同语言的融会，也是此理。这种丰富性与兼容性与林语堂的“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文化理念有关，也与他的“矛盾中的和谐”的世界人生理想一致。看似不同甚至相左的方面，林语堂却能使之和谐相处，并无妨碍与阻隔，这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大智慧。

二是创新性与幻化性。林语堂能在不同语言之间获得沟通和兼容，并不是和稀泥似的将它们一股脑儿堆在一起，而是进行了创新，特别是神奇的创造。以林语堂倡导的“语录体”为例，他反对“今人作白话文，恰似古人作四六”，于是称之为“可憎的白话六四”，而坚信的是“语录体”的价值。林语堂称，“吾恶白话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语录体。依语录体老实说去，一句是一句，两句是两句，胜于蹩扭白话多多矣”。“语录体乃白话文言过渡之津梁”，“做语录体，说话虽可放胆，文字却须经济，不可鲁里鲁苏”，“此种文体，极近语气，写来甚为轻便，却又能得清新之旨，不入前人板套”。21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4卷，第188、193、197–199页。这是建立于文言与白话之间的创造性活动，即充分吸收文言之白，克服白话之文，即白话的四六或六四，让人无法忍受的鲁里鲁苏、别扭与欧化。与鲁迅等人倡导的欧化的白话文相比，林语堂希望创造出一种雅健的白话，而语录体为其一。关于“幻化”，是指超越一般变化所进行的神奇的变化，犹如羽化而登仙般神妙。有学者指出：“幻化”本质上是一种带有创造性的神话思维，这种观念滋养了对富有想象力的文学艺术进行接受、承认和支配的包容力。我们只要想想佛教“幻”的概念怎样刺激了曹雪芹的艺术想象，从而在《红楼梦》中构筑了那移人心魄的“太虚幻境”这一事例，便会很自然地接受以上的论点了。22 胡河清：《灵地的缅想》，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第147页。林语堂在语言上具有创造性，而且是一种“幻化”性思维的创造性，这在不少方面都有体现。如创造新词汇，林语堂将“well”与“read”两个词合在一起，变成“well–read”，意思是“读书好”！还有，直接翻译。因为中国古代的一些语词很难对译，于是林语堂就不译了，采取直接取音并加解释的方法。如“琴”在中国常指古琴，完全不同于英语中的piano， violin等琴。在此，林语堂根据拼音qin，直译为Ch’in，并解释说它是一种乐器，既能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乐器，也能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文章。23 李晶晶：《从〈生活的艺术〉看林语堂词汇运用的灵活性》，《三角洲》2024年第13期。这里没用高级的复杂词汇，只加一短线和用拼音直译加解释，就起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说它有鬼斧神工之妙亦无不可。对于“洋泾浜”英语，不少人不以为意，有人就用“洋泾浜”英语讽刺林语堂，但林语堂却在《洋泾浜与基本英语》中说：“我想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不但非常佳妙，而且是有远大的前途的。”他举例说，一个女士谢绝邀请，如果用unable to come，心中总不免疑心，她会不会改变主意，最后又来了；然而，当说到no come，就不必准备她来了。24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5卷，第172页。因为这个“洋泾浜英语”是中国式的英语，表达既清楚明白，又节省笔力，还是非常有效和易于理解的。对于中国古代语词的翻译也是如此，林语堂能由形得意，如“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一句，林语堂将“江声”译成“the murmur of the river”，于是，有学者评道：“‘江声’原是一个很一般的词，不能给人多少想象的余地，译成the murmur of the river就生动多了，它不但描绘了低沉连续、极少高低变化的江声，而且这江声似乎于万籁俱寂之时在跟诗人低声耳语，给人以更多想象的空间。”当译到李清照的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林语堂将它译为So dim，so dark，so dense，so dull，so damp，so dank，so dead，于是有人评曰：“原词运用了许多双声叠韵字，生动地刻画了作者寂寞、迷惘的心情，同时营造了汉语所特有的音律美。由于英汉两种语言语音上的差别，实难移译。林氏巧妙地利用头韵这一语音修辞手段，使译文在音韵和意境上都与原文不相上下。”25 董晖：《貌离神合 得意忘形——浅析林语堂英译中国古代诗词中变通手法的运用》，《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显然，这种创造性译法需要较高的能力水平和灵光闪现。当硬译和欧化成为翻译和白话的阻力时，林语堂的创造性思维与幻化之功不可忽略，应给予高度重视和积极评价。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林语堂富有超常的创造性的一种活学活用。

三是思想性与审美性。一般说来，语言主要是技术性的，其实它又是有思想的，也是审美的。林语堂很少简单地理解语言，而是将之与思想、文化、审美相关联，以显示其丰富的内涵与独立之价值。比如，林语堂认为，中国人的头脑近乎女性的神经机构，缺少抽象的辞语，思考方法是综合的、具体的、惯用俗语的，像妇人的口吻。另一面，“中国人的思考方法之具体性又可以用她所用的抽象词句之性质，及其俗语与比喻之通用几点来表显”，如用“大小”表体积的量，用“长短”表长度，“长和短”也可以表“是和非”，“我不喜论人长短”与“此人无是非”皆是。他还说：“中国文学手段，即中国语言之语格，实为决定中国文学特殊发展的主要因素。与欧洲语言一加比较，很可以循索出中国思想与文学之特殊性，乃单纯的受所谓单音语言的影响，其程度至深。”他还说：“倘中国人民的语言是一种活用变化的语言，因而使用字母排列的文字，则他们是否将这样驯良从顺，这样尊敬其长上？我有时而感觉到倘中国人能设法在语言中保留较多殿末或起首的子音字，不但他们将根本摇动孔子的权威，复很可能的早就击碎了传统的政治结构。”26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20卷，第75–77、207–208、212页。在此，林语堂从思想、文化寻到语言之根，以反思中国传统的根深蒂固和难以改变的深层原因。值得强调的是，林语堂的语言一直强调美感，翻译的标准为信、达、雅、美。“第一是忠实标准，第二是通顺标准，第三是美的标准”。27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9卷，第306页。“雅”是一种美，但又与“美”有别，这是林语堂对严复的超越。对于林语堂“翻译的审美过程”，有学者概括称：激活审美意识（“注意到文字之美”），获得审美感应（“于意义之外得一种之暗示，受一种之冲动……引起我们的幻象，宛然如亲临其境”），积累审美经验（获得“总意义”“总意向”），产生审美价值判断（判断什么是美的，“不但须注意其说的什么，并且须注意怎么说法”，包括识别出“作者之风格个性”与“风度神韵”），再决定审美接受策略（“对读者之责任”：“行文时须完全根据中文心理”，“遵从中文表达习惯”才能“通”而“达意”），最终根据审美理想（“翻译即艺术”）诉诸审美再现（“表现论”：通过“句译”追求“达意”“传神”）。28 刘全国、马存智：《林语堂“美译”思想的发凡与建构考论》，《翻译研究》2024年第1期。有了思想与审美，林语堂的语言也就有了深度与色彩，不至于被条条框框所拘，变成一些语法和教条。

四是通俗性与平易性。作为语言学家，林语堂遣词造句和行文表达当然要遵守语法规范，否则就称不上语言学家了。不过，林语堂又一直反对将语言繁琐化，过分讲究学术规范和规则，希望让语言变得通俗易懂、简洁明快和平易近人。这既是为了语言的生活化、人生化、大众化、艺术化，有助于推广与普及；又与林语堂的价值观、审美观、语言观、文学观有关；还与他对语言学的真正理解有关。林语堂明确表示：“由活的语言的立场上，规则这个东西，总是叫人怀疑的，因为每条规则，总有三四条的例外。语言之物并不是先知先觉用清晰的理智制定出来的，乃在街谈巷议，士女相谑，泼妇骂街，文人市仁义，商人争回扣之时锻炼而形成出来的，所以也就不大容易听从文法家想要独霸天下的纪律。”29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3卷，第227页。在林语堂看来，语言是活的，不是死的，尤其不是用已固定的语法所能规约和限定的，鲜活的语言是变化的，特别是从生活实践中得来的才是最靠得住的。也是在此意义上，林语堂倡导学习方言和以方言来写作，并强调一定要让语言变得平淡自然。他说：“一人行文，不肯平淡，不肯通俗，徒以搬弄词藻为能事，以炫其空，与做艰深古文者何别？”在《提倡方言文学》中，林语堂认为：“文言文总是越弄越斯文，越空洞，还是方言俗语来得灵活。所以有时上海本地人写一篇上海土语短篇小说把我你读读倒满有意思。”于此，林语堂开始以方言口吻写道：“所谓方言文学并弗是想取国语而代之，也弗是叫大家勿要写国语，不过，上海土语，或是别种方言，完全呒没人用来写作，也是不应该，写得好个人写写也呒没关系。好像有人提倡诗，并弗是叫人家勿要写散文，请弗必误会。还有一样，外邦人学上海话总是学不好，也是因为呒没方言读物。”30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8卷，第147、179页。包括英文写作也是如此，林语堂很少用复杂语词，往往用的都是那些最简单易懂的常用语，但却有着丰富的表现力、概括力、审美力，读之令人叹服！

五是地域性与世界性。在林语堂的语言视野中，一面是地域性的，这是方言、不同国家的语言等；另一面包括世界性，国际性的，这是人类的共同的理想语言。在《前汉方音区域考》中，林语堂计得汉代方言十四类，这包括：一，秦晋；二，郑韩周；三，梁，西楚，为中国西部系；四，齐鲁；五，赵魏之西北，燕及代之南部；六，魏卫宋；七，陈，郑之东部，及楚之中部为中国东部系；八，东齐（青）与徐；九，吴扬越为夷系；十，楚（荆蛮）；十一，南楚，为蛮系；十二，西秦，为羌氏系。此外异族与中国种族比较少关系者亦成二系；十三，狄系，居秦晋之北，其影响及于五类；十四，为东胡系，居朝鲜及燕代之北。31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9卷，第19页。还有上海方言、闽粤方言，北京方言、印度支那语言等，均是林语堂所言的地域性语言。林语堂还这样谈语言的世界性：“赖于知识的普遍，经过数千年的闲暇，将进研其他学术而徐徐超越文学之技巧，说不定也能给予世界以较多之发明如印刷火药之类，并影响地球上人类文化的历史了。”32 《林语堂名著全集》第20卷，第212页。这也是为什么，林语堂并不简单站在西方角度，而是有中国立场与方法，并从世界语言发展的高度来翻译作品。换言之，地域性是语言的生命之根，中国语言有其自身的文化传统，世界各国语言要在现代性视野中进行平等交流对话，并创造出一种更适合人类发展的世界语言，这是林语堂语言观的要义所在。

面对全盘否定中国语言价值，甚至要废除汉字，林语堂公然为之辩护；胡适等人倡导白话文学革命，但主要强调的是白话，林语堂希望有真正意义的白话文学；鲁迅等人看到欧化语的价值，林语堂则发现其局限与问题；别人反感洋泾浜英语，并以此讽喻林语堂，林语堂却承认中国式洋泾浜英语的价值意义，不赞成基本英语；当四六语言盛行，林语堂要求写真正的白话，特别称赞语录体。比较起来，林语堂的语言思想是开阔、开放、辩证、全面、实用、有效的，也是富有前瞻性的，至今他的不少观点仍然有用，显示了其远见卓识和长久的生命力。

语言学与文学是林语堂本体的两极，也是可以互照的两面镜子，而维系其关系的主要是“语言”。以往，研究者主要从文学的角度研讨林语堂，并注重其思想、文化、精神的维度，忽略了文学语言之价值，更不要说其语言学与语言的丰富内涵和意义。当认识到语言学特别是语言之于林语堂的根本性、内在性、成长性、方向性，对林语堂文学的研究就会有所不同，并获得新的理解和价值。与此同时，被语言学与文学加持的林语堂研究也会进入新的问题域，获得新的价值旨归。在与林语堂相似的作家，以及不同作家的比较中，这一点会变得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