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观澜·读书会

中国作家网从全国高校、社会团体的线下读书会出发，集结文学爱好者，聆听文学声音，传递文学思想。无论是新作锐见、好书推荐，还是经典重读、话题讨论，跃然于纸上的都不只是凝固的文字，更是跳动的思维。文章形式多样，既可以是探讨，也可以是评论。欢迎更多的读书会加入我们的大家庭，线上线下，尽情碰撞。

思享读书会成立于2023年12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发起，成员主要包括中文学院本科生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等专业的研究生。读书会以人文社科著作为研讨对象，引导学生把握文学创作和人文思潮的最新动向，拓展学生的阅读视野，强化其文本阐释与逻辑思辨的能力。

《普希金诗选》

译者：查良铮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0-6-1

曹霞（主持人）

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它的光芒是任何权力或欲望都无法褫夺、无法销蚀的。作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的诗两个多世纪来一直辉耀着文学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在此，我借用曼杰什坦姆《“我冻得浑身颤栗”》中的诗句“黄金在天空舞蹈”作为题目，以期描述诗人那明亮、耀眼、密度极高的诗歌光焰。当然，无论什么样的诗句，都难以浓缩性地表达普希金留给全世界的精神滋养。祖国与个人，爱情与命运，历史与自然，抒情与叙事，现实与浪漫，众多主题和风格将他的诗歌交织成一张细密之网，闪耀着俄罗斯知识分子关于国家、民族、文化、历史等宏大命题的智性思考。普希金的诗歌是反抗沙皇专制的武器，是描摹历史进程的画笔，更是歌颂炽烈爱情与壮阔自然的竖琴。

在6月6日“普希金日”到来之际，我为北外“思享读书会”的同学们选了查良铮译的《普希金诗选》，希望他们能通过细读这部“名诗人译名诗人”的杰作，充分领略世界上最优美、最杰出者的丰富而辽阔的心灵图景，细细品味眼睛跟随诗句捕捉到的幸福的颤栗与心灵的涟漪。

让我们一起在普希金的诗歌里游弋吧，去感受那独属于人类的亘古不变的自由、勇敢和高贵。

张偲艺

金色的诗歌，永远的普希金

普希金被喻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读他的诗，我感受到的是“太阳”这个比喻实在是太贴切了，这不只是在说普希金诗歌在俄罗斯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是在说他诗歌的质感。

普希金的语言有着流动的金色。在普希金之前，俄罗斯文学语言晦涩刻板、华丽堆砌，被繁复的修辞与僵化的格式束缚。普希金以一己之力革新俄诗诗风，剥离文学的矫饰外壳，用最朴素直白的文字，书写最真挚的情绪与最鲜活的世间百态。他的诗句从无晦涩难懂的雕琢，也无故作高深的隐喻，而是清亮通透、自然舒展的、真正的活着的语言。正如《我曾经爱过你》中那平白如话的告白：“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在我的心里还没有完全消亡。”没有复杂的意象，没有奇崛的修辞，只是一个人最真实的内心独白，却因这份真挚而成为传世经典。

语言表达着情感，普希金的情感也有着流动的金色。他有着对于祖国俄罗斯的激情，在《致恰达耶夫》中，他写道：“让我们倾注这整个心灵，让它美丽的火焰献给祖国！”这金色并非只有烈火般的热烈，它也流淌着温柔的蜜。在《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里，这金色化作了灵魂中苏醒的“神性”与“灵感”，那是对纯真爱情最细腻的描摹。同时，这抹金色还是叛逆的、不屈的，在《自由颂》中，它化作“暴君颤栗”的光芒，闪烁着对专制统治的无声抗争。甚至，在描绘高加索的壮丽与大海的辽阔时，他的诗句又让这抹金色染上了自然的辽阔与忧伤。因此，普希金的这抹金色是复杂的、流动的，它是爱、是自由、是自然，也是那份独属于俄罗斯灵魂的深沉与忧郁。就像物理学中太阳光是由五颜六色的光组成的一样，这些不同色泽的光芒汇聚在一起，共同织成了这位“俄罗斯诗歌太阳”的金色光谱。

在《酒神颂》中，普希金同时赞美着象征理性的太阳与象征诗性的酒神。在他的精神世界里，阿波罗与狄奥尼索斯并非彼此对立，而是交相辉映。他诗中的狂欢并非放纵的迷狂，而是一种生命的觉醒；他诗中的理性也从不冰冷，饱含着对现实清醒的洞察与对底层人民群众的同情。普希金诗歌焕发出的金色太阳光芒，是理性与诗性的交融，让普希金的精神超越了单纯的浪漫或批判，成为完整而丰盈的存在。普希金既能用冷静的目光审视时代，又能用炽热的诗心歌唱生命。他不逃避现实的沉重，也不放弃诗意的飞翔。

“啊！太阳万岁！黑暗就要消退！”诗人赞美太阳，赞美美酒，赞美诗魂。而我们作为读者，赞美金色的普希金。

范佳铖

深刻的矛盾与永恒的信仰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不顺心时暂且克制自己，/相信吧，快乐之日就会到来。”这是普希金耳熟能详的名作《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的节选，它明媚、清朗、和谐、自然，能在生命的至暗时刻给人以阳光般温暖的力量。人如其诗，诗如其人，普希金被奉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但其光芒并非来自单一的澄澈，而是源于生命与创作中不可消解的矛盾。他在信仰与反叛、自由与妥协、高贵与平民、冷静与热情之间反复拉扯，以诗行承载自己灵魂的撕裂，在矛盾中完成对自我与民族的精神塑造。

普希金的首重矛盾，是法理自由与神权怀疑的永恒对峙。在早期《自由颂》中，他高呼“无论是监牢，或者是神坛，/都不是你们可靠的篱墙”，将法律置于神权之上，以理性反叛包括教廷在内的一切权威。在后期的《先知》里，他化身为精神饥渴的求索者，在荒原接受天使的感召，“按照我的旨意去行事吧/……用我的语言把人心点燃”。在《枉然的馈赠，偶然的馈赠》中，他又对造物主进行质询：“是谁使用了敌对的权力，/从虚无中把我唤到人间？”怀疑与皈依、反叛与敬畏交织，构成他未完成的信仰之旅。

其二，是贵族身份与平民立场的尖锐冲突。身为贵族精英，他出入上流社会，却始终以“普通人”自居，厌恶权贵的虚伪。他既享受精英教育赋予的优雅，又在《驿站长》中关注底层小人物的苦难，在《铜骑士》中控诉权力对普通人的碾压。这种身份与精神的割裂让他俯瞰社会病灶，扎根民众的土壤，成为俄罗斯文学中首位打通贵族与平民精神壁垒的伟大诗人。

其三，是自由坚守与现实妥协的灵魂挣扎。他以《自由颂》为檄文反抗专制，即便流放、监控、屈辱加身，仍宣称“我生来不会用缪斯取媚沙皇”，将自由视为诗歌灵魂，但最终又接受沙皇召回并受严密监控。他不似革命者那般崇尚暴力，也不似顺从者那样屈服威权，而是以自由为标尺，在不妥协与不退让中守护人格完整。

普希金的伟大，或许就在于他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伟大的俄罗斯灵魂一样，时刻处于深刻的矛盾之中，进而将灵魂的撕裂熔铸为阳光般的诗歌力量。这些矛盾是他精神完整的证明——他在信仰与理性、贵族与平民、自由与妥协、冷漠与深情的对峙中，塑造了俄罗斯文学的人格与诗格典范，成为永远高悬于俄罗斯文坛的永恒的太阳。

赵禹婷

情感经验的复合与悖论

真正的诗人，总有其独特而不可替代的诗学品格。普希金的伟大，正在于其诗歌中由节制而生的力量。普希金的诗并不依赖情绪的肆意宣泄，也很少借助繁复意象，往往是以简洁明晰、张弛有度的语言承载思想。

这种力量首先体现在他对内在精神世界的感知与表达上。在《小城》中，他这样写道：“难道幸福只在于狂喜？我的慵懒的精神，在悒郁中也感到狂喜”，仅以“悒郁”与“狂喜”两个意思相反的词就将情感经验的复合与悖论展现无遗。同样，《梦幻者》中的一句“幸福的是在陋室中，无须为幸福祈求”，语意平白，口吻宁静，却自然地勾勒出那种自守而不外求的生活理想。

当诗人的创作视角从私人抒情转向公共题材，这种节制便有了广阔的历史向度。《自由颂》中的“人民的自由和安宁才是皇座的永远的首位”，以几近宣言的方式确立了诗歌的政治伦理尺度。在这里，诗超越个人情绪的抒发，进入对权力正当性、人民福祉与历史秩序的思考。《致恰达耶夫》则进一步把青年友谊、理想主义激情与时代召唤汇入同一种声音，使个人命运获得了公共意义。

结合普希金的生平与创作编年可见，其诗歌的力量感源于现实经验的沉淀和对历史的深刻感知。启蒙思想的熏陶让他早早形成独立意识，从“我喜性战斗——我爱刀剑的振鸣”的高呼，能看出青年诗人的行动愿望与英雄主义倾向。而后诗人因抨击专制制度而遭到流放，《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中那句耳熟能详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以激励的言语传递直面困境的态度，正是其抒情诗褪去青涩的表现。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他坚守自由立场，诗风炉火纯青。《纪念碑》中的“歌颂自由，并且为倒下的人呼吁宽容”，所体现的已不是呼吁自由的激情，而是更深的分寸感与历史感。静与烈、批判与宽容，构成了普希金诗歌中真实深刻的精神结构。

普希金在《纪念碑》中写道：“我的名字会远扬，只要在这月光下的世界，哪怕仅仅只有一个诗人流传。”时至今日，我们依然会被他诗歌的力量所震动，那是一种在克制中坚守自由、在悒郁中不失狂喜的精神光芒。

顾雨婷

普希金的祖国之思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说：“俄自有普式庚，文界始独立，故文史家芘宾谓真之俄国文章，实与斯人偕起也。”20世纪30年代，普希金的名字以极高频率出现在文学刊物中，作家纷纷为其写作纪念文章。当我翻阅他的诗歌时，发现“祖国”是其不可或缺的意象。也许正是这份独特的国家观念使其诗歌成为当时国人急需的精神与思想资源。

普希金的诗歌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立场。1947年，茅盾在普希金逝世一百一十年纪念时说道：“伟大的普希金站在人民的立场，坚决地反抗黑暗专制的政治，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在《乡村》中，年轻的普希金就以尖锐的笔触揭露农奴制的黑暗：“我能否在我们的国土上看见，开明和自由的美丽曙光终于升起？”他没有将祖国描绘成完美的乌托邦，而是直面存在的苦难与不公，表达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在富庶的田野和丘陵间，谁关心人类命运能不悲悯地看见，到处是愚昧的令人心疼的情景。”

其次，普希金诗歌区分了“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与“情感意义上的故乡”。在《致奥维德》一诗中，他以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流放生涯为参照，实践着对祖国之思的哲学追问。他说：“金色意大利的公民也曾豪华非凡，在野蛮的异邦却孤零零默默无闻，你的四周总也听不见祖国的声音。”奥维德被流放到黑海之滨，被迫远离故土。流放最深刻的惩罚不仅是肉身的放逐，而是将人与熟悉的文化和身份相剥离。政治权力可以划定国界，却无法定义祖国；真正的祖国从来不是地图上的一块疆域，而是能让灵魂产生归属感的文化与情感共同体。这让无数中国人产生了共鸣。他不仅定义了俄罗斯民族对自身本土文化的认知，也为另一个时空中的中国人提供了精神依偎的土壤。

李含梅

写诗是伟大的思想博弈

普希金于1814年写下的长诗《告诗友》，是他写诗生涯的开始。全诗看似是诗人与潜在诗友的对话，实则是诗人与内心自我的对话，这一次思想交锋使普希金坚定了要成为一名诗人的决心。正如诗中所说，“宾得山上有桂花，但那里也有荆棘”，宾得山象征着诗国，这句话意味着写诗并不是一次一帆风顺的航行。全诗以“我”和阿里斯特的对话展开，“我”劝友人放弃创作，因为诗人很多，“写诗不只是凑韵律”、收入低、“生活是一串痛苦”。但这不仅没有使诗中的阿里斯特停下脚步，反而激发了他的斗志，“我命运不济，才拿起竖琴”，即使存在跌下高峰的危险，他也决定要成为诗人。

作为普希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告诗友》也可视作诗人内心的自我博弈：写作者总会遭遇创作热情与现实困境的矛盾，诗歌中的友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这也代表了普希金的个人选择。尽管诗歌结尾提供了两种方案，“著名固然很好，安静更加倍的难得”，但活跃的思想和激情注定诗人不会放下芦笛。阅读整本诗选，可以发现普希金的创作洋溢着饱满的表达欲望和创作激情，不乏日神的理性之思，也有酒神般的迷狂。在《给友人》一诗中，普希金写道，“美梦的无常使我好笑；/悲哀在我的面前消失了，/有如在酒液的倾注下/杯中的泡沫就破碎、溶消”。在中外诗坛中，酒精似乎常常会成为诗情与灵感的催化剂，其内里蕴含着借酒浇愁的逻辑，但苦闷的消解最终并不是通过酒精而是通过诗歌的抒发实现的。正如厨川白村所说的“苦闷的象征”，写诗也是诗人“将自己的心底的深处，深深地而且更深深地穿掘下去，到了自己的内容的底的底里，从那里生出艺术来”的过程，在精彩的思想博弈中诞生出了美妙的乐章。

（本文为“俄苏文学书友会”专题特约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