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的背后 ——读加拿大华文作家张翎《小寒日访程爷》
《小寒日访程爷》是华裔作家张翎的最新作品，书中共收录了两篇小说，一长一短，题材截然不同，但皆可归在现实主义小说的框架下进行讨论。小说集的第一篇主要讲述的是疫情隔离背景下两个女人之间的相处，第二篇则是探访昔日抗日老兵的故事。“看”构成了理解两篇小说的共同关键词。
首先是《疫狐纪》，故事肇始于两对目光：“我”隔窗注视着在庭院干活的Lillian，她不知道“我”在看她，而女儿在身后注视着“我”，“我”知道那是小雨在“我”身后，看着“我”看她。小说便是在这两对“看与被看”的关系中徐徐展开。
张翎的叙述语调舒缓绵延，随着故事的深入，我们逐渐知晓，“我”是一个二十三岁便生下孩子的母亲，经历离异后，常驻加拿大，带着女儿应聘到凡·丹伯格家，成为一名家政助理。而Lillian则是“我”受雇主所托的照顾对象——一位八十岁的老母亲。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不仅在于疫情下的大背景，更在于两名主人公各自内心深处的隐痛。“我”的隐痛来自女儿小雨，而Lillian的痛苦则来自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高龄丈夫。相隔在两人之间的是玻璃，是房门吗？不，封闭的是人心。
而两只狐狸的闯入如同丢置到水中的一粒泡腾片，使得两位主人公的关系产生不一样的变化。喂食、搭棚，狐狸是人物寄托情感的象征物，也是两个人靠近的媒介。
同样是“看”，当两人驱车前往看望那个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男人，却发现颇为尴尬的一幕——男人已不再识得妻子，反而与另一个女病人打情骂俏，其女作为知情者刻意隐瞒。
这个曾在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笔下出现过的、颇具尴尬的情节，在此复现。于是，“我”的“看”已经不是单纯的注视，而是在于发现，在于真正走进对方的具体生活困境。随着生日宴上Lillian的自陈，家庭往事缓缓展开，所有悔恨与自责在打乱的时间次序下一齐爆发，这时我们再回到开头，恍然发现在“看与被看”后面，生与死的界限早已被打破，只剩下那一抹深情的目光。
“人兽之间的情感交流，不过是两个寂寞女人一厢情愿的臆想。”小说对于关系的把握极为微妙，看似在讲述人与自然、动物的关系，实则还是在讲述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友情、亲情、爱情……每一份情感都是交织人物关系里一个小的拼图，不断拼贴、重组，“它在教它，小的总得学会自己生活”，这句话与其说是在说狐狸，毋宁说是对人物情感困境的自我指涉。
一如作者在自序所言，“庆幸是因为在重塑的过程中，新的边界里生出了新的视角、新的土壤，生命绕过旧的疮疤还在延续”。最终埋葬的不只是死去的狐狸，更是曾经的创痛，在看清一切真相后，生活仍会继续下去。
《小寒日访程爷》同样是一篇关于“看”的小说。故事表层次的“看”，是两个记者相伴去探访一个98岁的抗日老兵程爷，深层次则是借以“看”的名义去打捞一段被遗忘的个人史。在这里，“看”便有了发现的意味。
小说是借用记者王钰和阿陶的眼睛去看的：4岁杀鹅、31岁坐牢，这是作者刻意采用欲扬先抑的方式，而后引出程爷炸过日本侵略者的一段光辉岁月。而今的老人居于乡野，耳背、不记事、贫穷，小说的叙事结构便在这种过往与当下交织进行。时间易老，英雄迟暮，头一次探望，在探访记者王钰的眼里，“程爷是她的一篇命题作文，一份课堂作业”，记录和口述均可拼凑和编造，但随着第二次探望，程爷的过往又像一个洋葱，层层剥开，借小说人物程家阿婆之口，“她只觉得丈夫像集市里卖的香料罐子，大罐里套着小罐，小罐里套着更小的罐，掏出一个还有一个，却永远也不知道哪个才是最后一次”。
于是我们便有了更多的“看”和发现：程爷和嫂子的暧昧关系、程爷砍阿旺而坐牢的内幕、程爷不为人所知的“认罪”背后……人物在一次次“发现”后，变得愈发立体丰厚清晰，最终还原成一个普通又略带传奇的人物的一生。
我们依然会为这样的故事而感动，故事里的记者在看，故事外的读者也在看，是发现、是靠近、是共情，一如作者借人物之口旁逸斜出的喟叹：“一辈子烂糟糟的日子，就这么一个高光时刻，他不说这个说什么。”
詹姆斯·伍德曾在《小说机杼》中提出有关小说叙述视角的问题：“多亏了自由间接体，我们可以通过人物的眼睛和语言来看世界，同时也用上了作者的眼睛和语言。我们同时占据着全知和偏见。作者和角色之间打开了一道间隙——而自由间接体本身就是一座桥，它在贯穿间隔的同时，又引我们注意两者之间存在的距离。”
事实上，不论是《疫狐纪》的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还是《小寒日访程爷》的第三人称视角，均采用大量的自由间接体。在“看”的背后，涉及的不只是故事人物之间距离的拉近，更是在缩短作者和人物的距离、读者与故事之间的距离。
毕竟，就像特里·伊格尔顿所言：“大量现实主义小说希望读者认同书中的人物；即便不喜欢当真成为另一个人，也应该去体会那种作为他者的感受。”这大概也是作者张翎的想法。
（作者系青年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