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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作家陈楸帆全新青少年科幻系列“英歌沸腾”三部曲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故事设定在高度发达的未来星球“潮星”，潮汕小女孩梅影为拯救至亲，不顾禁忌秘密研习英歌舞，却意外发现这门古老仪式竟与宇宙深处的神秘力量相通。她以英歌鼓点冲破困境、完成成长蜕变，最终在星海深处完成了一场关乎文明存续的终极之舞。

“传统文化和非遗不是装饰性的背景，而是一种深层的想象力系统。”在陈楸帆看来，真正有生命力的未来，应该从我们的土地、方言、神话、工艺、仪式和身体经验里长出来。 正如文明需要找到它的锚，青少年也可以在这样的根脉里，确认自己的来处与去向。

写给青少年的科幻作品背后，有着怎样的使命感？兼具作家与科技行业从业者的双重身份，对于技术与人的边界，他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在地外生命探寻被热烈讨论的当下，科幻作家如何理解人类自身……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与陈楸帆聊了聊。

中国作家网：您最初是怎么想到写英歌舞这个题材的？这项非遗的气质里，是有某些部分和科幻天然适配的吗？

陈楸帆：我在汕头长大，小时候逢年过节站在人群里看英歌舞，几百人同时挥棍跺脚，你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在不知不觉中被拽进那个节奏里，个体意识的边界变得模糊。复杂系统科学管这个叫自组织同步，萤火虫群的闪烁、心脏起搏细胞的协同放电，都是同一种机制。

还有一层更深的东西。英歌舞的脸谱传统本质上是一种身份的流动：你画上黑脸就暂时成为了包公，画上红脸就成了关公，你的自我是可变的。庄子讲物化，佛教讲无我，都在说同一件事。科幻恰好也在不同的技术框架下反复追问这个问题：当意识可以上传、分裂、融合的时候，你到底是谁？

英歌舞提供了一个中国本土的、极其具象的入口去讨论这些命题。它身上有一种古老而未来的能量。它来自乡土、庙会、身体、鼓点、阵列，又天然接近科幻中的集体意识、能量场、战斗美学与身份变形。科幻并不只属于飞船和算法，也属于一群人戴上脸谱、踏响土地、在节奏中变成另一个共同体的瞬间。

中国作家网： 您笔下的主角少女梅影会犹豫、会害怕，会在深夜问自己“我行吗”，这可能也是很多青少年在心里悄悄问自己的问题。通过这样一个并非天生强大的主角和她的故事，您想对读者们说点什么？

陈楸帆：我想告诉青少年，勇敢不是没有害怕，而是在害怕的时候仍然往前走。梅影不是天选之人，她的力量来自一次次迟疑、试错、受挫之后，仍然愿意相信自己。成长并非突然变强，而是学会与脆弱共处。

梅影的设计是很刻意的。故事开头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女孩，讨厌被AI系统管理的生活，觉得学校统一制服让她像复制人，连做梦的权利都被睡眠管理系统剥夺了。她跳不好英歌舞，身体僵硬，节拍错位。她在海滩上练到精疲力竭跪在沙子里，汗水和泪水混在一起。这不是超级英雄的开场，这就是一个十几岁女孩最真实的状态。

灶火爷教她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不要跟浪较劲，你要学会跟它跳舞。这句话是整个故事的隐性主题。梅影最后之所以能跟整颗星球产生共鸣，不是因为她突然掌握了某种超能力，而是因为她放下了证明自己的执念，接受了自己的不完美，在脆弱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当你不再跟世界较劲的时候，世界反而开始回应你了。

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种隐性的暴力，就是对确定性的崇拜。所有叙事都在告诉年轻人要找到天赋、找到方向，好像不确定自己是谁就是有问题的。但十几岁的时候不确定才是正常的。梅影的犹豫不是弱点，是一种诚实。

汕头市一英歌队排练现场，孩子们正在一起跳英歌舞。图/新华社

中国作家网：《重生的金漆木雕》《山歌海谣》……还有最新的《英歌沸腾》系列，您的青少年科幻作品几乎始终在向故事注入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地域特色和非遗元素，这种选择的背后，是一种什么样的创作自觉？

陈楸帆：对我来说，传统文化和非遗不是装饰性的背景，而是一种深层的想象力系统。中国科幻如果只复制西方的未来图像，会失去自己的根。真正有生命力的未来，应该从我们的土地、方言、神话、工艺、仪式和身体经验里长出来。

我越来越觉得，现代文明的核心焦虑之一是失根。全球化和数字化把人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游牧民，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消费、社交，但同时失去了跟具体地方之间的深层联系。非遗的价值恰恰在这里：一门手艺、一种味道、一套仪式，它们把你跟一个具体的地方、一段具体的历史、一群具体的人绑在一起。你不再是漂浮在信息流上的节点，你有了坐标。

这在写作中是非常具体的。《重生的金漆木雕》里的主人公小时候躺在木雕的床上，手指沿着床头的雕花摸来摸去，花鸟龙凤、八仙过海，那些凹凸不平的花纹是他对世界最初的触觉认知。《英歌沸腾》里灶火爷在地下基地给孩子们煎蚝烙、煮粿条汤，在一个全是AI打印营养胶囊的时代，他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了记忆中的味道。  

这些场景不是为了展示地域风情，它们是故事的情感地基。一个飘在太空中切断了所有地缘联系的文明，跟一个沉浸在虚拟世界中切断了所有身体经验的个体，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当一切外在坐标都消失了，你凭什么确认自己是谁？我的回答是：凭那些刻在身体记忆里的东西。一个舞步的节奏、一碗粿条的味道、手指摸过木雕花纹时的触感。这些是文明最后的锚。

中国作家网：您曾说过现在有一种使命感，要为青少年写作。这种转向是如何发生的，经历了什么样的触动或召唤？

陈楸帆：为青少年写作的使命感，来自我对下一代的观察，也来自一种焦虑之后的责任。我们生活在技术剧烈加速的时代，孩子们很早就被推入竞争、算法和不确定性之中。我希望科幻能给他们的不只是知识，还有勇气、好奇心和重新想象世界的能力。

最初的种子来自我自己的经历。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汕头一个书摊上买到了第一本《科幻世界》，那年我十二岁。很难用现在的语言描述那种冲击，最接近的说法是：我突然知道了现实可以是别的样子。四年后我发表了人生第一篇小说《诱饵》。一个孩子在对的时刻遇到了对的故事，整个人生轨迹就此改变。这件事让我对面向青少年的写作始终怀有敬畏，你不知道你写的哪句话会在某个孩子心里埋下种子。

更直接的触动来自教学。我在大学里接触了很多年轻人，发现了一种让我忧虑的模式：他们聪明、勤奋、高效，但你问他们真正喜欢什么，他们会愣住。那种空洞的眼神让我意识到，某种重要的东西在成长过程中缺席了，也许就是当年那本杂志给过我的东西：一种对可能性的强烈直觉，一种觉得世界比眼前现实大得多的信念。我想试着去补上缺席的这个部分。

中国作家网：面向青少年和面向成人的科幻，您在创作感受上有什么不一样？

陈楸帆：写给成人的科幻，可以更复杂、更灰暗、更暧昧；写给青少年的科幻，则需要在复杂中保留光。这里的光不是简单的乐观，而是让读者相信，世界虽然艰难，人仍然可以选择、行动、改变，并且与他人建立连接。

更深层的区别在于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伦理关系。写成人科幻的时候，我跟读者是对等的，我们一起面对未知，我可以写一个没有答案的故事，让读者带着困惑离开。写给青少年就不同，你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塑造一个正在成型的世界观，这意味着你不能简化复杂性，孩子们不傻，他们能闻出敷衍，但你也不能拒绝提供任何方向感，那只是在把自己的迷惘转嫁给尚未准备好的读者。

具体到写法上，青少年科幻对节奏感的要求更高。成人读者能忍受长段落的思辨，青少年不行，你得让故事一直在动。但同时又不能只有动作场面，你得在快节奏里放进真正重要的东西。

灶火爷泡工夫茶那场戏就是一个例子，从叙事上看它是个减速带，在追逐和冒险之间突然安静下来，一个老人慢慢烫杯、置茶、冲泡、分盏，给孩子们讲英歌舞脸谱里每个英雄的故事。但恰恰是这个减速带让英歌舞的精神内核有了沉淀的时间，让读者理解这舞蹈不只是酷，它有文明的厚度。

中国作家网：您的多部作品中都有潮汕地域文化元素，这些被如此浓烈的地方性包裹的故事，怎样打动对潮汕一无所知的国际读者？

陈楸帆：人类学有一个说法，你要理解人类就去研究一个村庄。格尔茨把这叫深描。你对一个文化场景描述得越精确细致，它所揭示的普遍处境反而越清晰。福克纳写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写马孔多，卡夫卡写布拉格一个犹太人的疏离感……全世界都在他们的故事里看到了自己。

我自己的经验也印证了这一点。《荒潮》翻译成十五种语言以后，各国读者给我的反馈惊人地一致：他们在硅屿看到了自己的城市。尼日利亚读者说那像拉各斯郊外。智利读者说那像安托法加斯塔的矿区。印度读者说那像新德里的电子市场。

这说明了越是地方的东西，越可能抵达世界。国际读者未必知道潮汕，但他们能理解家族、离散、乡愁、劳动、海洋、信仰与少年成长。反过来，如果你为了迎合国际读者把地方性抹掉，得到的只是一个没有根的漂浮物。谁都不冒犯，但也谁都打动不了。

陈楸帆：《荒潮》，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

中国作家网：您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中国科幻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您认为最需要重视的是什么？讲好中国故事，还是找到人类共通的命题？

陈楸帆：中国科幻走向世界，不能只停留在讲中国故事，也不能抽空为所谓普世命题。最重要的是从中国经验出发，抵达人类共同的问题。好的故事既有独特的泥土气味，也有能被不同文化感知的情感频率。如果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本身就陷入了一个虚假的二选一。

我觉得需要警惕两种诱惑。一种是自我东方化，预设了一个西方读者的目光，按照那个目光去挑选和呈现中国元素，把自己变成异国情调的供应商。另一种是防御性的文化自信，每个细节都要服务于某种宏大叙事，结果文学变成了宣传。真正有穿透力的写作不考虑这些。你诚实地写你所经历的、所关心的、所恐惧的，写到足够深的时候，国界自然消失。

中国作家网：您曾在一线科技公司工作，可以说是国内最早接触大模型辅助工作的作家。但近些年的创作又常常植入最乡土的文化根脉，这种往前走和往回看在一个人身上同时存在并切换，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陈楸帆：在我身上，往前走和往回看其实是同一件事。技术让我看到未来的速度，乡土让我记住人从哪里来。没有根的未来容易变成幻觉，没有未来感的传统也会活成标本。我想寻找的是一种活的传统，一种能继续生长的未来。

中国传统哲学里有一个概念叫感通。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事物之间的对立往往是认知框架造成的，不是事物本身固有的。

如果非要说一种体验感的话，就是你在技术前沿走得越远，越能清楚看到技术的边界，而那个边界恰恰是传统智慧最有洞察力的地方。AI擅长模式识别和统计相关性，它看到的是世界的表层结构。而传统手工艺人处理的是材料的脾性、天气的无常、身体的记忆，这些是几千年试错积累的隐性知识，是深层结构。

《重生的金漆木雕》那个故事就是从这种体验里长出来的。主人公和父亲争了多年，他要用机器替代手工艺人，父亲骂他数典忘祖。直到父亲去世后，他在虚拟祠堂里被金漆木雕的活化场景击中了：那些静止的人物忽然动了起来，八仙踱步，螃蟹爬出蟹笼，喜鹊振翅飞起，他一下子被拉回了小时候趴在父亲身边看雕刻、听讲古的记忆里。他终于明白，答案不在于选哪一边，而在于让机器和人各自做最擅长的事。机器负责力学计算和精度控制，人负责概念、情感和故事。两者合力，才是活的传统的样子。 

中国作家网：您多次提醒人们警惕对AI的过度依赖，但又是国内作家中最早接触和使用AI的一批人，现在又进行着AI短剧甚至长剧产品的生产，如何把握这种平衡呢？

陈楸帆：我对AI的态度一直是正视它、了解它，同时警惕它。AI可以成为镜子、工具、对手、协作者，但不能替代人的生命经验、伦理判断和痛感。关键不在于用不用AI，而在于人在使用它的过程中，是否还保持主体性、审美判断和不被机器驯化的想象力。

这里面没有什么矛盾。一个厨师可以同时热爱刀具和警告人们不要拿刀伤人。我从2017年就开始用早期的文本生成模型辅助写作，后来尝试过不同形态阶段的AI产品，它已经成为我工作流程的一部分。但原则始终没变：AI是对话者和挑战者，从来不是代笔人。所有最终发表的文字都必须经过我的判断和书写，每一个核心意象、每一个情感转折，必须由人来完成。因为读者不是在读文字，读者是在通过文字去接触另一个心灵。如果那个心灵是空洞乏味的，再精美的文字也只是漂亮的糖纸包装。

《英歌沸腾》里的潮星社会其实就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思想实验。智星系统把一切管理得科学、高效、健康，梅影早上被系统按照最佳唤醒阈值叫醒，吃的是营养胶囊，穿的是统一制服，连情绪指数都有AI在实时监控和建议。一切都很合理，但她再也吃不到奶奶做的海草饼了，做梦的权利没有了，穿衣服的选择权没有了。效率的极致就是生命力的丧失。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和陷阱，我们不应该志得意满，反而更应该提高警惕。

中国作家网：对同样身处AI浪潮中的青少年，您又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陈楸帆：我给青少年的建议是：学习AI，但不要把自己交给AI。把它当作放大器，而不是方向盘。真正重要的能力，是提出好问题、保持感受力、理解他人、训练身体、接触自然、阅读经典，并且拥有独处时仍能思考的能力。

我想特别强调身体性。这个建议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AI最擅长替代的是头脑层面的工作：检索、分析、总结、生成。它替代不了的是你的身体和你的经验。你爬过一座山的疲惫感，你第一次做饭烫到手指的记忆，你跟朋友吵完架之后胸口闷闷的感觉，你在暴雨里淋得透湿然后大笑的瞬间。这些构成了你作为一个人的底层操作系统。AI越发达，身体经验就越稀缺，而稀缺的东西往往最有价值。

中国作家网：您曾谈到，据您在大学任教的观察，现在的年轻人最欠缺的是生命力。这是一个很重的判断。您看到了什么，让您有这样的感受？在您看来，关于未来的文学，如何唤醒年轻人的生命力呢？

陈楸帆：我说年轻人欠缺生命力，是因为我看到一些学生很聪明、很努力，却过早变得世故老成甚至露出疲态，对未来缺少好奇、欲望和信念。他们像被系统提前格式化了。文学关于未来的意义，恰恰是重新点燃可能性。它让人意识到，现实不是唯一版本，人生也不只是一条被设计好的路径。

我说的生命力不是指精力旺盛或者性格外向，是一个人对活着这件事本身的投入程度。你的身心在不在场？你对眼前发生的事情有没有真实的反应？你有没有一件事情会让你忘记时间？我在课堂上看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处于一种低度在场的状态，身体在，但注意力是涣散的，情感是节省的，冒险是回避的。不是不聪明，恰恰因为太聪明了，很早就学会了用最小的投入获得足够的回报。这是一种非常理性的生存策略，也是一种慢性的自我削减。

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是系统性的，我无意把责任归结到年轻人个人身上。但文学能做的事情，虽然有限，却也独特。它可能无法马上改变制度和结构，它能做的是给人一种内在的革命。当你被一个故事深深打动的时候，你在经历一次微型的觉醒：原来我还能被这样触动，原来内心深处还有这样的渴望。这个发现本身就是生命力的复苏。你不需要文学告诉你该怎么活，你只需要它帮你记起你还活着。

中国作家网：最后一个问题，有点跳跃，但也很贴近科幻的源头。最近国际上先后公布了一些有关不明飞行物（UFO）等不明异常现象（UAP）的档案，引发了非常热烈的讨论。人类对“宇宙中是否只有我们”这个问题的好奇从未停止。作为科幻作家，您相信外星人存在吗？您的宇宙观，关于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关于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样的？

陈楸帆：从很小的时候，我就绝对相信宇宙中存在其他形式的生命，甚至可能存在我们无法识别的智能。但比外星人是否来过地球更重要的问题是：人类是否有能力摆脱自我中心，重新理解生命在宇宙中的位置。

我不太喜欢外星人这个词，因为它预设了一种跟我们相似的生命形式。UAP讨论之所以有意思，不在于那些档案证实了什么，而在于它揭示了人类认知的一个基本局限：我们总在用自己熟悉的范畴框定未知。飞行物、驾驶员、金属材质、物理位移，这些全是人类技术史的投射。

我的宇宙观受几个传统的影响很深。德日进的精神圈（noosphere）理论认为宇宙的演化有一个内在方向，从物质到生命到意识，复杂性不断增加。盖亚假说把地球视为一个自我调节的活系统。佛教的缘起观认为一切现象都是关系的产物，没有独立存在的实体。庄子更激进，他认为万物齐一，人类视角只是无数视角中的一种，不具有优先性。

这也是《英歌沸腾》里谛光者这个设定的出发点。谛光者是比人类高很多维度的文明，他们来考验潮星人，但考验的不是科技水平，不是我们能制造出多强大的武器或多快的飞船，而是文明的心性：你能不能跟完全不同的生命形式和谐共处？你对宇宙的理解，是征服和控制，还是倾听和共振？我觉得这也是人类真正面对宇宙时需要回答的问题。

我的宇宙观很简单：人类不是终点，只是宇宙漫长自我认识过程中的一个短暂阶段。生命的意义，也许就是在有限之中感知无限，在孤独之中学会连接，在黑暗之中继续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