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  静：文艳好，很开心有这次交谈的机会。最近集中阅读你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与作品评论之后，我更深入地了解了你的才华与勤勉，也不由得感慨我们的相遇相惜充满了偶然性，因为我们的成长路径、人生际遇确实有所不同。这份不同，或许可以成为这场对话的起点。

读过你为最新小说集《一跃而下》所撰“自序”便可得知，你的履历令人艳羡：十三岁出版短篇小说集《我和我的替身》，成为少年作家。中学就读于杭州外国语学校这所国内顶尖中学，素质教育、国际视野与强者思维深入骨髓。此后你辗转美、德、奥等国的求学经历与华东师范大学副教授的职业成就，更是“别人家的孩子”的完美样本。相比之下，我的经历可能更具普遍性，属于不折不扣“县中的孩子”，经常被冠以自己所厌恶的“小镇做题家”这类名号。近年来县城文学、美学、教育生态引起多方关注，原因之一便是其牵涉者众。于我这类人而言，世界长久以来是一幅仅供观看的地图，而不是自由流动其间的地理实体。

所以，我阅读《一跃而下》的直观感受是复杂的。一方面，如你在“自序”中所说，“中学时代的阴影笼罩在这本集子的上方”，精英青年的精神危机以及对于教育模式、生活方式的反思，唤起我的高度共鸣。中学时代的馈赠与“遗毒”，都让步入而立之年的我们困于其中，久久与之缠斗；而另一方面，世界青年、精英青年的“爱与恨”，无疑带有高度的区隔性，对大多数人来说是难以企及的。在教育不平等如此严重、优绩主义盛行的语境下，你的真诚自剖会被一些读者立马贴上“中产阶级/精英叙事”的标签，你如何看待这样的归类方式？你会担心引起非精英读者的不适或隔膜吗？作为写作者，你如何面对彼此分化与区隔的现实状况，还是只面向特定读者即可？

顾文艳：我感觉中学时代的记忆对很多人来说都会在场很久，有时会转化为某种持久的关心。你在你的近著《赛先生在当代：科技升格与文学转型》里有一章讨论新时期教育题材文学作品，我读的时候能感觉到你注入了很多个人关怀，也关乎你的个人经验。而我确实也是把一部分中学时代接受教育的经验和反思放进了《一跃而下》这本小说集里。

不过，“精英”和“世界青年”究竟是怎么成为这本小说集的关键词的，其实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想明白。主要应该还是因为那篇奇葩的自序。自序里写到我的成长和我的中学，是因为我自己一开始也很困惑，为什么过了这么久，甚至还熬过了疫情三年，当我再次开始创作的时候，我居然写的是近二十年前的中学同学们。我在自序里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因为我对我自己和我的同学们感到失望。“精英”当然是假的，精英的共同体想象更是不堪一击。我们曾经觉得自己很厉害，“杭外人”真骄傲，结果二十年以后我们什么都没有做到，二十年以后，我们只是变老了。

至于自序里最令人不适的自剖环节，我写的时候也没意识到会产生这种效果。这大概就是文学写作最吸引我的地方，你根本无法预测它会带来的影响、在时间中的变形。后来有一次新书活动的时候张屏瑾老师在现场提醒我说，我那种坦白在读者看来有点儿“凡尔赛”。我愣了一下，恍然大悟——可是我的天呐，靠父母的关系，而不是靠个人的才华和能力出书，这么丢人的事情有什么好“凡尔赛”的呢？但我现在也没后悔写了这篇自序。一是因为我觉得我都决定要重新写小说了，那必须首先得对自己坦诚，正视以前那个在一种对他人不公平的情况下跌撞着闯入文学事业的自己；二是因为这件事确实跟我这本集子里写的人物故事相关。这些人都在相对优越的教育环境里成长，父母尽其所能地为他们铺路、提供资源，他们原本是不可能不成功的。但问题就是，他们不仅没有成功，在面临集体危机和个人精神危机的时候还表现得孱弱无力，有些人还因维系着相对富足的物质生活——也就是所谓“中产”生活的表象——而沾沾自满。

不管是不是“精英叙事”，《一跃而下》的基调是挺倦怠的。里面全是我对自己生命感到失望、甚至绝望的情绪，当然还有那么一点点希望。

李  静：谢谢你这么真诚的回应。我突然联想起林奕含生前的尖锐发问——“文字是否只是一种巧言令色？”越来越多人习惯用文字伪饰和包装自己，而你选择用文字来保持清醒，揭穿表面的和平，与倦怠与绝望共处。你既被精英文化深深塑造，又能出乎其外，坦诚深入地反思包括自己在内的精英群体。有人把这种现象描述为“精英的反精英意识”。我很好奇，你是如何在精英群体内部获得这种反思自觉的？落实到创作上，你是否偏爱反思性与批判性较强的路径？

顾文艳：我不知道这种批判是不是显得有点儿刻意了，但我一直都是这样的人，就是很喜欢一本正经地吐槽。

前两天有一个北京的朋友来上海玩，我们一起骑共享单车去看剧。我们对两座城市骑行的路面状况都有了解。一路上，我开始跟她滔滔不绝，说上海给骑行留的道路实在太窄了啊，边骑边很夸张地比画着说，你看给汽车这么宽的车道，五个车道，结果留给骑行车道勉强只够一辆小电动车，把骑行的人挤成这样，太过分了！北京就好多了，还有秩序，给骑行的人足够的尊重，而上海骑行的人又不比北京少……我的朋友就笑了，说，可你在上海明明大多时候都是开车的，是既得利益者啊。

不仅是在上海，我十多年前在德国留学的时候也喜欢对当时德国社会指指点点，有几次还跟人当街吵架。对于所谓的“精英群体”也是一样，我既享受了优越的教育资源，又总感觉自己一直游离在这个群体之外。我在自序里也写了，我的小镇公务员家庭出身跟中国大城市的中产精英之间其实存在很大的距离，所以我从小既向往广阔的生活，渴望摆脱逼仄的小镇人情社会，成为都市市民、世界公民，但又觉得自己的渴望虚妄而愚蠢。因为我似乎本来就在这个群体里面成长，多少也能看到这个群体的问题。我一直感觉自己是在不同世界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不同文化之间，一个“之间阶层”。因为在“之间”，所以同时能看见不同的人，不同的生活，也因此容易焦虑痛苦，有时只能诉诸批判。

李  静：“之间阶层”的概括，与鲁迅先生所谓的“横站”有相似之处。这固然很艰难，但也许正有赖于徘徊内外，永不安分，才能想得更远更深，才能有机会成为一个精神体量更大的写作者。我们不妨谈得更具体一些，聚焦《一跃而下》里所写的精英青年。王德威老师在推荐语里的概括非常精辟，他们“世故而又犹疑，无情却似有情”。而北大教育学院的刘云杉教授在为《学神：走向全球竞争的中国年轻精英》撰写的推荐语中如此描述中国的新精英青年：“神力与虚妄，自主与孤独，‘苦中苦’与‘人上人’，远大前程与险象环生……他们如何驾驭自己性格中明暗交错的力量，走出自己的平凡之路？”不知你会如何描述你笔下这些年轻精英的特质？与近代以来留洋镀金的精英相比，当代中国的精英青年有什么不同吗？

顾文艳：首先我得再承认一次，我是渴望成为精英的，尽管我自己并不是精英青年。我的好朋友杨稚梓以前翻译过一本托马斯·曼不太出名的小说《陛下》，讲一个王子成长的故事，里面形容王子“徜徉于人类之巅”。这句话并不仅仅是说他“人上人”的高贵出身，更重要的是他如何在“人类之巅”，用自己所有的生命时间，努力为公众带来福祉。托马斯·曼的小说是典型的精英叙事：在这个故事里，跟这位王子主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原本应该继承王位的哥哥，同样有“人类之巅”的高贵，但陷入了一种世纪末的无聊、厌倦和漠不关心，拒绝行使公务和王权。这个故事也标志着托马斯·曼本人人生道路的转变。稚梓前几年有一篇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文章专门写的这个，大意是说，托马斯·曼在这个时期从孤寂的、无力生活的个人主义“异类”艺术家状态中走出来，拥抱市民生活，承担社会责任。生活上，他放弃了自己对同性的情欲，选择市民社会制度化的异性恋婚姻；创作上，他也走出了现代艺术的虚空，转向古典主义对形象的关照。

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成为精英并不仅仅是要成为最精粹、最美好的，抵达巅峰。“徜徉于人类之巅”还意味着对共同体的尊重，意味着对他人的包容，意味着牺牲和放弃。真正的精英意识不可能停留在“自主与孤独”，而是必定会经历曼氏或者他笔下人物的那种转变，类似鲁迅从早年“任个人而排众数”到后来“左翼”革命家的转变。

相反，我笔下的人物大多都只是贴着“精英”标签的青年。他们没有特别强的社会责任感，更别提行动力。当然有些人身上也会呈现理想主义和集体意识，但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很明显的虚无感（有的虚无甚至以理想主义的形式出现），随时会陷入虚妄。这可能也就是他们跟一百年以前那群留学生的区别：不存在那么迫在眉睫的民族存亡危机，也不存在那么深重的政治责任感。他们生活在一个表象被无限赋值的社交媒体时代，他们只有“精英”标签，没有精英意识。

李  静：你区分了两种对于精英的定义，一种是从家庭出身、能力、资源、权力等世俗标准来划定，另一种则是从文化、精神的境界来界定。大家现在只愿意相信“精英”的第一种定义，而遗忘了第二种。最近还跟钱理群老师聊起近年来大家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态度变化，之前大家会自我反思，现在却纷纷表示：能够精致已经相当不错了，面对那么多的既得利益者，凭什么还要求我们“牺牲和放弃”？这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心态变迁，在我看来，“精英”的标签化、狭窄化甚至时常成为情绪爆点，正是阶层高度分化、内卷加剧、绩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将我们紧紧绑缚的直接结果。精英意识显得那么古典，而我们都在迅速“进化”成世俗动物。

当然，《一跃而下》除了批判性，也充满了爱意，它们就是如此和谐地存在于文本里。小说集里的不少人物原型是你的中学同学，我想知道，你将所爱的朋友们化作笔下人物时，会设置一定的伦理边界与禁忌吗？故事的“原型们”读过你的作品会作何感想？

顾文艳：这部集子里面最主要的两个有原型的人物，一个是《海怪》里的林书奇，原型是我初中最好的朋友，另一个是《恩托托阿巴巴》里的duke，原型是高中的同班同学。《恩托托阿巴巴》比较夸张，不是原型幻化，几乎是直接转化。除了发生在欧洲和非洲的部分是我编的，其他几乎都是真实的。我之所以这么写实，可能是因为我也想让真实的duke从封闭中走出来。现实中的duke后来说他喜欢我的故事。他给我的意见是觉得故事好像没完，他还想让我续写。哈哈。我的新书发布会他也来了，条理清晰地发言，书奇的原型也来了一场新书活动，一本正经地发言，跟小说里描写的姿态一模一样，很好玩的。

李  静：书名“一跃而下”，斩钉截铁，冲击力极强，也为全书的主题“世界青年的精神搁浅”（如果一定要概括的话）给出某种出路。我必须追问，一跃而下，然后呢？是否会像有的读者所言，原本以为跃入大海，实则只是跳进“人工湖”？自我意志真的能突破结构性的规训，令世界再度敞开吗？虽然文学作品没有提供答案的义务，但我还是想知道，你对“一跃而下”之后的故事，是否有更多的思考？你是否还会继续这一方向的写作？

顾文艳：一跃而下之后最迫切的问题，还是改变：有没有改变，有没有看到一种新的可能，有没有变成一种新人？这也是我们这两天在上海见面的时候讨论的话题。我想写的就是时间断裂之时，世界出现某种转折点之后的“新人类”。当然这种“新”可能是我的幻觉，也可能是一种修辞意义上的“新”——我们都喜欢看到“新”这个字眼从时间的洞穴里爬出来。于是我按照这个思路写了几篇小说，有一篇就叫《新人类》。那篇小说在形式和内容上跟《一跃而下》里的故事很相似，可以看作一个承接，尽管最后没能给出什么特别新鲜的答案，大意是人尽管有想更新、进步的意志，但很难突破重重传统和情感枷锁，大多数时候都在忍耐日常；“新人类”可能只是一只疯狂咆哮的野兽。后面我还写了几个短篇，都在尝试从不同角度，通过叙事来探索这个问题，但还是不太满意。所以我还在继续思考、继续写。我想当我写到一篇能给这个话题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答案的时候，就差不多可以结集了。

有关这个话题，其实你的《赛先生在当代》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赛先生”是你的线索，在你关注的两个“科技升格”时代的文学现场有不同的呈现。你在上编里关注“文革”向“改革”过渡的新时期，那时文学是科学的“游说者”，中国现实社会和文学作品中的新人是“老干部”复出后的“新人”变身，是“科学家英雄”，是能够践行新的政治任务、投入社会主义科学新事业的“知识人”；下编你写的是二〇一六年至今的互联网时代，文学成了科学技术的“适应者和质疑者”，文学和现实中的“新人”是在赛博时代的后人类主体，是消费、生产和想象“诗意生活”的新读者，是B站弹幕共同体里被急速更新的网络口语“再生产”的人，是在新媒介中重读、改写文学经典的创意青年。

你分析了这么多“新人类”标本，但我总觉得你和我一样还没满意，或者说你也还在思索。然后我看到最后你写在互联网世界中依然发挥着联结作用的鲁迅，你说：“毕竟，新媒介和新人类也不可无所依傍。”我感觉那是我自己也会写下的句子。一跃而下之后，即便幸运地跃入汪洋而不是人工湖，求新求变但又找不到泳道的自由泳同样令人疲惫。但我不知道除了继续相信海水般幽暗咸涩的知识，除了继续在传统和经典中寻找力量和支撑，“新人类”们（也是我们）还能如何找到自己的道路？不知道你现在是怎么想这个问题的？

李  静：谢谢你帮我梳理了拙著《赛先生在当代》的一条线索，亦即不断重塑与想象“新人”的历史过程。与你的创作一样，我在研究中确实感到不满足，常常无法结尾，也无法真正抵达那个最确切、最切中当下真实问题的核心点。有时也会为自己找补几句，自嘲为“骑墙派”，毕竟“新”“旧”之间剪不断、理还乱。学术训练要求我们考镜源流，每每谈及“新质”，都要高度警惕这果真“新”吗，不妨从头来梳理一番！我将近几年一直在思考的研究课题命名为“新人复古”，想要考察当代人到底如何看待、吸收与“使用”传统，公众如何生成历史感。同时我也参加过一些关于青年文化、青年文学的研讨会，平时也会关注关于当代青年文化的学术研究。所有这些学术训练、学术交流都在培育我讨论问题的基本能力，这方面的价值不容置疑。但说实话，我同时非常疲倦于古今溯源的思维定势、西方理论加中国经验的论述套路，以及作为结论的“庸俗的辩证法”——无论是谁，各打五十大板，方能显出自家公正。我不想四平八稳、周周正正，而是特别渴望刺穿你前面所说的层层“表象”，把焦点对准真切的问题。所以很期待你的“新人类”系列，我相信文学可以照见许多知识、观念、理论看不见却至关重要的部分，也相信文学可以刷新我们描述事物时的陈词滥调。就此而言，我们的身份都是当代的书写者。我个人的浅见是，今天特别需要尊重与思考经验本身，而且需要不断跃出自己的边界，去触碰和擦亮各种各样的经验。这当然不是说要放弃我们最擅长、最专业的领域，而是要在博大与差异中重新认识自己。同时，今天也特别需要我们发明更加准确生动、更有洞察力乃至想象力的表达方式。

我对你作品中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校准这一维度很关注。比如，《海怪》的结尾就描摹了不可思议的幻境：“我”目睹吕陆海和他的同伴扛着发光的、庞大的咳嗽鱼穿过马路，将它放生。第二天“我”便迅速回归世俗生活的正轨。你为何要设计如此峻急、略显断裂的情节结构？“我”是不是害怕吕陆海所述故事里救赎般的宗教能量？这是不是阻止精英群体真正一跃而下的“自我保护机制”？

顾文艳：这个场景我自己也很喜欢。我有两个朋友看完后坚决地认为，从艺术效果角度来看，小说就应该停在放生的那个瞬间，我应该把最后那段十年后回归世俗生活的后续删掉。我没删，因为那是我为自己选择的道路。

我上回跟你说过，我是个典型的P人，有正义感但责任心很弱，对未来没有规划，还不太靠谱。十年前比现在更离谱，疯疯癫癫，总是令人失望，随时都有可能爆炸，做出很惊人很奇葩的事情。博士三年和六年教学科研生活让我从《海怪》女主那种吊儿郎当、无所事事、刻薄讥讽的虚无的生命状态里抽离了出来，虽然这个“原形”也时不时会在我的日常生活中复显。我在小说里设置那个情节，确实如你所说，指向的是一种救赎般的宗教能量，但这种能量在不同人身上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我”的闺蜜书奇也看到了这一幕，但她十年后早就忘记了；而“我”一直记得这一切，虽然“我”的记忆和叙事都不可靠，但“我”知道那是一个改变生命的夜晚。“我”在那条咳嗽鱼身上看到了某种“我”真心相信的东西，一条道路，一种未来。于是“我”回到了市民社会的秩序，回到了“我”曾经刻意疏远的生活，不再沉溺于年轻艺术家式的消极、倦怠和反叛。

回到生活里去，承担责任，也是一种需要勇气的“一跃而下”。跟《人工湖》里那种不愿被市民生活日常淹没的“一跃而下”放在一起，看起来是相反的两极，两个向度，但其实都是在“改变生命”，都需要勇气和决心。

李  静：说得真好，作家所写的“改变”，不一定有“红脸”变“白脸”的戏剧感，更可能是那些深藏不露、无限弥散、以小搏大式的变化。我喜欢你笔下的这种真实。你青少年时期的创作是偏向悬疑玄幻、天马行空的，最新作品集《一跃而下》开始偏向写实。但“转向写实”的概括，似乎也不完全准确。你在书写现实时，总能设置出超现实的意境，虚实相间，而且特别善于输出情绪与意识。我想听听你对于“讲故事”的看法，安安分分地设置叙事结构、故事情节是否无法满足你的创作欲求，“看不见的现实”反而更具魅惑力？

顾文艳：你说得对，我确实偏爱抽象和虚幻，可能因为虚化的时候更容易填充感受和思考？其实我还挺想安安分分讲故事的，但写小说这个事情很神奇，状态好的时候，故事根本不受你控制。比如写《海怪》的时候，一直到怪鱼出现那一刻，我都不知道它会出现。写《恩托托阿巴巴》，写到duke爸爸出来开始跟我讲故事的时候，非洲鬣狗袭击的场景才突然涌现在我的眼前，一气呵成。哎，我真喜欢这种时候，你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就跟生活一样。你一直在等一些事情发生，一些奇迹般的时刻，然后突然之间，你没有料想到的奇迹就这么发生了。

李  静：确实，写作可以将我们带向未曾涉足的地方，你肯定也有过那种写得很自由甚至感觉飞起来的时刻。但无论飞得多高，背后的动力还是来自“现实感”，来自红尘翻滚、颠倒轮回。这让我想到，你曾谈及“德国参与性文学”（EngagierteLiteratur）对自己创作的影响，你有没有直接受惠于哪些作家作品，能否再展开谈谈？

顾文艳：转变是自然而然的。青少年时期的写作是纯粹为了开心。那时候我就发现写作是这个世界上最令我感到快乐的事情。现在也是，我想对你来说你可能也是一样？但写作的方式肯定会变，特别是在接受了十多年的文科学术训练之后。现在的我还是觉得不管是学术写作还是文学创作，只有写作的时候我才是最快乐的，那才是我真实存在的时刻。

“参与性文学”是我在那本根据博士论文改写的专著《辩证性的文学守望：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德语世界》里面谈到的，其实在受其影响的同时，对这个概念也有一定批判。我受到“参与性文学”的影响，一方面是说我会被那些政治性很强、很激烈的作家作品吸引。比如我崇拜布莱希特，喜欢海涅犀利的政治写作，我还很迷奥地利的伯恩哈德和耶林内克。我喜欢他们直接激烈的语言，而这种激烈的语言本身就意味着强烈的参与性和政治性。但另一方面，我也明白“参与”的限度。

李  静：我从小是很喜欢文学的，跟大家一样，主要是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但我的目的很务实，就是要找到一个逃避现实世界的安全地带。小时候，经常捧着一本书泪流满面，我妈就很无语，赶紧说别傻了，这都是假的呀！但我就是很容易被吸纳进书本的世界。初中时喜欢诗歌，写了一些歪诗，用来存放青春期的情愫，如今看来自然惨不忍睹。但很奇怪，高中以后，我突然就变了，好像文学突然间没用了，变成一堆躺在那里的修辞符号。特别是读了中文系之后，我反倒更喜欢除了文学之外的历史、哲学、社会学等学科，整天往外系跑，听了一大堆一知半解的知识点和理论概念，还特别得意，觉得这些才是有用的，能让我清醒有力，能够直接回答我的困惑。所以我是一个特别不合格的中文系学生，但现在也会很感激这段“曲折”。

顾文艳：我想到最近稚梓写给我的文章最后引用的那句《圣经》里著名的话：“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

如果我们只是有天使一样的巧舌，伶牙俐齿，在讲台上口若悬河，如果我们只会写漂亮的文章，如果我们的目的只是说漂亮话、输出惊艳的文字本身，却无法与现实产生任何实际的联系，甚至不想产生联系，更别提关心和爱，那我想我们可能至多就是鸣的锣、响的钹、持续运行的AI。

李  静：你说的让我联想到，当我们不假思索地用“AI时代”来命名我们的当下生活时，是否也恰好意味着“文学时代”的在场？AI让“机器人”显形，让日渐“机器化”的我们，循着文学的路，有了重新做“人”的机会。

最后还是要谈谈你的多重身份。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你十三岁便出版第一部小说集，十七岁即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和氏璧的谎言》，你的文学启蒙来自哪里，最初的写作兴趣与动力又是什么？作为校园文学作家、“九〇后”作家的“资深”代表，你是否也受惠于曾经的青春文学，又如何看待当下的青年写作？青年写作经常被批评拘囿于个人经验，你会有这种焦虑吗？另外，你是一个代际意识强烈的写作者吗？

顾文艳：小时候喜欢看的主要是童话和冒险小说，偶尔看我妈给我买的世界名著系列，还喜欢在学校里看《儿童文学》《少年文艺》杂志。

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我第一次读《儿童文学》杂志，大概是小学三年级，借了班上同学订阅的一本，把那本杂志都快翻烂了。我觉得上面每篇都写得超好，当时就想着要是我也能写出这么好的故事，发表在《儿童文学》上就好了！我模仿着写了很多故事，后来在我妈的支持下参加作家班，做着二○○○年前后很普遍很典型的“小作家梦”。那时候我自己也会到处投稿，然后初三那一年，《儿童文学》录用了我写的一个故事。那应该是一个雨天，我在狂喜中冲到小学时买杂志的那家报刊亭，买了一本刊登了我小说的《儿童文学》。我记得打开期刊塑料包装的时候，上面还沾着水滴呢。那是一种太大的鼓励。现在我依然会说之前在自序里说过的话：我写作的动力有一部分是源于对文学和整个文学事业的热爱，这点毫无疑问，但也有一部分就是源于虚荣和功利。

青春文学是初中时候看过的，我那时候住校，大家都在传阅。但那些文字从来没法打动我，特别是那种故作的伤痛，令我厌倦，大概是不怎么符合我的性格。我不喜欢青春文学里叙述的经验，太个人了。我觉得我现在的写作也太局限于自我了，而且我在校园里的生活本身就很局限，不知道怎么改变，快焦虑死了。

还有一件焦虑的事情，可能算不上代际意识，但我会去关注那些作家在发表我觉得写得很好的作品时的年龄，然后就会陷入无尽的焦虑：啊，我已经比她大啦，啊，我还有几年，天呐，我没有时间啦……但我的心态非常乐观主义，觉得事到临头一定会有转机的。哈哈哈，我就是这样，焦虑归焦虑，总觉得还会有转机，所以得持续努力。我其实也很好奇，你会有这种焦虑吗？你会害怕自己没时间完成想完成的事吗？

李  静：完全会啊，代际会演变成一种焦虑机制，这可能是自我压榨型人格的共通之处。而且，这并非出于什么功利目的，完全是由对自我的驱赶所致。我们也很清楚时势造英雄的道理，必须天时地利人和才能成全很多事情，但没有办法，就是会本能地再push自己一点。我从去年开始，真的觉得这样太累了，决定活得轻松一些，就像植物一样，跟随自我时令的节奏。我很喜欢一本书的题目，叫作“学术生涯”，要以生涯为尺度看待自己，不妨多一些从容与坦然，能做多少是多少。

当然，我的以上言论还是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比较而言，你的身份更多样，要处理的头绪也更多。除去作家身份，你的职业身份是一名高校教师。你也直言在拿到副教授职称、在学界相对站稳脚跟之后才开始继续创作，你能再具体谈谈学院体制对你创作的影响吗？近年来，你的学术专著《辩证性的文学守望：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德语世界》、评论集《偶然的诗学》陆续出版，研究与创作的“两种笔墨”并存与切换，对你而言有难度吗？

顾文艳：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切换虽然也很困难，但远没有平衡在高校工作及其他琐事上耗费的时间和写作时间的冲突那样令人揪心。我感觉这两年我越来越暴躁，越来越没有耐心。“两种笔墨”的切换相比之下就很容易了，至少心理上很治愈，因为你能把时间省下来专门用来阅读写作，就已经很满足了。

对了，上次你跟我说你早起的作息以后，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开始把早晨的时间利用起来了。下次再向你汇报我的成效，嘻嘻。

说到两副笔墨与职业写作，其实我还想问问你比较喜欢什么样的文学作品。作为一名专业的文学学者和文学批评家，你会按照自己的喜好阅读文学吗？还是你最近阅读的文学作品一般都跟你的学术项目和批评写作有关系？

李  静：很惭愧，我不好意思说自己是批评家，每次参加新作品的研讨会都诚惶诚恐。因为我有许多研究兴趣，读的书非常杂，留给当下文学现场的时间很有限。我的日常阅读确实跟学术项目与批评写作的话题高度相关，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固的工作习惯。但好在有像你这样的朋友，可以帮助我拉出日常轨道，去以心换心地、无功利地去阅读同代人的作品。我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还是更偏向于经典与传统，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智识性、思辨性较强的类型，我的思维方式不接近于作家，只能努力做一名学者。所以，我很佩服你两条路都走得很好，也会特别留意，你在德国的硕士导师称赞你是“天生的学者”。你怎么理解“天赋”？你的理想是成为学者型作家吗？未来会如何平衡学术与文学之间的关系？

顾文艳：我是相信天赋的。我现在也不知道我导师说的到底对不对，其实挺迷茫的。不过，我觉得有时候“天赋”是被“热爱”照亮的。如果没有热爱，没有那种笃定坚持下去的决心，天赋很快就会黯淡下去。

所以我觉得你才是“天生的学者”，我之前应该跟你说过。你有天赋，但比天赋更重要的是，你对文学和学术事业的那种热爱也太显而易见了。任何看过你的书、或者就是在你旁边待上过几分钟的人都能感觉到，很迷人。

李  静：真的过奖了，我是非常“晚熟”的人，总是很迟钝，但确实有一个特点是心无旁骛。我对学术有着无功利的兴趣，对其他事情却很隔膜，所以常给人一种疏离感。但内心是火热的，自认为不管什么形式的表达都很真诚。有时候，我会有种血肉之躯在利刃上撕磨的感觉，很疼很沉重，却又乐此不疲。这非常消耗人，正在慢慢调适中。从学者自我养成的角度来看，我很羡慕你国际化、精英化的教育背景，以及多语种的阅读与研究能力。这对你的写作有什么具体影响吗？你又如何看待当下知识型写作的潮流（恨不得查阅无数资料，给自己的作品加上一堆注释）？你会在开始写作前做很多案头工作吗，还是任由灵感流淌？

顾文艳：我个人感觉，要写出出色的作品，保持非文学作品的阅读量要比钻研文学作品重要得多。我自己偏爱社科类的半学术半科普书籍，有时候理论书也能给我带来很多灵感。我目前还是边写边看，因为写的主要都是中短篇，一般是跟着感觉走，一开始不会把一切都想好。写长篇的时候估计需要转变方法。

李  静：你还是铁人三项赛的佼佼者，是耐力型运动的爱好者。你在赠予我的《一跃而下》里，写下“相信时间”这句话。这一信条，你是如何得来的，是否也将贯穿于体育、写作与研究的“跨界”工作之中？你接下来是否有再度写作长篇小说的计划？

顾文艳：嗯！我肯定要写长篇小说的。哈哈，一下子就被你发现了！我对长篇小说的执迷也跟我喜欢耐力运动、相信时间相关。我总觉得那是更适合我的文体。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时间，还有一个是我得再练练。

这跟我铁三训练的逻辑是完全一样的。跑大铁（就是最长距离的铁人三项比赛，游泳、骑行、跑步三项全程二百二十六公里）之前，总要多练几个中铁（全程一百十三公里）和标铁（全程五一点五公里）！

李  静：聊得很尽兴，谢谢文艳，期待你的新作品。让我们开启各自的长跑，相信时间，并享受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