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秦立彦：我也常常焦虑，但大自然和诗安慰了我
这个时代被优绩主义紧紧裹挟，我们习惯用分数、头衔、结果来丈量一个人的价值，仿佛只有一路优秀，才算活得值得。
北大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秦立彦，曾是黑龙江省高考状元，从北大出发，赴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获博士学位后归国任教，在学术与诗歌之间从容行走。外人看来，她的人生一路开挂。她却坦言：“我也常常焦虑。”
第42届青春诗会期间，诗刊社编辑与秦立彦展开深度对话：拆解内卷的迷思，分享对抗焦虑的方式，并以诗与自然为引，道出一个人如何在喧嚣世界里守住内心的秩序与光亮。
秦立彦，诗人，译者，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北京大学硕士、学士。出版有诗集《地铁里的博尔赫斯》《可以幸福的时刻》《各自的世界》《山火》，译有《济慈诗全集》《华兹华斯叙事诗选》《我孤独地漫游，如一朵云——华兹华斯抒情诗选》等，并有学术专著《理想世界及其裂隙——华兹华斯叙事诗研究》等。曾获人民文学奖、丁玲文学奖、李白诗歌奖。
丁鹏：您曾是黑龙江省高考状元，一路走到北京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人这一生，是不是必须一直优秀，才算活得有价值？
秦立彦
当前的优绩主义非常强势，它要求人必须优秀，于是大家开始“内卷”。仿佛不优秀就没有价值。现如今外在的评价标准非常单一——有名有利。但我们也看到，很多真正有钱或有名的人，名利没有解决他们的根本问题，也未能消除他们内心最深层的焦虑，甚至带来了新的困扰。真的应该成为他们那样的人吗？如鱼饮水，冷暖自知。自己快不快乐、有没有实现自我，只有自己最清楚。所以，我认为最值得的人生，是把有限的时间投入自己最热爱的事情中去。这自然会带给你价值感。你在其中获得的快乐，已经远远超过了一切。
丁鹏：现在很多年轻人容易陷入焦虑、迷茫、自我否定，您自己对抗焦虑的方式是什么？
秦立彦
当代青年的焦虑，我也深有感受。我也常常焦虑，但不会一直陷在里面。我找到了一点办法：大自然和诗。这两样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只要能读文字，就能从诗中得到安慰。中国的诗，例如杜甫、李白的诗，尤其能给人安慰。大自然更是如此，哪怕在城市里，出门也能看见草木。草木萌发，朝气蓬勃，一切都在生长，就给人以希望。焦虑时，我会去湖边走走，放空自己。读诗也是把自己从小我中抽离，看到别人，自己的负担就变轻了。当然，痛苦和焦虑是人生不可避免的部分，也是学习和成长的途径——它们会让你知道人生是什么。
丁鹏：对很多普通人而言，诗歌遥远又无用。一个不写诗的人，为什么依然需要诗？
秦立彦
对普通人来说，诗好像变得无用。大家理解的“用”往往是切近的、立即可见的。但人有很多深层需求，那才是大用。诗貌似短期内无用、对物质无用、对一顿饭无用，却对心灵有用。所以诗是一种恒久的大用，它给人的脚下以根基。有了这样的根基，你走到哪里都不会觉得漂泊。人人读点诗都有用：它能让人安静，让人体会到自己与世界上所有人、甚至与唐朝的古人都相通共鸣。通过诗人的指引——比如杜甫教我们去看花草、看孩子、看世上痛苦的人们——这本身就是一种修养的练习，对每个人都是有用的。
丁鹏：如果要为深陷内耗的人推荐一首“精神解药”般的诗，您会选哪一首？您觉得诗歌到底能不能治愈一个人？
秦立彦
推荐一首诗，米沃什的《礼物》。很短的篇幅，却把一种极具安慰性的力量放在了一首诗里。诗歌究竟能不能治愈人？首先得看是什么诗。我自己是把诗歌当作一个安慰的空间，所以爱看那些能给我安慰的诗。中国古诗基本都有这种作用，不会走向极端。杜甫在特别困顿的时候，还写“不敢废诗篇”——他写诗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一种自我修养的功夫。在诗的节制和创造中，他把人生经历进行了转化。他老了还写“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承担痛苦的方式才是最重要的。治愈不是一劳永逸的，不是一句话就永远治愈了你。它需要反复，不是喝一口泉水就永远解渴。治愈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一种习惯。
礼物
米沃什
如此幸福的一天。
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
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
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
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个并不使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没有痛苦。
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西川 译）
丁鹏：从政治学转到文学，从北大求学到美国读博再回北大任教，这一路兜兜转转，哪一个瞬间让您确定：诗歌是这辈子最不想放弃的？
秦立彦
你问我是哪一瞬间觉得诗歌最不能放弃？其实没有这样一个具体瞬间。因为我从未真正放弃过诗歌。从小就喜欢，上大学后也在写，但总觉得写诗之余还该做点别的。尝试了很多方向，后来发现，如果做的事离诗歌太远，就会感到难受和别扭。考英语系是一个重大转折。之前学政治学，我发现自己不适合。如果再继续下去，人生道路就确定了。于是我转向了靠近本心和本性的方向。之后做学术、上课，但一直在写诗。渐渐地，写诗、读诗、译诗——所有与诗歌相关的事变成了我最重要的工作。起初生活和工作是分开的，诗歌是我的自留地；后来这片自留地变成了工作，工作也变成了生活。终于合一了，再也不用谈什么平衡，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同一个。
丁鹏：您既做学术、教书、又写诗、译诗，如何平衡这些身份？
秦立彦
做学术和写诗之间确实存在一些矛盾。不过，这次青春诗会中也有理工科背景的年轻诗人，他们也能从工作中获得灵感，可见矛盾并非绝对。诗人也需要某种社会身份——杜甫、李白也都曾想从政，不可能闭门造车。工作其实是诗人与世界联系的通道，是观察和体会世界的一个角度，不能单纯视作负担。先前，我常觉得学术与诗歌之间有些冲突：一边是逻辑化的学术论文，一边是非理性的诗意书写。如今，我教文学（包括诗）、翻译诗歌、写诗，希望论文也能与诗相关，于是便不那么割裂了。
丁鹏：很多人用“温柔”“细腻”“治愈”来评价您的诗歌，您会刻意强化某种女性特质吗？您觉得性别在诗歌里到底重不重要？
秦立彦
女性身份在写作中是否重要？需不需要刻意强调？我自己写诗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性别意识——我写诗时，更多是从“人”的角度出发。但事实上，作为女性的身份确实会影响自己的声音。比如在网络上，女性的声音可能会相对柔和一些；在日常生活中，面对某些问题，女性可能更倾向于不那么对抗。然而，女性声音也不能被简单定义。像李清照，她既能写出“天接云涛连晓雾”这样气势开阔的词句，也能写出“生当作人杰”那样雄壮的诗。所以，不能把女性的声音完全归结为柔和或某种固定模式。那些只是传统的看法，并非女性声音本该如此或只能如此。
丁鹏：您的诗温和、克制、有秩序，这是不是您对抗内心动荡的一种方式？
秦立彦
克制和有秩序是中国美学的一个特点，即“温柔敦厚”——宽宏大度，不走向极端。这或许是一切诗歌的特点。诗歌本身就是一种节制的训练。中国诗尤其如此。诗是一种发现，通过诗去发现，你的眼睛就会对明亮的部分更加适应。虽然黑暗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但写黑暗不是为了永远待在黑暗里，而是为了找到一条通道，哪怕是一条隧道，隧道尽头就有光明。所以，克制和有秩序对心灵也是一种很有用的训练——当一个人觉得这首诗是有秩序的，他也会觉得世界相对是有那么一点秩序的。
丁鹏：从北大学生到北大教师，三十载燕园时光，是如何悄悄变成了您诗歌里的“安静力量“？
秦立彦
北大的自然环境对我影响尤其重要。从本科到现在，我对北大的热爱与日俱增，尤其是未名湖边的一草一木。走在湖边就有一种宁静的感觉。车少了，没那么吵了，心就静下来了。北大不仅草木茂盛，人的环境也相对平等、舒展、安静。比如在中文系，同事之间相对舒展、平等，内卷不严重，挺舒适的。现在自己当老师了，上课时看到那么多孩子，年轻的面孔，朝气蓬勃的样子，想到他们尚未确定的、正在塑造中的未来，那种无限可能性，心里有些惶恐。后来又看到他们毕业后的成长，感到一种安慰——好像自己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起了那么一点点作用的话，还挺欣慰的。
丁鹏：很多人都想成为“大诗人”，写“大诗”，您认为“大诗人”和“小诗人”，“大诗”和“小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秦立彦
关于大诗和小诗，首先，大诗人不一定要写长诗。狄金森只写短诗，丝毫不妨碍她成为大师。大诗人与篇幅长短、作品数量无关。以杜甫为例，大诗人的心胸要大，心中不只装着自己，还装着世人、天下、草木、江山。他关切的问题，是人之为人的根本。20世纪，中国古诗在西方流行起来，米沃什从白居易身上找到了强烈的共鸣。这说明中国古诗关切的问题——人心、日常生活、人与世界、自然、生死——不会改变。能写透这些的，大概就是大诗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