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6月20日，“中国－西班牙－拉美文学交流会”在第三十二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中国作家馆顺利举办。活动上，中国作协外联部、北京塞万提斯学院联合发布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西语译本目录》和《汉译西班牙语文学图书目录》，来自中国和西语国家的学者、译者、作家和文学机构负责人共同见证目录的发布。在随后举办的“生于80年代”作家对话会上，西班牙作家阿罗亚·莫雷诺·杜兰、智利作家保丽娜·弗洛雷斯、中国文学评论家樊迎春和作家出版社编辑、S码书房主理人赵超围绕代际历史书写、女性文学创作、AI智能与文学创作等议题展开深度跨文化对话。

“中国－西班牙－拉美文学交流会”现场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西语译本目录》：一份文明对话的可信参照

文学翻译是不同文明彼此照见、相互走近的过程。自1917年至今百余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众多作品被译为西班牙语，在西班牙、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古巴等国出版，成为中国与西语国家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长期以来中国文学西语译介书目缺乏系统梳理的现状，中国作协外联部和作家出版社委托编纂团队以1917年至2026年间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西班牙语译本为对象，经过采集、比对、著录与校订，从6万条原始记录逐层筛选，对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两万余条翻译索引，最终整理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西语译本目录》。该目录共收录389条有效书目，其中单行本362条、作品合集27条，涵盖242位作家、228位译者、160家海外及国内出版机构。目录以小说、诗歌为主，兼及散文、戏剧、科幻文学、网络文学、儿童文学等类型；既包括现代经典作家，也涵盖当代知名作家以及港澳台相关作家。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西语译本目录》 《汉译西班牙语文学图书目录》

北京塞万提斯学院院长易玛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西语译本目录》与塞万提斯学院指导发布的《汉译西班牙语文学图书目录》，以姊妹篇的形式呈现百余年来的中西文学交流景观，意义非凡。

中国作协外联部副主任郑磊表示，中国和西语国家文学底蕴深厚，交往源远流长，该目录的发布不仅得以慰劳一代代翻译家和出版人为中西文学互译工作的辛勤付出，同时在资料保存、服务研究、便利实践等方面为中国与西语国家的文学界、出版界、翻译界和文化交流机构提供了一份可信的参照。

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书目总编曹轩梓详细介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西语译本目录》收录标准、译介趋势、译者力量等，并呼吁相关领域的学者专家继续提供更多书目信息、版本资料和封面线索，持续完善中西文学互译文献体系。

中国作协外联部副主任郑磊、北京塞万提斯学院院长易玛与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书目总编曹轩梓（从左至右）共同发布《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西语译本目录》和《汉译西班牙语文学图书目录》

“生于80年代”对话：进入历史的路径

跨国作家对谈单元，聚焦不同国家青年作家如何以文字重构未亲历的宏大历史。智利作家保丽娜·弗洛雷斯生于1988年，成长于皮诺切特独裁统治落幕之后，她没有亲历独裁，却用写作穿越了那段历史。其处女作短篇集《最后假期》立足父辈记忆，书写9个童年的故事。作家称写下这些故事是“本能性的”，源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她谈到一种对于历史的认识——“过去是失败者的过去，胜利者都是向前看的”，经历了独裁时期残酷的贫困之后，智利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有所发展，但当时的宣传包括很多智利人都提倡抛弃贫穷的出身，“向前看”，智利社会存在“遗忘创伤、追逐发展”的主流氛围，底层群体深陷出身与阶层认同矛盾。这种倾向让作家感到空虚，她认为“抛弃你的源头”是一种“不幸福的生活”。所以在小说集中，她写这一时代大多数人的经历，反映底层普通人在大时代中的挣扎，以及他们为了战胜贫困所做的努力。

西班牙作家阿罗亚·莫雷诺·杜兰1981年出生于马德里，是西班牙民主转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西班牙人。凭借《共产党员的女儿》斩获西班牙批评之眼奖，以“后记忆”写作视角，借家庭微观命运折射弗朗哥独裁、欧洲民主转型等时代变局。她谈到，西班牙社会对独裁历史表述审慎，家庭、校园普遍回避创伤叙事，代际记忆断裂问题突出，更年轻一代关于历史所知的可能越来越少。“历史不能改变，但我们可以思考和质疑”，杜兰也认为，写作是填补历史空白、向后代传递家族记忆的载体，文学中的个体故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宏大历史的距离感，传承历史记忆。

樊迎春系统梳理并比较了中国“70后”“80后”两代创作者的创作脉络和鲜明代际差异。她认为“70后”作家作为转型夹缝一代，率先将日常生活书写确立为文学表达的正当权利；而“80后”成长于社会稳定、经济高速发展阶段，以微观日常、个体内心书写回应历史和时代，写出一代人成长中所经历的精神困惑。

“生于80年代”——中国、西班牙、智利青年作家对话现场（从左至右：赵超、阿罗亚·莫雷诺·杜兰、保丽娜·弗洛雷斯、樊迎春）

当被问到“女性写作”是否存在一种独特的、与男性写作不同的“进入历史”的方式时，现场嘉宾认为，女性历史书写的视角确实会有所变化，比如革命英雄题材的作品中很少会出现“生育”等情节，但如果女作家写这类题材，视角会发生变化，有更多关于女性的认知和感受。大家认为，女性作家偏爱日常细节、身体与情感隐喻，以温和坚韧的叙事完成对历史的另类对抗，更擅长从“家庭”“小我”去写历史，捕捉其中的个体情感与细腻人性；同时也指出性别差异并非创作分野，作家个体经验、生命体验的影响远大于性别标签，在包括学术写作在内的很多创作领域中，女性作家也可以对历史采取“正面强攻”的姿态。

谈及AI与写作的话题，阿罗亚·莫雷诺·杜兰认为小说是即时性的创作艺术，与创作者当下的情感、认知等息息相关，“而人类是这样的复杂，我难以想象AI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樊迎春以摄影与绘画的关系类比人机创作关系，认为人类独有的生命情感、复杂个体经验仍是文学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不必恐惧技术取代创作。保丽娜·弗洛雷斯对此表示赞同，她引用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在《苦甜爱欲》（Eros the Bittersweet）中的分析表示，“人类的写作从它诞生之初就是伴随着痛苦、牺牲和大脑的撕裂而来的。而AI写作没有经历过这种进化，因此它无法真正复制人类由于这种痛苦而爆发出的创作本能。”她也对AI参与文学创作的未来感到好奇，“AI最初出现的时候并不是用来写诗的……我希望见证新技术的发展，也许新的巴别塔正在建设之中”。

在短视频盛行、AI能写诗写歌、新闻以流量为判断标准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文学？对于一直被讨论的文学实用性的问题，阿罗亚·莫雷诺·杜兰认为，文学不是一种必需品，文学是一种存在方式。“我们身边有正在发生的历史，这个时代也有很多难以理解的事情，我写作是为了理解，它让我更好地同情和理解别人。”保丽娜·弗洛雷斯更是直言：“文学就是无用的，而无用的东西是美的。”文学就像造梦，把自己头脑中的一切通过文学表达出来，穿越时间和空间的阻隔，作者与读者相联通，“加上文学翻译，简直就像个三方游戏”，“这种感觉太棒了”！

本次中国－西班牙－拉美文学交流会由中国作协外联部、北京塞万提斯学院、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作家出版社和外文书店共同举办，是青年作家跨国交流的一次有益尝试。主办方表示，未来将持续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推动更多中外青年作家、评论家展开跨文明文学交流，以翻译与书写为纽带，深化中国与西语世界文明互鉴。 （欣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