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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生于1896年，1903年进入私塾念书，由传统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到古典诗词的最初熏陶，前后接受了五年传统的私塾教育，随后科举废，入学堂，并于16岁时离乡赴杭。其《自述诗》（十八首）云：“离家少小谁曾惯，一发青山唤不应。昨夜梦中逢母别，可怜枕上有红冰。”1从留下的近600首旧体诗词，以及在小说中所流露出来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踟蹰徘徊，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郁达夫的胸襟之中蕴蓄着传统文人的意念情怀。然而，在经历了离乡去国乃至国殇家恨之后，于其血脉之中经流不息的文人传统，又是如何与渐次生成并趋于饱满的现代意识相得益彰，参与到旧体诗词写作之中的？对于颇具传统文人气质的郁达夫而言，尽管遭受着家国历史的激荡与自我内面的衍变，身上的“文人传统”始终未曾失落，这或许是郁达夫最难能可贵之处。

在新文学所形成的思想资源中，郁达夫的学养经历及其生命中一以贯之的旧体诗词写作，固然与传统不可分割：“他的诗，得力于黄仲则、洪北江，对清代名家吴伟业、王士祯、袁枚、朱竹垞、赵瓯北、王昙、龚定庵俱有所借鉴。在唐诗中，他酷爱白乐天和刘禹锡。为了畅而不滑，外秀内浑，他还认真研究过阮籍、嵇康、陶渊明、谢朓、鲍照的著作。作词不多，偶一为之，如楷书大家放笔写行草，言情状物，略似柳永与纳兰容若，而沉郁过之。”2这也标示了“五四”一代的传统文学素养，尤其是对古典诗词及其所流寓而成的情感蕴藉与文化宏愿的钟情有加，更是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传承了中华诗学与文人传统；然而，20世纪上半期以来，现代风潮的冲刷，更是绕不过去之所在。因此，在讨论所谓“文人传统”时，既要追往事，亦不可断来者，正是在传统与现代的相互鼓荡、彼此龃龉乃至碰撞撕裂的汇聚糅合中，方可确认其经典化的地位而归入“传统”的范畴，并促成文人之传统在现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

一 古典诗词与现代小说：作为抒情主体的郁达夫/黄仲则

郁达夫的旧体诗词传统意味较浓，其对古人及古典意象的借鉴颇多。表面上看，郁达夫的旧体诗词与带有实验性质的自叙传小说似乎分属两种截然不同的意义和情感系统。但若对郁达夫深层的精神界域及文学文本内在的抒情形态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其古典诗词与现代小说的内质是既彼此独立又相互渗透的：传统与古典的抒情方式、写作思维乃至语言形式，与其自叙传小说所要传达的幽微的欲望心理、文化情思以及家国情怀，经常相互印证，参与到现代主体的建构过程中，并加以填补、充实和丰富。如是这般的建构过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传统意念与现代主体的纠葛。郁达夫的古典诗词对世事的记录、与友朋的唱和交游，对极为私人化的生活现场与生活实感的记述，与小说中的自叙传特性若合符节。比如，其抒情与酬酢的词作《扬州慢·寄映霞》以及《西江月·白话词一首贺救济院举办之集团结婚》等。其二，抒情形式与语词意象的结合。与主体相关联的，则是郁达夫诗词与小说中的抒情形式与美学自觉，现代主体的形成与寄寓于斯的言说和书写彼此契合。比如词作《卖花声·送外东行》便是代表：“梦里哭君行，疑已天明。（孙荃）/醒来却喜夜沉沉。（郁达夫）/不是阿侬抛不了，郎太多情。（孙荃）//无语算邮程，暗自心惊。（郁达夫）/途中千万莫多停。/到得胡天安住后，寄个回音。（孙荃）。”3其三，宏大叙事中的家国历史与个体话语中的幽微情绪的互存。郁达夫一直以来都为家国情怀所缠绕，也时常沉溺于自我情思难以释怀，于是公与私、个体与国族以及情感与理性等，始终于诗词中熔铸汇通。关于这点，《毁家诗纪》存有诗歌十九首，词一阕，表达民族家国之大历史时，又与自身的情感经历与情绪导泻相勾连。就此而言，这样的诗词写作与其自叙传小说（如《沉沦》《银灰色之死》《青烟》等）事实上便存在着深刻而内在的关联。又如，作于1916年的《席间口占》，就曾收入小说《沉沦》中，诗歌与小说之间更是保留着直接交汇与深层对话。

关于郁达夫诗歌与小说的互文性关系，在虚实之间游移的抒情主体黄仲则身上可见一斑。根据郁达夫在1932年写的《关于黄仲则》一文，他十三四岁在杭州读中学时，即在书铺购得黄仲则的《两当轩集》，十多年后到安庆教书，“闲来无事，想多读一点线装的旧书，才又买了一部两当轩全集，从头至尾地细读了两遍”，尤其对黄仲则那种“落落寡合的态度”以及潦倒短命的一生，印象最深。4郁达夫本人的诗风与“诗格”，固然颇受黄的影响，然而饶有兴味之处在于，郁达夫颇负名气的小说《采石矶》还以诗人黄仲则为抒情主体。可以说，在精神丝缕的彼此牵引之间，在写实与虚构的相互映衬中，文人传统在现代中国的存在境遇，得以通过诗词/小说的特定抒情形式加以呈现。

创作于1922年的小说《采石矶》是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中别有意味的一篇，小说以杜甫的“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为题记，主要展示了“神经过敏”的黄仲则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黄仲则是一个身患“忧郁症”的知识青年，有着“孤傲多疑”的性格，每当他遭遇心理抑郁和精神挫伤时，内心散发出来的深切忧郁和哀伤便形成了他的精神病征兆，恰在此时，挺身而出缓解其“神经病”的往往是古典诗词这一药石。也就是说，只要是精神上的焦虑和苦痛一发作，古典诗词的力量便自然而然地随之参与其中，彼此形成衬托或对应。当他遭受爱情挫折时，有感于自身少年的悲哀，写就了几首律诗：“大道青楼望不遮，年时系马醉流霞……”当吊唁他心爱的“薄命诗人”李太白之墓时，内心的悲戚涌上心头，“束发读君诗，今来展君墓……”当他大病初愈，顿感“无聊”时，于是援笔成诗：“抑情无计总飞扬，忽忽行迷坐若忘……”5如是等等，不一而足，说明抒情主人公黄仲则似乎想通过古典诗歌的方式，治愈内心的愤懑与灵魂的焦灼。但这只是问题的表面，文学诚然只是/能以“纾解”的方式作用于黄仲则的精神病疾，并非能够真的解决焦虑的药石。因而不妨首先将蕴于诗词/小说之中的“文学性”释放出来，因为对于郁达夫而言，古典诗词的审美的力量并没有强大到能直接作用于现实病痛。回到黄仲则身上，他实则是先发现了“文学”，然后才通过文学“发现”自己。“文学”与他的自我是一种相互缠绕和纠葛的关系——随着诗歌的吟诵、内心的吐露以及小说情节的推进，“文学”得以逐步深入到黄仲则的“精神”世界进行透析。从中可见，文学的方式不仅是黄仲则消解忧郁和痛苦之“沉沦”的“升华”之法，而且是写作者得以实现对其进行精神解剖和分析的媒介。与此同时，郁达夫也通过文学的形式——尤其是古典诗词与自叙传小说中的自“我”表现和铺陈——实现了抒情主体的精神之“解剖”，从而对包括知识青年在内的“小国民”的精神分裂与身体病症进行互证式的分析。在此意义上，郁达夫代表着现代文学以精神分析为媒介实现的时代欲望满足，也与“五四”新文学带有文化政治导向的文学生产与书写实践高度契合。

然而，郁达夫又认为，文学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真正的文学与“纯客观”的描写相去甚远，而诗歌所追求的并不是直接的社会目的和伦理目的，而应该在执着于“真”与“美”的创作原则中纯化自身的艺术价值，其所体现的必须是诗人内在的意图，表达出“赤子之心”和情绪/情思的真，这才是艺术成为艺术的关键。然而，纯粹的艺术所代表的又不是一个封闭系统，在具体的流通与接受中，好的艺术作品同样能发挥出自身的现实效力，间接地影响读者，产生较高的社会价值。因此，对于郁达夫而言，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的创作，不能为了社会和伦理等外部功利目的而削足适履，妨害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这样的“目的文学”必然会因为顾虑过多而丧失其真实性和纯粹性；相反，诗歌/小说的生命在于其内在品质，需要在真与美的塑造中表现出自身的独特价值，唯有如此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品，才能散发出感人肺腑、催人奋进的思想光芒。

二 古典诗词与文人传统：从“艺文私见”到公共诉求

与郁达夫的诗词、小说关系较为紧密的，自然是他的美学理论与写作观念。郁达夫的美学理论与创作意旨，套用其一篇文论的题名《艺文私见》，是一种个人化与审美性都较为浓重的艺术探索。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向内开掘的方式实现自身艺术创作的文学独立性，又是如何漫溢而出，由内而外地寻求与大历史之间的对应的？这样的微观情感与宏观形式的对应，是否能毫无扞格地参与到其美学实践与话语建构之中？这是探究郁达夫文艺思想与诗词创作之关系的关键所在。

在1922年发表的《艺文私见》中，郁达夫认为当时是一个“混沌的苦闷时代”，“目下中国，青黄未接。新旧文艺闹作了一团，鬼怪横行，无奇不有”。6在摇摆不定、混沌不清的历史时代，在具有现代意味的文学符码生成过程中，采取何种思想方式、理论向度和创作姿态，成为现代文学写作者亟须面对的问题。而郁达夫的诗词写作，例如《感时》：“和战何年议始成，荆襄封戍尚连营。谋倾孤注终无补，乱到萧墙岂易平？南渡君臣争与敌，中原父老厌谈兵。题诗大有牢骚意，泣上新亭望帝城。”7在这首作于1918年的诗中，诗人借南宋偏安苟存以寓内心之悲愤，在咏史感怀诗中注入了时事政治的元素，再现了感时忧国之文人传统。然而，如《自述诗（十八首）有序》《毁家诗纪》《梦醒枕上作》《满江红》等诗词，则是将本人的精神心态、思想情绪，甚至潜意识中的欲望以及在抑郁中的烦闷，都通过“夫子自道”的方式进行内心解剖和精神分析。

郁达夫的诗词写作不仅体现出一种对转型时代、混沌社会和国民精神迷乱的关注，而且更深入开掘了个体内部的灵魂躁动、情绪郁结和欲望纠斗。然而，诗词作品中的“我”与代表作者立场的“我”之间的关联却是极为复杂的，文学作品存在着其特有的独立性空间，但也并不代表可以完全割断两者的关系，尤其是在中国当时特有的时代氛围和思想空间中，诗词中的抒情主人公（即自叙主体“我”）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新旧文学接续过程中特定的话语机制，以及文人传统在言说过程中所含蕴的现代意识——一种深具国家民族意义的主体情感/精神/心理表达介质中的形式体现和具体生发。

从文学创作层面而言，郁达夫旧体诗词中的抒情主体不仅是作者赖以形式化为诗歌文本的轴心要素，通过“自白”和“抒情”的方式，表征社会历史境况、透视精神状况以及无意识欲望的介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主体成了解剖和分析的对象，郁达夫怀抱着“自我就是一切，一切都是自我”这个“自我扩张Erweiterung des Ichs的信念”8，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句话，是千真万真的”，并进一步指出“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者的艺术紧抱在一块”9。一方面，诗歌中的抒情主体往往成为一个自足的系统，体现出如同人体内部经脉、血液及身体机能的稳定运转状态；另一方面，主体也成为作者及其“自我”信念的延伸，因而当对以抒情为核心所进行的规模化延展进行审视、剖析时，可以指示出作为一个时代表征的无意识欲望。

漫问王沦意浅深，一杯难得与同斟。

况当烟月扬州夜，来话秋风异域心。

欲把长戈挥落日，敢违远志恋清砧。

男儿要勒燕然石，忍使临歧泪满襟。10

这首《七夕行装已具，邀同学数人小饮于室，王一之有诗饯行，依韵和之》，是应和之作。郁达夫此番回国与孙荃结婚，尔后再返日本，与友朋惜别时得诗为赠，随而作诗复答。诗人先是回忆与友人离别时的情景，离乡背井的复杂情思于焉显露，虽恋想家室，然不敢遗落报国建功之情怀，在这里，离别之情与济世之怀兼而有之。然而，事情的复杂性还在于，在几乎同时期作的诗中，郁达夫又写道：

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

剧怜病骨如秋鹤，犹吐青丝学晚蚕。

一样伤心悲薄命，几人愤世作清谈。

何当放棹江湖去，芦荻花间结净庵。11

这首《新婚未几，病疟势危，斗室呻吟，百忧俱集。悲佳人之薄命，嗟贫士之无能，饮泣吞声，于焉有作》，虽与前作时间较近，然而其所透露出来的气息却全然不同。诗人于病中慨叹生死无常的同时，对世界产生了悲观以至于虚无的念想，甚至意欲效仿范蠡“放棹江湖”，将生命消融于自然。这固然源于病痛的折磨，然而，时局的扑朔迷离，远赴他国的离愁别绪，更令郁达夫纤细的情思偶显隐匿之念。又或许是与“前生若道无缘分，不合今生配作俦”的妻子孙荃新婚之际，不想“青衫红粉两蹉跎”，所以想到“偕隐名山”，乃至“同死化鸳鸯”亦无怨。12可见，尽管郁达夫不忘救国图存、建功立业，然而在其间，儿女情长却又不是可以一笔勾销的，而且离别时的怨愤之情还时常浮现，萦绕心头，成为诗人情感世界中挥之不去的思绪。

同样是诉说去国离乡的悲情，到了1938年末，郁达夫应新加坡《星洲日报》之邀赴任编辑时，从福建出发奔赴异域的途中，写下了《星洲旅次有梦而作》：“钱塘江上听鸣榔，夜梦依稀返故乡。醒后忽忘身是客，蛮歌似哭断人肠。”13诗人一开始即梦回乡间，钱塘江渔夫的鸣榔声声入耳，随后由李煜的《浪淘沙》之“梦里不知身是客”为典，写出了己身酒后大梦，寄寓他乡的惆怅苦楚，更有甚者，新加坡当地的蛮歌此时又传入耳际，孤独与惆怅更是涌溢心间，难以释怀。

而在接下来的《小草》中，诗人开篇即言己身之报国情怀，“生同小草思酬国，志切狂夫敢忆家。”14家国襟怀在深入新加坡开展抗战活动之际，表现得更为突出，如在《冯焕章先生今年六十，万里来书，乞诗为寿，戏效先生诗体》中就写道：

马二先生真好汉，能屈能伸能苦干。

昔从西北练精兵，今到中央弄笔杆。

莫嗤丘八变诗人，杜甫伤时涕泪新。

箕豆相煎何太急，英雄虽老岂轮囷。

抗战今年将胜利，加强团结全民意。

同室操戈大不该，先生呼唤声声泪。

六十年间教训多，从头收拾旧山河。

预期直捣黄龙日，再诵南山祝寿歌。15

同为归隐，也同样涉及范蠡和西施之典故，在1943年所作的《无题四首》中，却显现出了不一样的味道：“赘秦原不为身谋，揽辔犹思定十州。谁信风流张敞笔，曾鸣悲愤谢翱楼。弯弓有待山南虎，拔剑宁惭带上钩。何日西施随范蠡，五湖烟水洗恩仇。”16之前所提之范蠡，只因乍婚之际的私情使然，不想虑及外界纷扰，故而单纯是涉及其归隐事；然而随着抗战的深入，家国民族的情绪愈加厚重，郁达夫的诗歌也多了几分沉郁和悲愤，御侮报国之心更为激切。

三 审美诗学与文化政治：文人传统的现代性转化

郁达夫在《艺术与国家》中指出：“艺术所追求的是形式和精神上的美，我虽不同唯美主义那么持论的偏激，但我却承认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17对艺术美的追求是郁达夫文学创作的深层主旨，其提倡“令人痛快地发表个性”，主张将艺术家个人的心理体验和精神旨向“毫无保留”地加以表露，尤其将作品中的抒情主体与写作者的自“我”的延伸相契合；然而另一方面，崇尚艺术美抒写的郁达夫却又认为，“表面上似与人生直接最没有关系的新旧浪漫派的艺术家，实际上对人世社会的疾愤，反而最深”。18在诗词述怀中，郁达夫主要通过个体情感经历、思绪怀想的抒发，以自“我”（包括作者本体及其精神延伸）表现为旨归，创造出那个“青黄不接”的时代表征。在理论阐述和实践探索中，郁达夫也在不断思考着自己的艺术创作，他认为，“脚离大地，空幻绝伦”的艺术创作很容易因为其空泛和虚无而游离真实，而“打破环境，创造自我”，便可在创作中实现“以写实主义为基础，更加上一层浪漫主义的新味，和殉情主义的情调的文学作品”。19郁达夫是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但是这并不代表他沉湎于“一尘不染”的艺术净土，现实政治环境的紊乱和社会历史的浑杂，同样在其意欲追求“纯粹”艺术表现的古典诗词世界中掺入了尘屑和杂质，在艺术创作与生活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种种纠葛，这些方面尤其在郁达夫的后期诗词写作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郁达夫因情感纠葛、战事紧张等原因，背乡去国，旅居新加坡，如前所述，《星洲旅次有梦而作》悲情缭绕，在思乡情切之余，郁达夫还以“张禄有心逃魏辱，文姬无奈咽胡笳”20来表达因感情纠葛而去国离乡的无奈之情，甚至从自我情感上的无望而“参透色空真境界，一瓶一钵走天涯”21，移情至对国事危难的思怀，“烽烟旷劫三吴遍，沧海乘桴咏四愁”22，延此精神理路，发展到直抒对抗日胜利、民族雪耻之自信的豪情：“黄龙痛饮须臾事，伫待南颁报捷辞”23。从思想上的纠葛、苦楚、无奈以至畅达，郁达夫古典诗词中情思与怀想的复杂性于焉呈现。“新诗之‘新’并不单纯是语言形式的问题，它的生成和展开同步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整体进程中，20年代之后不断高涨的社会思潮、革命思潮也构成了强劲的激荡。这些看似外部的文化和政治因素，不仅影响了新诗的精神气质和主题取向，同时也在内部塑造了其感受力和想象力。”24尽管这里关涉的是新诗的创作，然而在郁达夫的古典诗词创作中体现得同样明显，其“旧瓶”中始终装载着与时局、时代偕行的“新酒”。

随着创造社的转向和国内社会政治环境的恶化，郁达夫对个人与自“我”的态度产生了重要转变，这时的郁达夫更倾向于放弃“小我”，主张文学应当表现“代表全世界的多数民众的大我”，将自“我”个人的情感扩大到“时代”与“阶级”感情。25到了20世纪40年代，这种精神上的优越感和以精神分析者自居的身份意识，却发生了历史性的断裂。然而，这种随着新的时代变化而产生的位移和转向，呈现出来的并不是一个彻底断裂的形态，处于混沌状态的各方位置的更迭层次也并不分明，以郁达夫为例，在三四十年代拯救民族危亡的大环境中，尽管他对民族文艺并不排斥，甚至是站在支持的立场加以提倡；但是，作为从“五四”走来的知识分子，他还是站在“觉醒者”的角度，怀抱着自由独立的立场，对民族文艺的发展进行了批判性的评议：

在目前的中国，正是提倡民族文艺最适当也没有的机会，……可是在这里，我就感到有两点危险的地方。第一，……狭义的爱国心，狭义的民族主义，是要遗误大事的……第二，……这一种英雄崇拜思想在艺术上的流露，是穷来说富时，老来说少年的回顾的温情，是民族衰老的证明。26

从中可见，尽管是在国家危难之际，郁达夫面对民族文艺的发展，仍然体现出“五四”知识分子所保有的独立批判意识和精神自由度，提醒人们警惕在提倡民族文艺过程中出现的“危险”。直至抗日战争的到来，郁达夫也成功完成了自我的转向，即从具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五四”知识分子和启蒙者，蜕变为站在国家和民族层面的不屈不挠的革命者形象。“全面抗战预示着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凝聚，预示着民族精神高度凝结，预示着战斗意志空前坚韧。面对现实危机与精神转变，现代文学以深沉厚重的家国情怀、坚韧不屈的民族气节与直面苦难的悲剧意识，形成了深沉厚重与激情勃发兼具的生命底色，承受苦难又超越苦难的内在风骨。”27统观郁达夫后期作品，“五四”时期的反思色彩已经褪去，呈现出来的更多是对民族危亡的忧虑以及与日本帝国主义的具体斗争策略，这从抗战爆发后郁达夫所作的一系列文章中可见一斑，如《文化界的散兵线》《救亡是义务》《我们只有一条路》等。在《文化界的散兵线》中，郁达夫重新界定了文化界的“任务”：首要任务是“宣传”，包括呼吁国际社会的援助和争取民族的团结；其次是“组织”，层层联系，最大限度地团结民众；第三是实施广泛的社会性教育；最后，才是“弄笔杆，做文章”。28从一种主体化审美的“真”与“善”之诗学追求，到以群体和国族意义为旨归的文化政治探求，郁达夫文艺思想与创作理念的转变由此可见一斑。

结语

1942年，新加坡沦陷，郁达夫时年45岁，化名赵廉，流亡苏门答腊，写下凄惶交加的《离乱杂诗》：

草木风声势未安，孤舟惶恐再经滩。

地名末旦埋踪易，楫指中流转道难。

天意似将颁大任，微躯何厌忍饥寒？

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29

诚然，郁达夫身上的“文人传统”的保存与延续并非平稳自明，而是在与现代之历史的对接和幽微之情性的抒写中，频繁地产生龃龉、冲击乃至撕裂，这恰恰提示着传统意识曲折衍化的历程，尤其在与现代主体发生缠绕纠葛的过程中，往往呈现相生互存、此消彼长的态势。郁达夫将他大量的心念情绪以至文化诉求，都付诸他的古典诗词创作，比起小说叙事，诗词在他的生命表达中事实上充当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传递出了他精神内部的“文人传统”的复杂演变。

因而，值得进一步探究的地方还在于，在郁达夫的古典诗词文本中，传统与现代血脉交连的过程所呈现出来的审美意识与语言形态，通过特定的抒情形态及个性化的语辞、意象加以呈现，并且在革命话语的参与，特别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战争情势中，郁达夫的“文人传统”观念周旋于诗学与政治的双重焦虑，完成了他的迂回转变。

总之，郁达夫在历史和文本的参差对照中，经历着他颇富私己意识的关乎古典诗词、小说写作以及文艺思想的渐变。诗人在歧路彷徨中不断探询己身合理的落脚点与立足点，并将之接续到现代文学的文化政治理念之中，经由诗词文本极具主体意识的修辞方式，彰显出抒情个体以及集体/历史的无意识，进而完成“文人传统”的现代转化，更显影出文学史、思想史以及知识分子精神史中的复杂性及其意义。

注释：

1 郁达夫：《自述诗（十八首）有序》（其一），《郁达夫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版，第147页。

2 刘海粟：《〈郁达夫传〉序》，李杭春、陈建新、陈力君主编：《中外郁达夫研究文选（上册）》，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页。

3 郁达夫：《卖花声 · 送外东行》，《郁达夫文集》第10卷，第479页。

4 郁达夫：《关于黄仲则》，《黄仲则诗词》，金民天校，上海光华书局1933年版，第3—4页。

5 郁达夫：《采石矶》，《郁达夫文集》第1卷，花城出版社、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第197、205、210页。

6 郁达夫：《艺文私见》，《郁达夫文集》第5卷，花城出版社、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第118页。

7 郁达夫：《感时》，《郁达夫文集》第10卷，第166页。

8 郁达夫：《自我狂者须的儿纳》，《郁达夫文集》第5卷，第141页。

9 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过去集〉代序》，《郁达夫文集》第7卷，花城出版社、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第180、181页。

10 郁达夫：《七夕行装已具，邀同学数人小饮于室，王一之有诗饯行，依韵和之》，《郁达夫文集》第10卷，第235页。

11 郁达夫：《新婚未几，病疟势危，斗室呻吟，百忧俱集。悲佳人之薄命，嗟贫士之无能，饮泣吞声，于焉有作》，同上书，第236页。

12 郁达夫：《寄内五首》，《郁达夫文集》第10卷，第238、237、239页。

13 郁达夫：《星洲旅次有梦而作》，同上书，第396页。

14 郁达夫：《小草》，同上书，第407页。

15 郁达夫：《冯焕章先生今年六十，万里来书，乞诗为寿。戏效先生诗体》，同上书，第448页。

16 郁达夫：《无题四首——用诗纪中四律原韵》（其一），同上书，第474页。

17 郁达夫：《艺术与国家》，《郁达夫文集》第5卷，第152页。

18 郁达夫：《文学上的阶级斗争》，《郁达夫文集》第5卷，第134页。

19 郁达夫：《文学概说》，同上书，第85页。

20 郁达夫：《小草》，《郁达夫文集》第10卷，第407页。

21 郁达夫：《感怀》，同上书，第408页。

22 郁达夫：《和广勳先生赐赠之作（四首）》，同上书，第418页。

23 郁达夫：《祝中兴俱乐部两周年纪念》，同上书，第422页。

24 姜涛：《把“新诗”放回它发生的历史之中》，《南方文坛》2025年第5期。

25 郁达夫：《关于小说的话》，《郁达夫文集》第6卷，花城出版社、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第86页。

26 郁达夫：《谈谈民族文艺》，《郁达夫文集》第6卷，第297页。

27 刘勇：《全面抗战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述史重构》，《南方文坛》2025年第6期。

28 郁达夫：《文化界的散兵线》，《郁达夫文集》第8卷，花城出版社、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年版，第273—274页。

29 郁达夫：《乱离杂诗（十一首） · 十一》，《郁达夫文集》第10卷，第4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