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崔欣，1981年生于上海，复旦大学古典文献学硕士。深耕文学创作领域，多篇小说刊发于《人民文学》《钟山》等国家级核心文学刊物，斩获第二届梁晓声青年文学奖。现任《上海文学》执行主编，执掌这份跨越七十余载岁月浮沉的老牌纯文学期刊。《上海文学》源起1953年巴金先生创办的《文艺月报》，历经更名、停刊、复刊多重历程，见证中国当代文学数次思想变革与文艺浪潮，镌刻下当代文学发展的珍贵印记。

访谈中，崔欣回顾了自己从编辑部“独生女”到主编的成长历程，坦言刊物的传统力量强大，年轻编辑在实践中被这种惯性裹挟、滋养。谈及选稿标准，她强调好作品应具备不可替代性与真诚，警惕“巧言令色”的技巧至上。面对“都市背景下的农耕叙事”现象，她以“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回应，坚持“当代性、探索性、文学性”的办刊方针。

好作品不可替代：动态坐标系与反“巧言令色”

顶端文学：从1953年巴金先生创办《文艺月报》至今，《上海文学》虽历经更名与办刊方针的调整，却始终与文学浪潮同频共振。您2007年进入编辑部并成长为主编，如何看待这份刊物在每一个文学激荡年代所承担的历史角色？杂志的传统是如何在您这一代编辑手中接续的？

崔欣：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踏进《上海文学》编辑部的感受，三十年代的老洋房，办公室的格局就像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一样，包括壁炉架子上整排的20世纪50年代《文艺月报》，时间在这里突然就慢下来。

进入杂志社后，我逐渐了解了这本杂志的历史，它非常了不起。大学时代当代文学史课本里的很多重大文学事件、文学思潮，《上海文学》都参与其中，甚至就是发起者。2023年社庆时，我和同事们一起梳理杂志的历史，总目录里不断跳出经典作家的名字，真如星光耀眼。我们翻阅历年总目录，其实也等于是接过了一份试卷：我们现在所刊发的作品、所发掘的作家，在未来是否也能够成为经典、进入文学史？

我初进杂志社的时候，编辑部里都是40后、50后的老编辑，当时我们302办公室里，除我这个80后之外，最年轻的居然是52岁的金宇澄老师——现在听来简直像个段子，但当时的编辑团队确实面临这样一个青黄不接的境地。老编辑们都即将退休，缺乏年轻的新鲜血液，我就好像是编辑部的“独生女”。现在回想，这一段“独生女”的日子(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我的收获是很大的。

每天就是耳濡目染看老编辑们怎么联系作者、怎么看稿改稿，整个刊物的编校流程如何运作。当时我看完稿子，都要把审稿意见发给金老师看，包括给作者写退稿信，前期他每一封信都要过目，会帮我修改措辞，之后就逐渐放手了。

虽然不像学校里有体系化的教学，但确实是实践出真知。而且像《上海文学》这样的老牌杂志，它的传统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身在编辑部，很自然地就会被这种惯性的力量所裹挟，跟上运转的节奏。2012年前后，越来越多的年轻编辑加入，编辑部完成了大换血，大家也会努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加入一些新的元素。

顶端文学：多年编辑生涯里，您如何在刊物的既有定位与对“好稿子”的追寻之间取得平衡？在当下，什么样的作品才算得上您眼中真正的好稿子？

崔欣：一般新编辑大学毕业进入杂志社，必然会有一个适应与磨合的过程。因为在大学里，所阅读的基本上都是文学经典，但如果以文学经典作为参照系来衡量稿件，那肯定很难有看得上眼的稿件。所以当时金老师对我的要求是，不单看自家刊物，还要多看其他文学期刊的头条作品，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立一个相对合理的评价坐标系。而且，这个坐标系不可能是固定的。随着时代观念的变革，不断有新的文学思潮涌现，所以选稿的标准是动态的，会有所调整。

就我个人而言，比较注重作品的个性，好作品应该是有种不可替代性，不会泯然众人；而且，好的作品是能够体现作者与这个世界的连接的，是真诚的。如果只是单纯地讲究写作技巧，那就属于孔子所说的“巧言令色，鲜矣仁”。

顶端文学：您曾直言“2019年了，没想到还有那么多小说作者停留在冷兵器时代”——都市背景下写出的仍是农耕时代的叙事。作为一份以“上海”为名的文学杂志，您认为它应当坚守怎样的审美取向？文学杂志与它所扎根的城市之间，如何形成彼此塑造、彼此成就的关系？

崔欣：新千年以来，上海把自己的城市精神概括为十六个字，就是“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一份以“上海”命名的文学杂志，在精神上理所当然与这座城市是共通的。早在1987年，《上海文学》就确立了“当代性、探索性、文学性”的办刊方针，这是我们老主编周介人提出的，可以视为我们杂志审美取向的纲领性表达。

上海是中国最早走向现代化的城市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是远东第一大都市。虽然常有人说上海的前身不过是个小渔村，不如那些“千年古都”的历史悠久，但上海有特殊的丰富性，它是压缩饼干式的，浓缩了时间，浓缩了印象，浓缩了人的命运。我希望我们这本杂志也可以体现这种特殊的丰富性。

我们杂志设立过许多与上海有关的栏目，比如关于“海派文学”的再发现、程乃珊的专栏、“城市地图”、“海上回眸”等等。上述这些栏目、内容的设置，也是对读者呼声的一种回应。我们杂志曾经开了一个读者调研会，有读者提出，我们看《上海文学》就是要看上海、看城市，如果一翻开都是写农村的，就有一种“违和感”。

写作只看长板：保护那份没有“登味”的锐利

顶端文学：《上海文学》的编辑团队素以敏锐的文学嗅觉著称，从20世纪80年代发掘阿城、推动“寻根文学”，到近年持续推出青年作家特辑。这种发现“下一件大事”的敏锐如何保持？作为编辑，您的“雷达”是怎样建立的？

崔欣：因为前辈们做得太出色了，所以我们这些后来人压力很大。我还记得复旦大学张新颖教授跟我说过的一段往事。他在读博士前，曾在《文汇报》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他说记得那时候，《上海文学》主编周介人老师经常和他通电话，兴奋地倾诉对杂志、对文学理论的种种新设想，电话一打就挂不断。前辈们对于文学的热忱与投入，实在令人感动。余生也晚，未能得到周介人老主编亲炙，但我所接触过的那些前辈编辑们所体现出的专业和敬业，给了我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曾任《收获》执行主编的肖元敏老师，最初也是《上海文学》的小说编辑，在她退休后，我和她有过一次长谈，她提到了自己编辑生涯中的许多经历和感悟，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经验。

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她当初编发阿城《棋王》的经历。那时她是去北京组稿，在郑万隆家，看到了一篇小说，是中篇。因为时间仓促，不可能一下子看完，但看了几段她就意识到这是一篇难得的好小说。她立刻跟郑万隆说，请转告作者，这稿子不要再给别人了，赶紧寄到《上海文学》编辑部来。在当时的文学环境下，《棋王》是很标新立异的，所以刊发前编辑部还有过讨论，最后是理论组的李子云老师他们拍板说，小说要发。这也是见出编辑的眼光与魄力的。对我来说，就是希望能够将前辈们建立起来的这些好传统继续传承下去，我也很喜欢把这些故事讲给更年轻的90后编辑们听，互相勉励启发。

顶端文学：您曾在盲评会上读到段文昕的《离行夜灯》，被其中“人心幽微之处”打动并刊发于“新人场特辑”。请您谈谈一个编辑是如何从海量来稿中识别出“那道光”的？您所说的“青年独有的新鲜与锐利”具体指什么？

崔欣：《上海文学》从2016年开始，每年推出一期“新人场特辑”，到今年已经整整十年了。我是从2019年开始接替金宇澄老师担任复旦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的校外导师，每年会分管三四个学生，主要是给他们的毕业作品提出修改意见。每届一个班二十多名学生，我会在预答辩前把每个学生的毕业作品都看一遍，也是希望能在其中发现好苗子，可以在我们的“新人场特辑”中推出。编辑看到真正的好稿子，一定是会激动的。

我第一年去做校外导师，读到伍华星的小说《凼凼转》，是用粤语白话写作的，当时，具有同样语言风格的林棹的《潮汐图》还没有发表。伍华星的校内导师是王安忆，校外导师并不是我。那次预答辩时，我就直言这一批毕业作品里这篇是最好的，我希望能在《上海文学》上刊发。没想到这样优秀的一篇小说，在他们毕业作品盲审时，居然没有通过，有一个评审打了不合格。伍华星当时很沮丧，一般来说，盲审不通过，教务都不建议学生申诉的，觉得改判的可能性很小，所以他当时已经要准备延毕了。

我请他的同学带话给他，希望他一定要申诉，如果需要，我们杂志社也可以给他开用稿证明，如果这可以对申诉有帮助的话。后来王安忆老师也支持他申诉，而且最后还真的改判了，他也顺利如期毕业。他的第二篇小说也是在我们杂志发的，张怡微给他写评论时，还笑称他是在《上海文学》寻到了知音。我现在回想，当时《凼凼转》打动我的，一个是语言上的新鲜感，另一个就是一种年轻人看待世界的态度，带着好奇、善意以及幽默感，并不故作老成，用现在的流行语来形容，就是没有一点儿“登味”。

相比之下，有的学生作品非常老练，得了不少文学奖，是班里的得奖专业户，但我觉得那位同学的小说虽然看起来技巧很娴熟，完成度很高，但看不到作者的本心，看不到他与这个世界的链接，看不到一种年轻人才有的心性与劲头。我觉得青年人写作可以不熟练，可以有短板，但一定要有一块特别长的长板。写作的区分度是只看长板的。

包括你提到的段文昕。我是在他们那一届的一次作品盲评会前读到她的短篇，其中写母女微妙的情感关系，写得很动人。等到盲评会上，她又提交了一篇修改稿，我是现场看的。最后那次盲评会，她的短篇得了第一名，但这个第一名，是评给她的那篇初稿。因为修改稿虽然增加了更多的内容，看起来小说想要表达的维度更多了，可原本最动人的那一块反而被遮蔽了。有时候对稿子的修改就会这样，努力想要让水桶的每块木板都一样齐整，反而使得长板不再突出，变成了平庸之作。后来段文昕毕业、求职，我们一直都有联系，我也一直在鼓励她继续写作。前一阵她很开心地和我说，她有一篇小说即将发表在今年的《收获》青年专号上，我也由衷地为她高兴。

顶端文学：从钱谷融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到陈思和、张新颖等批评家，《上海文学》始终保持对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视。在当下文学批评影响力式微的语境中，一本文学期刊如何在推进作品发表的同时，保持对文学思想的介入力度？

崔欣：文学批评从来与文学创作密不可分，二者是互相推动和互相成全的。一部作品的思想性决定它能走多远，是否担得起时间和广大读者的审视。看起来，时下文学批评的影响力在式微，这可能与整个社会的思潮转型等外部环境有关，但是作为一本老牌的纯文学刊物，在这样的环境中，继续从细处、从具体的文本出发，坚守在当代文学现场，并找到自己的立场，去寻找、捕捉当代文坛的发展规律、脉络，并以此促使新的有思想性的作品诞生，就显得更为重要。

这是文学批评的突围，但根底上也是当代文学的突围。《上海文学》的理论板块有着辉煌的历史，而在当下，我们考虑的就是怎样去延续这样的传统，不是单向度的简单延续，而是与时俱进地以新的思维路径重新激活这样的传统。这也是一本刊物整体的思想性的体现，是《上海文学》的特点之一。

数字化不可逆：编辑的核心竞争力仍是做内容

顶端文学：短视频崛起、AI写作介入、读者注意力碎片化，传统文学期刊面临严峻挑战。您领导下的《上海文学》如何应对数字时代的冲击？从网络平台推广到播客《生活在上海》，这些新媒体实践背后的思路是什么？

崔欣：其实所有的实践，背后的思路就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我们的专业是编辑，擅长的是做内容。无论用什么方式什么途径来对杂志进行宣发，首先还是要有过硬的内容。先把杂志内容做好，这也是一种“不变应万变”吧。这些年，我们在杂志的专栏方面花了不少力气。因为一般的小说、诗歌、散文，各家杂志其实不那么容易拉开差距，整体水平都差不多。反而是专栏，更能够体现杂志的特色，体现编辑团队的策划力和能动性。我们接连推出的陈冲的专栏“轮到我的时候我该说什么”、徐皓峰的专栏“‘十七年电影’中的世故人情”“《红楼梦》中的导演课”、王恺的专栏“望野眼”、柏琳的专栏“越过边界”等等，反响都很好，有很多读者就是为了看专栏而买杂志的。

我们和《生活月刊》合作的播客“生活在上海”，灵感也是源于我们杂志2000年前后的一个专栏“城市地图”，当时是约请了一批上海本地的作者，书写各自熟悉的城市一角，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纸上的City walk。如今不过是换一种媒介，让作者们通过播客的平台讲述一个具有文学性的上海，而杂志社的定位始终是内容的提供方。

顶端文学：在算法推荐与短内容当道的时代，一份坚守纯文学定位的月刊该如何定义自己的未来？除了保持纸刊的高品质输出，是否会在数字订阅、会员社群、文学活动等方面拓展可能？

崔欣：阅读数字化应该会成为大趋势吧，事实上现在我们都已经很习惯阅读电子书了，杂志将来总也会走到这一步。编辑的工作重心与核心竞争力还是在做内容，至于拓展推广的渠道，我们也在逐步做尝试，希望能跟上时代的步调。

顶端文学：假如十年后回看今天，您希望这一时期的《上海文学》为文学史留下什么样的声音？

崔欣：我很喜欢看我们杂志的总目录，这可能与我的文献学专业出身有关，喜欢与目录打交道。总目录里能看出很多东西，甚至可以当作一部简化的当代文学史来看。看总目录的时候会发现，某些时期风头很劲的作者，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按图索骥翻出他们的作品来看，会发现有一些当时很火的作品，现在看起来觉得很落伍，甚至可笑。所以只有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才会成为真正的经典。我希望十年后回看今天的杂志，依然觉得我们所刊发的作品是优秀的、有价值的，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代编辑团队所体现的《上海文学》的审美品位，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