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人最深邃、最自由的存在方式之一
子禾，1984年生于甘肃庆阳，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专业。作品散见于《诗刊》《十月》《西湖》《作家》《花城》《芳草》等文学刊物。出版长篇非虚构《异乡人：我在北京这十年》、小说集《野蜂飞舞》、长篇小说《猴命》等。入选第七届“十月诗会”，入围第八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决选名单。现居广州
打磨文字就是为作品“刮油”
王辉城：我最初知道你，是读你的长篇非虚构《异乡人：我在北京这十年》，之后又读到你的小说集《野蜂飞舞》。你的文字总体给人克制、内敛与凝练的印象。你受过很长时间的诗歌写作训练，我想问问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转向小说写作的？在你看来，诗歌与小说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子 禾：我读诗写诗有二十多年，或许克制、内敛与凝练早就内化为对文字的基本要求。在小说上，追求精确凝练也必不可少，打磨文字是为作品“刮油”——刮掉多余的油脂，让语言遒劲有质感。
2019年9月脱产去中国人民大学读书之前，我就决心转向小说。从大学时代起，我心中一直有点知识分子的自许，而要面对当代的复杂性，小说因其庞大的吞吐量，比诗歌具有更强的适应性。如果一个作家具有足够的决心、想象和心力，他的作品几乎可以囊括整个世界——我说的是长篇小说。
王辉城：你新近出版了长篇小说《猴命》，阅读这部作品，我时常会想起自己家乡的老人。在这部小说里，你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来叙述乡村老人的晚年命运。可以聊聊这部小说的灵感来源吗？以及，想听你更具体地聊聊“当代的复杂性”。
子 禾：小说源于我看到的一则不起眼的新闻。一个老人撞倒一个老妇人，两家起了冲突，老妇的家人将她丢弃在老人家门口。新闻中的老妇最终被老人送回去，在村委协调下赔偿了事。看到这个新闻时，我感兴趣的不是各方人物的道德对错，而是想，如果老妇人真的被丢给一个自身难保的老人，他们将如何面对这一近乎无望的境遇。这个境遇聚合了贫穷、生死、责任、家庭、尊严等问题，这些问题作为永恒的文学母题，蕴含着普遍性的人类处境。当然在具体的写作中，我用自己的生命经验将这个故事西北化了。
因此，《猴命》表面写一个西北乡村留守老人的故事，实际上我更愿意将其看作一个现代寓言，关乎所有老人，乃至关乎所有人：当衰老和疾病降临，当肉身无法负担自身，当生活日常骤然瓦解，当命运的“老猴”骑上肩头，我们将如何面对？小说中，对主人公甘改善而言，被撞的陈秀兰不仅仅是受害者，更是他“命运的老猴”。
我说“当代的复杂性”，是想描述这样一种几乎所有人都面临的处境：当下的物质、知识和传媒十分发达，但这众声喧哗的境况，在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缺乏敬畏、包容和独立，趣味媚俗化、粗浅化和单一化的不良倾向。在海量难辨真伪、无奇不有的信息中，人人在参与信息化的同时也被信息化，这对社会发展无疑是不利的。
王辉城：《猴命》是你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创作过程中，遭遇的最大困难是什么？又是如何克服的？
子 禾：最大的困难是如何走进并“照见”人物的内心世界。大家印象中典型的中国农民吃苦耐劳、木讷老实，但这是外视角的观察。当一个病老之人面对不测命运时，如果无法深入其内，就无法表现其命运之重，所以外视角失效了。
我用了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结合的一个复合视角——就像在主人公甘改善的额头安装了一个隐形摄像头。这样一来，他遭遇的一切就同时被两双眼睛看见。我相信，即使最粗鄙的人，其内心也远远要比外显的丰富无数，只是他们无法表达出来而已。
调动目力、听力、心力，感受人物的心跳
王辉城：《猴命》中，两位老人的命运因交通事故被迫拴在一起，甘改善负责照顾被自己撞伤的陈秀兰。两位老人像是被各自家人抛弃，他们的委屈和自尊，被你刻画得细腻而深邃。你将这本书题献给父辈，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父辈的生活？小说人物有原型吗？
子 禾：离家上大学之前，父辈的生活某种程度上就是我的生活，所以无须刻意关注。他们如何艰难谋生，如何勤劳一生却依然庸碌，如何训斥和咒骂妻儿——这些，我都太熟悉了。我写“献给我的父辈”，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有多稀缺，更不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暗含多少伟大成分，仅仅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就是那样，且至今如此。从小说的眼睛看来，那是一种值得被审视的生命样态，甚至某种程度上或可视为人类存在状态的一种隐喻。
小说中那个样貌模糊的村子，就是我长大的村子，人物也有村里人的影子，但都经过了大量加工与变形，被我美化了。《猴命》有现实关怀，也基本是现实主义的形式，但我不满足于此，我更想让它溢出现实主义，从中长出精神性的、现代性的、超现实的东西。
王辉城：超现实的、精神性的东西，可以理解为诗性吗？我比较好奇的是，这部“献给父辈”的书，你的父母或者亲朋们会去阅读吗？当他们辨认出小说中的原型人物，会不会对你造成一定的压力？
子 禾：是的，我指的是那种富于诗性的尖锐的瞬间，它们刺穿主人公无聊沉重的现实，抵达了一种精神深度。比如，甘改善从陈秀兰身上恍惚看到自己的母亲，这个观照使得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孩子，那一刻他内心纯净而无助，同时又像一个失去母亲的孩子那样悲伤。再比如，上坟时小孙子问他：“爷爷，你刚才在和谁说话？”他说：“给你太爷和太太烧纸，就是给你太爷和太太说话……”小孙子不解：“可他们不在了还能听到吗？”甘改善愣怔一下，说：“他们在，他们在天上。”在这样的瞬间，甘改善更深地理解着生，也更深地理解着死。
作家确实会被他所写的人物原型审视，这是无法回避的。倒也不至于上升为压力，毕竟小说是虚构的，也绝不是道德评判。亲友村人有可能会看到，但如果可以的话，我不希望他们看到，我不希望他们因此感到困扰——因为他们最可能看到的恰是故事表面的道德问题，而这并不是重点。
王辉城：你小说中的人物基本上是普通人。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人，你会写到他们灰色的一面，比如他们疑犹、愤怒、悲哀的闪念。这种闪念是如此普通，又是如此普遍，可以说是共同的人性。可以聊聊你人物塑造的技巧，以及小说上的师承吗？
子 禾：现代小说的使命就是书写普通人的生活，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史和生命史。这是现代小说的伟大之处，因为这恰恰体现了它精神内核中的人性。小说中人性往往高于道德性，所以我写作从不过多考虑道德立场，善与恶在小说中都服从于真，被平等审视。
我受到许多作家的影响，比如库切、契诃夫、特雷弗、卡夫卡、鲁迅等，但我受的影响并不在于技巧。我从没在他们的作品中看到“技巧”，我感受他们作品中的心跳和呼吸，感受他们的叙述节奏，感受他们的丰富、勇敢和悲悯。我从他们的作品中“采气”，气韵贯通，就会形成文学活力。所以塑造人物并没有什么特定技巧，重要的是：你要调动目力、听力、心力，去感受人物的心跳，让人物活过来。然后，你的笔忠实地追随人物行动。不是作家在塑造人物，是人物自己塑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只是一个记录者。
王辉城：你通过读书一步步远离家乡，最终生活在城市，然而故乡的人和事又在牵挂着你的心。我想请你聊聊你的家乡，以及故乡在你的创作中处于何种位置？你觉得自己的写作会给家乡带来影响吗？
子 禾：就我老家来看，绝大多数年轻人在外打工，老人留守在家照顾孙辈。正像《猴命》中写的那样，年轻人拼尽全力维持家庭，而当变故发生，就十分捉襟见肘，生活秩序全被打乱。但老实说，我离开家乡已二十多年，只在年节才偶尔回去，现在的家乡在我心中有些虚渺，风物人情变化不小，我常觉得自己并不特别了解它。但作为某种记忆和精神底色，故乡又始终存在于我身上，它是我作为作家的根性所在，我感知世界的方式，我说话的方式，我思考的方式，我小说中的气息，都源自它。
文学改变现实的说法太拔高了，文学只是记录和保留人性的精神火种。所以我从没想过我的小说会给故乡人带来什么现实性的影响，但通过这些小说，人们会知道世界上存在着这样一个地方，会看见这样一些无言的人，贫瘠、坚韧、苦涩，骨子里又有某种根深蒂固的淳朴、善良与古拙。
不是水渠产生水，而是水构造了水渠
王辉城：初读《野蜂飞舞》时，我察觉到你短篇小说中有创意写作的痕迹，同时又看到你在极力突破创意写作方法论的桎梏。请你谈谈创意写作对你产生的具体影响，你又是如何看待创意写作教育的？
子 禾：这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我“创意写作”。实际上我不太明白什么是“创意写作的痕迹”。人大创写专业全称是“创造性写作”，我觉得这是对“Creative Writing”最好的翻译。“创造性”是一种更重内涵性的译法，“创意”则被技术化了，就文学创作来说，这有点糟糕，我从来都不相信技术可以成就好作品——如果没有内核的话。人大的创写课，没有一门是讲技巧和方法的，而是以经典研读、创作实践、作品讨论为主，那些课让我有意识地形成、反刍和重构了自己的文学观念。这至关重要，相当于一个习武之人有了“内功”和“心法”，如此作者才能得以确立，创作也才可能被从内部触发。写作过程中的所谓技术，是水到渠成的事——永远不是水渠产生水，而是水构造了水渠。
在当代汉语语境中，“创意”和博人眼球的广告思维密切相关，它意味着吸睛的点子、哗众的巧思，意味着新奇是一切，意味着夸张和讨好。“创意写作”这个译名隐含的无意识影响还是挺大的，它使大家过分迷恋点子、巧思和新奇，似乎它们才是文学的根本。可显然，这几个词窄化、浅化和固化了文学。文学的魅力恰恰在于它不可被简单框定，在于它提供自由的视角和丰富的感觉，在于它对个体生命的独到发掘。文学要书写人的丰富性与多样性。
王辉城：当下新媒介、新技术迭代更新，随着新生代群体逐渐成长，他们心中的经典内容往往源自短视频，而非文字；AI的发展，也让许多写作可以一键生成，“手搓”式写作显得效率低下。你如何看待AI对文学的影响？你对文学的未来信心如何？
子 禾：我想，倒也不必对文学失去信心，好的文学是精粮，人的感知、思考、精神要有所成长就离不开它，问题只在于未来的文学是以图书的形式出现，还是以视频的形式出现。且文字作为古老的“灵媒”，作为最原初的形式，永远不会失效。AI生成最多是二道手的“造作”，无法与暗含生命性和创造性的“写作”相比。“写”是将心灵外化为文字的过程，它天然要求生命和心灵的参与，“手搓”是其天然基质，如此文字中才能有心跳、有温度、有灵魂。
所以“手搓”写作无法快速产出，恰恰是正常的，写作从来不以效率为目的。文学写作以存在性价值为根本，即人们通过写作确证和宣告自我。这才是它不可替代的地方。真正的写作要求投入心灵、投入生命，要求作家躬身入局。一个写作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的写作在根本上就不成立。将来的文学会怎样不好说，但只要人还愿意追寻存在，只要人还相信心灵和精神，文学这个古老的行当就会永远存在。文学经典会在大浪淘沙中被反复淘洗和筛选，文学写作本身也会永远存在，因为写作是人最深邃、最自由的存在方式之一。我写故我在。
王辉城：你对文学的信心和信念，给了作为一名编辑的我不少安慰。一本书能让一群人被看见、被讨论、被认识，足矣。最后，可以聊聊你最近的创作计划吗？下一本书打算写什么？
子 禾：编辑工作的价值毋庸置疑，任何一部卓越的作品中都凝聚着编辑的才思、眼光和努力，尤其在它最初被看见的时候。
我一直想写一部探究当代人与信息世界关系的小说，大概可算得上能表现“当代的复杂性”的小说，已经有了构架。有一阵子，我十分焦虑又欣喜地感到这部小说就浮在我头顶，只需伸手便可摸到。而眨眼间四五年蹉跎过去，还不见踪影，只能说明要写出来十分不易。唯愿接下来几年，我能接住它。
（王辉城系青年作家、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