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1966，图书系列里的法国思想
1960年代，结构主义思潮中的思想家们迅速成为公共学术明星，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出版业功不可没。在接受文学批评家、学者安托万·孔帕尼翁的采访时，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出版界核心人物之一的皮埃尔·诺拉说：“一系列的系列，事后看来，这些图书系列标志着出版业对知识和意识形态格局的有力构建。”
在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一代思想家，如福柯、德勒兹、德里达初出茅庐的时期，法国人文学者的论著的出版，只面向业内的读者群体，出于学界晋升的考虑，成果多由PUF（法国大学出版社）这样权威的学术出版机构负责出版。但随着婴儿潮一代的成熟，消费社会的发展，像伽利玛（Gallimard）、门槛出版社（Sueil）这样更市场化的人文出版社，愿意为他们的思想实验提供场所，那些学术话语开始变得流行，潜入到消费社会的内部。当然，也有像午夜出版社（Les Éditions de Minuit）、马斯佩罗出版社（Francois Maspero）这样一贯专注于自己的主张的小型出版社，以更激进的方式，把出版作为一种革新的运动。它们竞相邀请新兴学者主导图书系列。这些系列有着鲜明的个人印记，打破了学院的惯性，也因此通过思想谱系的编织而塑造了新的思想范式。值得一提的是，那几年，中国也曾作为一种神奇的异国情调和激进的政治理想参与其中。今天那些思想和著作已经大量被翻译成汉语，以许许多多图书系列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
1
1966年，“结构主义达到了顶点”。福柯出版了《词与物》，罗兰·巴特出版了《批评与真实》，拉康汇集出了一本重磅的《文集》，阿尔都塞在头一年出版的《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已经开始让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热烈讨论，列维-斯特劳斯的《神话学》出版了第一卷，这些著作都取得了商业成功。那一年，一本书只要“加上‘结构’一词就会多销1000册”。10月，一场盛大的研讨会在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举行，在这场会议中，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逐一登场。在美国，“法国理论”这个词即将被发明出来。
电影《狂人皮埃罗》在1965年底上映，仅限18岁以上观众观看，戈达尔精准捕捉了时代氛围，费迪南德从书店出发，以爆炸为终结。
电影《狂人皮埃罗》开场，男主角在采购口袋书
理论和思想，结构主义和人文科学，一种颠覆过往又预示未来的新学说成为市民时尚，一时间法国出版业仿佛又回到了启蒙运动时期。这种梦幻般的繁荣将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被撕得粉碎，也将其中真正的力量经由现实的斗争释放了出来，并催生出一波又一波的思想激荡，一次又一次的理论旅行。今天我们仍在这场思潮的余波之中。
福柯的《词与物》毫无疑问是这场思想新潮之中一本里程碑式的书籍，或许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本。在《结构主义史》的作者弗朗索瓦·多斯看来：“结构主义事业全球化另一个伟大实验是由米歇尔·福柯所引领的。他1966年出版了《词与物》，宣告了哲学的死亡，并以行动思想取而代之。”
这本晦涩的、厚达400页的著作在1966年4月首版，首印在出版当月便迅速售罄，在出版的第一年就售出近两万册。福柯也从此成为法国知识界的中心人物，在一段时间里，福柯甚至在媒体声势上压过了萨特。1966年4月，伴随着福柯的《词与物》诞生的，还有伽利玛出版社的“人文科学图书馆”书系。
自1958年起，法国不少的大学将自己的文学院更名为“文学与人文科学学院”，而这一新领域的具体意涵仍有大面积的空白需要填补。主编皮埃尔·诺拉将书系命名为“人文科学图书馆”，正有用书的秩序去探讨这个新名词何为的野心。福柯本打算将《词与物》一书的副标题写作“结构主义的考古学”，在与诺拉的商量下，福柯愿意将副标题拟作“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而在这本书的第十章，福柯详细讨论了“人文科学”是什么。
诺拉是从《古典时代的疯狂史》认识福柯的，这本书于1961年由普隆出版社（Plon）在“昨日与今日的文明”系列丛书中出版。而诺拉与福柯最初合作是在1963年，那时诺拉还在伽利玛出版社所在地街对面的朱利亚尔出版社（Julliard）工作。诺拉在朱利亚尔负责一个名叫“档案”的系列，采用简易的平装书规格，将看似枯燥实则与读者休戚相关的学术内容推向大众市场。福柯应约为“档案”系列撰写一本研究巴士底狱档案的书，这本书曾出现在了出版预告中，但到了1982年，福柯才与阿尔莱特·法尔热合作完成这项写作，以《家庭的失序》的标题在伽利玛出版。
《家庭的失序》中译本，张引弘/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版
从法国出版界的情况来说，诺拉入行之时，新的媒介（电视和口袋书）有长足的发展，知识界权力格局的暗流涌动，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期创造多元文化的需求，让年轻学者敢于在学界之外寻找出路。除了大量文化类电视剧、电台节目的出现，本来仅限于通俗文学的口袋书开始涌现各类严肃难懂的选题。伽利玛是法国现代文学的圣殿，普鲁斯特、纪德、加缪等人位居其中，思想领域也不乏代表性的系列和书籍。伽利玛的非文学类系列起始于1927年的“蓝色文献”（Les Documents bleus），1931年开始的“随笔集系列”持续收录各类思想性随笔，从克尔凯郭尔的“日记”到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而最具典范色彩的自然是“思想图书馆”（Bibliothèque des idées）系列，里面收录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和莫里斯·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这是存在主义两大支柱。
但皮埃尔·诺拉加入伽利玛的时候，他发现整个出版社都与当时的人文学术脱节了，编辑部里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等级森严的文人小圈子文化。哲学主编布里斯·帕兰作为一个坚定的存在主义者，对结构主义的兴起充耳不闻，而那些曾经辉煌的非文学系列疏于照看，有的甚至几年没有推出新作，列维-斯特劳斯曾将《忧郁的热带》的手稿投到伽利玛，也遭到漠视。因此诺拉的加入，被初掌大权的继承人克劳德·伽利玛寄予厚望，因为伽利玛不能继续缺席这场几十年一遇的思想浪潮了。
“人文科学图书馆”系列延续了“思想图书馆”的封面设计，只是将“思想”换成了“人文科学”，再换了一种封面用纸。系列在1966年首发的五本书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开端，除了《词与物》，剩下的四本是埃米尔·本维尼斯特的《普通语言学问题》、埃内斯托·德·马蒂诺的《悔恨之地》、卡内蒂的《群众与权力》以及詹妮薇芙·科拉梅-格里奥尔的《民族学和语言：多贡人的口头语言》，它们都是打破既定观念的著作，与所谓的结构主义有着暧昧的距离，又从不同领域，很好地传递了这个系列的信念——“人文-科学”的内部张力。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也成功地将福柯和雅克·勒高夫、保罗·韦纳这些年鉴学派新一代们联合了起来。在“人文科学图书馆”成功之后，1971年，诺拉推出了“历史图书馆”，这个系列的名字里，“历史”一词使用的是复数。《规训与惩罚》就是在这个系列出版的。
1968年的5月之后，福柯的政治立场更加激进，而诺拉则趋向温和保守，向雷蒙·阿隆的思想靠拢，两人之间的裂痕不可避免。但在后来的十几年中，即使有几次正面冲突，福柯还是留在了伽利玛。在诺拉看来，这是因为对福柯来说，这段长期的友谊仍未消失，“在伽利玛家他毕竟被视为王者”。于是就像伽利玛过去的那些封圣的作者，福柯和这家出版社相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2022年出版的回忆录里，诺拉将自己定义为“处于中心的边缘人物”，在“现代法国最富于激荡和创造力的时代”，他在一个不引人瞩目的位置，将不同的思想和行动连接在了一起。
2
同样在1966年出版，比《词与物》还要晦涩、还要厚的，是拉康的《文集》，这本900多页的“砖”在冬天推出的时候，同样大获成功。
雅克·拉康本不想自己的论文被公开出版，他对于他人剽窃或擅自解读其思想有着近乎偏执的警惕，他也有意像古代先贤一般，述而不作。在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撰写的《拉康传》中，记叙了这样一则轶事：“（学者）让·阿卢什写道，我想要买一本拉康的博士论文，所以我走进了弗朗索瓦书店，但他们告诉我已经卖完了。当我询问店员时，他说前一段时间，这本书的作者曾经扫荡了整个书店，买下了剩余的所有书。”
因此，这位成名已久的精神分析导师直到1966年才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正式出版物。让拉康产生转变的关键人物是弗朗索瓦·瓦尔，来自门槛出版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家天主教背景的出版社异军突起，足以与伽利玛在文化领导权上并驾齐驱。
1935年，开明的天主教神父让·普拉基文及其弟子亨利·谢贝格创办了一家小型出版社，取名“门槛”，代表着前进、跨越和过渡，“在教会门口重新筑起的崭新门槛，让那些徘徊不前的人们得以进入”。两年后，让·巴尔代和保罗·弗拉芒接管了出版社的经营，巴尔代负责枯燥的财务，弗拉芒则尽情探索天主的精神在新时期的可能，两位性格迥异的伙伴默默合作到了1980年代末。1951年，他们出版了一本意大利小说《唐·卡米洛的小世界》，后来还被改编为电影，里面那位风趣幽默的神父成了家喻户晓的角色。这本书奇迹般地售出了上百万册，巨额的利润让后来的事情得以发生：门槛出版社先是在1955年与让卡约尔合作，一起投身青年文学事业，又在1960年代成为前沿思想和世界文学的重镇。
弗朗索瓦·瓦尔是在1957年加入门槛的，入职没多久就为公司带来了兰佩杜塞的《豹》，以及其他意大利现代文学，比如卡尔维诺的小说。
早在1954年，瓦尔就开始接受拉康的分析，也多次参加拉康的研讨班，深得拉康的信任。这位自己人展现出足够的诚意和专业度，是他的建议让拉康开始对出版自己著作一事有了初步打算。与此同时，拉康也想以著作的权威性去阻止那些对自己的扭曲和剽窃。但一开始，拉康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出版自己的著作，只是愿意成为一个新系列的指导，这个系列叫作“弗洛伊德领域 ”，所有书稿需要获得拉康的准许才能出版。而他自己的那本书，唯一的书，也作为系列中的一本。
除了拉康，所谓结构主义的几位主将中，罗兰·巴特早已和门槛出版社有着密切合作，他也是弗朗索瓦·瓦尔的密友。在罗兰·巴特的一生中，除了《符号帝国》和《明室》两本书外，所有的著作都由这家出版社刊行。
作为当时法国文坛新批评的旗手，1966年的巴特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也让他走向了第一次思想上的转折。1966年，由《论拉辛》一书引发的论战还在发酵，索邦大学的年轻教师皮卡德怒斥新批评是新骗局，对巴特的质疑也因此变多。这一年，《批评与真实》出版了，收录在“原样”（Tel Quel）系列中。这本书是对这场论战的集中回应，巴特在宣告：“批评家是作家”。
1965年，巴特和菲利普·索莱尔斯以及原样派结成了同盟，巴特不再关注阿兰·罗布-格里耶的新作品，而对索莱尔斯1965年的小说《戏剧》给予了好评（雅克·德里达同样也撰写了一篇赞赏之辞）。也是在这一年，圣诞节，茱莉亚·克里斯蒂娃跨越铁幕，抵达巴黎，迅速进入左岸知识界的内部，并带来了巴赫金的“对话”与“狂欢”，启迪那些已经开始感觉到结构主义的局限性的批评家。
这个自1963年3月问世的图书系列，秉承着同名杂志的精神，想完成一场科学的文学革命。这个系列里，一边是各种关于文学的思想文集，一边是深受这些理论影响而诞生的实验性质的小说。1966年，他们试图超越之前的“新小说”——至少在文学观念的革新上，他们完成了这一点。在1966年前后，“原样”系列接连推出了众多时至今日仍然被广泛引用的文学理论著作。
1966年，巴特的两位后辈，热奈特和托多罗夫，为文学的结构主义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在“原样”系列之中，热奈特出版了《辞格》第一卷，托多罗夫则编选了一本《文学理论》，俄罗斯形式主义者在法国完成了一次集中亮相。1967年的重点，则是德里达的文集《书写与差异》，德里达后来所有的关键词几乎都发轫自此。
1974年，罗兰·巴特和克里斯蒂娃在中国
回到1966年，我们可以在门槛出版社编辑部的桌上，看见拉康、罗兰·巴特、德里达、热奈特等人的手稿，思想大师们也时常出入那些办公室，群星璀璨。但也有很多书籍，比如那些理论性很强的先锋小说，其实如今已不再出版，它们都过时了。
3
1966年，作为“新小说”发源地的午夜出版社虽然在小说领域面临瓶颈，却在哲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大放异彩。1960年代，午夜出版社有三个重要的图书系列对当时的法国知识界有着很大影响力，分别是“常识”“批评”“论证”。
1961年，年轻的社会学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带着自己的研究和田野调查从阿尔及利亚回到巴黎。他先是在法国大学出版社历史悠久的通识系列“我知道什么？”（Que sais-je?）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专著《阿尔及利亚社会学》。1964年，他在午夜出版社出版了三本与他人合著的书，其中包括一本重磅的关于阿尔及利亚社会的民族志研究。
布尔迪厄对阿尔及利亚的研究深受午夜出版社社长热罗姆·兰东的赏识。而当时，午夜出版社是支持阿尔及利亚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先锋。1965年，兰东邀请布尔迪厄主编一套学术丛书，布尔迪厄把这个学术丛书系列命名为“常识”。文化如何塑造社会则是这个系列的重要主题，书目横跨哲学、图像学、历史学、语言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与这个系列同时开始的，还有布尔迪厄自己对于文化实践的研究。1965年，他与同事合作完成了《中等艺术：论摄影的社会用途》。1966年，他又出版了《艺术的爱》。这是一个关于艺术博物馆及其公众的社会学研究项目，布尔迪厄通过覆盖多个欧洲国家的大规模问卷调查，“试图让审美标准接受科学的检验”。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接触欧文·潘诺夫斯基的艺术史研究，而其影响将在随后他对《哥特建筑与经院哲学》的翻译与阐释中逐渐显现——这本书也被收入了“常识”系列。
在“常识”系列里，布尔迪厄还引进了欧文·戈夫曼这样被法国社会学界忽视的美国社会学家。英国学者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也在这个系列出版。这本具有强烈经验主义色彩的著作生动且细腻，布尔迪厄在其中看到了与法国学者截然不同的写作方式。
在午夜出版社的经历对布尔迪厄来说，就像阿尔及利亚的那几年一样，为他的研究思路提供了切身之感。后来，在那些关于文化的社会学研究里，布尔迪厄围绕着场域和象征资本这些概念，反思了那个年代的思想繁荣，以及背后的出版业和媒体的资本运作、学术界的权力结构。
1962年，让·皮尔在乔治·巴塔耶去世后，接任《批评》杂志主编，并在1963年推出了“批评”系列丛书。《自我分析纲要》里，布尔迪厄称赞这份刊物“通过使人进入一种国际性的和跨学科的文化，让人有可能摆脱整个精英学派实施的封闭”。1966年1月，德里达在《批评》发表《论文字学》的最后一部分。次年，这份解构主义的奠基性文本也被收入“批评”系列出版。
当然，吉尔·德勒兹堪称最能代表“批评”这个系列精神的思想家，总是在不断地生成，从不走向封闭。德勒兹和费利克斯·加塔利后来合著的那些书就都属于这个系列。
1979年，这个系列还出版了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在结构主义令人大失所望的时候，“后现代”这个词很好地填补了空缺。
哲学家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在1960年前后参与推动的“论证”书系同样独具一格。该系列以马克思主义问题意识为起点，但迅速扩展为一个跨越现象学、结构主义与技术哲学的开放理论平台。其书目并不局限于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也逐渐引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问题以及雅各布森等的结构语言学资源，从而构成一个跨学科的思想交汇空间。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从这位被低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思想活动中汲取灵感。
4
在1966年前后，一家刚刚成立七年的出版社，像年轻的游击队员一样，活跃在巴黎的思想战场。这就是1959年，由年轻的书店老板弗朗索瓦·马斯佩罗以自己的姓氏命名的马斯佩罗出版社。他们出版了一系列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书籍，其中包括弗兰茨·法农的《全世界受苦的人》（1961），由萨特作序推荐。
自诞生之日起，这家激进的左翼出版社就不断和审查、封禁打交道。但从1959年到1981年，作为一个小型出版社，马斯佩罗惊人地出版了1350种图书，平均每年居然多达100种。也只有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才会存在如此的出版方式。出版社被打造成一个充满辩论和民主的空间，编辑的权力被下放，马斯佩罗总是尽可能地满足不同的左翼观点的表达。
1965年，马斯佩罗出版社与阿尔都塞合作，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系列：“理论”。阿尔都塞将“理论”这个概念定义为“任何具有科学性质的理论实践”，这让马斯佩罗成为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出版的核心阵地之一，并在1960年代重塑了马克思主义的阅读方式与理论生产机制。后来，系列里的很多书都成为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这些经典在中国国内，多由西北大学出版社的“精神译丛”翻译引进。
“理论”系列最初出版的就是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以及阿尔都塞和几位学生（其中包括后来和他决裂的）合著的两卷本《读〈资本论〉》。这两部书的影响体现在，它们让马克思的理论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似乎重获青春。
除此之外，“理论”还有几位阿尔都塞弟子的著作，包括雅克·朗西埃、阿兰·巴迪欧、皮埃尔·马舍雷；以及一些子系列，收录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外国文本，鲁迅的《杂文选》也出现在该系列一个名为“政论”的子系列中，由米歇尔·罗阿翻译并辑选。
1966年，阿尔都塞和偏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杰·加洛蒂展开了一场争论，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正面交锋。这场辩论之后，阿尔都塞的权威性得到了提升，特别是在巴黎的大学里，形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派别。
“理论”系列完全由阿尔都塞自主管理。在系列的封面上，他使用了一只鹅的形象作为标志，那是拉文纳阿里乌斯大教堂残存的东罗马时期的马赛克画。阿尔都塞显然知道朱庇特神庙那些鹅的典故，在评判葛兰西的历史观念的时候他就曾运用过，在高卢人夜袭驻扎在神庙的罗马守军时，那些鹅发出鸣叫，惊醒了熟睡的战士。
1967年，马斯佩罗推出了自己的小开本系列：“马斯佩罗小文集”。这个系列在媒介上延伸了左翼思想的现实场景，在1968年5月成为大学生们随身携带的读物。然而彼时，阿尔都塞没有出现在巴黎街头，大学生们在墙上写下了“结构不上街”。
1967年6月，马斯佩罗和几个朋友（包括导演克里斯·马克）一同飞往玻利维亚，他们要寻找作家、思想家雷吉斯·德布雷，将他带回法国。然而，这位和切·格瓦拉一起在玻利维亚打游击的巴黎高师学生还未回到法国就被捕，整个法国为之轰动。不论是牺牲并成为精神图腾的切，还是德布雷，他们都是马斯佩罗出版社的作者。
5
在这有限的篇幅里，我只是试着向那个历史时刻投去短暂的一瞥，回顾几家关键出版社令人印象深刻的图书系列。还有许多重要的人和事未能仔细讨论，比如萨特当时在做什么，是怎么应对新学说挑战的，列维-施特劳斯这位结构主义的先驱又在想什么，以及阿尔及利亚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与几位思想家的渊源。
1960年代法国的这些“思想类”书籍，在今天很难界定到底是什么，他们是流行读物，是理论武器，是学术著作，也是文学作品；有时候，则是曾经不会放在一块的不同领域的文本，混合在了一起。而这些新思想驱动而生的出版范式，在法国并没有随着这些传奇人物的凋零而销声匿迹，人文科学仍然是许多出版社长期投入的领域，有新的出版社出现，故去的思想大师也不断有新的档案和手稿被整理出来。
门槛出版社如今还在持续出版拉康、德里达的研讨班记录。伽利玛出版了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的讲稿和各种访谈与未刊手稿。午夜出版社从2023年开始出版德勒兹的课程实录，收录在他们自1993年开始的“悖论”系列里。去年秋天，德勒兹诞辰一百周年，这个系列又出版了最新的两本。而德勒兹生前最后一本书《批评与临床》是这个系列的第二本书。
德勒兹百年诞辰时推出的两本“课堂实录”
一方面，这的确是一场浩大的对激进思想的再体制化，但这也正是弗朗索瓦·马斯佩罗所厌恶和忧虑的，他在晚年面对Verso出版社的采访说：“在许多大型出版社（有时在那些中小型出版社也一样），存在着一种令人恶心的专属权文化。简单来说，我厌恶占有如同厌恶权威。”
但对往日那些思想家一切言语的漫长整理，也意味着他们仍然以活生生的形式存在，被整理出来的都是曾经的现场、言语。
一些系列仍在延续，并在时间之流中，拥有自己的生命。今年，“历史图书馆”出版了安托万·孔帕尼翁的《1966，奇妙之年》，在书里他写道：“结构主义思潮和‘新浪潮’也并未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1966年是个极其丰富多彩的年份，就像所有年份一样。”
德里达与《原样》杂志的决裂，是这段历史里分叉出来的另一条线索。1970年代初，德里达开始和小型出版社伽利略（Galilée）合作，直到逝世。从此他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依照理想的形式出版自己的作品。他在伽利略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从形式到内容都符合解构精神的《丧钟》（Glas）。后来有更多的思想家尝试绕过大出版社，绕过派系，建立自己的平台。阿甘本在意大利将自己的大部分作品版权交付给了由他的几位学生创办的夸得利贝特出版社（Quodlibet）。左翼中年埃里克·巴赞在1998年创立了工厂出版社（La Fabrique），出版萨义德和齐格蒙特·鲍曼的书，后来朗西埃和巴迪欧也将书稿交给他。
另一方面，从书籍媒介的角度，观察这些著作的引进和传播，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时间上的断裂和语境上的断裂是如何在一个全新的场域生长出思想的肌理的。书籍的译介过程中，本土的社会思潮与欧美存在不同的侧重点，全球化在21世纪初又加深了一些共同处境。这些系列被打散，流布，通过不同的介质传播，在遥远的东方重组，再重组。
1990年代，这些法国思想家的著作才被大量引入了中国。此时，1980年代的思想热，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热潮已渐渐沉寂，就像曾经在1960年代的法国所发生的，结构主义再一次对萨特的思想和存在主义现象学的范式发起了挑战。
另外，美国在这次中国学界引入法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思潮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那时候，法国理论早已在美国成为显学，性别理论、后殖民、空间研究，这些被法国理论启迪的学术方向，也一起被介绍进了中国。一些深受法国理论影响的东亚学者如今也在中国拥有大量的读者，像研究宅文化的东浩纪，还有十分畅销的上野千鹤子和韩炳哲。
虽然大多数著作只是作为学术书籍引入中国，但在最近十年里，这些书获得了大量的年轻读者，甚至是2005年后出生的青少年，他们在抖音和bilibili这样的平台上讨论阿尔都塞、拉康的细枝末节，并制作各种各样的meme传播。
当下复杂的媒介环境下，这些思想的传播状况，让那句尼采使用打字机写下的格言“我们所用的写作工具参与了我们思想的形成过程”，可以进一步被延伸——我们所用的媒介参与了我们思想的形成过程。
当我们回顾一个又一个的思想图书系列，也是在思考当下一套思想类丛书的可能性在何处，或许60年前的思想现场，仍能教会我们许多——思想和出版都是一种行动，但止步于此，这些行动就只会是“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回到那些法国思想尚未被学术经典化的时期，我们看见的，是思想家们和自己的书在一起，他们聚拢不同的书，也和自己的读者在一起。他们正在面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