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詹大考 翰林“惶悚”
翰林院敬一亭老照片
道光二十三年（1843）三月初六，时任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从友人信中得知：初十翰詹大考，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考试。对于这个消息，他在致祖父母的家书中写道：“孙初闻之，心甚惊恐，盖久不作赋，字亦生疏。”同僚闻之，也是“无不惶悚”。
考前三天，三十三岁的曾国藩即刻进入了临阵磨枪的状态：初七早起，去琉璃厂买笔砚，晚上看赋、早睡；初八，作论两篇，并感叹：“平日不用功，至此皇皇如弗及，所谓临渴而掘井者也。虽十驾而追，岂有及哉！”初九，欣赏他人赋文，自愧不如，自省骄矜，夜不能寐。
那么，让翰林们感到惊恐的“翰詹大考”是一种什么样的考试呢？
翰詹大考是清朝特有的一项针对翰林院和詹事府官员的考试，自顺治十年（1653）初设，一直延续至光绪二十年（1894）结束。
众所周知，封建社会科举之路艰辛，考取进士已属不易，而进入翰林院则更难。翰林院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唐代，至明清之际翰林院确立为中央官署，成为国家官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翰林掌管制诰、文书、修史等职能。在清朝，殿试之后，除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被直接授职翰林外，其余进士均要通过“朝考”的选拔，考选为“庶吉士”，“庶吉士”学习三年后，再经历“散馆”考试，成绩优异者才能留馆翰林院。也正因如此，翰林虽然品阶不高，也并无实权，但其清誉之高无可比拟，因此有“玉堂仙”之美誉。
詹事府，自明代初设，原为辅佐皇太子的机构，清朝沿袭明朝，但随着康熙朝太子被废，詹事府职能开始虚化。乾隆帝认为：“詹事府东宫僚佐，储贰未建，其官原可不设，第以翰林叙进之阶，姑留以备词臣迁转地耳。”既然储君未设，那么辅佐储君的机构也可裁撤，但为缓解翰林升转壅滞，詹事府被保留下来，作为翰林的转迁之所，与翰林院并称“翰詹”。
翰詹大考，考核的不是工作量，而是诗、赋、论、策、议、疏。翰林又称“词臣”，需知时政、通义理、有文采，这是一位翰林最基本的素养，当然，字亦不能写得太难看。
翰詹大考之所以让人恐惧，并非在于考得好可以升职加薪，而是在于考得不好将面临处罚：轻则罚俸，重则革职。晚清章回体小说《儿女英雄传》中，主角之一安骥夺得探花后被点翰林，又逢翰詹大考，文曰：“这大考是京城有口号的，叫作：‘金顶朝珠褂紫貂，群仙终日任逍遥；忽传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饶。’安公子已是一甲三名授过职的，例应预考，便早晚用起功来。”
一场考试，能让人上天，也能让人下地。乾隆期间，最多一次有20人因考不好被休致。这对于好不容易跻身翰林的人来说太残酷了。由此可见，曾国藩在日记中写下“心甚惊恐”，所言不虚。
清前期，翰詹大考并不频繁。至乾隆朝，大考才被大大地重视起来。乾隆二年（1737），初登基的乾隆帝决定重启翰詹大考。之所以说是重启，是因为雍正朝期间并未举行过大考。乾隆帝素重人文，对翰林也十分看重：“翰林乃文学侍从之臣，所以备制诰文章之选。朕看近日翰詹等官，其中词采可观者固不乏人，而浅陋荒疏者恐亦不少，非朕亲加考试，无以鼓励其读书向学之心。”
乾隆帝此举，确有实际意义。翰林的工作并不繁重，日子久了容易懈怠，难免学问荒疏。其次，乾隆帝初登基，正是用人之际，翰林作为文学侍从，可出入南书房，是天子近臣，因此要选拔优秀人才。翰詹大考，就是乾隆帝选拔人才的途径之一。经统计，乾隆朝期间举办过9次大考（一些补考未算其中）。除了编修《四库全书》时期，基本上每隔五至八年举办一次，之后大考制度也被承袭下来，一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才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翰詹大考的成绩原分四等，自乾隆二十八年（1763），设立“不入等”作为最次等，通常以休致或革职处理。关于大考奖惩的细则每朝都有变化，但总体而言，考取一等者超擢，有幸者可越多级提升；二等通常也可升阶（升阶等级通常不及一等）或留任，或得赏赐；三等、四等情况不一：留任、降职、改授其他部属、休致、革职者兼有。由于翰詹大考的成绩对翰林的仕途有着颇为重要的影响，且奖惩结果又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它既是考验，也是机遇。
《儿女英雄传》中，主人公刚被点翰林就夺得大考一等，破格提拔五级，便是写的此情况。小说虽有夸张演绎，却源于现实生活。
乾隆时期，趁着皇帝“南巡”的机会，有一些因大考被休致的翰林前来接驾，得以拥有一次“补考”的机会，考得好的官复翰林，或被任命知县、主事等职务。从被休致到重见天颜，真可谓是“仙凡之分在顷刻”也。
曾国藩赶上两次翰詹大考。文章开头曾国藩提到的，是他第一次参加。虽然惶恐不安，但这次考试成绩却很好，夺得了二等第一名，在一百二十余人中排名第六。曾国藩参加考试时是翰林院检讨（从七品），大考后提拔为翰林院侍讲（从五品），待缺出即补。因二等第一而连升四阶，此等情况确实不多，且曾国藩并无家世背景，因此更显难得。曾国藩也甚为激动，在给祖母的信上这样写：“孙名次不如陈文肃之高，而官升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孙学问肤浅，见识庸鄙，受君父之厚恩，蒙祖宗之德荫，将来何以为报？惟当竭力尽忠而已。”
信中提到的陈文肃即陈大受，文肃是其谥号。他是乾隆朝时期因大考被超擢，平步青云的典范。乾隆二年，初次举行大考，他拔得头筹，从翰林院编修擢升为翰林院侍读（正七品到正五品），选为日讲起居注官。乾隆帝对陈大受颇为欣赏，因此他在乾隆八年（1743）大考时表示：“朕曾亲试翰詹诸臣，因文以考其行，所取者如陈大受等，颇不愧此选。”按《清史稿》载，“大受卷先奏，列御试第一，超擢侍读。五迁吏部侍郎。四年，授安徽巡抚。”短短两年之间，陈大受从正七品跃升从二品，从文官清职到地方长官，真可谓平步青云。
道光二十七年（1847），曾国藩第二次参加大考，这次他依旧名列二等，总排名第12位（与考122人）。这在大考中也算好成绩，虽然这次仅赏缎以示嘉奖。但在大考之后的1个月，曾国藩便被皇帝从侍讲学士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从二品）。
纵观曾国藩波澜的一生，翰詹大考不过是其中一段小小的插曲。然而这五年间，从七品小官而成长为二品大员，对于初入官场的曾国藩而言，是不无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