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隔性恶托邦：论《北京折叠》与《满潮之海》中的空间政治与流动性
区隔性恶托邦：
论《北京折叠》与《满潮之海》中的空间政治与流动性
摘 要：科幻作家对未来城市的想象种类繁多：星际之城、科技之城、迁移之城、灾难之城、荒芜之城等，不一而足。对城市的构想是未来世界建构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有力回应。本研究通过比较中国作家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与韩裔美国作家李昌来的《满潮之海》中区隔性城市空间及其小说主人公的跨界之旅，剖析这两部恶托邦小说中流动性对区隔性空间中的人或社会带来的可能转变。
关键词：区隔性恶托邦；空间政治；流动性；《北京折叠》；《满潮之海》
0.引言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发生剧烈变化。借用科幻批评家小伊斯特万·希瑟里-罗内（Istvan Csicsery-Ronay, Jr.）的说法，世界正在变得 “科幻化”（Csicsery-Ronay, 2008：1）。科幻文学已不仅仅是文类，更是对当代科技高度发展的一种回应，科幻已成为一种 “认知范畴”（Schmeink，2016：19）。城市是人类社会过去和现在的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未来的一部分。科幻文学一直是想象未来可能性的核心模式，而对作为人类社会核心组织系统的城市进行各种未来想象，则是体现科幻小说复杂性的一个面向。众所周知，城市是庞大的有形物体，是多元要素共同运作的系统。在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中，城市化不仅展现了决策者、规划师、建筑师、居民等多维群体的合力建设，更体现了在科技的发展中人类塑造和改变物理环境的抱负。科幻作家要么以理想化的方式想象未来城市，以此来展现科学与技术带来的奇观；要么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展现未来社会的可能走向。前一类作家倾向于将城市视为新科技的容器，用城市景观展现技术的新奇，而后一类作家则将城市视为社会环境，不断突显和凝聚各种社会问题，警示现世社会问题可能的恶托邦①走向。无论是哪一种，都涉及空间政治问题。
21世纪以来，大量的通俗小说、影视作品、漫画、游戏等文学艺术形式呈现出一种恶托邦叙事。这一类叙事中的城市经常是萧条、衰退的，是阴森的、被夷为废墟的、毫无希望的废土世界。这种想象延续了20世纪以来乌托邦逐渐转变为恶托邦的叙事传统，因为创作者不再将未来视为对现在的某种改善，而是倾向于将未来视为现在某种状态的极度恶性发展。正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所言，“真正带来危机的不是某一个敌人的存在，而是一种普遍的信仰”（詹姆逊，2014：4）。乌托邦的日渐衰落投射出后现代文化症候中对宏大叙事的不信任，以及对追求终极理想社会这一可能性的怀疑。无论是充满乐观精神的乌托邦，还是极糟糕的恶托邦世界，它们都表现出 “现实与未来的隐喻性关系”（王峰、陈丹丹，2023：40），并且空间政治在呈现这种隐喻性关系时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从空间批评的视域出发，聚焦将城市视为社会环境的两部恶托邦小说，即以郝景芳（1984— ）的《北京折叠》（Folding Beijing，2012）和韩裔美国作家李昌来（Chang-rae Lee，1965— )的《满潮之海》（On Such A Full Sea，2014）为案例，考察他们如何反思当代社会中的社会问题，从而从反例设想如何建设人类更美好的未来。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未见对这两部作品的比较研究，而本文尝试对这两部小说进行比较，其原因在于：这两部小说都用三分的层级化社会空间想象了一个恶托邦的未来世界，在其中，空间的区隔导致了高度分化的社会；这两部小说都使用跨越空间的人物和情节，设想流动性带来的可能改变及影响，尽管两者的激进程度并不相同。下面通过对比，探析郝景芳和李昌来两位作家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反思。
1. 区隔性城市：恶托邦中的城市想象
卡尔·阿博特（Carl Abbott）在《想象城市的未来：科幻小说中的城市与我们能学到什么》(Imagining Urban Futures: Cities in Science Fiction and What We Might Learn from Them)中归纳了八类科幻城市的场景：科技之城、呼吸机器之城、移动之城、监狱之城、衰落郊区之城、危机之城、荒芜之城、马赛克之城（Abbott，2016：22）。《北京折叠》和《满潮之海》呈现的区隔性城市与阿博特的监狱之城类似，体现了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空间与政治》（Espace et politique）中所强调的空间的政治维度。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是一个纯洁的、客观的容器，而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性的社会产物。在 “资产阶级与空间” 一章中，他以巴黎与周边地区的矛盾为例，指出社会阶级与空间的关系：
这座首都把一切都向自身吸纳：人口、智力、财富。这是一个决策和舆论的中心。在巴黎周围，分布着一些从属性的、被等级化的空间；这些空间同时被巴黎统治着、剥削着。帝国主义的法兰西丧失了它的殖民地，却又建立起了一种内部的新殖民主义。
（转引自埃斯，2015：7）
对资产阶级统治者来说，空间是可以实现多个统治目标的工具，他们可以安排工人到指定的地点进行生产与生活。统治者通过控制空间让被统治者服从于权力，空间因而具有政治性。
郝景芳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想象的是折叠之城，其城市治理包含对时间—空间的规划，它对时间和空间的分配和占有与社会阶层密不可分：第一空间有 500 万人口，城市治理者在此聚居。他们由行政、金融和管理精英组成，生存时间是从清晨6点到第二天清晨6点，享有完整的24小时。这个空间拥有考究的建筑，艺术馆、音乐厅、歌剧院等文化场所散布；路的两旁是高大的树木和大片的草坪；天空则是深远澄澈的蓝，太阳照射之地也更为宁静透彻。第二空间有2 500万人口，他们大多是体面的脑力或技术人员，生存时间是从次日清晨6点到夜晚10点，这里有高楼、步行街、霓虹灯和宽敞的学生宿舍。第三空间生活着5 000万人口，他们是小商贩和从事垃圾处理的服务人员，生活时间从夜晚10点到清晨6点，这个空间由脏乱的垃圾站、拥挤的住宅、混乱的步行街和胶囊式的公寓混合而成。本来时间具有均质性，无论是谁，都应享有24小时的时间，然而在《北京折叠》中，其成为分配不均的要素之一。在现代社会中，“时间就是金钱” 这样的箴言精妙地体现了 “时间就是商品” 的观念。而在这部小说中，第三空间的底层群体享受均质化时间的权利被无情剥夺：他们只有8小时的夜间活动时间，随后会遭强制休眠。可以看到，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差异被实体化为生活物质资源的差异，乃至时间使用的差异。
都市空间最核心的属性是它有构成性的中心，如权力中心、商业中心、信息中心等。中心与边缘的划分与人的等级性分类密不可分，都市空间因而具有社会空间的属性。处在城市特定物理空间的人们感知自己所处的空间，在复杂的空间环境中努力确定自身的方位，通过詹姆逊所言的 “认知测绘”（Jameson，2000：278），形成自己的精神空间。《北京折叠》采用内外视角相结合的故事讲述方式让读者意识到处在三个空间中的人的感受是不同的：对于像老刀和彭蠡这样第三空间的人，城市的折叠意味着必须在转换完成前进入昏睡状态；对于第二空间的人，折叠启动的转换秩序井然，是 “街上撤退时的优雅”（郝景芳，2021：13）；而第一空间的社会精英因享受完整的24小时，其心理完全不受影响。依据空间甚至时间进行的资源分配造成了流动性减弱、代际遗传性增强、阶层固化的现象。显而易见，这种阶层的固化是通过空间的区隔来实现的。
气候变化小说②《满潮之海》的故事设定在一个近未来的恶托邦世界，以第一人称复数的视角讲述中国女孩芳在美国的冒险之旅。小说以女主人公芳所在的B-摩城（B-Mor）居民的口吻，讲述了有孕在身的芳突然离开自己熟悉的家园和社区，去寻找失踪男友雷格。雷格的失踪源于体内自带的癌症类疾病免疫基因，这使他被当局秘密带走进行医学研究，以为治愈癌症类疾病提供可能。芳的跨界之旅充满艰险，但她每次都能化险为夷。当发现芳未出生的孩子也可能自带免疫基因，芳的表哥奥利弗为了获得药物研发合约，不惜将芳交给生物研发机构。最终，芳在他人的帮助下逃脱，小说以她消失在道路尽头的开放式结局收尾。
如同《北京折叠》，《满潮之海》也再现了一个三分的等级性社会空间：查特村（the Charters）、B-摩城和开阔郡 (the Open Countries)。查特村环境宜人，居住着社会精英。B-摩城此前被称为 “巴尔的摩”。生态大灾难后，一些来自中国的生态难民聚居于此，他们成为顺从、消极的工人，主要为更富足的查特村提供鱼类等有机食品。开阔郡的居民则是被美国完全抛弃的社会底层。与此同时，优势阶层享有更多的自然和社会资源，而底层群体的居住环境恶劣、肮脏不堪：“开阔郡的风景里没有蔬菜，也没有野生动物和居住在地下的啮齿类动物，只有一大片布满灰尘的光秃之地，以及肮脏的、摇摇欲坠的贫民窟，它们被连接大型种植设施和查特村的主干路网络缝合在一起。”（Lee，2014：96；引用均为笔者自译）在阿帕拉契亚山开阔郡的烟熏之地，人们的生活是艰难、残酷和绝望的。那里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是一个 “只许诺困难或更糟糕东西的地方”（Lee，2014：45）。相比之下，“查特村是令人赞叹的居住地，是空中楼阁；开阔郡的人连做梦都不敢想能住在那儿。但在像B-摩城这样的地方，有安全、整洁的街道，全职的职场，温和结局的承诺，在理论上是可接近的，因而B-摩城人憎恨其他可能性”（Lee，2014：98）。B-摩城的中国移民庆幸自己能生活在封闭的空间，而不是毫无法律和安全保障的开阔郡。查特村的精英们也在区隔性的空间内寻求安全感：“查特村几乎放弃了他们门外和我们门外的一切”（Lee，2014：121）。这种等级性社会空间直接映射了美国现实社会的阶级分化问题：精英阶层通过资本与权力的结合，控制资源维持特权，生活在受保护的环境中；劳工阶层为上层提供商品与服务，却无法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沦为被异化的工具，被迫接受被剥削的现状；而底层人群则被彻底边缘化，被迫自生自灭，这种阶级的固化正是通过区隔性的空间得以实现的。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规训与惩罚》（Surveiller et punir） “全景敞视主义” 一章中清楚地说明了社会的空间化过程：不同的社会空间用有形的墙进行区隔，并形成对封闭在此的人们心理上的监禁（参见福柯，2012: 219-256）。《北京折叠》中的北京被分为三个孤立、封闭的空间，不同空间按照时间分配旋转至地表，居于不同空间的人们在自己的时段安于生活，各得其所。社会各阶层普遍认同自身社会地位，并由此形成价值共识。老刀的日子就是从“胶囊起，至胶囊终，在脏兮兮的餐桌和被争吵萦绕的货摊之间穿行”（郝景芳，2021：7），过着卑微的日常生活。在《满潮之海》中，B-摩城的中国居民有够吃的食物和二流的医疗条件，但他们没有自由，因为他们用封闭的方式换取相对的安全。B-摩城的设计类似于阿博特所说的 “监狱性城市”，这样的围墙之城需要每个人安居于此，接受分派的工作，服从当局指挥，舍弃怀疑思想。在这种监狱性城市中，B-摩城居民将限制型社会的价值观融入自我意识，在霸权体系下以井然有序的参与者身份接受城市的限制。作为环境难民，他们流散到美国后沦为伯纳德·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言的 “纯粹的劳动力”（Stiegler，2014：32），失去了认知世界和随机应变之道，因此迫切需要变革性力量的到来。
2. 跨越区隔，以求相连：
流动的可能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詹姆逊为代表的文学理论家将后现代主义视为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体现，并精准捕捉到后现代主义空间化的显著特征，突显空间化在塑造当代社会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詹姆逊认为，在资本主义全球性发展史的第三次大规模扩张过程中，个体在后现代的 “超空间” 中迷失，失去方向感，因此需要用 “认知测绘” 这一方法重新定位地点感，重建个体在复杂社会组织中的位置。詹姆逊的 “认知测绘” 不仅是阶级意识的一个代称，更是他试图用这一概念来理解世界和我们在世界中位置的理论工具。借助对主体性的重新追寻与建构，这一理论最终指向对世界的想象与改造。
此外，空间中存在着冲突和矛盾，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指出：
在关于时空的常识性认知及看似 “自然” 的观念表象之下，隐藏着含混、矛盾和斗争的地带。冲突的根源，不仅来自公认的主观评价的多元性，更因为时空不同客观物质属性会被认为与不同情境中的社会生活有关……我们如何在理论上表征时空至关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着我们及他人世界的解读方式与后续行动。
（Harvey，1990：205）
当空间中的矛盾和冲突形成足够的张力，突破区隔的跨界之旅将引发可能的变革。《北京折叠》中的时间和空间都被纳入资源分配不均的框架之内，时间的分配和空间的区隔阻碍了社会的流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处在三个空间中的社会分层的阻隔是完全绝对的：第一空间中有为第一空间的人提供低端服务的来自第三空间的“老葛们”。第二空间中有为获得进入第一空间的资格而准备先到第三空间积累管理经验的张显。但该小说最具流动性意义的还是老刀的跨界之旅。
由于空间的区隔，阶层固化，教育等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老刀虽然接受自己做垃圾工的命运，但仍认为接受更好的教育是获得阶层地位提升的重要途径。于是他把希望寄托于让女儿糖糖接受更好的教育上。为了赚取更多的钱财，他不惜铤而走险，接下了为第二空间的秦天送信给第一空间的依言这一任务。小说以老刀送信这一主线贯穿故事始终，全面展现了三个分割的差异化空间。《北京折叠》虽展现了空间的混杂性和流动性，但由于老刀没有很强的主体意识，他的流动并没有产生深刻的影响，对社会结构也没有任何改变。在这一点上，与《满潮之海》中具有变革能力的芳不同，老刀的人物塑造更趋保守，这恰恰突显了老刀蝼蚁般的生存状态。老刀是第三空间5 000万人的缩影，是被压抑到没有丝毫反抗意识和能力的底层人的代表。总体上，《北京折叠》中老刀短暂的穿越之旅只是一种确证差异的空间实践。
通过老刀的故事，《北京折叠》突显了自动化带来的高失业率、城市治理中人口过剩和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北京折叠》对失业问题的最终解决方式是减少一部分人口花在生活上的时间，并让他们忙碌起来。但是，真正威胁到像老刀这样的底层人生存的是吴闻提出的自动化处理方案，科学发展带来的新技术将彻底改变城市治理的现有平衡，造成底层阶级的大规模失业。未来的城市结构暴露出技术进步引发的失业、经济停滞等社会问题。郝景芳通过空间叙事将社会不平等推向极致，体现了她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入思考。
区隔性的社会空间阻隔了流动性，这一方面维持了社会结构的稳定，另一方面也可能让人们在循规蹈矩的生活中倍感压抑。当这种压抑突破临界点，走出藩篱、寻求新的可能性便成为必然选择。《满潮之海》的女主人公芳就是这样一位不满足于现状、想象力丰富、积极寻求改变的女孩。小说借第一人称视角点明了B-摩城的整体氛围：“这是一个排除有目标和梦想的地方。”（Lee，2014：39）芳温柔、优雅、孝顺、合群，但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她就像被捕获的猎物，“只是鱼群中的一个影子”（Lee，2014：5）。芳是孤独的，同时她的内心也是不安分的，她喜欢待在水箱里屏住呼吸，直到喘不过气来。身体的极限抗压表征着芳的忍耐限度和渴望尝试新生活的欲望。最终，其男友雷格的失踪成为导火索，使她决心逃离死气沉沉的B-摩城，踏上寻找爱人的冒险之旅。吉尔·德勒兹（Giles Deleuze）的游牧哲学使用“高原”“逃逸线”“解域化与再辖域化”“光滑与条纹化空间”等具有空间意象特点的概念来倡导一种不断跨越边界的实践，其意义在于通过动态的、不断变化的空间关系网提供关于抵抗的路径，从而走向新的可能（见帕顿，2018：257-260）。芳的出走具有德勒兹意义上的抵抗的性质。尽管旅行充满危险，比如她被车撞到，被一些邪恶的马戏团演员欺骗，但芳每次都作出了善的道德选择。芳意志坚定，信念始终如一，这种内在品质能够让她经受磨难，建立与人的联系，走出孤独，走向开放的未来。
行动者芳不断塑造自己，也改变网络中的其他行动元。芳的出走既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也引起B-摩城居民的好奇。在他们眼里，芳是个绝不会犯错的女孩,因而她的失踪不同寻常，引发了B-摩城居民的种种猜想。詹姆逊认为，在文化的空间分析中，“资本的三个历史阶段中的每一阶段都生成了独特的空间类型……我脑海中的这三种空间类型，皆是资本扩张过程中非连续性渗透的结果，或者是资本在侵入和殖民那些迄今尚未被商品化的领域时，所呈现的量子跃进式扩张态势”（Jameson，2000：277）。资本的每一种空间形式都对应着相应的再现领域：市场资本主义对应现实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对应现代主义，而跨国资本主义对应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再现形式。身处后现代都市空间的个体，其体验已被碎片化，只能感受到身体与环境的断裂，再也无法获得对空间的总体性把握，因而没有能力在这种文化空间中定位自己，因此詹姆逊呼吁用认知图绘美学来增强个体在总体性框架内自己的位置意识，以拨开遮蔽个体与历史真实关系的迷雾。当社会空间的组织受到非连续变化或断裂的影响时，就会需要新的绘图方式。芳正是通过冒险之旅认识到自己作为劳工阶层被剥削的真相，她重新定位自己，在认知上组织起她切身的周遭环境，并通过与更广阔的外在世界相连接的方式，重新图绘出自己的位置。
与《北京折叠》不同的是，《满潮之海》突显气候变化和移民问题，认为劳工移民与社会不公正密不可分。作者李昌来在气候变化和全球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内思考人的流散状态。在他的想象中，中国经历了环境灾难，中国居民作为环境难民迁徙到美国的B-摩城。B-摩城的存在就是为查特村居民服务，为精英提供健康食品，为美国营造财富和利益。中国移民迫于环境灾难和经济压力成为流散群体，这说明资本本身是空间秩序和政治秩序背后的动力。如果说当下美国的全球资本主义受利益驱使在世界范围内建造工厂雇佣廉价劳动力，《满潮之海》设想的近未来美国社会则直接把中国劳动力移至自己的国家为其服务。可以看到，《满潮之海》想象的恶托邦延续的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小说中的未来世界仍然按照族裔政治对社会进行阶级分层，这既是对美国社会现实的批判，也是对未来新自由主义带来恶果的警示和预判。
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将全球劳动力纳入剥削范围，这使得B-摩城就像是劳工营。在这样的结构性压迫中，芳的出走就显得至关重要。作为一个劳工阶层女孩，芳的冒险旅程是对这种等级结构的反抗。她跨越三个空间，试图寻找失踪的男友，她的流动不仅打破了固定的、稳定的社会结构，而且逐渐激起中国移民群体长期被压抑的反抗之心。芳的出走既是一种生存策略，更是一种通过流动试图超越地理界限，与更广阔的世界建立联系，寻求新的价值与意义的隐喻性表达。这种追寻不仅是对个人命运的探索，也体现了群体试图改变现状、重建联系的努力。小说以此传达的一个主题思想是：尽管社会不公和生态危机迫使人们流散，但唯有通过流动与相连，人类才有可能走向更加可持续性的未来。
3. 结语
“空间性” 是文学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罗伯特·塔利（Robert Tally）在《空间性》（Spatiality）的结语中援引柴那·米耶维（China Miéville）的观点，认为乌托邦文学、科幻小说和奇幻故事通过虚构和想象 “他性空间”（塔利，2021：184），让我们以新的方式来看待自己世界的空间。米耶维认为奇幻是很好的思考方式，他敦促我们牢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人类与世界互动的生产活动中，真实和非真实不断交互参照，并且改变真实，这些能使人们以不同方式思考真实及其可能性与现状。”（Miéville，2002：46）因此，推想文学不仅仅是天马行空的想象，更是一种对世界进行概念化的话语方式。通过塑造他异世界，推想小说家使读者得以反观自己世界中的社会问题，并思考如何改变自己和所在的世界，从而走向更好的未来。
恶托邦叙事的推想性未来缺乏乌托邦式 “美好社会” 的乐观主义，这源自作家们对科学技术将会带来何种未来的焦虑，因而通过恶托邦式的未来提出警示。《北京折叠》和《满潮之海》用他性空间让读者反思各自语境中的社会问题。郝景芳和李昌来两位作家分别反思了影响现代城市发展的众多问题，如新科技带来的伦理风险、对基础设施的过度依赖、人口过多、致命疾病的传播、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等。《北京折叠》中城市的折叠已成为阶级固化问题的延伸，其城市治理机制是建立在社会资源分配不均衡、社会关系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满潮之海》则超越了族裔问题而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思考气候变化、全球资本主义等更大的力量对个体命运的影响。两部小说都强调了流动性对唤醒主体意识和促进行动的重要性。《北京折叠》和《满潮之海》使用空间政治探索阶层流动对改变道德和文化的重要作用，体现了对固化的社会分层和资源分配不均的批判。当下的读者由此开始，思考如何避免世界走向《北京折叠》和《满潮之海》所描述的恶托邦，如何向更好的未来不断行动，这无疑突显了此类文学作品的介入性作用和操演性力量。
【作者简介】
都岚岚，女，南京大学全球人文研究院长聘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推想文学、女性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说明：
来源 |《英语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