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女性因法律和经济地位的限制，被囿于家庭领域，无法进入公共空间。但美国女性首先以手中的笔闯入公共领域，继而在公共舞台上大放异彩。本文通过对美国女性文学的回顾，指出两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女性作家一直在跨越 “分离的领域”，抵抗固有的性别化空间，挑战现存社会环境与制度。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一直是美国女性作家为之奋斗的目标。

关键词：美国女性作家；分离的领域；创作空间

英国现代主义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 Woolf，1882-1941) 1929年时曾说，“一个女人如果打算写小说的话，那她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房间” (伍尔夫 19)。伍尔夫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是女性要拥有一定的经济条件，二是她还须有自己的空间。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女性并不享有经济权，还被法律囿于家庭空间之中。正因为如此，从北美殖民地时期至19世纪，美国公共 (男性) / 私人 (女性) 领域界限分明，女性被局限于家庭领域之中，“分离的领域” (separate spheres) 成为描绘两性行为的重要隐喻，被定义为 “一个对立且等级化的系统，包括占主导地位的公共男性生产领域与从属的私人女性再生产领域” (Rendell 103)。20世纪以后，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公共空间，而在这一过程中，种族、阶级、宗教、性取向等其他因素亦成为 “分离的领域” 这一隐喻的重要内容，对女性的生存和创作起到重要作用。

空间对于性别具有规训作用，它是 “由话语建构的，由意识形态所标志的，由占统治地位的权力结构和知识形式所形塑的” (Wrede 11)。换句话说，空间是通过文化话语 (包括性别话语) 来创造和表达的。性别化的空间造成一种性别的主观能动性，而局限了另一种性别，使得女性长期以来在公共空间中缺席，无法在公共舞台上发声，但 “空间本身既可成为一种掌控形式，一种对于女性能动性的限制，也可成为女性自我实现的场地，一种冲破性别局限的场地、一种获得力量的场地” (同上 10)。在两个多世纪里，美国女性作家一直在争取和拓展自己的生存与创作空间，她们抵抗固有的性别化空间，挑战现存社会环境与制度。

如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1926-1984) 所说，“空间是一切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是一切权力运作的基础” (福柯13—14)。从北美殖民地时期至19世纪中叶，美国女性和男性生活形成了分离的领域，女性进入社会空间的权利被否定，她们只能待在家庭领域操持家务，抚养子女，而公共领域则成为只有男性准入的特权空间，成为他们的特权象征，男性不仅可以接受高等教育，还可以担任公职、神职或军职，还可以经商，或从事创作。因而，伍尔夫笔下的 “一间自己的房间” 成为 “极具象征意味的空间隐喻，既实实在在地指称女性发展所必需的先决物质条件——一间完全属于女性自己的房间，令她不必顾虑他人的眼光，完全享有空间的自由，成为自己，也可以指称所有为女性的发展提供闭环和成长空间的隐喻性 ‘房间’，是女性找寻自我、发现自我，再逐步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 (陈丽 152)。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也一直是美国女性作家为之奋斗的目标。

阶级地位和族裔身份的不同从一开始就造成了女性地位与境遇的极大差异。北美殖民地时期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诗集出自一名女性之手可谓一个奇迹。生活在北美殖民地的白人女性安娜·布莱德斯翠特 (Anne Bradstreet，1612-1672) 因诗集《北美新近出现的第十位缪斯》(The Tenth Muse Lately Sprung up in America，1650) 的出版而蜚声北美殖民地。这部诗集一经面世便引起轰动，同时也标志着美国女性文学的肇始。但布莱德斯翠特的文学创作并非易事，她的丈夫因担任公职，经常出差在外，她共生育了八个子女，既要料理家务，抚养子女，还要照管家庭农场。可以想象，她并不享有一间只有她自己自由进出的房间。在女性不被容许在公共场合发声的时代，在一个女性被认为智力低劣于男性的时代，布莱德斯翠特仅是个例。她是来自英国的移民，曾受过良好教育，她的诗歌被妹夫带到伦敦，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表，这种情况虽属偶然，但应与她的身份地位有关。即便如此，她也曾在诗歌中抱怨：

我易受世人口舌之箭所伤，

他们称我的双手握针倒能用得上，

若说诗笔鄙薄一切我难免矫枉，

纵然人们如此看低女性的睿智：即便我妙笔生花，作用也不多，

他们会说那是偷来，或纯属巧合。

(布莱德斯翠特 19—20)

而比起北美殖民地的白人女性来说，黑奴女性不仅创作空间更为狭窄，连生存空间也无法得到保证。被称为 “戴着枷锁的天才” 的菲莉丝·惠特利 (Phillis Wheatley， c. 753-1787) 年幼时从非洲被贩卖到美国，她的主人见她聪明伶俐，允许她与自己的女儿一起学习。惠特利从对英语一无所知到阅读英语著作仅花了不到两年时间，她不久后开始创作诗歌，成为当地的传奇人物。如她所说：

有人以鄙夷的眼光看待我们黑色的种族，

“他们的肤色被魔鬼漂染而成”。

记住，基督徒们，黑人虽肤色黑如该隐

也能够高贵典雅，登上天堂的快车。

(转引自 Gilbert and Guban 247)

但当惠特利希望将自己的诗歌出版时，她遇到了重重阻力。作为一名黑奴，她既没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也没有任何物质保证，甚至连自己的作者身份也遭到质疑。波士顿当地名人专门为她举办了一场面试，以确定她便是那些诗歌的作者，后来她在一位英国贵妇的资助下于1773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关于宗教与道德各种话题的诗歌》(Poems on Various Subjects, Religious and Morals)。诗集出版后，她的主人给予她自由，她与一名黑人建立了自己的家庭。但离开了白人的庇护，她再也没有机会出版自己的诗歌，甚至失去了生存空间，不久便在贫困中去世。作为一名黑人女性，她的创作之路显然更为坎坷，境遇也更为艰难。

法国人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Alexisde Tocqueville，1805-1859) 在其著名的《论美国的民主》(On Democracy in America，1835，1840) 一书中，根据他对美国的访问，谈到了美国女性的状况。他说：“美国是世界上最注意和最坚持在两性之间划清行动界限的国家。美国人希望两性同步前进，但所走的道路永远不同” (托克维尔 819)。托克维尔的这一段话点明了19世纪美国社会分离的领域之现状。“分离的领域” 这一比喻，用于形容19世纪女性作家 (尤其是白人女性作家) 尤其有效。19世纪中叶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一批生活在私人领域的女性，以自己的作品闯进了公共空间。她们受到法律和道德的局限被囿于私人空间，但她们以写作跨越了私人与公共领域的界限，其中一些人甚至获得巨大的经济成功和政治影响力。20世纪80年代，美国女性主义评论家玛丽·凯利 (Mary Kelley，1941- )曾在自己的著述《私有女性，公共舞台》(Private Woman，Public Stage，1984) 中专门探讨了这一现象。她在书中论及12位19世纪白人女作家，她们在19世纪50—70年代创作了大批小说作品，无论在销量还是知名度上，都远远超过后来被奉为美国文学经典的男性小说家的作品，这一时期的女性创作可谓空前繁荣。

这些作家之所以从事写作，大多数是为生计所迫。她们无法拥有像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当年在自家小阁楼上闭门习作长达12年之久的条件，也没有一间自己的房间，更从不称自己为作家。创作对于她们来说是一份工作、一种养家糊口的手段，所得稿酬也用于家庭开支。这些女性作家也因此拥有双重身份，她们一方面扮演着传统的家庭角色，一方面因其作家身份而登上公共舞台。女性长期隶属于那些私人的、生育的、自然的空间，家庭是她们主要的活动场所，这限制了她们的自由，但同时也造就了她们独特的地理经验。她们的身份决定了她们的社会参与度不高，她们没有刻意追求超越日常生活经验的宏大叙事，其创作主题是她们所熟悉的家庭生活，她们笔下的主人公也必然是女性。她们以女性特有的敏锐和细腻，观察生活，抒发情感，思考人生。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女性作家塑造的女主人公都是道德的典范，她们把家庭打造成抵制道德腐败的避风港，以其虔诚的信仰和高尚的品德为男性树立了榜样，成为家庭的道德支柱。空间作为女性生活主体场所的双重展现——既是压迫的载体，又是能动性的场域。

家庭小说成为19世纪中叶最为畅销的文学形式，打破了公共领域和私有领域之间的严格界限，成为可与男性作家作品一比高低的作品。凯利以 “文学的家居性” 来 “描绘公共和私有领域对立中的性别渗透”，“家庭小说作为一种话语形式，不仅包含了女作家在私有家庭和公共社会之间的双重身份的形成，也暗指她们挑战传统、获得一定经济和家庭自主权的独立精神” (尹星 257)。尽管她们的创作风靡一时，但同时期的男性经典作家却对她们的作品不屑一顾，霍桑就称她们是一群 “乱写乱画的女人”，她们的作品也一直被冠以不登大雅之堂的 “感伤小说” “家庭小说” 之名，致使这些女性作家直至20世纪60年代始终被排挤在经典文学之外。虽然如此，人们无法否认这些作家的巨大影响力，她们不仅以一己之力改变了生活，甚至改变了历史进程。

创作了《小妇人》(Little Women，1868，1869) 系列的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1832-1888)，通过写作使一家人衣食无忧。她一生游移于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平时在波士顿专注写作，但一旦家里需要，她便立即返回家中，履行自己作为女儿和姊妹的义务。这种义务不仅是情感上的，也是时间、精力和金钱上的。奥尔科特终生未婚，将所有的爱都给了自己的家人。她一直将父母照顾到人生终点，最终在父亲去世两天之后告别人世。她最为著名的作品《小妇人》就是以自己四姊妹的生活经历为蓝本写成的，描写了四个女孩的成长历程。尽管小说的主题是每个女孩子如何战胜自己的缺点，以 “驶向婚姻和家庭的幸福港湾” (Stoddard 22)，但小说为女孩子们设定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如果说小说为其他三个女孩子安排的是传统的家庭生活轨道，那么作者为二女儿乔提供了另外一种生活选择。乔厌倦社会对女性的种种约束，渴望男孩所拥有的自由和特权。与其他女孩不同的是，乔最大的兴趣在于读书，怀有要成为作家的强烈愿望。她无法像邻居男孩劳瑞那样去学校接受教育，但她通过阅读和写作弥补了自己的不足。此外，乔通过写作赚到的钱帮助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也使自己的生活充满意义。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奥尔科特在小说的结尾安排了乔与德国教授贝尔的婚姻。来自马奇姑妈的一笔遗产使乔如愿开办了一所学校，乔与丈夫一起承担学校的教学与管理工作。她当然也会生儿育女，但她作为母亲的职责已经延伸到了公共空间。家庭是女性的领域，但不是唯一的领域。通过建立一所具有家庭氛围的学校，乔成功地把自己的领域从家庭扩展到社会，实现了从私人领域到公共领域的跨越 (金莉等 163)。

哈里耶特·比彻·斯托 (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 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1852) 在19世纪的废奴运动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她被亚伯拉罕·林肯 (Abraham Lincoln，1809—1865) 总统称为 “写了一本小书酿成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也成为在欧美大陆闻名遐迩的人物。像19世纪其他中产阶级家庭妇女一样，斯托婚后肩负起照顾丈夫、抚养子女、承担家务的重担。斯托的丈夫是神学院教授，薪酬极低，斯托便在自己的空暇时间里创作，以贴补家用。185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逃亡奴隶法案》(Fugitive Slave Act of 1850)，这个法案受到北方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也激起了斯托的极大义愤。她决定挺身而出，向国人揭露奴隶制的暴行。作为一名女性，斯托不能公开演讲、不能登台布道、不能参加竞选，她便以笔为武器，表达了她的强烈抗议。斯托的小说造成的轰动出乎所有人意料。一夜之间，她声名鹊起，小说迅速被改编为戏剧上演，仅仅一年时间就被翻译成37种外语，第一年便售出30万册，成为19世纪除《圣经》(Bible) 之外销售量最高的作品。小说的发表大大影响了公共舆论，有力推动了美国废奴主义运动，被视为美国内战的起因之一。

《汤姆叔叔的小屋》的出版不仅将斯托从家庭领域推向公共领域，更使她成为一个国际现象，她一跃成为其时代最引人注目的美国作家 (Kohnetal. xi)。小说于1852年3月在美国出版之后，仅过了两个月，其盗版就在英国出现，至1852年秋小说已经在英国大获成功，而且因为没有国际版权法保护，这部小说的好几十个英国盗版随即出现，斯托一下子变得声名大振 (Fisch 96)。据统计，《汤姆叔叔的小屋》出版第一年便在英国及其殖民地售出150万册 (Hedrick 23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斯托于1853年4月10日开启了她的首次跨大西洋之旅。她走出国门，前往英国、法国、瑞士、德国等，受到这些国家上至达官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热烈欢迎。虽然因社会习俗所限，她在出席公共集会时往往因其性别而不能亲自发表演说，但她已俨然是一位公共人物，其小说极大地鼓舞了欧美的废奴主义运动。

但19世纪也有作家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艾米莉·狄金森 (Emily Dickinson，1830-1886) 生前默默无闻、离群索居，但经过岁月的沉淀已被公认为美国乃至世界的伟大诗人，她另辟蹊径，游离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之外，不去寻觅公共舞台，反而在自己的狭小空间里探索生命的意义和自然的秘密，给自然界中的平凡事物赋予不平凡的色彩，创造了一种符合自己艺术需求的私密空间。正如她在诗中所说，“这就是诗人——就是他/能从平凡的意义中/ 提炼出惊人的妙理——” (狄金森 448)。

“分离的领域” 这一流行的隐喻，在美国文化中与用来形容19世纪的另外一些词语相关联，如 “家庭崇拜” “真正女性崇拜” “爱与仪式的女性世界” 等，这些词语都被用来描绘女性同公共与官方权力形式的分离——投票箱、公职、军队、神职、立法机构等。而 “分离的领域” 这一隐喻似乎暗示，正是白人中产阶级女性自己选择了这种女性的、家庭的、感伤的、集体的私人空间 (家庭世界)，而没有选择商业的、政治的、个人主义的和公共的领域 (Davidson 444)。其实19世纪的女性作品十分关注性别与空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女性与男性在空间占有中的差异及其背后的权力结构。这些作品多描绘女性的日常生活空间，但也涉及女性的社会生活实践，并通过揭露空间中的不平等现象来反抗男性权威。不可否认的是，即便在19世纪这样的社会氛围中，仍有一些女性在不同的公共领域扮演着重要的社会角色，如女性反对奴隶制协会、戒酒协会、工人阶级女性组织和大众文化组织等 (Park and Wald 267)。

19、20世纪之交的女作家有了更大的创作空间，她们对于自己的作家身份也有了更充分的自信。她们开始走出家门，进入文人圈。萨拉·奥恩·朱厄特 (Sarah Orne Jewett，1849-1909) 便是当时的知名作家，被认为代表了美国19世纪乡土文学的最高成就。朱厄特一生未婚，她家境良好，创作对她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与 “bread and butter” 有关的事情。尽管她的作品多年以来因被冠以 “区域文学” 之名而被视为 “次要作品”，在20世纪的美国文学经典中被边缘化，但是她当时已经能够以自己的作品在男性一统天下的文坛占有一席之地。伊迪斯·华顿 (Edith Wharton，1862-1937) 出身于上层社会，后不顾家人反对成为职业作家，且是一位高产作家。薇拉·凯瑟 (Willa Cather，1873-1947) 从新闻写作转向文学创作，但无须为生计发愁。她们追求的目标是获得文坛的认可，而不仅仅是稿酬。这些女作家要面对的仍然是她们的性别身份，她们仍须面对在父权制社会的知识权力结构中被客体化的倾向，她们需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

朱厄特以描绘新英格兰的作品著称。女性主义地理学强调，空间和地方被赋予了性别特征，这种特征随着文化与历史背景的变化而呈现出动态性 (马西 240)。空间的性别化不仅反映了社会中的性别关系，还通过强化和再生产这些关系，进一步影响了性别在社会中的构建方式以及人们对性别的理解和认识。作为美国区域文学的经典作品，朱厄特的《尖尖的枞树之乡》(The Country of the Pointed Firs，1896) 描绘了19世纪后半叶美国从农渔业向工商业转型时期东北部沿海地区衰落的偏僻渔村里发生的事情。19世纪的西部开发和淘金热导致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村子里只剩下女人、老人和儿童。传统意义上的女性空间也因此发生了动态变化，那些已逾高龄的女性成为这个空间中执掌大半边天的人。作品中的托德太太展现出令人钦佩的睿智和坚韧，在社区里扮演着核心角色，她种植、炮制草药，协助村医治病，她的个人生活并非没有苦难与创伤，但她具有独立自主和精神治愈的力量，更是与自然界有着天然的亲缘联系。时代变化和地理位置造成了这里性别空间的变化，给予女性施展才能的机会。

华顿是第一位获得普利策文学奖的女作家，她的作品揭露了纽约上层社会纸醉金迷、腐败守旧的本质，对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女性的悲剧做出了深入描写。在《欢乐之家》(The Houseof Mirth， 1905) 中，她揭示了男性霸权对家庭空间建构的隐性影响。小说女主人公莉莉·巴特就是一位深陷金钱社会无法自拔的年轻女子。莉莉出身于贵族家庭，但因家道中落，只能寄人篱下，过着仰人鼻息的生活。她虽然一心想以婚姻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始终没有彻底堕入腐朽的泥淖。多年来，因社会对于女性的种种限制，她深受其身份桎梏，无法为生活做出新的选择，只能留在这个金钱社会为她制定的狭小空间里，最终被碾压在金钱社会巨大的车轮之下。

凯瑟也是普利策文学奖得主，她是从西部草原上走出来的作家，在朱厄特的鼓励下，她开始书写自己熟悉的西部开发题材，刻画了参与西部开发的女性移民的成长过程。在《我的安东尼娅》(My Ántonia，1918) 中，凯瑟塑造了三位移民女性，描述了她们不同的生活经历，展示了她们不同的生活选择。安东尼娅一家人来美不久后，父亲便因极度的不适应而自杀身亡，她与兄长一起挑起家庭的重担。安东尼娅从最开始的言语不通，逐步融入新大陆的生活。她曾到镇上做帮佣，被人诱骗怀孕后遭到抛弃。但安东尼娅并没有被压垮，她在经历了一番波折之后，返回草原，与农夫安东·库扎克结婚，两人经营自己的农庄，并建立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莉娜·林加德出生于一个子女众多的家庭，她从小便目睹母亲作为家庭妇女所遭受的痛苦，矢志不嫁，最后她创建了自己的裁缝铺子，得以自食其力。她生意兴旺，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才干。而另一女孩蒂妮曾在西雅图开办寄宿舍，后来前往产金地，积累了一大笔财富。最后她和莉娜两人约定一起去旧金山开店营业。凯瑟笔下这三位移民女性，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拓展了生存空间，安东尼娅返回草原，将根扎于大地，她的丈夫和子女围绕在她的身边，令前来拜访她的吉姆羡慕不已。另外两人则毅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她们拒绝扮演家庭角色，在男性的公共空间里为自己打下一片天地，成为事业有成的职业女性。

进入20世纪以来，“分离的领域” 的象征意义更为复杂，它不仅指男性与女性的分离，除了性别之外，族裔、阶级、宗教、地域、性取向等其他因素也造成了女性创作空间的不稳定性。即使在女性之间，也有白人女性与其他族裔女性的分离，以及中产阶级女性与工人阶级女性的分离。比如说，家庭领域对于白人女性与其他少数族裔女性的意义便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些性别化的、种族化的、阶级化的空间使得女性空间也不再是一成不变的、稳定的、具有凝聚力的。少数族裔文学中对于公共/私人领域再现的边界显然与白人女性有所不同。而这些边界又加强和重叠了阶级和族裔界限带来的多重压迫。进入20世纪以来，少数族裔女性作家开始越来越多地利用手中的笔发声。尽管她们的声音非常微弱，而且仍然是从边缘的女性群体发出的声音，但族裔女性作家的在场已经不可忽略。20世纪的女性作品越来越多地记录了少数族裔女性群体从家庭空间迈向公共空间的转变过程，关注女性在家庭与工作场所中的空间话语权，探索女性在社会中的价值实现路径，展现了女性在社会变革中的独特作用，为女性身份与权利的讨论提供了重要的文学表达。

《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在1945年再版后，“分离的领域” 话语在二战后的语境中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届时正值二战老兵从战场返回家园，而已经走出家门的女性被再次呼吁返回家庭。就像格温德琳·布鲁克斯 (Gwendolyn Brooks，1917-2000) 的小说《莫德·玛莎》(Maud Martha，1953) 中所描写的那样，二战结束了，士兵返回美国，生活即将恢复正常。但与此同时，女性被期待再次返回家庭领域。一方面，从血腥战场返回家园的黑人士兵要求享有真正的公民权利，享受 “民主的果实”，作为对他们战时贡献的承认；另一方面，女性被要求为男性让位，使他们能够重新扮演工人和公民的角色，而黑人女性对于公民权利和流动性的要求与欲望却得不到满足。如帕特里西娅·希尔·科林斯 (Patricia Hill Collins，1948- )所说，“黑人妇女与其他有色人种的经历从来就不适合于 [私人/公共] 模式，与其尝试解释为何黑人妇女的工作和家庭模式背离了所谓的标准，一种更为有效的方法就是挑战工作与家庭的基本建构” (Collins 47)。安·佩特里 (Ann Petry，1908-1997) 的《大街》(The Street，1946) 便真实描绘了这一时期黑人女性试图走出家门、追求美国梦的悲剧。小说女主人公是一位单身母亲，她怀揣成功的梦想来到哈莱姆，希望以自己的努力跻身中产阶级，为儿子带来好生活，却不知自己早已落入他人的觊觎之中。在黑人男性和白人男性的步步逼迫之下，女主人公被迫反抗，她打死了人，不得不逃亡芝加哥。在这部小说中，无论是女主人公原来的家庭，还是她走出家门后的生活，显然都没有留给黑人女性的生存空间。不仅如此，小说所描绘的白人生活空间与哈莱姆黑人社区的污秽肮脏形成了巨大反差，反映出试图摆脱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的黑人的恶劣生存环境。走出家门并没有为黑人女性带来她们所期盼的境遇改善，但她们对恶劣社会环境的抗争，对于自身权利的维护，的确值得我们敬佩。

黑人女性一直是女性作家群体里更为边缘的群体。被称为现代非裔女性文学之母的佐拉·尼尔·赫斯顿 (Zora Neale Hurston，1891-1960) 于1960年默默无闻地去世，20世纪70年代，在另一位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 (Alice Walker，1944- )的努力下，她被重新带回人们的视野。著名非裔评论家小亨利·路易斯·盖茨 (Henry Louis Gates Jr.，1950- ) 曾经指出，“在男作家否认前辈的黑人文学传统中，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它预示着我们对于传统的更好认识，佐拉和她的女儿们是传统中的传统，代表着黑人女性的声音” (Gates 200)。赫斯顿在代表作《他们眼望上苍》(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1937)里塑造了具有 “他者” 属性的女性空间，其笔下的女性角色不仅试图在家庭空间内寻求情感与经济的平衡，也在公共空间中努力突破社会的束缚。她以女主人公珍妮的三段婚姻，探讨了黑人女性尝试占有公共空间的努力，刻画了她们的成长。珍妮的祖母曾饱受奴隶制的折磨，一心想要在离开人世前为珍妮找到一个安身之处。她将珍妮嫁给了家境殷实、有着60英亩田产的中年黑人洛根，却不想洛根只把珍妮当作泄欲工具和劳动力，根本不懂珍妮对于浪漫爱情的渴望。珍妮的第二任丈夫乔给予了她优裕的物质生活，却仅希望她成为自己的 “花瓶” 市长太太，不允许她有自己的思想、发表自己的言论。当有人邀请她演讲时，乔拒绝说，“我的妻子不会演讲。我不是因为这个娶她的。她是个女人，她的位置在家里” (赫斯顿 46)。乔去世后，珍妮与年轻小伙 “甜点心” 相遇，“甜点心” 一贫如洗，却为珍妮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他教珍妮打牌、钓鱼、打猎，使珍妮享受到她之前从未有过的精神自由。珍妮因而放弃了市长遗孀的身份和财产，与 “甜点心” 一起去南佛罗里达的沼泽地做季节工，白天辛苦劳作，晚上聊天讲故事，再也不像之前那样只能作为听众，她在这里享有自己一直渴望的公共空间。虽然最终 “甜点心” 因患狂犬病身亡，但珍妮已经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她回到故里，给好友讲述了她的人生故事。

女权运动第二次浪潮兴起之后的20世纪70年代，少数族裔作家对白人中产阶级女性在运动中的主导作用提出了质疑，她们在女性主义议题中加入了“种族”这一关键词。她们反对将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价值观普世化，强调了少数族裔女性所面临的多重压迫。对于白人女性号召女性走出家门，她们也有不同的看法。当白人女性主义者贝蒂·弗里丹 (Betty Friedan，1921-2006) 在《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1963) 中号召中产阶级白人女性走出家门时，其他族裔的女性却不得不在外劳作以养家糊口，受尽剥削。她们原本就不享有白人中产阶级女性衣食无忧的生活，也没有白人女性那些闲得无聊的苦恼。对于大多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有色人种女性来说，她们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必须外出劳作以养家糊口。如果可能，她们宁愿选择留在家中照顾子女。外出工作对她们来说不是个人价值的实现，生存才是她们的第一需求。她们的确与白人女性不同，处于 “分离的领域”，她们遭受的不仅是性别压迫，还有族裔和阶级压迫。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白人女性主义者在西方标准上将女性经验普遍化，寻求解放她们认为不幸的第三世界女性，而忽略了女性之间因阶级、族裔、宗教等因素造成的差异，一味地强调女性之间的一致和团结，以及与男性的平等。相比之下，有色人种女性在创作中却不再简单地看待性别，而是探索和关注与其从属地位相关的各类问题，强调种族、阶级、性别之间的关联，强调第三世界女性遭受的各种歧视和主体缺失。因而，随着女性主义的不断发展，20世纪后半叶见证了美国多族裔女性作家在开拓创作空间、为边缘群体发声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作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裔美国女作家，托妮·莫里森 (Toni Morrison，1931-2019) 是当代女作家中的翘楚。莫里森在种族政治的维度下审视了黑人的自我身份建构，描绘了已内化白人文化价值观的黑人社区，她在创作中书写非裔美国人的过去，也书写他们当前的生活。莫里森几乎每一部小说都涉及奴隶制，奴隶制一直是嵌入美国文化中的毒瘤，造成了黑人在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戕害，其影响体现在社会的各个方面。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莫里森在作品中抨击商业化社会带来的黑人之间的阶级分化，倡导黑人社区的互助力量，呼吁非裔女性的姐妹同盟，而她塑造的独立自主的女性人物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莫里森在其第二部小说《秀拉》(Sula，1973)中，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关注女性在一个种族和性别歧视的社会中如何寻找个人的独立空间，投射了空间与性别、种族及权力之间的关系。小说聚焦于一战结束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非裔社区，刻画了一位特立独行、离经叛道的年轻黑人女性秀拉。秀拉挑战社会的种族歧视和内化了白人价值观的社区习俗，抗拒社区的规训，拒绝压制自我。好友曾规劝她：“你是个女人，而且还是个黑种女人。你不能像男人一样去行事” (莫里森 133)。但秀拉从来都是我行我素，她不像小说中其他黑人女性那般将自己囿于传统黑人女性的生活空间，而是一意孤行，丝毫不在意外人的眼光，她的勇气为黑人女性追求自我开创了道路，反映了空间诉求与女性追求自由的重要关联。莫里森的创作无疑拓展了美国第三世界女性的空间，为其发声和赋能。

汤亭亭 (Maxine Hong Kingston，1940- ) 是最具影响力的华裔女作家之一，对于推动华裔文学在美国社会的接受发挥了重要作用。她书写了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主题，呈现了华人的移民经历和文化适应过程。她成功地把 “个人经历” 和 “家族历史” 嵌入华裔群体的美国经历和美国身份建构之中，又因为在书写女性故事中采用女性主义视角，开创了华裔女性作家有关文化身份建构、文化冲突与协商的书写范式 (金莉等 965)。她在《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1976) 中，通过一个出生在唐人街的华裔美国少女之口，讲述了其寻找自身生存空间的经历，少女听母亲讲述女人的故事 (姑妈、姨妈、自己母亲、花木兰、蔡文姬)，她在中美两种文化夹缝中承受种族和性别歧视的压力，但却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获得了身份认同。更为重要的是，她最后通过写作为自己也为华裔美国人发声，开拓出新的空间。

桑德拉·西斯内罗斯 (Sandra Cisneros，1954- ) 是当今拉美裔和西语裔最负盛名的女作家。其代表作《芒果街上的小屋》(The Houseon Mango Street，1984)属于最早一批被收入《诺顿美国文学选集》的拉美裔作品，已被译成20多种语言。小说描绘了少数族裔在美国的奋斗历程与生存困境，以及人物在两种文化夹缝之间的矛盾心理。叙事者埃斯佩朗莎一家在芒果街上安顿下来后，一家人居住的简陋小屋使她感到羞愧，在美国这个以财富衡量一切的国家里，房子不仅代表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也成为判断人们成功与否的标准。然而，她在努力拥有更大的空间时，也逐渐认识到，房子虽能为人们提供舒适的生活，但也会成为女性的羁绊，埃斯佩朗莎从最开始对狭小空间的嫌弃，到之后立志走出芒果街追寻更大的自由，这一切都成为她拓展生存空间的象征。西斯内罗斯在作品中对美国主流价值观和墨西哥裔社区的父权特性进行了解构，她所塑造的形形色色的女性人物，在成长道路上虽然饱受挫折，但都逐步打破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局限，找到了独立生存的空间。

莱斯利·马蒙·西尔克 (Leslie Marmon Silko，1948- ) 是印第安女性文学的领军人物。她继承了印第安族群的口头文化，在创作中充分使用印第安歌谣、舞蹈、民间故事、仪式等文化要素。西尔克描写了身处白人文化和印第安文化居间状态的人物、印第安人在白人社会所遭受的歧视、印第安人崇尚自然的部落历史和价值观。在她的短篇小说《摇篮曲》(“Lullaby”，1974)中，印第安纳瓦霍族老妇人阿亚在寒夜里等待丈夫查托的归来。当她终于看到喝得醉醺醺的丈夫回来时，她用身上的毯子裹住他，唱起了摇篮曲，回忆起她一生的遭遇。大儿子丧生战场，另外两个孩子死在婴儿时期，还有两个孩子被强行从她身边带走，几年后甚至不会说自己部落的语言。这正是印第安人悲剧的根源。他们的土地被剥夺，失去了生存空间，他们的后代更是被白人文化所同化，反而对自己的文化产生了隔阂。对印第安女作家来说，她们书写的是美国文学语境下的印第安人的生存环境，她们所抵抗的是白人文化对印第安文化的毁灭性打击。她们以创作表达了对这片土地深厚的感情以及她们遭受的深切痛苦。西尔克用英语书写了印第安故事，以独特的讲故事方式为语言赋能，开拓其创作空间，也为促进印第安人在美国社会的生存起到了积极作用。

结语

家庭空间作为女性生活的主体空间，长期以来被建构为 “女性化” 的私人领域，这一空间既承载了女性的日常生活，又成为束缚其身份发展的桎梏。在不平衡的性别权力系统中，男性通过公共空间和文化空间确立了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流动性，而女性则被限制在家庭中，从事与照料家庭相关的活动。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对性别角色的期望逐渐发生变化，但家作为女性专属领域的观念在文化认知中依然根深蒂固。从 “分离的领域” 到拥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和“一间自己的房间”，美国女性作家以空间为阵地，强化了女性的主体性，肯定了女性的力量与能力。许多女性作品表达了让女性走出家庭参加公共生活的愿望，呈现出家庭空间中性别权力的动态关系。在19世纪的小说中，这些女性角色虽然大多仍被局限在家庭空间之中，但她们通过重塑家庭角色或重新定义家庭责任，开始突破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反抗家庭空间对她们的规训和限制。而在20世纪的女性作品中，尽管家庭对女性的束缚仍然存在，但女性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共舞台上。女性作家，尤其是少数族裔女性，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不免面临被白人男性或女性塑造成他者的文化霸权。时至今日，女性在公共空间内与男性拥有的话语权仍存在失衡，少数族裔女性更是如此。公共空间被赋予男性化的属性，为女性的进入制造了诸多障碍和限制。但美国女性作家仍在努力拓展自身空间，通过不断塑造新的形象，建构女性与公共领域之间更为积极的联系。展望21世纪，我们相信，美国女性作家将进一步打破性别、族裔和阶级的藩篱，跨越分离的领域，在争取尊严和平等的过程中追求艺术的不断完善，最终实现主体的重建，获得她们应得的社会和文坛地位。

【作者简介】 

金莉，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小说和女性文学。

说明：

来源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