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心翻译，在文字转换之间丰盈人生
徐晓雁，早年赴法留学工作，回国后开始从事法国文学翻译，迄今翻译出版近二十部法国文学作品，译有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鲍里斯·维昂等作家的作品，是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埃里克-埃玛纽埃尔·施米特的主要中文译者，翻译出版了他的《奥斯卡与玫瑰奶奶》《诺亚的孩子》《我们都是奥黛特》《纪念天使协奏曲》《看不见的爱》《奥斯坦德的梦想家》《火夜》《时间旅行者——失落的天堂》等多部作品 徐晓雁（右）与埃里克-埃马纽埃尔·施米特
一
2026年3月，我在清幽的松阳酉田村小住八日，专心翻译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埃里克-埃玛纽埃尔·施米特的长篇小说《时间旅行者——两个帝国》。住在风景如画的村里，工作之余，独自在山野徒步。这段闲适充实的翻译时光，已然成为我一段难忘的记忆。说起来，我走上法语文学翻译这条路，既是偶然，也是情理之中。
我毕业于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首届法文班，入学第一年便系统学习了法语。当初选择这个专业，是为在学医之余，还可多掌握一门语言，可见我很早就对文字抱有喜爱。只是后来医学课程繁重，占用了我大部分精力，加之毕业后赴法求学工作，从事生物医药相关行业，对文学的爱好便暂时搁置了。
回国工作后，我去看望曾经教我法语的马振骋老师，得知老师专心做文学翻译，早已是业内有名的翻译家。当时老师手里有一本科普书籍《如何克服疼痛》，内容结合医学与文学，讲述人们对疼痛的认知、麻醉药的发明等，还有各类艺术家在作品里表达疼痛的方式。出版社正委托老师为这本著作寻找合适的译者。马老师知道我喜欢文学，也想尝试翻译，便鼓励我从这本书入手。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这本书得到了出版社的认可，顺利出版。之后我又陆续翻译了几本同类型的科普书籍。就这样，我算是来到了文学翻译的门口。
后来我有机会翻译《给没有救我命的朋友》一书，这本书是法国《世界报》记者艾尔维·吉贝尔去世前两年写下的日记集。他曾是法国大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密友，书中记录了他本人以及福柯的临终往事。书中涉及不少艾滋病相关医疗内容，还描写了上世纪80年代巴黎文艺圈的生活。早年我在巴黎留学时，做科研的内容恰好与此类疾病相关，旅居法国多年也让我对书中所叙述的巴黎生活有直观的体验。再加上马振骋老师帮忙把关，还有法国朋友的协助，这本难度不小的译作顺利完成，译文也收获了业内好评，我也真正在翻译行业站稳了脚步。
阅读中，我被一本薄薄的小书《奥斯卡与玫瑰奶奶》深深感动。这是一本书信体小说，讲述身患白血病的10岁小男孩奥斯卡生命最后12天的故事。全书围绕病痛与生死展开，却没有沉重压抑的氛围，以儿童的眼光看待这一切，充满想象力和诗意。读来不觉沉重，只有温暖。
小说的作者埃里克-埃马纽埃尔·施米特（Eric-Emmanuel Schmitt）是法国极具人气的作家。他出生于1960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曾做过哲学讲师，以写作剧本成名，后又出版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自传、戏剧等几十部作品，几乎每部都畅销，获奖无数。其作品被译成46种语言，戏剧在五十多个国家上演。《奥斯卡与玫瑰奶奶》，可谓他的代表作。我阅读完原著后，立刻着手将其翻译成中文，并向多家出版社推荐，却因版权和篇幅问题，屡屡受阻。好在出版人胡小跃先生慧眼识珠，引进合集版权，我也有幸成为这本书的译者，并从此与埃里克-埃马纽埃尔·施米特先生的作品结下深厚缘分。
此后我一直向各大出版社推荐施米特的作品，只为能翻译更多他的文字，从中汲取养分。这些年我先后和多家知名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了他的《纪念天使协奏曲》《看不见的爱》《奥斯坦德的梦想家》《火夜》等八部作品。《看不见的爱》让我获评中信出版社2019年年度译者，《奥斯坦德的梦想家》入围2021年度傅雷翻译奖终评。
徐晓雁部分译作
二
此次带到松阳翻译的，是我翻译的施米特的第九部作品。我偏爱他的文字，因为他的作品充满人文关怀，始终用文字传递乐观与温暖，治愈读者内心的迷茫。他也被评论界视为十足的人道主义作家，试图给人类寻找出路。他的这种倾向可以从他的自传体小说《火夜》中找到根源。
那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冬季，施米特去阿尔及利亚南方撒哈拉大沙漠徒步。有一天他与同伴走散，在霍加尔高原的沙漠中迷路。在寒冷的沙漠之夜，没有水和食物，他只能在沙地上挖一个坑，用沙子把自己盖起来取暖。他对自己说，如果我不能获救，这个沙坑就是我的坟墓。他几乎在等待死亡，但这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他感受到一股神奇的力量将他提升，在高空托住他，伸拉他的四肢让他变成巨人。时间停滞、空间消失。这股力量有着火焰般的温暖，他被这种难以定义的神秘之力击中，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感觉。自我消解了，与宇宙融为一体，一种狂喜的感觉包裹了他。在经历了无与伦比的一夜之后，第二天他奇迹般地获救。这次遭遇“神迹”的经历，让身为哲学家的他，对从前确信的一切发生了动摇。他对于人与时空的关系，理性与超验的关系，有了全新的感受。
这次神奇的体验改变了施米特的生活。他说：“我出生过两次：一次是1960年在里昂，一次是1989年在撒哈拉。一个夜晚足够改变一生。”
总是有人问他：“为什么你的作品中总是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平和，为什么你可以把悲剧性的题材处理得既无奉承，也无夸张，更无绝望？是什么奇迹让你做到这样？”这本书提供了答案，这是阅读他所有作品的钥匙。
徐晓雁部分译作
三
文学翻译虽然清贫寂寞，却也丰富了我的生活。平日里我素来喜爱养花种菜，还在家中屋顶打理出一方小菜园。出于这份喜好，我向出版社引荐了一本法国田园佳作，中文版定名为《诗意的农场》。这本书看似讲解农耕种植，实则讲述了一对巴黎夫妻归隐田园、亲手打造农场的真实故事。丈夫曾是航海家，走遍亚马孙雨林、太平洋海岛与非洲大地。妻子原本是资深律师，有着体面高薪的工作。后来二人厌倦了喧嚣的都市生活，远赴诺曼底乡间，买下土地，耗费八年时光，打造出一座物产丰饶、景致绝美的特色农场，去过那里的人，都直言宛如置身世外桃源。
丈夫夏尔把他们建成农场的过程写成了一本书，有情怀，有故事，还能教人如何把菜种得又好看产量又高，读起来像一本小说，用起来像一本工具书。何况，夏尔写得又是那么真诚。这正是我喜欢的书！夏天的早晨，我在忙完自己的菜园子后，在园中铺了桌布的小桌前坐下，打开书开始翻译，那真是一种美好的享受！
我的翻译还与我的旅行相辅相成、彼此成就，文字总能催生出行走的念头。我曾翻译法国记者贝尔纳·奥利维耶的《丝绸之路上的长征》，作者独自一人从伊斯坦布尔徒步走到西安，写下三本书记录沿途见闻。受书中内容触动，我也萌生了沿着京杭大运河徒步前行的想法，并实施了一部分。而我走遍各地的亲身游历，也为翻译工作打下扎实基础，让我更易读懂文字里的风土与意境。
在翻译《火夜》之前，我曾去过撒哈拉沙漠。
“贫瘠的大地，有时也会突然冒出一片绿洲，棕榈树、无花果树和椰枣树围着小山丘，绿成一团，我有些激动……”这是书中施米特在飞机上看到沙漠绿洲时的描写，与我在埃及见到沙漠绿洲时的心情一模一样，也让我知晓，撒哈拉并非只有茫茫黄沙。书中对于大漠地貌、地质风貌的细致描写，倘若没有亲身踏入荒漠，亲眼见过戈壁奇石与苍茫旷野，便很难领会文字里的意境与深意。
“每一小时，我们停下脚步，托马给我们解释地貌的形成、演进和风化。通过他，风景增添了二种新的维度：时间和演变。博学的教授给这片表面静止不动的风景赋予了故事性，他窥探到地表的奔涌、喷发、抗争、流淌、高压、断裂、胜利、崩解。我被他的解说深深迷住，感觉我们仿佛在参观一片经历激战后的战场。那些大块岩石、断层、峡谷，象征着死去或幸免于难的战士。”翻译这段内容时，我曾穿行水晶沙漠、黑石沙漠的一幕幕历历在目，作者精准细腻的文笔，恰好道出了我心中所想，将撒哈拉独有的苍茫风貌描摹得淋漓尽致。
驻足“译者之家”的露台，眺望水墨画一般的远山，回首来路，从2004年推出第一部译著算起，我从生物医药行业跨界走入文学翻译领域已有二十来年。一路走来虽有坎坷波折，历经不少辛苦，却也收获了无尽乐趣与难得机缘。学习法语，为我拓宽了看待世界的视野；潜心翻译，在文字转换之间，也慢慢丰盈充实了我的整个人生。
徐晓雁部分译作
译文节选
《火夜》，【法】埃里克-埃马纽埃尔·施米特著，徐晓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21年1月
当塔曼拉塞特出现在舷窗下方的那一刻，我想我立刻就爱上了这座城市。刚才飞机一离开阿尔及尔，我们仿佛就飞过了月球，只见绵延很多公里的干燥沙漠、碎石地和峭岩。吉普、卡车、沙漠商队留下的笔直印迹，犹如指甲在尘土上画下的一道道印痕。我已经开始怀念绿树、丰饶的田野和蜿蜒的河流。我受得了在撒哈拉大沙漠两周的徒步吗？我担心物资匮乏、遍地沙石、缺少花香的空气、四季不分的气候。也许因为我在天上俯瞰，才会判定这片大地贫瘠。但有时也会有一片绿洲突然冒出，棕榈树、无花果树和椰枣树围着小山丘绿成一团。我有些激动，喃喃道：“塔曼拉塞特。”但我的邻座纠正我说这是盖尔达耶或百果之城EI-古莱阿，抑或是因萨拉赫。接着，单调再次占据了一成不变的大地。
经过半天飞行，塔曼拉塞特这个词终于从机长口中说出。此地的温暖出乎我意料：小城坐落于一片飞地中央，两道花岗岩石壁如弯曲的手臂，环绕、保护和凸显着这座小城。陡坡之间，散落着一些土黄色的方形黏土小屋，让我想起小时候为点缀电动小火车铁轨搭的积木房子。
我一只脚刚跨出舱门，这片大地的气息便迎面扑来，抚摸我的眼睛，亲吻我的双唇。这份轻柔的触摸，让我确信沙漠将会对我热情相迎。
* * *
从撒哈拉沙漠那次长途跋涉到我今天的叙述，整整过去了二十五年。我的信仰经受住了环境变迁、时间流逝，仍在不断生长。沙漠中的涓涓细流，已成为宽阔的大河。这，就是源头的力量。
长久以来，我一直秘密持有这份信仰，它在无声地改变着我。当信仰开挖自己的河床，我对世界的感受也日趋丰富。
我从院子深处隐秘的小门进入大花园，那是神秘诗人的门，那些生活在野外的人们，远离教条和机构，他们的感受远胜他们的表达。以人文主义看待民众信仰，更增添了那种内在火焰，我愿与所有时代、所有地区的人们分享那种火焰。博爱被编织，世界被拓宽。
从霍加尔回来后，自童年时代就沉睡于我体内的作家幼虫，在书桌前蠢蠢欲动，成为它所经历故事的誊写人。我出生了两次：一次是1960年在里昂，一次是1989年在撒哈拉。
从此，长篇小说、戏剧、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接踵而至，在祥和的天空下从我笔端流淌，有时写得有点难，大部分时候很容易，总是饱含激情。接受“神启”的那个夜晚调和了我和我的一切：我的身体、心灵、理性同心协力而非各行其道。这份体验赋予了我一种正当性：如果才华仅用来服务自己，除了想着被承认、被欣赏和获得掌声外，没有其他目标，这样的才华是虚妄的。真正的才华应该传递一些超越才华、引领价值观的东西。如果说我有幸在某个夜晚成为某种启示的接受地，那在我眼里我就有权说几句。
我很害怕人们会误解我的心里话……不，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先知或是被神启的人；不，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代言者。相反，我自认有愧于我所得之恩泽，贡献我全部的余生，都不足以让我配得上这份恩赐。
然而，像每一个真正的人，我不弄虚作假。我从我的灵魂出发，生活和写作。而我的灵魂见过光明——并且还在继续见着，包括穿过最幽深的黑暗时刻。
我一直守着那一夜的秘密，直到有一天，一名记者着实惹烦了我：“为什么你的作品中总是洋溢着对生活的热爱与平和？”她反反复复问道：“为什么你可以把悲剧性的题材处理得既无奉承，也无夸张，更无绝望？是什么奇迹让你做到这样？”我认识这位女记者，也很认可她。在她锲而不舍的追问下，我终于承认我在塔哈特山脚下“认识了上帝”。
“你还会重返那里吗？”她试探道。
“重返……为什么？”
一次，足矣。
一份信仰，也足矣。
当人们遭遇不可见事物的召唤时，人们试着应对这份礼物。
在“神启”中最让人意外的是，尽管启示显而易见，但你仍可以保持自由，自由地对所发生之事视而不见，自由地回放事件，自由地绕开，自由地遗忘。
在被命运操纵过后，我从未感觉如此自由，因为我仍可以躲避到对于偶然性的迷恋中。
…………
在我的那个撒哈拉之夜，我并没有得知什么，我只是信。
提及信仰，现代人必须表现得十分严谨。如果有人问我：“上帝存在吗？”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因为在哲学上，我属于不可知论者，这是对于理性唯一站得住脚的部分。不过我会补充一句：“我想可能是存在的。”信仰与科学根本不同，我不会将二者混淆。我所知的并非我所信的，我所信的永远不会成为我所知。
——节选自《火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