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必翻译《名利场》考实
杨必与杨绛
于杨必翻译《名利场》一事，杨绛杂忆如下——
1979年3月《杨必》（见1979年5月印行的北京语言学院《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二分册）：
她精心翻译的《名利场》，是恩格斯读过的“有其不可辩驳的文学和文化历史的意义”的“几本较好的英国小说”之一。为了满足人们学习英语的需要，1959年她根据译本编辑了一本汉英对照的《名利场》节选本。
按1959年11月出版的“节选本”署“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教研室注释”，用杨必的译文，非杨必“编辑”。
1990年6月《记杨必》（《大公报》1990年11月15日）：
默存尽老师之责，为她找了玛丽亚·埃杰窝斯的一本小说，建议她译《剥削世家》。阿必很快译完，也很快就出版了。傅雷以翻译家的经验，劝杨必不要翻名家小家，该翻译大作家的名著。阿必又求教老师。默存想到了萨克雷名著的旧译本不够理想，建议她重译，题目改为《名利场》。阿必欣然准备翻译这部名作，随即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订下合同。全国“院系调整”，她分配在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评定为副教授。阿必没料到自己马上又要教书。翻译《名利场》的合同刚订下，怎么办？阿必认为既已订约，不能拖延，就在业余翻译吧。杨必翻译的《名利场》如期交卷，出版社评给她最高的稿酬。她向来体弱失眠，工作紧张了失眠更厉害，等她赶完《名利场》，身体就垮了。《名利场》再版，出版社问她有什么要修改的，她说：“一个字都不改。”这不是因为自以为尽善尽美，不必再加工修改；她只是没有这份心力。
按时间乖舛倒置，《剥削世家》出版于“院系调整”之后的1953年5月。“很快译完”亦为夸饰不实之词——傅雷1953年2月7日与宋奇函（傅敏编《傅雷文集·书信卷》）：“《剥削世家》初稿被锺书夫妇评为不忠实、太自由，故从头再译了一遍，又经他们夫妇校阅，最后我又把译文略为润色。”
2014年9月《师生姊妹之作》（《文汇报》2016年6月3日）：
杨必译完《名利场》，已心力交瘁，无力修改。当时她有钱锺书先生为导师，可保证无漏译误译，但全书尚待润泽修改。2013年春，我决意将小八妹杨必在钱锺书指导下翻译的《名利场》从头校对一遍。我找来萨克雷原著进行校订，文字语句，并加点烦。
按此篇为杨绛出版的“《名利场》点烦本”的序文。
这里有几个反证——
杨必翻译《剥削世家》似为稻粱谋（《傅雷文集·书信卷》1953年1月21日上私立平明出版社总编辑李尧棠书：“又译者希望能早出，因与其本人将来出处有关，详情容面陈”）。《名利场》的翻译始于《剥削世家》完稿后。傅雷1953年2月7日致宋奇简（亦见傅敏所编）：“杨必现在由我鼓励，正动手萨克雷的Vanity Fair，仍由我不时看看译稿，提提意见。”杨必此时刚满三十岁，从未发表学术论文（《名利场》再版于1959年9月，杨必的“译者序”被杨绛的“译本序”置换，王佐良《照澜集·萨克雷的名利场》谓杨必的序文“间或有论点似可商榷”），光凭一种三四万字的小册子，似乎没有资本或资格在“准备翻译”时“即和人民文学出版社订下合同”——“订下合同”该是缴稿后。1952年夏秋“院系调整”，杨必即由私立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转入复旦大学；假使《名利场》的合同签于《剥削世家》出版后的1953年夏秋，则杨必已教书一年，怎么能说“阿必没料到自己马上又要教书”？
《名利场》是“业余翻译”的吗？非也。高等教育部1956年4月编《1956年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题目汇编》：“编号：1068；研究题目：修订《名利场》初稿及重写序文；研究人：杨必副教授；研究期限：1953年11月至1956年8月；学校名：复旦大学。”参看傅雷1953年9月14日寓宋希书（见前引傅编）：“杨必译的Vanity Fair约明年上半年可以印出，共有六十万字以上，也是一部大书。”《名利场》初稿毕业于1953年秋。“明年上半年可以印出”？《名利场》莫非最初要由平明出版社出版（平明出版社1954年11月被合并）？
《名利场》是“赶完”而“无力修改”吗？非也。前举文献已标明“修订”。高等教育部1956年7月《全国高等学校已完成的重要科学研究题目汇编》：“编号：137；研究题目：《名利场》（Vanity Fair）；研究人：杨必副教授；完成日期：1956年6月；学校名：复旦大学；内容：翻译十九世纪英国小说家萨克雷的代表作《名利场》并加必要的注释。结果：《名利场》是一部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品，而我国以前只有节本的翻译，不够全面，并且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通过此次比较细致的翻译（在翻译过程中反复修改，使译文忠实于原则和自然流畅），希望能供给文学研究工作者一些新的资料。”看，《名利场》“反复修改”近三年。“细致的翻译”就是“精心翻译”。
1927年，杨绛全家福，摄于苏州庙堂巷老宅。七妹杨桼、八妹杨必站在母亲两旁，小弟保俶站在父亲身边。后排左起为三姐闰康、杨绛、大姐寿康和大弟宝昌
杨必1956年三十四岁“身体就垮了”吗？杨必于1952年9月《高等学校教师调查表》自报“神经衰弱”，1958年7月《复旦大学干部登记表》自报“神经衰弱，高血压”，1960年3月《干部简历表》自报“极度神经衰弱发展为精神分裂症（亦有医生称精神归纳症）”（引自李乃清《杨必，令人扼腕的英才》，《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5月第17期）。参看杨季康《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载《杨绛文集》《杨绛全集》）：“1963年，小妹妹杨必大病，我到上海看望。1964年，年底到上海接小妹妹杨必到我家养病。1965年9月15日，杨必回上海。”《名利场》1957年5月出版，杨必身体当“垮”于《名利场》出版五六年后。
早先的“精心翻译”的考语，末后的“尚待修改”的定论，这三十多年杨绛评价《名利场》的变异，是“文章藻鉴随时去”？还是“头脑愈老愈高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