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毯背面的林楚平先生
在时间的深处，我们不过就是一个个被任意摆弄的编码，有的自以为显赫，有的总是颠倒无常，而大部分则属于被遮蔽的人。作为编码，那些自以为显赫的，与颠倒无常的，可以归于一类——它们若闹得太欢，一定会被剔除；若是久无动静，则立刻成为被遗忘者而湮没。它们的意义就在于毫无意义。至于大多数中的那些被遮蔽者，才有真正存在的意义，它们可以被重组，可以被发现，可以被拣选。无论是存在，还是消亡，它们都将平和地面对。
在发现这个比喻的过程中，我首先想到的人，竟是林楚平先生。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他不过是个陌生人，他的一生几乎都在被遮蔽中——虽然翻译出版了托尔斯泰的《克莱采奏鸣曲》《家庭的幸福》等中短篇小说集，以及《雪莱情史》等，也撰写出版了散文集《在花毯背面》《油纸伞》《品味生活》等作品，但在中国文坛，他几乎就是“被遮蔽的编码”。幸而他并不以出名为乐，更不会为了显赫而交际钻营。他的一生充实而平和。特殊时代之后，他不过复归平静的生活，重拾翻译的生涯，同时撰写一点关于翻译、关于乡土之类的文章。正如他在谈论翻译的小品文《在花毯背面》中所言——“读译本如看花毯背面”，花毯再艳丽，他也只是站在背面，偶尔说一点自己的感悟。但这些感悟却比迎面的花毯更有情怀。他就像出售花毯的商人，却为顾客着想，真是难能可贵。我想，如果这时我将“编码”这个发现悄悄告诉他，他或许会在花毯的背后发出轻轻的笑声。
能认识林楚平先生，是我的荣幸。但我与先生仅见过一两面，在报社的走廊上握过一次手。程绍国比我更熟悉林楚平，他们是一起喝过几两酒的。许多相关的人和事，绍国和我一起经历。绍国和我，是《温州晚报》的同事，我们一起编副刊。他年长我十岁，与我同事了十年。在同事之前，我们是“相濡以酒”的兄弟，在同事之后，我们仍然是“肝胆相照”的兄弟。林楚平先生是经由林斤澜先生的介绍而成为我们副刊作者的。这两位先生是同乡故交，又都在北京讨生活。林斤澜先生是热心人，尤其对写作者，无论同辈还是后辈，只要有机会，一定嘉言勉励，也一定推而广之，用我们温州方言说，就是“相帮待”。“帮”已不容易，而“待”更难，那是“善待”，是“担待”。
其实在认识林楚平先生之前，我就读到过他的文章。那是他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的一篇散文《舴艋舟》，文章开头写道：
近读一篇散文，把温州瓯江上游一段叫“双溪”的水道写得很富有诗意。但作者以为这“双溪”便是李清照词《武陵春》里所写的“只恐双溪舴艋舟”的“双溪”，恐怕是闹错了。作者又说，“一个人活了五十来岁了，还要‘欲语泪先流’。一边拼老命‘从海道’追随皇帝，一边又‘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读来别别扭扭的。”这就是更大的误解了。李词里所说的“双溪”，据学者考证，在今浙江金华，是唐宋时有名的游览胜地。因有东港、南港二水汇于金华城南，故曰“双溪”，与作者所说的瓯江上游的“双溪”，相距甚远，两不相涉，这是一；其次，李清照是山东济南人，久居青州（今山东益都县），时避金人乱，流落金华（查李清照年谱及有关史籍，并无李到过温州瓯江上游的记载），《武陵春》写的是国亡家破夫丧之悲与只身颠沛流离之苦，并非流俗的无病呻吟、搔首弄姿之作，所以读来是不该有别扭之感的。我于李词所知不多，以上所说只是平日涉猎宋词的一点常识，意不在考证或驳难。至于作者所描述的瓯江上游的那些水道与舴艋舟，我倒还熟悉，因为年轻读书时曾几次来往经过，所以也想借此谈谈我的旧日印象。
接下来的文字，主要是描述和怀念故乡温州的旧日胜景。对于我这样的后辈同乡读者来说，读来也是饶有趣味的，当时就剪下贴在了剪报本上。文章发表在香港《大公报》，最初我还以为作者大约是身在境外的温籍学者。而更有意思的是，作者开头借以引发感触的那篇文字，正是程绍国写的散文《双溪》。我读过他的手稿，当初发表在哪里，已不记得了。我奇怪的是，这位作者又是如何读到绍国之“胡言乱语”的？绍国写文章，目的是抒发自己的情怀，他不是文史专家，更不在乎考证考据之类，有时候在文章中运用文史材料，多个人猜想，完全臆度，却也逸趣横生。他的《双溪》，写的是自己少年时生活的乡村，文风活泼洒脱。因与李清照词中的地名相同，便毫不留情地借以嘲讽一下女词人，来引出他后面要叙述的风土与人情，至于在文史考据上，他也知道站不住脚，但他要浇自己的块垒，逮着机会就天马行空般地刺一下，他觉得痛快就行。在读他此文之初我就问，你说的“李双溪”真的是你家的“双溪”？可有证据？他笑答，戏说而已，万一呢？他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文学创作，虚构着自己的虚构，真实着自己的真实，至于究竟是“戏里戏外”，他全不在乎。他是一个完全以自己的方式来拥抱这片乡土及其历史的人。
好吧，现在较真的人来了，也不是什么神神叨叨的文史专家，而是和他一样的作家，一样来自温州，只是年纪相差近四十岁——一位前辈作家。更“可气”的是，作者其实也不在乎绍国的“对与错”，不在于“驳难”，而是借绍国的文字来引出自己对故乡的“旧日印象”。从文章的旨趣和结构来说，两者倒“相映成趣”。
某日，绍国兴冲冲送来第二天副刊要发的稿件，其中赫然见到一篇署名林楚平的手稿，字迹俊秀，稿面爽朗，令人赏心悦目。
我问，这就是那位和你较真的作家吗？
是兮。他笑答。
咋约到的？
林斤澜介绍的，是新华社的译审，退休了。好文章呐。
绍国不禁由衷地加上一句赞叹，对林先生此前的“批评”毫无介意。
我们都为约到林楚平先生的文章而高兴。林先生从此经常给我们供稿。2001年春夏之交，他从北京携夫人回温州探亲，二老一起来报社看望我们，并送我们各一册他刚出版的小品文集《在花毯背面》。这册只有40开本的小书，收录的大部分是关于翻译的随笔，如《书名难译》《翻译与文化意识》等篇章，从其论述中可以见出他治学的严谨和对语言艺术的深究。
1999年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旅者与梦》出版，曾送过一本给先生。2005年我又出版了一本专题散文集《温州记忆》，随后给先生寄了一本以求正，没想到他第二天就给我写了回信：“此书在我看来是十分亲切的，因为我的青少年时代有十来年是在温州度过的，所以它是我的半个故乡，它的城廓街巷对我都无限亲切。翻开扉页，见瓯江日出，我就爱不释手了。加上摄影者邵度是家兄的朋友，他们时相过从，谈论人像摄影问题，邵度是专攻此道的。林夫我不认识，但他被捕后羁押平阳监狱期间，我曾受命给他送过换洗衣服……你写此书时还不到40岁，但你的文字比你写《旅者与梦》时进步成熟多了，这是应该向你祝贺的……谢谢你的赠书，并请务必向令尊大人代为致意。他笔耕不辍，我常在《温州读书报》上读到他的大作……”
林楚平先生1921年出生于温州平阳，少年时代求学于温州城内。林夫是革命烈士，也是版画家，1936年参加“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时曾与鲁迅座谈合影，被誉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先驱者。据林楚平先生信中所言，可见他自己在温州期间就参加了革命，从事过地下工作。先生于1946年从暨南大学外国文学系毕业后，即在新华社任译审等职，几乎毕生从事翻译事业。晚年倾心散文创作，涉及的题材相当广泛，除了具有比较文学色彩的译事随笔和语言学、修辞学方面的小品文，考证严密，给人以知识而启人深思，更多的则是怀乡忆旧、记人记物的散文，这些文字往往抒情与寓意相兼，笔意深厚而余韵悠长，给人以美的享受。
2009年林先生又给我寄来了他自费出版的散文集《品味生活》。这应该是他最后刊行的一本书了，其中有些篇什曾发表于我们的“池上楼”副刊。林楚平先生给我寄来这书时，还夹了一封给我父亲的信。家父瞿光辉先生也曾从事文学翻译，发表过一些关于中西文学的小品文。林先生回温时，家父曾去拜访。两位老人相谈甚悦，继续有书信往来。我因生性疏懒，又忙于杂务，过了几个月才将信交给父亲，不久即闻悉林先生去世的消息，家父虽未曾责我怠慢，但内心的遗憾是可以想见的。
《在花毯背面》和《品味生活》这两本书，我一直珍藏着，几次搬家，我都要将它们随身带着，生怕混在众多书册中装箱后难以寻见。书的扉页上都有先生的题字。一晃这么些年过去，林先生也已遽归道山，而他留在人间的文字，依然新鲜。他创作并出版的散文集不多，仅有三本，另一本出版于2002年的《油纸伞》，我最近才从网上购入，也有题字，是送给他的友人夫妇的。我猜想那夫妇俩也已是人间凋零，作为身外之物的藏书，便也随之飘散了。
斯人逝矣，而“编码”尚存。有评论者说他是“诗人之笔、学者之笔、观察家和评论家之笔。这种言之有物的精短散文，实乃治疗今日浮躁文风之良药也”。良药难觅，需要在沉寂的“编码”中寻索。但愿林楚平先生的文字还能唤醒这花毯背面沉寂的时间编码，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如星光般闪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