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兆阳的“百花时代”
适逢秦兆阳先生110周年诞辰及“双百”方针正式确立70周年，在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回顾并纪念这位曾深度形塑中国当代文学内在肌理的编辑家、理论家与小说家，显得尤为必要。在其七十余载生命历程中，“百花时代”无疑是最为光彩的一页。
所谓“百花时代”，自然得名于1956年提出并开始实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方针，进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催生出了一个短暂却又炫目的思想解放和创作活跃的时期。秦兆阳的“百花时代”始于1955年底，彼时他调任《人民文学》副主编并主持编务工作，随之迁入东城小羊宜宾胡同三号院。在当代文学史上，秦兆阳并不是那类抛头露面的人物，但在接掌这份“国刊”后，却一度走向了时代文坛的中心。
感染于时代氛围与组织授命，秦兆阳对《人民文学》的改革可以说是大刀阔斧。他相继起草了《人民文学改进方案（草案）》《人民文学改进计划要点》及《编者的话》等文件，意在“改进”、打破当时沉闷的文学局面，“力求在刊物上尖锐地、鲜明地、及时地反映人民各方面的、沸腾的斗争生活”，鼓励创作“尖锐地、深刻地、具体生动地反映了现实斗争（尤其是当前的现实斗争）中的矛盾冲突的作品，大胆揭示问题的作品”。这样的文学突围，确实鼓舞了不少对生活现实抱有独立思考与介入热情的青年作者，很快就掀起了一股“写真实”“干预生活”的创作思潮。在秦兆阳的主持下，《人民文学》陆续推出了王蒙《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李国文《改选》、耿简《爬在旗杆上的人》、白危《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等颇具现实冲击力的短篇小说，不少青年作者也借此正式出道。
在擘画《人民文学》的办刊方略与改革蓝图时，秦兆阳彰显出极强的主体性与决断力，以及作为文学编辑的理想情怀与追求。据称，他曾对编辑部的同事说：“如果办一个可以由自己做主的刊物，我可以再干十年二十年，甚至当一辈子编辑……”（王培元《永远的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甚至在编辑部内宣称：“要将《人民文学》办成像俄国19世纪《现代人》那样有影响的第一流刊物，要有自己的理论主张，要不断推出新人新作”（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1949—1999）》）。
随着主持刊物编务工作的不断深入与创作经验的持续积累，秦兆阳对当时趋于公式化、概念化及庸俗教条化的现实主义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反思。他将自身对社会主义语境下现实主义文学理想形态的理论思索，系统凝练于其代表性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之中。他认为：“如果说现实主义文学有什么局限性的话，如果说它对作家们有什么限制的话，那就是现实本身、艺术本身和作家们的才能所允许达到的程度。”“所以现实主义文学必须首先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当它反映客观现实的时候，它所达到的艺术性和真实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表现的思想性的高度。”（《人民文学》1956年第9期）概而言之，其理论实质在于倡导一种坚持敞开生活全部复杂性的现实主义，而不是自我设限、按图索骥。应当说，这篇论文极大拓展了现实主义的批评范畴与阐释空间，有效廓清并疏解了彼时文坛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教条迷思。
然而，仅在数月后，便有文章对秦兆阳的观点进行了看似“温和”却又针锋相对的点评。为此，秦兆阳在同友人的通信中坦言自身“如处在风雨之中”。他的“百花时代”由此戛然而止，历史仅仅给了他一个短短的“气口”。
直至1979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将二十多年前“干预生活”与“写真实”文学思潮中颇具影响力的部分小说结集出版，题为《重放的鲜花》，其中不乏秦兆阳当年亲手编发并因之获罪的篇目，为历史的荣辱悲欢所扭结而成的“扣”，至此方得初解。中国现代文学馆藏有秦兆阳1985年为《重放的鲜花》再版所作序言，录此存念：“然而大地可以回春，旧花可以重放，人则不能‘返春’。失去的毕竟已经失去，唯独时间不能‘改正’。然而人也并非绝对不能‘返春’。时间也并非绝对不能‘改正’。历经风波，一息尚存，增加了阅历，增强了见地，孕育了热气，更懂得珍惜春时，更善于辛勤种植，更善于对时间驱使。”重返新时期文坛的秦兆阳，虽已不复当年39岁即执掌《人民文学》时的锋芒锐气，但甘愿重归“种花人”与“耕耘者”的朴素位置，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劳作。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