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传奇里的现实
鲁迅说，唐传奇源自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是在志怪小说基础上，丰富了想象，增添了辞采，延展了故事。这话不假，但是还有一方面事实不应被我们忽略——唐传奇也吸收了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又一脉资源，就是从《世说新语》派生出来的话说人间逸事的传统。从神怪到人间，唐传奇的作者将好奇的目光转向世俗生活，但毕竟也还没有摆脱志怪小说的思想方式，因此不同于晚近世情小说一般写实。故而称传奇，再恰当不过了。
一
王度是唐传奇开拓者之一，然而论其作品实际，依然是志怪大于传奇，鬼神多于世俗中人。《古镜记》以作者之名虚构小说人物，记述一个叫王度的人获赠一面灵异宝镜，而后经历种种传奇见闻。宝镜具有神奇威力，可辨精魅，可驱妖邪，可治百病。由此可见，这面古镜照的不是人，而是鬼怪精灵。照见狐狸精。照见蛇精。照见龟精。照见猴精。这么说来，《古镜记》与过去的志怪小说似乎并无不同。唯独写到狐狸精，这个小说才显出唐传奇的新气象。千年老狐狸，本是华山府君庙前大松树下的精魅，变幻成人形，取了个乖巧名字，叫鹦鹉。鹦鹉叛逃妖界，已是犯了死罪。怎奈来到人间，却又活得不如意。嫁给一个叫柴华的男子，两不相合。离家出逃，又落在一个叫李元傲的粗暴男子手里，被迫随其四处游荡，苦不堪言。鹦鹉终于生重病了，被李元傲抛弃在程雄家，做一个奴婢。或许这也是转变命运的一个时机。不料王度携宝镜寄宿程雄家，把鹦鹉照了个原形。鹦鹉来到人间，可说是受了百般苦。倘若她好好待在府君庙前的大松树下，倒也适得其所，日子过得自在。她为何舍妖界而返人间？小说没有明确交代。但是通过鹦鹉与王度的一番对话，我们可知，狐狸精变形为人，并不曾想祸害人间，而是依从俗世伦理，意欲好好服侍相守在一起的男子。这只狐狸精是冲着人间爱欲而入世的。如今，她遇到了宝镜，原形毕露，死路一条。但她不想在清醒状态下被照出原形，理由是，久为人形，羞复故体。这是整部小说最打动人的一道亮光。当鹦鹉说出这番话时，瞬间照亮了存在于我们心中的蒙昧的人世经验——做人虽苦，我们却欲罢不能，乃至生成一种痛苦的迷恋。鹦鹉向王度提出一个请求——先把镜子收起来，容她大醉一场，以尽一生之欢。王度答应了。鹦鹉醉后唱道：“宝镜宝镜，哀哉予命！自我离形，而今几姓。生虽可乐，死必不伤。何为眷恋，守此一方！”听到这段唱词，我们不免感叹：酒真是好东西呀，只有喝醉了的鹦鹉，才能把生之眷恋和死之无憾倾诉向人间。鹦鹉遇宝镜的故事，在《古镜记》一文里只是众多并列记事之一，所占篇幅也极小，却是值得我们反复品味的。不独因其故事精彩，更因其涉及古典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返人间而不得。我们沿着唐传奇往下看，来到明清小说世界，在《西游记》《聊斋》的神怪叙事里，乃至在《红楼梦》这样的世情小说里，均可反复遇见这个主题。《古镜记》或许不是最初源头，却是让这个主题开始发亮的重要篇章。但我们能看到的，远不只是主题，还有一个与小说形式史相关联的问题。唐传奇不再单纯讲述志怪故事了，而是借志怪连接俗世，未尝不是一种让想象重返人间的努力。如此看来，返人间而不得，也就成了唐传奇内置的精神难度。面对这个精神难度，唐代小说家形成一种以超迈为基调的普遍观念。于是，在众多唐传奇作品中，我们频频遇见那些潇洒地舍人间远去的人物。鹦鹉许醉而终，但她的死却是从容有度的。她借酒言志，把人间情愫表达到极致，最后完成一个深深揖礼，便化作狐狸身死去了。通过更多唐传奇作品，我们获得了一种印象——小说家们常常借助舍人间远去的神怪或人物形象来表达一种超越性态度，却也没有减损他们对人间悲欢的热切关注。这正是唐传奇在其发轫之初便有可能蕴含的精神能量，鲁迅称其为意识之创造。这种精神能量也滋养了唐传奇文体，使其朝完备形式发展。以今人眼光看，《古镜记》在小说形态上尚且处于初级发育阶段，众多故事片段以线性时间为序，逐一辑串，虽也注重曲折变化，终究失之于罗列简单，因而少了整体性。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这些故事片段背后，有一种精神能量在暗暗起凝聚作用。这依然可从鹦鹉说起。鹦鹉之死，实因古镜发挥了神奇威力。然而这古镜是何来头，小说前半部分不曾交待。虽然作者也用较多篇幅记述古镜数易其主的流转过程，却也没有追溯古镜究竟出身何方。一直行文至中部，古镜托梦告知，她实为镜精，名叫紫珍。这时我们便明白了，古镜与鹦鹉实为一个类属，都是妖界精灵呀。然而镜精也罢，狐狸精也罢，都只不过是人们意识之创造，作者借其关照人间现实，方显传奇手法之委婉。但是这种关照终究是有限度的，正如作家介入现实，需晓得适可而止。在小说结尾处，王度于夜里听见一阵呜鸣，待他第二天打开镜匣，镜精早已舍人间远去了。纵观小说全部，故事虽如地貌散布，却有一种意念贯穿首尾，如暗流潜行地底。这种意念便是舍人间远去。它似乎隐含了作家看待现实的基本态度，也暗藏着作家布局故事的内在功夫，使得唐传奇具备了向完整形态发展的潜在动能。只是在《古镜记》这个作品中，小说形态发育依然是不充分的。倘若今人重写这个题材，只需提取鹦鹉遇古镜的故事片断，将其扩成叙事主脉，以之容纳古镜万千神奇，小说完成度也就大大提高了。
二
在唐传奇中，返人间而不得，最后又舍人间远去的，不独神灵鬼怪，还有出身于肉体凡胎的尘世中人。聂隐娘是其中最令人难忘的一个。她本是魏博大将军聂锋的爱女，被一个前来化缘的尼姑看上了，强行要了去，在深山中学习道术。一年可飞檐走壁，二年可刺杀猿狖虎豹，三年可击落凌空飞禽，四年可杀人于都市而人不知。至第五年，功随艺成，归来见父母。隐娘随尼学艺，是对人间的一次舍离，在山中过着不食人间烟火的日子。对此，裴铏在小说《聂隐娘》里有个侧面描述，说隐娘初到山中，见到两个师姐，不吃东西，却能在峭上飞走自如。她们只是不食人间俗物，却少不了服用奇方妙药。唯有如此，才能从根儿上改变俗性肉身，修成绝世技艺。这与今人讲究饮食以保持身形，颇有些相似。其实不只是为了保持好身材，更重要的，是要守护好体内清气，不让浊气生成。隐娘十岁随尼学艺，是在俗气尚未入侵时便开始修炼真身，完全吃到了童子功的精髄。她学成归来，是重返人间，但人间俗事已不能动摇她的气性了。这是小说展开内在冲突的重要前提之一。隐娘父母刚开始听到乞尼说要讨隐娘去学艺，怒斥乞尼。我们应该注意到，聂锋是魏博大将军。魏博者，中唐藩镇也。当时藩镇割据，日日厮杀，武艺是必要的实用之学。聂锋责骂乞尼，必然不是因为他厌恶武艺，而是恐惧弃尘绝俗。恰如现世之人都爱艺术，多少是因艺术还能发挥附庸风雅的现实功用，倘若真入艺术境界，往往又走到反面，变成现实生活的敌人。聂锋岂肯眼看爱女走向俗世反面，从而失去一家子的人伦之乐？隐娘失踪，聂锋虽为一方大将，却也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就是与妻每日对泣。不想隐娘又回来了，父母自然喜不自胜。知她学成精湛武艺，更是喜出望外。然而待他们听说了隐娘的整个学艺过程，心里也就一截截变凉了。这要从隐娘杀人说起。学艺到第五年，老尼吩咐隐娘去刺杀一个大官，隐娘在行刺前见大官与小孩戏耍，心生恻隐，不忍下手，因此拖延了时辰。当然，隐娘还是取下了官员首级，回来向老尼交差。老尼大怒，命她今后再遇此情，先把小孩杀了。其实这是隐娘学艺的最后一次冲关。老尼授予隐娘的，不再是有形技艺，而是一种无形心性——不被肉眼可见的俗世人伦左右，最终修成与纯粹技艺相匹配的无情道德。然而老尼让隐娘刺杀作恶官僚，分明又表达了对人间正义的判断。这种正义是一种绝对理想，黑白分明，与纯粹技艺相匹配，却不容于俗世里黏黏乎乎的你来我往。从技术到道德，隐娘接受了纯正和完整的专业训练。当她重返人间时，已是衣袂飘飘无情身了。她完全有了自己的行事风格和标准，丝毫不受世俗意见干扰。她选了一个磨镜少年做丈夫，这显然不符合父母的择婿标准，却是隐娘乐意成全的。以修道者眼光看，镜子可生法力，磨镜之人，自然也是近道之人。隐娘择夫，不过是在尘世里寻找同道中人罢了。而隐娘父母断然无法接受这个与世俗情态相去甚远的女儿，却又对她一切举动丝毫不敢有所反对，因此爱女之心也渐渐冷了。裴铏只用了一句话——因兹亦不甚怜爱。作家写得轻松，通情之人读来却伤悲。由爱极了到不甚爱，人间爱欲在慢慢平息，却又生成一丝隐痛不绝如缕。数年后，聂锋故去，魏博长官供养起隐娘夫妇。后来我们知道，魏帅收罗了许多顶尖刺客，隐娘只是其中之一。魏帅派隐娘去刺杀陈许节度使刘昌裔，刘精通神算术，早早安排人在城外恭候隐娘。隐娘对刘昌裔佩服不已，转而投靠了他。这一叛变行为显然违背了江湖道义，犯了人间大忌。但在隐娘看来，两个藩镇统帅并无本质区别，就看谁有额外魅力了。隐娘见到刘昌裔，两人有个对话。刘昌裔说，魏博和陈许，又有什么区别呢？刘说出这话，有巧舌之嫌，却符合隐娘心意。在她眼中，人间是非，并无真是非。这显然是得之于山中修行的观世之法。然而隐娘毕竟是在俗世中行事，一旦坏了江湖规矩，必遭诛杀。这是所有顶尖高手出道江湖必然遭遇的困境，根源就在于，纯粹技艺与江湖道义产生了冲突。这种冲突，自隐娘重返人间第一天起，便尾随着她了。作家对这种冲突的精准理解，也就构成了小说运营成篇的可靠根基。在现代武侠小说中，武艺的出世追求和江湖的入世恩怨总是相互缠绕，搓揉成叙事线条，从而成全了作品结构的独特性和稳定性。但是我们往前回溯，这种书写模式在《聂隐娘》里便已相当成熟了，由此不得不叹中国小说早慧。当聂隐娘弃魏博而投陈许，江湖一番血杀已不可避免。这是武侠小说通常可预见的高潮，也预示着情节之结即将打到最紧绷的时候。接下来，我们一方面看到了江湖恩怨之汹涌，另一方面也如期所见绝世武艺之精彩。聂隐娘先是以高超技艺击败了精精儿，又以她对道术的高超理解巧退了空空儿。关于后者，自然要多说上几句的。聂隐娘自知不是空空儿对手，但她知道，空空儿是一个有着极高专业自尊的刺客，一击不中，必会知耻而退。聂隐娘晓得这种专业精神，因此巧妙保护了刘昌裔，也向对手空空儿表达了敬意。最后，绝世技艺以其出世逻辑平息了江湖恩怨，小说的情节之结也得以解开了。这也是武侠小说通常可见的结尾方法。但是裴铏并没有在这个该结束的地方果断结束，而是往下写道，后来刘昌裔升官进京，聂隐娘没有同行，而是寻山水访至人去了。她去了哪里，我们不知道。当年艺成归家，老尼曾说二十年后再见，或许隐娘是赴旧约去了。她见着老尼与否，作者也没说。倒是说，刘昌裔死于军中，隐娘出现在灵柩前，一阵悲恸。再后来，刘昌裔之子刘纵在蜀道遇见隐娘，两人一番叙旧，然后道别，从此再没有人见过隐娘了。从故事完整性角度看，写到聂隐娘辞别刘昌裔即可，后面两个环节都显得多余了。基于这种成熟定见，我们会把这多余的部分视为早期小说的不成熟。但是这种判断极有可能是不准确的。从行文逻辑看，江湖风波虽已平息，而聂隐娘的内在精神难题才开始显露。这自然又要从头说起。隐娘自幼随尼学艺，炼成了不受世俗情感扰惑的道身。后来她告别刘昌裔，索性将其丈夫委托给刘，绝然舍弃了恋恋风尘。然而当隐娘出现在刘昌裔灵柩前大哭时，我们便意识到，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刺客形象已在我们心中动摇了。只是这种动摇还不算强烈，因为隐娘投靠刘昌裔，是被其神算技艺折服的，如今泣别刘昌裔，似乎也可从专业道义上获得我们的理解。但是隐娘与刘纵在蜀道相遇，其表现就大大出乎我们所料了。刘纵是要前往陵州任刺史的，隐娘见到他，告诉他将有灾难，来年当速速辞官还乡，才能避过此祸。刘纵不太相信，还要送给隐娘一些绸缎。接下来，裴铏照例只用了简洁一笔——隐娘一无所受，沉醉而去。酒还真是个好东西啊。可是，隐娘何需沉醉呢？裴铏又是何其残忍，竟在临结尾处不紧不慢输出了这么一笔意外。正是这反常一醉，我们隐约看见，聂隐娘还有着无法全然抛却的人间千古愁。
三
聂隐娘沉醉而去，不是情节反转，而是故事终结之后，在余绪中生成的情感形象。我们从中感受到的，不再是情节变化带来的体验冲击，而是形象变化带来的认知落差。若要追溯这种认知落差的发生，当从聂隐娘与刘昌裔相遇说起。在此之前，隐娘因修炼技艺而断除杂念的绝情形象已渐趋稳定，即便她背弃前主，投靠刘昌裔，也是依专业判断而做出的无情选择。然而从此始，有情潜入隐娘无情身，固有形象也在悄然消解。隐娘不觉。读者不觉。或许著者也不觉。一直到隐娘伏在刘昌裔灵柩前放声大哭，我们才意识到，她与刘昌裔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连接。只是我们依然可以相信，这是同道之间惺惺相惜罢了。然而隐娘与刘纵在蜀道相遇，心绪难平，显然不是道友之间的合理反应，而是夹杂着俗世人情的羁绊。隐娘牵挂的，当然不是刘纵，而是早已不在人世的刘昌裔。倘若刘纵不是刘昌裔儿子，隐娘不会有这反常一醉吧？因此我们读《聂隐娘》，还可留意一下刘昌裔这个人物。他一出场，竟是诸葛亮一般神机妙算。隐娘投靠刘昌裔，告诉他，魏帅必然遣派刺客，将他们往死里追杀。刘昌裔听了淡定自如，面无惧色。这些细节描写显示了作者之偏爱，对刘昌裔之形象不吝施之以绘声绘色。在唐史上，刘昌裔确有其人，因军事才能而声名卓著。同时代人韩愈为刘昌裔撰写墓志铭，对其赞赏有加，或许也为后辈作家再塑刘昌裔形象奠定了基调。裴铏在《聂隐娘》中写道，刘昌裔是陈许节度使，晚年被召回长安。这些细节与史书对刘昌裔生平的记载相吻合，甚至可以在时间节点上对应坐实。在这里，传奇与史传两套笔墨形成交汇，也产生了奇妙效果。刘昌裔虽在史书中留名，但只有在传奇中与聂隐娘相遇，其形象才开始丰满起来。相比之下，另一位历史人物却没有获得同等文学待遇。这个人便是在小说中数次出现，却以一笔带过，甚至连名字也不曾出现的魏帅。魏帅者，魏博节度使也。若论现实逻辑，魏帅在整个故事中不可说不重要。聂锋死后，魏帅让聂隐娘留在身边当差，为后续情节埋下了伏笔。后来，魏帅派隐娘前去刺杀刘昌裔，这才将故事推向高潮。据此我们可说，魏帅是推动故事发展和成型的重要人物。作者却又为何轻慢了他？根据小说记述，魏帅派隐娘刺杀刘昌裔，发生在元和元年（公元八○六年）之后，元和八年（公元八一三年）之前。参照史料记载，这个时期魏博节度使是田季安。那个被裴铏有意隐去姓名的魏帅，多半就是这个田季安了。电影人侯孝贤导演《刺客聂隐娘》，重构了小说原著的人物关系——聂隐娘艺成出山，奉道姑之命刺杀魏博节度使田季安，但是经过一番人间体察，隐娘没有履行使命，而且反弑了逼迫自己杀生的道姑。经过侯孝贤二次创作，田季安重新出场，而且完全取代了刘昌裔的角色地位。在这里，田季安不仅是有名有姓的历史行动者，也是今人重塑大历史观的重要中介。聂隐娘出山刺杀田季安，是执行道姑的杀一独夫贼子救千百人的侠义理念。后来不杀田季安，是因为她终究明白了，杀田氏只会让隐藏在身边的野心家趁火打劫，由此导致更大动乱。电影面世之后，一度引发历史学者对唐朝藩镇割据的讨论，也带动许多读者重新审视小说原著的热情。但鲜有人关注，裴铏为何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舍田取刘。无他，视角所限罢了。于今人而言，藩镇割据是历史。但于裴铏而言，这是现实。若论源头，这个现实可追溯到盛唐时期——唐玄宗出于安边需要，在全国边地设置节度使，导致在地军事集团势力膨胀，成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索之一。平定叛乱之后，为了安抚叛军旧部，唐廷任命田承嗣、李宝臣、李怀仙为河朔三镇节度使，允其世袭，免其赋税，致使河朔三镇实际上脱离中央控制，藩镇割据渐成，及至晚唐，其势蔓延全国。从现存史料看，田季安与刘昌裔似无正面交集的记录。但在现实语境中，田与刘代表了两种政治立场。田季安是河朔三镇割据枭雄之一，对抗朝廷，活埋谏臣，在《旧唐书》中留有恶名。刘昌裔代表朝廷镇守陈许，扼制河朔地区藩镇割据势力扩张，其军事才能和政治德行受同时代人称赞。裴铏在小说中刻画刘昌裔正面形象，而隐去田季安负面形象，不只艺术手法使然，而且借用了史家笔法。刘昌裔形象翩翩然有《左传》风采，而田季安形象全然被省略，是不书之书，俨然入《春秋》笔法。顺便说，裴铏塑造聂隐娘形象，多被认为取法《史记》之《游侠列传》。从《春秋》到《左传》再到《史记》，史传手法一脉相承，又在唐传奇中复出，皆因适用性原则在起作用。唯有史传，以曲笔折射现实，却不被现实束缚，才可与传奇合为一体。这种轻触现实的手法，不免让我想起杀手空空儿——隐娘自知不是空空儿对手，于是建议刘昌裔用一块玉石将脖子围住，然后拥衾而眠。夜里，空空儿一击未果，知耻而去，只留下玉石数道划痕。我之所以想起空空儿，不因其专业自尊，而留意其轻盈心态。他不与实体目标纠缠，恰如裴铏不泥于现实世界。而那块玉石留有划痕，亦如裴铏著《聂隐娘》，烙印着现实的伤痕。中唐以后，以杜甫为代表，唐诗由浪漫转向写实，因而有诗史一说。传奇在同一时期走向成熟，却因其轻盈特性，往往让人忽略了它的写实维度。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传奇与史传结合，实已孕育了现实主义的神奇效果。在这个问题上，薛渔思著《胡媚儿》，可与裴铏著《聂隐娘》相提并论，甚至表现出更为精湛的技艺水准。胡媚儿从何而来，不得而知。她在扬州街头卖艺，从怀中取出一琉璃瓶子，对观众说，待这瓶子装满赏钱，她也就知足了。瓶子看起来不过半升水容量，能装多少钱呢？观者踊跃尝试，投入百文钱，只见在瓶中如米粒大小。投入千文，亦复如是。投入万文，依然如故。十万二十万，不过如此。这个游戏似乎可以一直玩下去。但是来了一个朝廷税吏，游戏便终结了。这个税吏押着几十车上缴国库的物资，禁不住路边戏法的诱惑，问胡媚儿，可否将这几十车货物都装进瓶子里。胡媚儿答：你敢试，我就能装。言至于此，只要税吏稍一迟疑，或可就此打住。但是税吏犯了一切公家人都容易犯的错误，心想公家之物，试试无妨。胡媚儿将瓶子微微倾斜，吆喝一声，所有货物连同车马悉数进入瓶中，初如行蚁，一会儿不见了踪影。未等税吏反应过来，胡姓艺妓也跳入瓶中，如原文所述：从此失媚儿所在。《胡媚儿》不过三百五十字文言，绝大篇幅用来讲述胡媚儿表演幻术的情节，一直到最后三十余字，才将读者带回现实世界——过了个把月，有人在清河县遇见胡媚儿，正赶着车马往东平方向驰去呢。此处看似平淡，但是细品末句，让人一惊——是时，李师道为东平帅也。史书记载，李师道为平卢淄青节度使，跋扈一方，曾派刺客暗杀朝廷要员。东平帅出现在小说结尾处，未加声色，却是妥妥的史传笔法。这未尝不是一种魔幻现实主义——通篇只见传奇之情节，得来的却是史传之结局。然而这同样不是情节反转，而是幻设清零——从此失媚儿所在，便是现实浮出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