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耳：走进他者的世界
作家索耳喜欢旅行，每年有相当一部分时间在路上。他不太刻意预先做攻略，这样的行走有不确定性，当然也有意外收获。2019年夏天的马来西亚之行，让他动念写一部长篇小说。此后六年，他前往闽粤滇桂及东南亚多地走访，翻阅、搜集大量资料，然后动笔。前不久，新作《伶仃世》出版。虽然成年后从求学到工作一路向北，但生长在中国大陆最南端——广东湛江海边县城的索耳始终抱持某种好奇，并诉诸写作。“那片季风和洋流交汇的地方，是否仍有更多版图未被发现？这本书展开了我的追问：我们如何看待历史？如何理解陌生与未知的事物？又如何进入他者的感受和时空？”他这样写道。
之前的《伐木之夜》《非亲非故》两部作品中，索耳的文字指向自我，浸润在南中国潮湿的、郁郁葱葱的植物气息中，传统与现代、写实与魔幻、作家的感性与人类学层面的观察在这些小说中共存。《伶仃世》在此基础上无论题材、小说语言还是叙事结构，特别是历史纵深感与人物塑造的丰富性，都呈现出某种文学“野心”，以及这位90后作者从容驾驭文字的能力与渐趋成熟的创作理念。整部作品从“番石榴飞艇”这一颇具超现实感的意象而起，以此终止，中间四个章节讲述了上世纪20至40年代南洋商人、50年代南中国沿海船民、70年代流离越南的归侨姐妹、90年代末深圳打工者的故事。分属四个时空背景的故事相对独立，但有暗合之处，串联其间的是人物经历的漂泊、离散，如何面对孤独与实现自我认同。据索耳在一篇准“创作谈”中所言，此书原本名为《天光墟》，即粤语中入夜经营、天亮散去的鬼市之意，后来考虑到这三个字冷僻，就还是以《伶仃世》命名，“我更想表达的是在一个大时空下，人孤独伶仃边缘的生存状态”。
2026年4月下旬，索耳在北京接受了记者专访。他坦言在写作上颇有计划性，“我不是那种宣泄型的写作者，我写得很慢，每天也就几百字，而且在写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以至于写的时候很多地方是发散的，再寻回，找补，反复地摸着石头过河”。他对自己的写作状态以及作品的长进与遗憾有清晰认知，外界赋予他的“新南方写作”“南方叙事”等标签，他并不完全认同，“也许我的下一部小说就不适用这些标签了”。研究生毕业后，他曾在北京工作了四五年，后来他选择回到南方，“离父母近，会给他们更多照顾。另外，我也会离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更近一些”。
索耳 丁杨/摄
《伶仃世》，索耳著，新星出版社2026年3月出版
中华读书报：你的前两部作品《伐木之夜》（长篇小说）、《非亲非故》（小说集）的故事发生地在南方，在语言和叙事上追求鲜明的形式感，带有指向自我的本色成分。到了《伶仃世》，人物所处的时间、空间都在你的个人经验之外，叙事指向他者，结构也更跳跃，你是怎么实现从前作到这本新长篇的这些转变的？
索耳：写《非亲非故》的时候比较追求形式，不分自然段，取消句号，想构筑一种属于自己的文体。这个想法成型之后，我就可以用文字把不同内容吸纳进来、安放进去。那本书里有的小说如《女嗣》是写两个女孩的情谊，有的带有卡夫卡式的幻想，也有的如《细叔鱿鱼辉》那样有传统烟火气。这本书写到后来，我发现已经有从自我到他者的转变的苗头，就好像我从文体创新和抵抗性写作，渐渐完成了自我调适和变革。
中华读书报：现在看来，创作之前两本书的过程或许是在为《伶仃世》的写作做准备？
索耳：可以这么说。《伐木之夜》也是一部很自我的小说，《非亲非故》则稍微从自我中跳出来一点，相当于从自我到他者的中间态。《非亲非故》中写得最早的篇目其实相当自我和极端，要把一件事情讲透，拳头要砸出去很硬的感觉。写到后面，渐渐有和解和温情，变得更加向外了。
中华读书报：你发在豆瓣的“作者自述”中提到了《伶仃世》的写作缘起于2019年，“2019年夏天我去马来西亚旅行，自马六甲到槟岛，走过那些庙宇、房屋、骑楼，内心有大震动。那是我第一次对离散华人的感知和接触。在这片所谓的异国他乡，他们如此鲜活而具体地扎根下来，甚至比我还要更像‘华人’。我便生长了好奇”，能具体说说当时的感受吗？
索耳：那次去马来西亚旅行之前，我不知道会有那么多华人在那么久远的时代背井离乡去了那里，还扎根下来。我参观当地的娘惹博物馆，看到正厅上有两幅当年房屋主人的画像，穿着清朝官服。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他们跑到那么远的地方还穿着清朝官服。后来知道，他们到了那边哪怕过了很多年，赚了很多钱，也还是要向当时的清朝买个官，他们需要这样的认同感。中华文化在东南亚并不是断裂的，反而有着延续和保留。我在槟城和怡保的早餐店吃到很正宗的粤式早茶，在吉隆坡现代化的街道上会发现一座香火很旺的关帝庙或妈祖庙，当地华人的店铺招牌还是那个时代的样子。这带给我很神奇的感觉，他们生活在异乡，反而要自我强化，跟外族区分开来。我写《伶仃世》，是觉得这段历史、这些人的故事没有被足够地挖掘过，我想要用文字去追溯、记录。写的时候有种神奇的感觉，冥冥中这些人物像是凑过来的，而不是我去找他们。
中华读书报：《伶仃世》从起意到完成用了六年，动笔前的资料搜集、实地行走等筹备工作和具体的写作过程相比，哪个难度更大？
索耳：肯定是写作过程难度更大。动笔之前的行走不仅是为了写作，也是一种打开自己的方式。在书斋里看再多的资料，也只是借来的经验，要写到的很多地方如果没有实地去看看，是真的写不好。有时候我到处走，遇到当地人，搜集了很多普通人的故事，也未必都用到小说中，那些对我来说更多是种感知，是种回忆，能把我瞬间带回到那个情境里，调动我的五官六感，让我变成他。
中华读书报：我读了一些南方作家书写南方的作品，发现他们往往特别善于描写动植物，善于描写气味、色彩，读几页甚至能感觉到空气中有带着植物气味的潮湿。
索耳：你说的这一点特别准确，气味是一种记忆。我在北京工作和生活过，但我没有关于北京的嗅觉记忆。回到南方，发现那种混合了潮湿空气、腐烂植物或者动物粪便的气味就很浓重。我对气味比较敏感，在那个环境下，气味就是充斥感官最重要的部分。在北京工作时，有一次回南方，在一家小吃店吃夜宵，突然被各种气味震慑到——炒菜的香气，旁边猫的气味，人的汗味，鞭炮屑味儿，混合在一起。小时候对我来说记忆最深的气味来自父母给我搅的米糊糊，香味淡淡的又绵长。还有上学第一天的练习本的气味，纸的特殊香味。后来只要闻到那个味道，就会突然点燃记忆。
中华读书报：我注意到，《伶仃世》最后附上长达十页的参考文献目录，即使是纯学术专著，这些书单的数量也相当可观。这些资料是如何为你的写作服务的？
索耳：我搜集到这些资料的时候会分别归档。比如写槟城那一章，就会找一些关于槟城那段历史的资料，先粗化再细化。粗化的话就找马来西亚史、槟城史、东南亚移民史读，再细化到找找槟城人写的书，比如有位马来西亚作家杜忠全写了一系列关于槟城的散文，但是他那几本书已经找不到，网上也没有卖。我在一个活动遇到马来西亚的李冰玲女士，她就说她的家翁有那几本书，后来还复印了寄给我。这是搜集资料过程中很奇妙的交流。这些资料我陆续搜集起来，读了之后把一些能启发写作灵感的部分裁剪下来归档。这个工作量很大，做完了前期的资料搜集、归档，我几乎没有信心再去动笔了。
中华读书报：《伶仃世》分为四个章节，有意思的是这四个部分以闽粤方言、西南官话、越南语和广东普通话等语言契合不同时空，你在写作时怎样把握这些语言的运用？
索耳：书中呈现的必然是经过我“改造”后的语言，当然不能直接使用方言。至于怎么去拿捏方言和普通话的平衡，我更在乎具体的叙事节奏和情节语境，这些比具体的语言更重要。我不会把一个看起来很新鲜的词，一句方言，就那么直接地塞进文字中去，那样读起来像一块突兀的石头，很硌。我更想营造一种语言节奏，它的韵律让读者即使不懂语言本身的意思，根据上下文语境和节奏也能懂。有时候我还会用一些文言，因为文言可以作为方言的粘合剂，我就在写作中把一些文言渗透到现代汉语里，再跟方言进行结合，读起来就会多一重解释，文言就像方言的注解，融入到小说语言里，成为叙事的语言。再有，通过人物的讲述，跟故事结合在一起，而不是硬性植入。比如书里有个人物叫李词佣，有些话本来是他文章里的话，但我借他之口说出来，让小说的虚构和真实的人物融为一体。
中华读书报：确实如此，这部小说中虚实结合得很特别。比如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与虚构的人物和情节交融在一起。这本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叙事，而是四个章节四条线索分处于四个时空，相对独立。我看到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还在文章中提到了初稿阶段她觉得四部分关联度不够，作为长篇小说的说服力不够强，你后来进行了怎样的调整？
索耳：其实章节和章节之间是有一些连接的，比如序章和尾声的“番石榴飞艇”这个意象，还有写到的六舅公。这些章节之间确实不像传统长篇小说那样有一贯性，而是不同时空下的具身、化身。经过编辑建议，我加了几条暗线，但没有刻意关联，毕竟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长篇，我还是想让四个故事彼此独立一点。读者对于长篇小说的范式比较执着，会觉得《伶仃世》不是长篇，更像小说集，但放眼世界文学，长篇的范式已经有很多变化，像波拉尼奥的《2666》，每个章节也都是不同的故事，托卡尔丘克也有长篇是不同片段连缀的，塞巴尔德的《土星之环》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长篇。
中华读书报：《伶仃世》问世后会有来自评论界、读者的评价和反馈，现在这本书呈现的面貌是否和你的预期相符，有没有什么遗憾？
索耳：书的形态我很满意，本来想做精装，但现在看平装更好。要说遗憾，书中第四章写上世纪90年代末深圳的那部分，写到的时代是离我最近的，但我动笔前却没有更多地去实地行走，其实应该去深圳的工厂打工一段时间。这一部分有些素材是通过我的堂表姐们得到的，她们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去珠三角打工，我成长过程中从她们口中听到她们的很多经历，后来我也有意识地去找她们聊天。
中华读书报：你的下一部小说会写什么？
索耳：新作的构思已经有了，其中会有关于北方的内容，有些来自我在北京那几年的真实经历。这部作品会比《伶仃世》更当代。我一直在寻找一个角度去切入写写当代，当代绝对值得写，但也非常难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