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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只野兔的神奇旅程》 [英]汤姆·格里弗斯苏·安德鲁 克里斯·查普曼 著闫文曦 赵燕林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6年出版

在西方一些古老教堂的屋顶、钟楼或彩绘玻璃中，人们偶尔会看到一个奇异图案：三只野兔首尾相逐，环绕成圈，两两共用一只耳朵。它们似乎永远在奔跑，也永远无法停下。这个被称作“三兔共耳”的纹样，长期以来寓意纷纭。比起中国人熟悉的龙、凤，西方常见的狮鹫、雄鹰，野兔作为一种纹样，有关它的形象、寓意、流布的研究显得边缘且沉默。

然而，当英国学者汤姆·格里弗斯、苏·安德鲁与克里斯·查普曼沿着这个神秘的“三兔共耳”展开追溯时，却发现它并不只栖居于欧洲教堂穹顶，也奔跑在万里之外的敦煌石窟壁画之中。翻开《三只野兔的神奇旅程》，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疑问由此浮现：东西方文明在各自的发展路径上孕育了各具特色的纹样图案，其中为何会出现同一个图案？而它持续旋转的姿态对于人类文明交流史有着怎样的意蕴？

野兔不“野”

在英语里rabbit和hare是两个不同的词，前者指家兔、小白兔，后者指野兔，体型比家兔大，毛灰色有斑点。作为一种动物的野兔，它的特征和习性本来没有“正”“野”之分，而作为一种符号和象征的野兔，在不同的环境和文化中，被赋予了多变、多样、多彩的意义。

野兔的性别不容易从外形上直接判断。中国古代著名的《木兰辞》就有“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的描述。这个特征在西方世界发展出了野兔雌雄同体的认识。11世纪的《格温特法典》就记载了一种颇为离奇的说法：野兔一个月是雄性，而下一个月又变成了雌性，因此无法被评估。

由于人们相信野兔无需交配也能繁殖，在西方文明的认知中，它被视为贞洁与处子之身的象征，也与童女生子的宗教叙事形成某种呼应。然而，象征从来都具有双重性。野兔机警、奔跑迅速敏捷的习性，以及西方人对它雌雄不定的认识综合在一起，便得出了反复无常、行为放荡的价值特征，于是那些有着双重心态、摇摆不定的人就被比作野兔。当这种价值特征进入特定的宗教语境中，野兔就成为那些随波逐流、信仰不坚定、在诱惑面前容易低头、没有原则的人的象征。同时，迅捷胆小的另一面又是谨慎和顺从，所以野兔也会被用来形容那些敬畏顺从造物主的人。

那么，三只野兔的图案究竟寓指什么？

本书并未给出唯一答案。那些看上去矛盾的解释背后蕴含着一个共同的规律，即三兔图案的意义并不取决于野兔形象本身，而在于它所出现的环境。当野兔图案被置于宗教道德意味的环境中，它就是要宣扬或者贬抑的品质象征，如法国阿尔萨斯的维桑堡圣彼得和圣保罗本笃会修道院议事厅屋顶石雕上的三兔图案，被两重环境规范了它的意义。第一重环境是与它共现在房间四角的狮子、跳舞的人和绿人像。狮子寓意复活，跳舞的人警示不能屈服于诱惑，绿人象征忏悔，处于其中的三兔图案就被赋予了积极的意义，暗示着崇高形象。第二重环境是三兔图案周围雕刻的百合花、玫瑰和风铃草，又进一步强化了纯洁、奇迹与神圣的暗示。类似的还有英国朗梅尔福德教堂的三兔图案玻璃、德国海纳钟上的三兔图案，以及用于装饰《诗篇》首字母的三兔图案。

但是，作者同时也提醒我们，“对三兔共耳图案的过度解读可能暗藏风险”，它很可能只是艺术家对可能源于东伊朗世界纺织品上图案的再创作。当三兔图案离开宗教的环境，只是作为世俗的用途时，海纳钟上的三兔图案就可能只是铸造者姓氏的标记，或者只是中世纪晚期某个德意志邦国旅店的招牌。当然，这并不能构成放弃探求三兔图案寓意的理由，它反而启示我们要脱离野兔这个具体的形象，从这个图案的结构去思考其中的奥义。

依存、旋转和永恒

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提出语言的价值源于系统成分之间的差异和对立，他用两班相隔24小时的快车作比喻，在我们眼里是同一班的快车很可能车头、车厢、人员都不一样，语言研究重点是结构而非实体，从而开启了结构主义时代。在结构主义的视角下，作为一种符号的三兔图案，它的价值并不在野兔的形象，而在三只野兔共同享有一个身体部分，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旋转循环的结构。

在这种“共体”结构的图案中，动物可以不是野兔，书中列举出在英国德文郡北部，布劳顿教堂中殿里四匹骏马共享两个马头，同样的设计还出现在13世纪晚期彼得伯勒的诗篇和17世纪早期波斯绘画中。兰德基教堂的门廊、萨默塞特的老克利夫有四只雄鹿共头的装饰物，而这种装饰物还存在于印度阿旃陀六或七世纪佛教石窟寺庙中。更早的“共体”的图案还有公元前八至七世纪亚述金牌上两只狮子共头，三至七世纪波斯萨珊印章上的双体雄鹿等。

这种“共体”结构的图案在中国也不罕见。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中，就有人和鱼共体的图案，先秦典籍《山海经》中记载了“一首而十身”的何罗鱼，汉代有三鱼同首的画像石。尤其是三鱼同首的图案与三兔共耳同样有着连续转动的结构，在中华文化中，它有着祈求生命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意味。“共体”结构更普遍的意义正如书中所举，阿契三层寺中弥勒袈裟上的动物图案，不论解读者把其中的动物看作是公牛、鹿还是兔子，都能从这个结构中得出这样的寓意：世间万物彼此相互依存，每一个都是另一个存在的完美补充。

三兔图案除了“共体”结构之外，还有旋转循环的结构特征，这又带来了新的寓意。书中提到萨珊帝国时期几枚印章上的三头动物图案都以顺时针方向旋转，当面向南方观察星辰时，天体的运行轨迹就是顺时针。天体运行的轨迹是永恒不变的，正同孔子所感叹的“四时行焉，百物生焉”这样永恒无言的自然规律一样。尽管书中也困惑于顺时针和逆时针旋转是否有区别，但这种结构的确给人一种无尽与永恒的暗示。同时，动物实体的数量“三”也在给这个寓意增添真实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三”是首个能被“所有”这一词语全然描绘的数字，“三”不仅蕴含着某种终极的特质，同时亦带有可归结为起始的原始属性。同样在中华文化中，“三”也是个特殊的数字，《说文解字》记载：“三，天地人之道也。”举“三”就包括了世间万物，以至于在古汉语里“三”常表示多数。正如书中所说，在西方的各种宗教中，“三”都有深远的意义，三个动物的图案本质上喻指内在的、未解的真理。当然，这个真理是什么，每种宗教及其背后的文明体系都有自己的解释，总之都离不开对永恒的追问。

奔跑的文明共性

在人类文明史上，装饰纹样的出现标志着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尤其是纹样的功能性、符号性等实用性质弱化，审美性等精神性质作用上升后，纹样逐渐成为一种价值媒介，甚至成为一个民族、一种文明的象征。在追寻三兔图案起源和流布的历史过程中，作者从欧亚大陆最西端的英伦三岛开始，经过法国、德国，考察中东、南亚，最后在中国敦煌发现了现存最早的三兔图案。如果仅从这些三兔图案出现的时间看，无疑中国是这个图案的源头，也有一些旁证能说明三兔图案的渊源，如战国铜敦盖上的三兽纹、汉代瓦当上的三雁纹等。但是简单的时间先后排列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三兔图案的起源和流布关乎欧亚大陆上各种文明交往的史实，这个问题远比图案起源于何处更为复杂和有意义。

从地理和时间维度上描述三兔图案只是表象，它反映的实质是欧亚大陆上各个地区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书中提到关友惠教授的推论，三兔图案来自伊朗地区，最初由粟特商人向东传播到中国中原地区，随后被中华文化吸收并改造，又随着丝绸之路向西传播到莫高窟。尽管这种非中国起源说可能会令人感到不忿，但是这恰好说明了一个问题，每一种文明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在古代通信和交通不便的时代，欧亚大陆上各种文明间的交流和交往、相互学习和借鉴的繁荣程度可能远超我们的想象。

三兔图案是一个符号，解读这个符号的寓意也是在解读人类文明的共性，正如法国新托马斯派哲学家马里坦所说：“没有什么问题像与记号有关的问题那样对人与文明的关系如此复杂和如此基本的了。记号与人类知识和生活的整个领域相关，它是人类世界的一个普遍工具，正像物理自然世界中的运动概念一样。”在欧亚大陆西端，三兔图案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对高尚道德品质的引导；在东端，中华文化中三兔图案超越了具体的佛教语境，是和平、安宁的象征。居于中间的东伊朗文明和伊斯兰文化中，三兔图案寓意幸福、荣耀、成功，是好运、吉祥、富足、繁荣、智慧的象征。无一例外，这些寓意都是人类共同推崇的，它们没有因为某种文明或文化的生长环境差异而被排斥，不同的解释只不过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一个侧面。

追寻三兔图案的历史和解读它的意义，也是人类寻求理喻、驱逐神秘性的共同思维向度。三兔图案千年前在人类文明间奔跑转动，如今再被东西方学者合力拨动旋转，褪去历史语境，在自由创造、重新诠释中，跨越文化，被赋予人类文明交融互鉴的新寓意。在当下动荡的国际时局中，呼唤三兔的再次奔跑，更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