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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恩·皮尔斯现任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文学与文化理论教授，执教已逾三十载。其早期研究聚焦于女性主义理论与读者反应理论，随后积极推动流动性研究领域中“人文转向”的发展。本次访谈就流动性研究的发展现状及其在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等核心议题与皮尔斯教授展开对话。此次访谈探讨了以下内容：流动性研究在社会学与地理学中的发展历程；近年出现的“人文转向”趋势；以及将流动性研究与文本分析相结合所带来的理论与方法论意义。具体包括：作为“现实世界”现象的流动性与其在文本再现功能之间的张力；现象学方法在探索文学及其他文本中流动性意义的价值；流动性理论和方法为20世纪文本提供新视角的价值；最后讨论了当前关于“流动性未来”的研究如何借助科幻/ 推想小说来应对当代挑战，如移民（及强制滞留）、气候危机以及流动性正义等多元维度。

关键词

流动性研究；流动性人文；文学流动性；流动性正义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共同体视域下新世纪英国小说中的植物书写”（25YJA752002）；中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重点项目“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小说中的中国书写与文化想象研究”（CSZ26009）

作者简介

耿潇，中南民族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学与流动性跨学科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和文学中物的研究。

林恩·皮尔斯，英国兰卡斯特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女性主义文学、文化理论及文学与流动性跨学科研究。

耿潇（以下简称“耿”）：首先感谢您接受本次访谈。多年来，您的研究一直处于女性主义文学与文化理论领域。能否请您先谈谈，是什么最初引导您去探索文学与文化中的流动性概念的？

林恩·皮尔斯（以下简称“皮尔斯”）：感谢您邀请我反思自己的研究工作以及流动性研究领域的最新发展。

早在2000年，我就发表了自己第一篇关于汽车流动性的文章，这是一个书章，题为《向北驾驶/向南驾驶》，收录于文集《分解的身份：女性主义对家园与归属的阅读》（2000）。虽然这本文集的目的是探究女性主义文学学者如何在1990年代末英国“权力下放”运动（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获准建立自己的议会）的背景下（重新）协商其国家与区域身份，但我对这一问题采取的方法——反思我当时经常在苏格兰和康沃尔之间的长途开车经历恰好与流动性研究的兴起不谋而合。

2003年，米米·谢勒和已故的约翰·厄里共同创建了兰卡斯特大学流动性研究中心，我开始参加他们的一些研讨会。我还基于《向北驾驶/向南驾驶》这一章提交了自己的论文，该文随后被多篇早期关于汽车流动性的出版物引用。由于其他事务的牵绊，我大约过了十年才重新回到驾驶研究上来，但在《向北驾驶/向南驾驶》发表之后，我一直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写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驾驶时间：汽车意识中的文学之旅》最终于2016年出版。

耿：您在兰卡斯特大学的个人网页上将“流动性”和“文化地理学”列为您的研究兴趣。能否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这些领域，包括其中一些关键人物？

皮尔斯：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引领“流动性转向”的两个学科是社会学和人文地理学，即便在今天，该领域的大多数领军人物要么是社会学家，要么是地理学家。在社会学领域，可以说，1980年代和1990年代社会学视角下的全球化研究的爆发为将流动性作为一种理解当代世界社会与文化变迁的“范式”奠定了基础。厄里1989年出版的《超越社会的社会学》在这方面尤其具有开创性，该书主张在一个日益流动和全球化的世界中，有必要重新思考“社会”的含义。事实上，正是在这本书中，厄里首次详细阐述了不同类型流动性（例如人、非人对象、思想、图像、信息、废弃物、金融）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世界精英阶层的超流动性。

然而，真正成为该领域学者关键参考文献的是谢勒和厄里里程碑式的文章《新流动性范式》（2006）。他们认为，运动与流动性不仅作为一种理解当代世界的范式方式发挥作用，而且其本身也是相互关联的系统。因此，该范式的主要观点在于，对非人对象的物理运动应给予与对人的身体运动同等程度的关注，对想象性和虚拟的旅行也应给予与身体旅行同等程度的关注。正如厄里在《流动性》一书中所指出的：“有些对象移动其他对象；有些对象的移动可能意味着人不移动；有些人和对象一起移动”（50）。

与此同时，大约在同一时期开始对流动性产生兴趣的地理学家们，则更关注运动的现象学，以及人类主体的具身流动性与他们所活动的社会、“非人”和“超于人”的空间、场所及网络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蒂姆·克雷斯韦尔2006年出版的里程碑式著作《在移动中》体现了这种方法，该书仅比厄里的《流动性》晚一年出版。除了克雷斯韦尔，另一位对运动和流动性的前沿思考做出巨大贡献的地理学家是奈杰尔·思里夫特。与克雷斯韦尔一样，思里夫特关于运动在理解人类与非人生命及其之间关系的所有方面具有基础性意义的最早工作，比谢勒和厄里“命名”新流动性范式还要早几年。他的几篇早期文章后来被结集出版为《非表征理论》，成为流动性研究学者的另一部里程碑式著作。虽然《非表征理论》常被认为是一个难以概括的概念，但彼得·梅里曼最近将其描述为“一个总括性术语，用以描述和介入那些重视实践与表演的不同理论传统”，以及更广义上那些理论化“移动实践”的传统（阿迪等，66）。就与人类主体的关系而言，这包括优先考虑具身过程而非心理过程。当然，这对于一直非常关注文本分析中人物心理的文学研究来说具有特殊意义。

耿：在您进一步讲述这些理论对文学研究的意义之前，能否请您再多谈谈“流动性人文”这一新的子领域是如何出现的？

皮尔斯：当然可以。正如彼得·梅里曼和我在为特刊《流动性与人文》（2017）撰写的引言中所讨论的那样，人文学科从一开始就为流动性研究提供了滋养，这一点是很有道理的。地理学不仅是一门横跨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学科，而且社会学家在“流动性转向”之前对移民和全球化的新关注，也有其在1990年代一些开创性的文学研究中的先例，例如玛丽·路易斯·普拉特的《帝国之眼：旅行写作与跨文化主义》（1992）和卡伦·卡普兰的《旅行之问：后现代流散话语》（1996）。然而，在新流动性范式被命名之后，社会学家和地理学家确实主导了该领域，这就是为什么《流动性与人文》特刊，以及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的“流动性、文学与文化研究”丛书，对于向文学与文化研究、电影研究、历史学等领域的学者开放该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这里还需要说明“流动性人文”这一称谓中“流动性”和“人文”二者是如何相互结合的。这已成为所有以人文学科而非社会科学为中心的流动性研究的简写表达，但我理解这个概念并不容易翻译成中文或其他语言。事实上，即使是在英语中，我自己对这个短语也并非完全满意，因为它可能将“流动性”变成了一个形容词，以某种模糊的方式修饰名词“人文学科”。对我来说，全称“流动性与人文”是更可取的称谓，因为它标识出一个子领域，在该领域中，流动性研究（本身已是一个成熟的领域）与人文学科相结合，以实现互惠互利。换句话说，流动性研究者发展出的理论（其中许多起源于社会科学）现在正被应用于文学研究、历史和哲学等学科，同时人文学科的方法也向社会科学家展示了使用文本资料的价值。关键在于，“流动性人文”中的“流动性”指的是对流动性的学术研究，而不仅仅是“运动”的另一个词。然而，这完全是我个人对这个概念的理解，该领域的其他研究者可能会接受它的模糊性，甚至不可译性。

关于这种流动性研究内部的“人文学科转向”所产生的新方法，我认为主要是对文本资料的接纳。由于2000年代初在社会学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移动方法”非常关注将运动纳入研究过程的田野调查（例如“边走边谈”访谈），曾有一段时间，以文本为中心的流动性研究似乎不再流行。彼得·梅里曼在2014年一篇题为《重新思考移动方法》的重要文章中讨论了这一点，他主张文本资料和档案研究对流动性研究（尤其是对任何对历史流动性感兴趣的人）具有持久的关联性。然而，对于任何试图将文本中的流动性与“现实世界”中的流动性相结合的研究者来说，仍然存在一些棘手的方法论问题需要协调。我认为这个问题会在回答您后面的一些问题时再次出现，但关键在于，所有文本，即使是最表面上“客观”的文本，都对其主题提供了必然片面和主观的叙述，并受到叙事形式的惯例约束。最近，“流动性人文”研究已开始与那些拥抱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方法联系起来，以期对“现实世界”的问题提供新的阐释。视觉艺术和“艺术实践”在这方面尤其具有影响力，但文学文本（尤其是科幻和推想小说）已被广泛用作一种手段，通过探索想象性的“情景”来应对气候变化等棘手问题。事实上，情景建模是约翰·厄里工作的一个关键特征，在《未来是什么？》（2016）中，他相当广泛地引用了文学文本来帮助进行这项工作。就理论而言，我认为迄今为止，涉足流动性主题的文学与文化学者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地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成果，而非发展自己的理论，但我相信，他们随后也会发展出自己的理论。

耿：您能否进一步谈谈文学与流动性研究之间这些跨学科研究的当代意义，包括您之前暗示的一些问题和挑战？

皮雷斯：好的，这是我过去几年多次写到的话题，当然，随着流动性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不断成熟和发展，我对此事的看法也在不断变化。早期，我担心的是，许多写作移民、旅行写作或后/殖民背景下的流散等流动性主题的文学学者，并没有意识到流动性研究是一个拥有自身理论、概念、政治主张和议程的独特领域，而仅仅将流动性视为任何涉及运动的跨学科研究的总括性术语。多年来，我们收到了许多投给“流动性、文学与文化”丛书的研究计划，其中作者对流动性领域本身了解甚少或一无所知，当然，这里也存在国家差异。例如，在北美，人们对受新流动性范式启发的研究了解仍然有限，尽管美国作者已经撰写了大量关于汽车流动性和移民等流动性主题的优秀著作。

最近，在我为《劳特利奇文学地理学手册》（2024）撰写的一章中，我分析了一批从流动性视角研究文学的学者开展的工作，以及数量相近的来自社会学和地理学领域从流动性视角研究文学的学者开展的工作。我发现，两个阵营的作者都以不同程度的知识水平和理解深度与对方领域的成果进行互动。例如，一些研究文学的学者抓住了有用的流动性概念，却没有真正参与到这些概念所属的理论和辩论中；而基于社会科学的流动性学者可能会利用文学文本中的主题和叙事，但对这些文本更复杂的文本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不过，我也能够提供一些例子，说明有些作者与对方领域的互动足够深入，能够参与真正的跨学科辩论，并偶尔挑战对方学科的前提和方法。理想情况下，这正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有见地的跨学科性”，以避免我们天真地从一门学科迁移到另一门学科时有时会出现的方法论盲点和失误。

耿：这是一个有趣的观点。我注意到，在您的研究中，您一直不遗余力地指出，在小说中，运动和流动性往往发挥隐喻或叙事功能，而非物质功能。这一点为何重要？

皮尔斯：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考量，特别是对于一些研究流动性的学者，他们没有文学背景、可能倾向于将虚构资料（尤其是历史资料）作为前几个世纪流动性实践或行为（例如交通和旅行）证据，而不考虑这些再现可能与事实相去甚远。例如，旅行是小说的主要题材；事实上，很难想到一部没有某种旅行情节的小说。然而，加入旅行通常是为了推动情节发展，或象征人物生活中的变化时刻，而不是为了提供写实内容。后者可能是文本一个引人入胜的次要特征和益处，当然，但读者不应假定其中的细节在事实上是准确的。这也提醒我们，那些从事文学与文化研究的人可以怀着截然不同的目标来介入虚构文本；对于文学批评家来说，细读的关键目标是进一步阐明文本本身，而对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从事文化研究的人来说，我们可能利用文本来探索和理论化“现实世界”中的实践。

出于这个原因，我认为区分虚构与非虚构作品也很重要，因为后者更有可能在没有叙事过滤的情况下呈现事物的本来面目。例如，我本人最近利用文学来反思“现实世界”流动性实践的研究，认识到生命书写与虚构文本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尤其是信件和日记，可以为了解平凡日常生活习惯和常规提供一个绝佳的观察窗口，因为它们尚未被加工成“人生故事”。同样任职于兰卡斯特大学的历史地理学家科林·普利，在过去三十年的工作中出色地利用了这类资料。

耿：那么，在您看来，流动性的批评视角如何帮助我们解读文学文本？与其他解释策略相比，这种方法具有哪些独特性？

皮尔斯：我想我在之前回答您的一些问题时已经开始回答这个问题了，但还有几点需要补充。首先，正如我之前所说，通过选择关注“物的流动性”而非人物的流动性，有可能获得对文学文本包括著名的经典文本的全新视角。我知道这也是您自己在研究中一直在追求的；例如，通过探索现代主义文本中的植物流动性，以及这些“超于人”的旅程能够揭示当时大英帝国的全球影响力。事实上，如果您停下来想一想，除了文本人物之外，有太多的事物在移动或被移动，而这些往往能揭示出情节所处的历史和文化时刻的许多信息。然而，也有方法可以不通过心理学的路径来探索文本中人类与非人类的流动性。在我的书《流动性、记忆与生命历程》（2019）中，我通过关注几对夫妇的身体流动性，而非他们的思想和对话，研究了他们在自传体和虚构文本中的亲密关系。这种大体上的现象学方法源于莫里斯·梅洛-庞蒂的“身体主体”概念。通过这一视角来研究文学，意味着暂时悬置对人物及其关系的心理分析，转而关注身体动作（包括最细微的身体姿势）和日常流动性实践，能够不经意间揭示出关于原始情感以及流动性性别政治的信息。

耿：在您合编的文集《流动性、文学与文化》（2019）的引言中，您讨论了“具身主体性”这一概念。我们知道，主体性是许多文学理论中的关键概念。您如何在流动性的语境下理解主体性？不同的交通方式，如步行和驾驶，在文学中如何表征不同的主体性，从而反映社会权力结构和文化价值观？

皮尔斯：谢谢您这个问题。我认为它与上一个问题衔接得很好，但也对我刚才所说的内容引入了一个复杂的转折。由于现象学和非表征理论中对“具身性”的关注倾向于“身体主体”，这种主体与其所居住的空间领域享有直觉性的、“前认知的”关系，流动性研究中的大量工作同样关注人类主体如何通过运动和感觉而非思想来“认识”世界。彼得·梅里曼在其关于二十世纪早期汽车流动性的研究中很好地解释并展示了这一点。对于这些学者来说，“具身主体”与过去四五十年主导文学批评的“心理主体”或“精神分析主体”之间存在根本区别。以梅里曼和其他杰出的文化地理学家的著作为例，以这种非认知、非心理的方式探讨具身主体性，可以成为探索身体主体如何体验不同交通方式（包括步行）的一种极其有效的方法。在这些理论模型的指导下，“具身主体”因此是一个与文学学者过去习惯研究的“主体”，包括后结构主义所青睐的更复杂的主体性模型截然不同的“主体”。您上面提到的所有不同交通方式都可以通过这种非心理的、基于实践的视角来探索，但这也正是使用文学文本可能具有挑战性的地方，因为所描述的经验往往既涉及与事件相关的心理过程，也涉及这些更原始的感知。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我们（像我一样）对记忆过程感兴趣，那么通过思考/感受的主体以及纯粹具身的主体来探索流动主体性也是有道理的。

耿：我们注意到，您对文学中流动性的研究特别侧重于20世纪的文学与文化。是什么促使您关注这一时期？

皮尔斯：主要是个人偏好的问题。在我职业生涯早期，我也曾研究19世纪，但当我开始专注于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写作时，我必然被更近期的文学所吸引，因为后者在当时的理论辩论中占有突出地位。在最近一段时间，我对20世纪后期的文学与文化尤其感兴趣，我曾将其体验为“当代”，但现在可以将其作为近期历史重新审视。事实上，我对20世纪末期，即1990年代到千禧年，有着特别的迷恋，这正是因为我亲身经历过那些时代，但它们现在正迅速褪入过去，感觉与21世纪显著不同。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来衡量这两个时期之间的距离非常具有启发性。事实上，我刚完成的书《英国变迁中的道路景观：流动性、场所、缺席、失落》聚焦于过去三十年道路上和道路外许多不同层面的变迁。

话虽如此，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交通和其他通信系统的飞速发展，世界在20世纪早期变得全新地流动起来，这使得该时期也成为流动性学者显而易见的研究对象。历史学家可能会指出更早的时期，不同种类的流动性曾给社会带来革命性变化，但日常生活从未像1880年至1920年之间那样在全球范围内“加速”。在此期间，火车、自行车、汽车、飞机、电报、电话和电影院的相继问世，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这些变化都涉及各种类型的运动和流动性。斯蒂芬·克恩在其开创性研究《时间与空间的文化，1880-1918》（2003）中对这一点进行了精彩的论述。

当然，克恩所论述的社会与文化也是文学现代主义的时代，从我们之前的对话中我知道，您对流动性理论如何能为该时期的经典作家如弗吉尼亚·伍尔夫、D. H.劳伦斯和E. M.福斯特提供新视角特别感兴趣。我认为这里的主要挑战在于，这些文本中充满了对流动技术创新的再现，以至于有时不知从何入手；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其中许多对象和实践起着象征或隐喻的作用，而非模仿作用，因此应谨慎对待。正如我们之前讨论的，如果一个对象或实践在文本中起着明显的象征或叙事功能，那么它可能不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再现。我建议，对现代主义经典进行更具趣味的流动性视角下的阅读，很可能出现在那些叙事的边缘和潜文本中：例如，通过探究次要人物和附带物品如何移动，而不是通过文本对现代主义时代技术更明显的评论。同样，您关于现代主义文本中植物流动性的工作，正是关注小细节所能揭示内容的绝佳例子。

耿：在您的著作《流动性、记忆与生命历程》（2019）中，您考察了性别如何影响流动性的体验。20世纪的英国女性作家在描绘流动性方面与男性作家有何不同？

皮尔斯：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尽管我可能会用稍微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因为对我来说，这与其说是性别“影响”了流动性本身，不如说是流动性实践“变得具有性别色彩”，以及这如何进而影响女性和男性对这些空间以及其中发生的流动性实践的不同体验。

早期女性驾车者的经历在这里是一个有用的例子，因为在20世纪之初，许多富裕的女性和男性一样热衷于驾车，并以与男性同行大致相同的方式体验着新颖的具身体验。她们参加比赛和速度测试，学会在路上修理车辆，并且像男性汽车爱好者一样，将自己的经历写成文字。然而，随着世纪的发展，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驾驶落入了男性的象征性占有之中，女性的驾驶体验和写作都大大减少。即使在今天的英国，持有驾照的女性人数仍少于男性，汽车驾驶的许多方面以及围绕它的话语仍然被标记为男性化的。因此，女性在通过驾驶空间无论是道路、停车场还是汽车销售厅时，其行动方式可能会与男性不同，并且会记录下体验的不同方面。

耿：您如何看待流动性研究在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的未来？是否存在值得探索的未开掘的档案或理论交叉点，例如气候变化、数字游民、人工智能等？

皮尔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在许多方面令人感到乐观的问题，适合以此作为访谈的结尾。尽管文学流动性研究非常适合关注那些对日常生活产生更多影响的话题，例如气候变化和新兴数字技术，它们也是当前存在的非常严峻的潜在问题。如果您浏览一下主流的流动性期刊（例如《流动性》、《应用流动性》、《转移》和《流动性人文》）的目录，会非常明显地注意到，如今最常被引用的文学文本属于科幻/推想小说类型，其情节设定在不久的至中远的未来，包含反乌托邦和替代性（更乐观的）情景。说明这一趋势的三个近期出版物是：阿曼达·拉吉的《等待中的运动：通过莫欣·哈米德的〈出走西方〉绘制后殖民小说、新流动性与移民的地图》（2019）；斯蒂芬妮·索德罗和理查德·拉克姆的《血液无人机：以乌托邦为方法想象未来的生命流动性》（2020）；以及李真炯的《气候变化、行星传记与共生流动性》（2024）。所有这些论文都发表在《流动性》期刊上，拉吉和李真炯是以文学学者的身份撰稿，而索德罗和拉克姆则是社会科学家。在每个案例中，奇幻和/或未来主义的文学文本因其对看似棘手的“现实世界”问题（如移民、健康流动性和气候紧急状态）的想象性介入而受到重视，从而促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替代性解决方案。约翰·厄里的最后一本书《未来是什么？》同样利用科幻和推想小说来帮助理论化我们如何开始理解未来，他所引用的文本（其中许多可以追溯到20世纪早期和中期）提醒我们，这些作者在预见到我们今天面临的环境危机与失控的数字技术之间可能形成的致命结合点方面，是多么具有先见之明。流动性研究对这些辩论做出的主要贡献在于，它认识到关注非人世界以及人类世界的重要性，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针对这些挑战提出的许多“解决方案”对某些人将比对其他人更有利。例如，如果减少碳排放需要限制航空或汽车使用方面的运动，那么谁的行动将受到限制，谁的不受限制？不用说，人们特别担心的是，世界精英阶层将保留他们的流动性及其相关的自由，而弱势群体的人群则不能。这正是目前对正义和平等问题感兴趣的流动性学者们广泛讨论的各种问题。事实上，“流动性正义”（最初在米米·谢勒的《流动性正义：极端时代的运动政治》中提出）已成为一个流行的描述词，用以说明从日常步行到移民再到交通等任何数量的流动性实践，如何与个人及社会正义问题密不可分。与之前讨论的“流动性人文”概念一样，“流动性”在这里充当形容词的可能性有时仍会相当令人困惑，尤其是在翻译中。对我来说，将“流动性”与“正义”作为两个独立的对话议题加以结合，似乎是理解这一概念最有用的方式。

但回到您更广泛的问题上来，我希望并期望文学流动性研究能够向许多不同方向发展，与所有历史时期和各种类型的文本进行对话。如前所述，我们的文本实践应不仅仅局限于探索与流动性相关的主题。相反，遵循新流动性范式的原则，对任何文本中的运动和流动性给予专注的关注，都有可能揭示出某些新的、有趣的东西。然后，这些洞见可被用来生成对相关文本的新颖解读，加深我们对它的理解。正如我在许多场合所观察到的，关键在于要清楚跨学科努力的目的，并仔细思考这对您的研究路径和方法有何影响。然而，我仍然非常乐观地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研究与流动性研究之间的互动将变得越来越成熟，并将对两个领域都大有裨益。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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