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时代的女人涌入历史——艾德里安娜·里奇的“共同体”诗歌写作
在哈佛大学教授、诗歌评论家史蒂芬妮·伯特的《别去读诗》一书当中，她用共同体一词来指称一种特殊的诗歌写作方式。她指出在诗歌史中大致存在两种类型的写作：一种是带有明显私人化性质的写作，以艾米莉·狄金森为代表。“另一种诗歌则是写给一个共同体的，这个共同体有着相似的属性、共同的历史和遭遇，这类诗歌同时对多人言说，诗人的写作企图寻求更广泛、更多的公众。”很显然，艾德里安娜·里奇属于后者。即一种面向共同体的诗歌。为此，史蒂芬妮·伯特将里奇的诗歌作为一种典型的共同体的诗歌来阅读。“这些诗歌以一种呼唤共同体的方式，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大大小小的节点上，将人们团结在一起……引导社会运动、改变公共政策，以非常实际的方式帮助受伤害的人。”这就是共同体诗歌的特征。
艾德里安娜·里奇（1929—2012）是20世纪美国极具影响力的诗人、散文家。21岁时，她的处女作《世界的一变》获得了耶鲁青年诗人奖。《儿媳妇的快照》是里奇对1958年至1960年之间自己全面被家庭生活占据的生活方式的一次“文学葬礼”；1973年，她的诗集《潜入沉船》确立了她作为时代发声者的地位，该诗集获得了1974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共同语言的梦想》（1978）正式建立了她的女性主义共同体梦想；里奇晚年的作品《事实的艺术》则将视野扩大到对阶级、种族和全球政治的关怀。尽管里奇的诗歌也许同时具有私人性质，比如在她的《儿媳妇的快照》这部诗集中，写了自己在婚姻生活中的一系列遭际，但是，这部分的写作也是以一种集体性眼光或者说是共同体眼光来打量的。即里奇在经历自我的私人生活的同时，将自我作为众多女性共同体的一个切片来进行观察，已经有了她在诗歌《二十年之后》中所写的那种女性主义的眼光：“作为时代的女人涌入历史。”
纵观里奇的诗歌写作历程，贯穿其中的两个关键词：一是共同体，一是历史性。在诗歌《镜中两个人被视为一个人》中，里奇明确提出了这一理念：“女性，作为一种命运共同体的女性”，因此，我认为，要想读懂里奇的诗歌，需要在一种共同体和历史的双重视角当中。
女性诗歌的共同体
诚然，里奇所书写的女性诗歌指向一种对立性力量，正如史蒂芬妮·伯特所指出的——“许多力量、结构和社会组成部分都在共同作用打压她或像她一样的人（女性、妻子、母亲、女作家）。因此，一种摆脱这些结构的解放是必要的。”
正如写于1971年的诗歌《二十年以后》中所写到的诗句：“在同一张桌子上吃着喝着，/她们曾用同一个盆给自己的孩子们洗澡/向彼此隐瞒自己的秘密/在各自的房间心神不宁地踱来踱去/现在则作为时代的女人涌入历史”。但在这首诗的结尾，里奇也充满忧虑地说道：“就像生活在一座什么都没有被禁止/且什么都不恒久的城市。”
当时正是美国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方兴未艾之时，也是著名的“里德诉里德案”时期，男女在法律上的平等待遇开始被正视，同时社会已经开始公开讨论女性对生育的控制。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上世纪50年代那种“完美的家庭主妇”模范被打破了，女性不再被禁止外出工作或追求学业。一种新的社会气息让女性感觉到生机，但这些社会结构还没扎下它稳固的根基，一切似乎还都处于“中间地带”：女性拥有了选择的可能，但是这种选择也面临着一种彻底的孤独和不确定性。一些更加重要的问题，似乎一直没有得到清理。
在1976年出版的散文《女人所生：作为经验与制度的母亲身份》中，里奇反思了这种根深蒂固的生活方式对于自己的影响：“那时我尚未理解，我们——属于学院社群的女人们，正如那个时期许多中产阶级社群的妇女——被期待同时扮演好维多利亚式悠闲淑女、家中天使，以及维多利亚式厨娘、洗碗女佣、洗衣妇、家庭女教师和保姆的角色。我仅仅感觉到有虚妄的使人分心之事在吸食我……”虽然里奇个人对于她的早期诗集《儿媳妇的快照》评价不高，认为是“太苦涩太私人化”。但实际上在这部作品中，里奇已经开始通过共同体的眼光来打量私人生活。当里奇在写私人生活的时候，她将自己作为一个共同体成员来观察，用一种共同体的眼光来观照这些私人生活区域，她对于女性的命运的反思是全面的。在充满“不”的声浪当中，里奇建立了自我的新道路。
《潜入沉船：艾德里安娜·里奇诗合集》（以下简称“诗合集”）是里奇两部诗集的合体。《潜入沉船》是1974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的获奖诗集，是里奇的第7部诗集；《诗合集》中还包含《共同语言的梦想》这部诗集。在这部诗集中，里奇试图缔造一种女性的共同体和共同语言，讲述女性经验和女性历史的真相。如果说1973年的《潜入沉船》是一次重构缺失的女性主义叙事的话，那么1978年的《共同语言的梦想》就是一次女性共同体梦想的全面建构。
《诗合集》中作为重要构成部分的“里奇致敬和歌颂其他女性的诗作”占据了诗集的半壁江山。这类诗歌在她的这本诗集中占据着重要的比重，是她共同体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致一位诗人》通过活生生的生活细节的镌刻，质疑了一种被建构和规约的属于女性的生活：“而是为了另一个女人她哑默/孤寂与灰尘渗漏的塑料袋相伴/与孩子们相伴 在一座房子里/在那里语言飘浮和旋转/流产在碗中。”在这首诗中，里奇以丰富而精确的细节，向传统社会当中对女性的规约提出了巨大的质疑。通过铺展女性生活的细节，来指出这一生活本质上的荒诞性质。诗歌结尾尖锐指出：“因为你不是自杀者/可是无人说这是谋杀。”里奇毫不留情地指出女性自杀背后的社会性因素。这一建立在自杀背后的社会集体性的命运推动力，就像我们在托马斯·哈代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里苔丝的悲剧性命运中看到的，在个人命运之外的集体性操控力中的社会悲剧。因此，里奇犀利地使用了“谋杀”一词。在该诗中，她通过诗句探讨了女性创造力在当时社会环境（尤其是家务、育儿与艺术创作的冲突）下所面临的挣扎。我们不知道这首诗是不是写给自杀的女诗人希尔维亚·普拉斯的，但是诗中里奇所致敬的女性诗人所指向的是普拉斯同时也是她自己——有创造力的女性。
在描写私人生活的领域，里奇拥有着极其细微的洞察力，我认为在体验女性之间的情感纽带这一主题中，无人可以与她相媲美。在献给妹妹辛西娅·里奇的诗歌《姊妹的奥秘》中，里奇坦陈了姐妹之间因为生育和家庭琐事而产生的裂变、隔阂和差异，可以说，在这类题材中，里奇几乎是第一个这样写的女诗人。里奇和她妹妹辛西娅的隔阂来源于妹妹的一个人生转捩点，在那个关节点，里奇感觉到她和妹妹之间仿佛成为了陌生人。她们难以理解对方的痛苦和快乐。里奇极其敏锐地抓住了这一转变时刻的细节纤维，即一种发生在生育前后的隔阂。但是，里奇是如此渴望重新与妹妹建立一种深刻的联系，于是在诗中她写道：“我从另一个行星上呼唤你。”虽然我们从属于不同的星星，但是“我”一直在呼唤着你。诗中里奇从一个母体诞生，到以男性为主的生活，再到生儿育女，她将对妹妹的爱化为对于整个女性群体的关爱，进而以一位诗人和觉醒者的角度跟妹妹对话：“女儿们从来都不是/父亲的真正的新娘/女儿们首先是/母亲的新娘/然后是彼此的新娘”诗歌的结尾，里奇以一种教导者与分享者兼而有之的角色，企图与妹妹一同分析她以自身的觉醒对于女性身份的价值的再造“根据一种不同的律法/让我拥抱你，讲给你听。”
《潜入沉船》中的诗歌《为埃尔薇拉·沙塔耶娃而作的幻想曲》是写给在列宁峰上因遭遇暴风雪而遇难的俄罗斯女子登山队的队长沙塔耶娃的献诗，该探险队于1974年8月在该峰上集体遇难。该诗以想象中的日记的形式写就，里奇仿佛自己置身于这一充满壮举的探险队当中，成为她们当中的一员。在这首诗的结尾，她写道：“我们不会/将就地活着/我们一生/对此梦寐以求”。里奇对登山队的“冒险”行为给予了存在意义上的肯定，女子登山队的壮举虽然以悲剧结尾，但是其勇气和决心必定镌刻在人类，特别是女性历史上。《共同语言的梦想》中的诗歌《母狮》一诗可以看作是这类诗歌中非常特别的一首。除了致敬共同体中优秀的女性之外，里奇也将眼光投向了“雌性”这一题材的书写。我们都熟悉里尔克的《豹》，然而我们未曾从性别的角度来观察一头雌性狮子，相对于雄性，雌性狮子几乎从没有被从更加本质的意义上书写。里奇所要完成的就是这样一种对于“空白”的填满。“母狮在三码见方的范围内来回踱步/她停下来/注视着我。她的眼睛/坦率真诚。它们映现河流、/海滨、火山和沐浴着月光的/岬角的温暖。/在她腰腿的金色皮毛之下/流淌着一种与生俱来、半被压抑的力量。”诗人对于雌狮的描写带有歌颂的笔调，在所有前诗歌史中超拔出来，企图建立一个“母狮子”的全新母题以对于缺席的雌性英雄主义给予重新书写。而“一个三码见方的圈栏。/扎紧的栅条。/笼子。苦行赎罪”，以母狮子的遭际暗示了女性被压抑的社会现状。在诗歌结尾处，“星光下，我向她走去。”这一对于母狮的观察进入到一种更加深入的审视当中，完成了一种母狮子与正在读诗的“你”和“我”之间的角色互换。
里奇十分擅长借用其他人物，通常是女性来书写令人唏嘘的命运遭际进而表白自己的心智。《保拉·贝克尔致克拉拉·韦斯特霍夫》一诗值得一提。克拉拉·韦斯特霍夫是奥地利著名诗人里尔克的妻子；保拉是德国画家奥托·莫德松的妻子。全诗以优美的笔触描写了两位女性深沉而短暂的友谊，以因为产后大出血而死的保拉的口吻来给克拉拉写信，感人至深。1899年夏天，保拉和克拉拉在德国的一处艺术家聚居区成为朋友，之后她们在巴黎共度了半年时光，保拉画画，克拉拉跟着罗丹学习雕塑。1901年，克拉拉与诗人里尔克结婚；之后不久，保拉与画家奥托·莫德松结婚。之后保拉死于产后大出血……为此，里奇在诗中动情地写道：“可是生与死/牵着彼此的手。克拉拉，我感到/工作很充实，未来的生活很充实，对你/满怀着爱，无论我表达得多么糟糕/所有人中，唯有你/会倾听我所说和未能说出口的一切。”全诗充满了女性之间无可替代的相知相守和深沉友谊，同时里奇对于这两位优秀女性的命运，特别是保拉的悲剧命运唏嘘不已。无人像里奇一样稳定而细腻地感受女性世界周遭的所有情感、价值和意义。
雄辩之诗
与其他以阴柔见长的女性诗人不同，里奇的诗歌体现出了一种异乎寻常的雄辩气魄。可以说，在这一点上，里奇诗歌是属于另外一个传统——雄辩传统。叶芝说：“与他人争辩产生修辞，与自己争辩产生诗歌。”里奇的争辩来自于多重位置：与自我的争辩；与他人及整个社会的争辩；与一种已经形成的、在当时顽固不化的正统观念的争辩……里奇以战斗的姿态开始对传统价值观念进行攻击。在《自然资源》一诗里，里奇犀利地指出，男性将女性视作一种自然资源进行着掠夺。虽然观点非常犀利，但是里奇的态度并非宣扬两性对立，而是在一种稳定成熟开阔的视野当中指出这一制度性真相。该诗中提出了诸多复杂的问题，值得深思。在诗的第五节中诗人写道：“那个‘会理解的男人’的幻影，/那个失散的兄弟，双胞胎之一——”与一些女权主义者不同的是，里奇将男性共同体作为一个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来看待。“一个失散的兄弟”指出了两性之间的亲密联系。接下来的诗句：“我们是否为了他而离开我们的母亲，/背弃我们的姐妹，一次又一次？”则指向了女性共同体对于男性的关注和围绕，造成了女性群体的分化和疏离的客观情况。“只不过是一个同类/拥有和我们一样的自然资源”在指出男性暴力性根源的时候，她也看到了男性同样被建构的过程。“我厌倦妇女弯腰至我们一半身高/以发掘关键的矿脉/厌倦我们以如此大的代价/和欢欣所掘出之物的浪费”同时该诗中也对女性长期以来的规定性地位给予了雄辩式的攻击。对于女性长期以来作为“照料者”的自然角色提出了质疑，指出女性所长期被天然赋予的角色定位是一个“一个由卑微事物组成的宇宙——”诗歌的最后，里奇深情地进入到一种共同体的命运当中来，她说：“我必须与这些没有非凡力量/却一代又一代/一意孤行地/重建世界的人们共命运。”
虽然里奇一直手拿战斗的武器来解剖社会性的制度压力对女性的束缚，但是她并没有局限于这一点，她的思想的宽阔性让她能够看到社会在对女性束缚的同时也束缚着男性……可以说这是一种“双重束缚”……今天，无论我们认为里奇所营造的这一女性命运或者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究竟在多大意义上能够产生价值。我们都无法忽视她不容置疑的雄辩才能与斗争意志。
里奇在1953年结婚，并在1955年到1959年短短五年内先后生下了三个儿子。在此后她充分体会到创作与育儿的撕裂，在20世纪50年代那种极其保守的氛围下，作为一名才华横溢的诗人，里奇深陷于家务和育儿的琐碎中。她曾在日记中写道，自己每天黎明即起照顾孩子，忙于煮饭、清洁，感到自己被剥夺了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时间，甚至一度产生“想否认那个写诗的自己”的强烈挫败感。纵观里奇的一生，她对于女性命运的观念性觉醒总是与自我命运的觉醒和反思深度结合。在《诞自女人》一书中，她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区分：作为“经验”的母性和作为“制度”的母性，前者指女性与孩子之间自然的、潜在的力量联结；后者则指父权制社会为了控制女性，而强加在女性身上的各种规则、牺牲要求和道德枷锁。可以说，里奇的女性命运共同体的诗歌价值正是基于这一切肤之痛后的“痛定思痛”。其中带有着深刻的个人经验和挣扎痕迹。里奇与其他女性主义者为时代提供了看待世界的全新视角，证明了父权制并非天经地义。里奇所构想的：“以女性为中心的解决方案，以对抗和替代父权制。”或许存在一定的局限，但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架构的替代，它目前更多地存在于思想实验和特定的边缘社群中。它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强迫我们思考，如果不再以男性的需求和逻辑为坐标系，人类文明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为一个野蛮孩子所作的沉思》取材于18世纪著名的科学案例——“阿韦龙的野男孩维克多”。里奇通过这个在荒野中长大、被带回文明社会进行“教化”的孩子，探讨了极具杀伤力的议题：以教化为目的的人类文明对于人类的集体规训。该诗极其雄辩地指出，通过语言所建立的教化和文明体系，如何从一开始就是以规训为目的，这一整套为此而建立的文明制度是否是建立在偏见和暴力的基础之上的呢？可以说，里奇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作为一个为全体女性的命运共同体而写作的女性，里奇的诗歌是一种观念之下的诗歌，即她用一种思想观念统摄住诗歌的机制，以此来铺展和延伸她的诗歌写作中的经验和细节。里奇所用机制是一种女权主义的思想，以这一思想为准绳来进行诗人的观察，其中结合了思想家的思维强度和学者的知识视野。里奇的诗更像是一份“身份政治”的早期蓝图，它为那个需要“大声疾呼”的年代提供了凝聚力。即使在当下的环境中，在女性主义思潮的不同发展阶段，里奇的诗歌以及她的思想观念都会形成不同的冲击力。
在诗集的前言中，译者、诗人张慧君谈到，里奇提供了一个以女性为中心的解决方案。事实上，里奇的替代方案，本质上是对世界运作逻辑的一次彻底重构。她的这一观念可以看作是一种新的乌托邦，她鼓励女性将情感、政治和生活重心重新锚定在女性群体内部，建立了一种基于经验分享和互助的亚文化，为许多女性提供了避风港。大体而言，里奇的诗歌更侧重于“与他人的争吵”，这种写法在政治启蒙上极具冲击力，她的诗歌兼具感性与雄辩，极具文学张力。至于这种关于共同体的观念诗歌，是否会在社会思想观念的激烈演变与震荡当中因其雄辩而损伤艺术的持久性和稳定性，这是另外一个交给时间的问题。
（作者系诗人、书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