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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近现代首屈一指的出版社，于1897年2月11日创办于上海。它的创办，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经营出版的同时，商务印书馆也热心教育事业，坚持走出版、教育融合发展的道路。创办人夏瑞芳、高凤池等都支持教育。1902年张元济加盟后，更是确立了“吾辈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办社理念。在这一理念指导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共和国教科书》《万有文库》《现代教育名著》等数量众多、饱受好评的教科书及教辅、教参、教育理论图书，创办了《英语周刊》《教育杂志》《自然界》等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教育期刊，编纂了《辞源》《国音学生字汇》《中国人名大辞典》等颇便教学、自修的大型经典工具书，制造了不少价廉物美的教具、玩具，甚至拍摄了《长江名胜》《猛回头》等“冀为通俗教育之助”的电影……这些出版物和产品，为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普及知识、传播文化、扶助学术做出了重大贡献，有力推动了中国教育及社会的现代转型。

不宁唯是，商务印书馆还利用得天独厚的媒介平台优势和丰厚优质的人力资源优势，呼应社会教育需求，直接创办了一系列定位精准、特色鲜明、成效显著的附设学校，如师范讲习所、尚公学校、养真幼稚园、商业补习学校、仪器标本实习所、艺徒学校、国语讲习所、国语师范学校、励志夜校、平民学校、师范讲习社、单级教授讲习社、新体师范讲习社、东文学社等。这使主营出版的商务印书馆成为彪炳中国近代教育史的“另类明星”，正如李伯嘉所言：“在我国出版业中，把出版书籍工作的剩余力量用在实际教育事业方面，最有成绩的就是商务印书馆。”正是考虑到商务印书馆在“扶助教育”方面的巨大贡献，1917年11月，国民政府颁给其“敬教育才”匾额一方；陈云亦称赞它“是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

商务印书馆创办的函授学社

1915年7月创办的函授学社，即是商务印书馆影响最大、持续最久的附设学校，也是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个函授教育机构。当时中国交通不便、战事频仍，教育资源极度匮乏，很多人因为家境贫寒、居处偏僻、错过学龄、职务缠身、时局动荡等原因失学，“函授”这种从欧美引进的打破时空限制、形式灵活、费用低廉的开放式教育模式，在商务印书馆的精心经营下，很好地满足了国人急切、巨大的社会教育需求，正如1915年3月13日《申报》刊布的《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校英文科广告》所云：

欲谋教育之普及，不能不兼恃校外之教育，函授学校即其一也。凡人有志求学，或僻处远方，或已过学龄，或执有职业，不能直入学校者，均可以通信教授，且无班次时期之牵掣，人咸称便。敝馆前发行师范讲义，及现在之单级教授讲义，并于《教育杂志》附设答问，略师此意，稍竭壤流。近日屡得学界来信，要求敝馆设立函授学校，分别科目，任人选习，而以英文一科为言者尤多。敝馆延聘英文专家，编辑英文教科书籍，素蒙学界信用，今承不弃，复以函授见嘱，敢不勉竭绵薄，藉副厚望。现拟先设英文一科，一俟拟定章程，即行刊布，先此通告。伏祈，鉴察。

这是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发布的预备招生广告。此前，该馆在其所办小学师范讲习所已尝试过函授教育模式，所编《教育杂志》也有向读者答疑解惑的栏目，由它出面，总结以往经验，呼应社会吁求，发挥自身优势，创办专门的函授学校，可谓水到渠成。商务高层也对函授学社非常重视，委任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兼学社社长。

函授学社创办伊始，最先设立的是社会吁求最高、自身资源最为丰厚的英文科。后又于民国“十一年，添设算学与国语两科；十二年，添设商业科；十四年，又添设国文科”。起先分科教学，每科采取学历式的“本科”（又称“正科”）和提高某一方面能力的“选科”双轨结合模式。“本科”分数级，每级课程读完，如平均分在七十以上，即发给该级修业证书，最高级读毕，则发给该科毕业证书，学历程度约相当于当时的高小至高中。“选科”每门课程读毕，即发给单科结业证书。1938年6月，增扩为中学部和大学部。中学部设国文、英文、日文、算学、自然、史地及图书馆学七科；大学部设哲学、文学、史学、法律、政治、经济、商学、物理、化学、生物、算学、教育、工学、农学、医学“十五学系，六十学程，均系主要科目，各学院咸备”，“除由各科专家担任改卷外，并聘请大学校长、教授及各科专家多人为顾问”，如哲学系顾问冯友兰、唐钺，文学系顾问郑振铎、韦悫，史学系顾问何炳松、黄维荣，多是名人。

从1915年7月发布广告正式招生，到1946年12月底停办，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坚持办学达三十一年之久，不仅为商务赢得了较为丰厚的利润，扩大影响并促进了书刊销售，而且以“历史最悠久的、设备最完善的、成绩最卓著的补习教育机关”的身份，有力推动了中国教育的现代转型，使其更具实用性、民主性、科学性和开放性。据统计，函授学社学员遍布全国，甚至分布在日本、朝鲜、菲律宾、缅甸、新加坡等亚洲诸国，涵盖工、商、学、政甚至宗教界等社会各界。截至1931年6月，函授学社五科共有学员三万六千余人，“毕业而升入大学者、出洋游学者、游学归国已在社会任要职者亦六千三百余人”，著名报人王芸生、历史学家朱杰勤等都曾在函授学社学习。至1937年7月，函授学社在读学员已达五万六千余人，其容纳学生总数相当于二百二十所普通中学，占到全国中学生总数的1/5.5。由此可见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为中国近代教育普及与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它那显著的成绩和光荣的历史，赢得了时人和后人的一致赞誉。

函授学社之成功依赖优质教材和课程设置

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之所以取得如此卓著的办学成效和社会影响，除了得力于制定从入学、自学、面授、辅导、答疑、作业到考试、毕业、奖励等一套完善的函授教育流程，并重视各个环节的高质高效落实外，还与它利用编纂教科书的成功经验与人脉资源，编制科学合理、循序渐进的课程计划并广聘名家泰斗编写教材、兼任教员或顾问密不可分。学界名流参与编写的优质教材，是其能够在函授界长期独占鳌头的核心竞争力。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重订的《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简章》（下文简称“《简章》”）第四章《课程》对国文科所开课程及所用教材有详细介绍：

第五条 国文科分初、中、高三级，其课程如左：

（甲）初级：一、《读本文法作文合编》，十六册；二、《尺牍教本》，四册；三、《程式文范本》，二册；四、《书法教本》，二册（楷书及行书）。以上为课本。五、《读书法讲义》，一册；六、《字源学讲义》，一册。以上为讲义。

（乙）中级：一、《读本》，十二册；二、《文法》，六册；三、《作文》，二册；四、《尺牍教本》，四册；五、《程式文范本》，三册；六、《书法教本》，二册（楷书、行书及草书）。以上为课本。七、《文学小史讲义》，一册；八、《文学概论讲义》，一册；九、《小说概论讲义》，一册；十、《论理学浅说讲义》，一册；十一、《英文汉译法讲义》，一册。以上为讲义。

（丙）高级：一、《读本》，十册；二、《文法》，六册；三、《作文》，三册；四、《名人尺牍选本》，四册；五、《程式文范本》，三册；六、《书法教本（各体书法）》，二册。以上为课本。七、《经学概论讲义》，一册；八、《史学概论讲义》，一册；九、《诸子概论讲义》，一册；十、《集部概论讲义》，一册；十一、《诗学概论讲义》，一册；十二、《词曲概论讲义》，一册；十三、《英文汉译法讲义》，一册。以上为讲义。

第六条 课本在使学者熟习应用文字之技术，概用文言编纂，惟初级文法之注解，则用语体。讲义辅助课本，使学者略知国文学之门径，其文字兼用语体文与浅近之文言文。

第七条 径入中级肄业者，补给初级讲义；径入高级者，补给初、中两级讲义。惟课本概不补给。

第八条 英文汉译一道，不特可为练习翻译之指导，且可以比较印证之法，辅助国文学之进步；惟是项课程，专为已习英文之学员而设，不习者听。

按，增设大学部之前，函授学社国文科初、中、高三级的学历程度，约相当于同时期的高小至高中，但所授内容更为丰富、集中、高深。《简章》第五章《入学程度及修业期限》第十一条云：“入国文科初级肄业者，须有与初级小学毕业同等之程度，或能领会极浅近之语体文，中、高级入学程度准初级递进。”至于课程设置及教材体例，则融合了中小学国文（国语）课及大学中文系的一些做法：“课本”大体与中小学国文（国语）课本对应，“讲义”则借鉴了大学中文系的分科及编法，但更为简要。这符合函授学社承担社会教育职能之外，拓展中小学学校教育的宗旨，正如《简章》第二章《宗旨》第二条所云：“本社宗旨，在辅助不能入校修业者，或在校修业而欲增进其程度者。”学社介绍亦云：“函授为辅助教育之最良方法，故教育发达如美国，其函授学社，各地盛行。返观吾国，自幼失学，长而就业，始觉学识不足之苦，欲兼修学业，又无释疑解惑之人，是以函授为最相宜。即中学以上学校之青年，除二三课本外，虽有教师耳提面命，尚不足餍足其求知识之欲望者，亦不可胜数。则函授之设，于教育前途，至有关系。”

整体来看，商务函授学社国文科的课程设置及教材编纂，约有如下特点。

第一，素养与技能并重。《简章》第二章《宗旨》第二条云，学社宗旨，在使学员“各具有国文学或英文学必要之智识，并能撰述应用之文字”，明确规定了专业素养与实用技能并重的培养方针。《经学》《史学》《诸子》《集部》《文学概论》《诗学》《词曲》等“讲义”，皆为提升学员的国文及国学素养而设。《读本》《文法》《作文》等“课本”，则为培养学员的国文表达技能而设。《尺牍》《程式文》《书法》等课程的开设，更是照顾到了学员的日常应用需求。在国文《读本》的编写中，亦渗透着结合范文讲解文章写作技法的实用精神。如《高级国文读本》卷首之《学者须知》云，“本编所选，皆切合适用之文”，“本编注重文法之解释，对于篇、章、句、字，说明不厌求详，庶使学者恍然于作文之有法，而知所规摩焉”。

第二，专业与通识兼顾。课程中，既有属文学一科者，如《读本》《文法》《作文》等“课本”以及《文学概论》《诗学》《词曲》《小说》等“讲义”，也有国学基础或门径、通识性的《书法》“课本”和《经学》《史学》《诸子》《集部》和《读书法》《字原学》“讲义”，还有国民通识性的《论理学浅说》（刊本实际题“逻辑浅说”）和《英文汉译法》“讲义”。逻辑是日常说理交流的前提，也是“一切学问之母”，可谓现代国民的基本素养，然而，它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非常匮乏，就是在今天的基础教育中也依然缺席。有时，我们难免感觉社会上戾气流布，重要原因在于国民普遍欠缺逻辑常识。而英文及其汉译法，则是了解世界、走向世界，更清醒地认识自身特点与处境的基本工具，况且，翻译还有助于学习文法，提升作文水平。逻辑和英文汉译法列入课程，顺应了时代潮流。至于课程编排，则颇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之用心。“课本”不必说，“讲义”的分级，亦充分考虑了专业与通识的深浅难易、衔接沟通及学生的接受次第：古人常说，读书须先识字、知门径，故初级先设《字原学》《读书法》；接着，中级导入《文学小史》《文学概论》《小说》等概论性或接近语体、易于理解的专业课，同时设置《逻辑浅说》《英文汉译法》等国民通识课；对专业概貌从纵、横两个维度有了一定了解，高级再进阶学习《经学》《史学》《诸子》《集部》和《诗学》《词曲》等比较专深的国学或国文课程，就比较容易了。

第三，史论与作品结合。函授教材分“课本”和“讲义”两种，除了上引《简章》第四章《课程》第六条所述差别——“课本”用文言，偏重技能培训；“讲义”用白话或浅近文言，偏重素养培养——之外，还有一点重要分工：“课本按级编制，实质与形式并重。讲义补助课本，述各种学术之概要。”也就是说，“课本”偏重于典范作品之解析，选篇兼顾思想性与艺术性，而“讲义”则提要钩玄，分科阐述国文及国学的发展历史及基本内容，提示经典并指点门径。这已具备了今日中文系史论与作品结合的课程架构雏形。不过，二者在课时、旨趣等方面的差别也是非常明显的。今日的中文系，文学史论教学占了绝大多数课时，几乎不开设单独的作品解析课程，仅在讲解史论时偶尔拈取一二作品作为例证，以至于很多学生对文学史论知识头头是道，可以高谈阔论，然而又因为很少阅读作品，对作品的感悟力和鉴赏力低得吓人，难以领略、体悟祖国语言文学的美与精髓，也难以通过中文系的学习让表达水平得到提升。职是之故，戴建业称今天的古代文学教学为“买椟还珠”，呼吁从“以文学史为经”变为“以文学作品为本”。相较而言，函授学社的课程大概因为要参照并对接、拓展中小学国文（国语）课，则以作品为主，史论为辅。诸门课程教材，每册字数大致相当。“讲义”总共十三册，而“课本”中，仅国文《读本》就有三十八册之多，《尺牍》《程式文》也是范文选。国文《读本》每篇范文后，不仅有难词、地名、制度、典故等的“解释”，还有详细阐发篇法、章法、句法、字法的“指导”，布置的“练习题”也紧扣作品。凡此种种，务使学员在把握国文及国学流变大体的前提下，悉心体悟具体范文之美并知其所以为美的情思、法度，进而迁移、应用到自己的作文实践中。函授学社的课程设置，无疑更能接续中华文脉，提升学员的国文素养和表达技能，颇值得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借鉴。

第四，中学与西学同列。这在“讲义”中体现得尤其突出。函授学社国文科兴办的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正是西方现代学术观念、教育体制大肆输入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彼时，中国传统学术观念尚有一定影响。商务这套“讲义”，即鲜明体现了过渡期中学与西学同列、融通的特征，清晰折射了新、旧不同立场学人的治学宗旨与理路。屠孝实《逻辑浅说》、林玉堂《英文汉译法》，乃西学产物。李笠《文学概论》、闻宥《文学小史》、刘永济《小说》，主要是按舶来的西方现代“文学”“文学史”“小说”观念撰著的。孙德谦《诸子》、谢无量《集部》、陈衍《诗学》、徐珂《词曲》和胡韫玉《字原学》，观念、路数都比较传统。王国维《经学》、柳诒徵《史学》和梁启超《读书法》，则以传统为主，积极吸纳、融合西学。从科目上看，《文学概论》《小说》等之外，另设《经学》《史学》《诸子》《集部》等，显然是为了构建、发扬“国学”，夯实“国文”一科的根基，而这，又与“西学”的刺激、影响密不可分。衍至今日，构建自主知识体系仍是中国学人的重大使命，先贤的做法与思考，或许能提供不少切实的启示。

可见，科学合理、适时顺势的课程和优质精要、深入浅出的教材，是商务函授学社在同业长期保持领先地位的关键因素。国文科教材中，“课本”未署名，应是社里组织员工编写；“讲义”的作者，大都是当时相关领域卓有建树的名家泰斗。商务约请他们撰稿，不仅可利用名人效应推广函授业务，而且为现代学术催生了宝贵的论著。现代学人述学，已经以专题论文或著作为主，没有外界约稿，一般不会撰写概论性著作。今天，概论性著作大多粗制滥造，成了“大路货”“陈腐”的代名词。但这些名家泰斗非常“爱惜羽毛”，是用狮子搏兔之力精心结撰的。王国维《经学》稿本今存，与刊本相比，差异很大，足见大师著述之严谨。总体而言，这些“讲义”非泛泛的陈说综述，而是浓缩着心得、新见，闪烁着才情、个性，与著者的其他专题论文、著作有互文关系，为理解后者提供了极为难得的宏观背景。若其他论文、著作有所散佚或未及完成，“讲义”的文献价值就更大了，可藉其仿佛大概，孙德谦《诸子》即是如此。因此，这套“讲义”，不仅是普通民众提升国文水平和国学素养的绝佳读物，也是专家学者研究国学及现代学人、学术史、语文教育史的珍贵文献。

不过，由于“讲义”非正式出版物，人们不大注意保存，虽然仅过百年，查找起来却非易事。后人为著者编的文集，如《谢无量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陈衍诗论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柳诒徵文集》（商务印书馆，2018年）等，或未收录，或未找到商务刊本补、校，颇多残缺、讹误。上海古籍出版社即将推出全套十三种“讲义”的整理本，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