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忠岳：他的生命与诗歌同在
这天晚上，我收到了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韩品玉教授的短信，他问我要2023年10月在济南和诗评家袁忠岳先生相聚时合影的照片。我没有多想，回复他明天到备存的U盘里找。待第二天早上打开手机微信，看到他转发的消息，却是袁忠岳先生去世的讣告。先生于2026年4月3日上午11时49分在日照逝世，享年90岁。
惊悉噩耗，我万分悲痛。
记起去年8月，我回到老家莒县，得知先生在日照的儿子家度暑，便打电话联系先生约好时间，和众文友一起欢聚于海滨。席间，大家谈文学、谈诗歌、谈生活、谈健康，其乐融融。先生虽已近90岁，但精神矍铄，谈笑风生，还向大家分享了如何战胜疾病的经验和自己的日常生活作息。哪里想到，先生突然就离开了我们。
我与先生的相识，源于诗歌。
在那个文学潮涌的20世纪80年代，闭塞的山沟角落同样也受到文学的呼唤。当年才20多岁的我，虽然对文学创作还处于懵懂状态，但被那缪斯之梦深深吸引着，在老家莒县大石头乡中学创办了山泉文学社。那个时候还较贫困，连纸张都是缺乏的，还是党委办公室给我们提供了纸张。我边发展社员边约稿编稿，找学校两位写字好的老师帮忙，用铁笔、钢板、蜡纸设计刻版，用油墨辊子印出来，再用订书机订成刊物。这个过程持续了约半年时间。由于蜡纸的质量和刻字技术不过关，每张蜡版辊印五六十份就不行了，因此，每期只能印五六十册。我们通过邮局寄给所知道的报刊，盼着他们能择优发表；同时，还慕名寄给本省的几位作家和文学专家。其中，袁忠岳先生就是我们敬仰的一位。
袁先生当时在诗歌界已颇具影响力。他和吕进、阿红、叶橹、朱先树、杨光治、朱子庆等青年诗评家形成了“上园诗派”，倡导尊重诗歌的艺术规律，主张传统经验的现代化以及西方经验的本土化，打通古今，融贯中西，为推动诗歌发展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他以诗评家的前瞻性眼光，敏锐地把握20世纪80年代所涌现出的诗歌现象，往往能准确地抓住痛点与症结给予评判，是当时“朦胧诗”最早的支持者之一。他在争鸣中坚持自己的诗学观点，表现出了作为一代杰出诗评家的风度与气度。
由于生活环境与读书视野的狭窄，那时的我对当代诗歌的发展一知半解。我只是在《黄河诗报》等报刊上读到袁先生的名字，按文后介绍的单位冒昧寄去社刊《山泉》。不久，他回信了，对我们给予热情的指导，并欣然应允做文学社的顾问。
他在1989年11月12日的信中说：“从总体看，《山泉》水平在不断提高，风格流向是很多样的，也有很现代派的诗，如《真的无题》（蓝野），也有很现实的诗，像你写的几首。不过，总体觉得在切近与深刻地接触时代与现实上显得不足。我们存于其中的现实生活影子太淡，难以有震动人心的效果。不是一定要直接去写生活，可以写山水日月，但一定要是现实生活体验的沉积。诗之价值，取决于体验的深浅、沉积的厚薄，直接写生活的，也不一定就切近现实，更不一定深刻，这里也有一个体验与思考的问题。在艺术表现上则应求新求异，有与众不同的追求。”袁先生诚恳的话直指问题所在，给人启迪。对于初出茅庐的我们，他的指点迷津与引领方向，是多么重要啊！
山泉文学社以我、蓝野和山妹为主要参与者。到1991年时，我们已团结了一批山东青年诗人，于是我们编选出版了诗歌合集《土地的花冠》。为了提高诗集的分量，我写信向诗歌前辈臧克家先生求写了书名，同时让刚师范毕业、在乡村小学任教的山妹，乘坐长途客车前往济南山师大拜请袁先生作序。
袁先生当时工作繁忙，但当看到风尘仆仆的山妹时，还是连夜赶写出了《我的祝福》。序言开头写道：“一个炎热的下午，素不相识的山妹叩开了我的房门，说是山泉文学社派她来的，他们要出版诗歌合集，校样已经出来了，差一个序，想让我给写一个，不知行不行。面对风尘仆仆、汗珠凝额的她，面对山里人朴实坦然的脸，面对只有诗的忠实信徒才有的虔诚的眼神，我不忍用任何借口搪塞她，把她拒之门外。我应允了。”他在序言中对我评价道：“（王世龙）对文学事业的执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没有因为残疾而对生活失去信心，相反，却以加倍的努力去创造一个属于他的以诗为内容的新而美的生活。他把学习与教学的剩余时间全部献给了诗，不是写诗，就是编诗、刻诗，其实他的学习与教学何尝不是为了诗呢？无法想象，离开了诗，他如何生活。他的努力没有白费，通过诗与文学社他认识了许多朋友，许多朋友也因此认识了他……现在，他没有急急地忙于出自己的诗集……而是首先考虑为文学社的成员集体出一本诗集，为此忙乎了半年，付出了大量心血，才始有眉目，这也是很难得的。”
他对诗集作品的评价很中肯，也指出了问题所在：“既然是一个合集，集中的诗作难免参差不齐，对此不能苛求。一个山区农村学校的文学社能向社会展示这样一个诗歌面貌，已足令人刮目相看了。诗集中散发出来的泥土气息，给人一种祥和安慰之感，勾起了人们对自己故乡童年纯真生活的回忆。人离故土，心能离故土吗？在表现方式上已能不同程度地摆脱原有思维模式的束缚，去追求更为现代的表现手法……”
如今再读先生发自肺腑的文字，心情怎能平静？
1989年冬天，先生到沂南县为临沂地区文联举办的文学讲习班授课。当他得知莒县和沂南县相邻，便委托沂南县委宣传部领导打电话到莒县宣传部，宣传部又将电话打到我任教的学校，邀请我及文学社的骨干去听课。可是不巧，我那天已定下参加县教育局教研室举办的公开课展评，不能请假。于是，我让文学社副主编蓝野代表我们前往。就这样，我错失了与先生见面的机会——每每回忆起来总是感到愧疚与遗憾。
蓝野回来后，带给我先生的诗歌评论新著《缪斯之恋》。听蓝野说，先生主要是想和我们见见面，才费心思托人打电话联系我们。蓝野作为临时参加的特邀学员，没有提前安排好住宿，先生便热情挽留他住在自己的房间。我听了十分感动。当我打开先生赠送的著作，见到扉页上写着“诗歌与生命同在”的赠语及签名时，更是心潮澎湃。
从此，我总想着有机会就去拜见先生。但事与愿违，与先生的见面却是在二十年之后了。20世纪90年代，我乘着市场经济改革和人才流动的东风，走出莒县的大石头山沟，来到北京做编辑。我为了心中的理想殚精竭虑，疲于奔忙，新的环境与工作让我渐渐疏于和先生联系。直到2009年1月，诗人林莽在北京朝阳区文化馆举办诗歌创作四十年诗画展，袁先生和山东大学的吴开晋教授等人从济南来到北京参加活动，我们才终于相见了。
此时他已70多岁，身体健朗，谈笑风生，犹如壮年。在参加活动的间隙，我们交流了不少话题。我得知他退休后，仍然在给学生上课，不时参加一些学术活动，总是关注着诗坛的现状与发展。他的诗歌创作思想令我受益匪浅。正如他的学生、著名诗评家张清华为他的论著《诗学心程》作的序言中所说：“他的诗学人格和理论著述将被时间证明是站得住脚的。”是的，先生正是把世界文艺思潮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通，从而创造出独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诗学。
当我向先生介绍了自己的创业历程和美好打算，并对自己没能专心创作而感到失意、愧对先生的期望时，他却理解我，还安慰和鼓励我。他说到我心里最深处去的话是，你原来在家乡基层学校办文学社取得了实际经验，现在面向全国，舞台大了，视野更开阔了，通过校园文学活动实现中小学文学教育与大学的链接，比你个人写诗的意义更大。一个人的精力有限，现在先做好你的事业，以后经历多了，体验也就深了，还会有时间写出好作品的。由此，我更坚定了目标，信心也增强了。在人生摇摆的时候，听到智者的一句话，如醍醐灌顶，让人不再彷徨。
袁先生正是因为热爱诗歌，才战胜困难，淬炼出人生的灿烂的。他同样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家庭。幸运的是，他十几岁时，家乡贤达人士在他外公家的房屋中筹办了一个“小小图书馆”。他在那里阅读了不少文学作品，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报考大学时，他在志愿栏里填写了中文系，梦想成为一名诗人、作家。虽然后来遭受了岁月的磨难，但他始终没有放弃文学理想，最终选择了从事诗歌评论与研究这一事业。他以优秀的人品与文品，在当代诗坛留下了灿烂的身影。
先生的生命与诗歌同在！
